第三节 清代贵州回族文化

一、历史背景

清代，贵州回族状况与清朝统治者对待和处理伊斯兰教的政策密切关联。

清政府对待和处理伊斯兰教的政策主要体现在：

（一）坚持各行其道，不强使伊斯兰教信仰者改宗的政策。这也是清王朝的一贯政策，即不得强行将信仰该教者并入他教。

（二）强调对回民（实指全部伊斯兰教信徒）“一视同仁”的政策。对此雍正曾讲过两次。一是雍正七年，雍正说数年来屡有人具折密奏有称回民自为一教，异言异服，且强悍刁顽，肆为不法，请严加惩治约束等语。一是雍正八年，安徽按察使鲁国华奏称回民居住内地，用回历，不分大小建，不论闰月，以三百六十日为一年，私计谋日为岁首，群相庆贺。平日皆戴白帽，设立礼拜、清正等寺，妄立把斋名目，违制惑众，“应请严行禁革，恪守典章，违者照律定拟”，云云。雍正对此严加驳斥。雍正的谕旨要求：要承认其教，此教乃历史流传下来，是该民人之习俗，不得因其教不同，语言服饰不同而“异视”；二是要认识其教也是同归于为善；三是判断奸民与良民，应以是否作奸犯科、惑世诬民为准，不能以教与习俗不同为断；四是地方官吏要以治众者治回民，不得以比治众者更严的办法治回民；五是回民入仕为官、进秩应与众仕平等。

（三）坚持以儒学思想训导回民，企图使之归于“德化”“兴孝勤忠”“型仁讲让”。这一点在雍正七年的谕旨中已经提及。即“回民者当知率由礼义，讲让兴仁”那段话。雍正八年的谕旨，再次强调说：“回民之在中国，其来已久，伊既为国家编氓，即皆为国家赤子也。朕临御天下，一视同仁，岂忍令回民独处德化之外？是以曾颁谕旨，训以兴孝勤忠，望其型仁讲让，服教慕义，共为善良。即数年来亦未见回民作奸犯科，逞凶肆恶者。且其中有志上进者甚多，应试服官同于庶士，而以文武科各出身清登显秩，为国家宣力效忠者常不乏人。”

（四）既许回民保教，也就不干预伊斯兰教的传习、抄录、携带经卷等。既然朝廷将伊斯兰视为佛道一类，对于正常的宗教信仰活动也就是允许的，但应该说朝廷并没有明确的对待伊斯兰教的政策。总体上看清朝的皇帝，在处理民族宗教事务方面头脑还是清醒的，但地方官员迫害宗教事件仍时有发生。譬如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福建兴化府发布布告言：“为此示仰府属军民人等知悉：凡误从无极教，并罗教、天主、白莲、无违（为）、回回等教者俱著即速自行出首，将所传经典，作速缴官，以凭汇集销毁，本人亦免治罪。倘再不悛改……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 ^[1] 将回回教（伊斯兰教）与邪教等同，对信仰者予以严厉打击。

清王朝在伊斯兰教派别和教派矛盾的处理上存在重大失误，这与清王朝这一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度本身具有的反动性和与人民群众的对立性是分不开的。清王朝对伊斯兰教的教派之争进行的干预和镇压是非常残酷的：第一，不是一视同仁，而是实行存一派灭一派的政策，这种政策直到清朝后期才得以改变。第二，借刀杀人，让新旧两派自相残杀，达到从中控制的目的。第三，新教起义失败后，清王朝进一步削弱伊斯兰教力量，加强对这些地区的统治。清王朝对待和处理伊斯兰教教派矛盾的政策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这一政策加剧信教民众的对立，迫使一部分受压制的回民多次起义，造成中国西北与西南回民聚居地的长期动荡。清朝晚期此种政策虽有所更正，但那是因为考虑到外国势力的渗入。 ^[2]

二、回族大量迁入，社会地位提高

（一）随清军进入贵州的回族

清初，清军为进击南明永历朝残余势力，大举进军云贵地区。由陕西、宁夏、甘肃及河北等地征集的一批回族将士随军进入贵州，戍守各地。其后，又有不少回族将领、官员在贵州任职。仅雍正三年到道光十八年（1725—1838年）就有马会伯、哈元生、哈攀龙、哈国兴、张国相5人先后出任贵州提督（张国相离任后，朝廷准其入籍贵州），其部属中有不少回族。回民大量迁入贵州，尤其是他们中不少人为各级军政官员，提升了回族的社会地位。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凉州（今属甘肃）庄浪人韩忠任威宁镇总兵；同年都民军马姓“祖公率二子高祖氏从军，原任贵州威宁镇韩公来镇，随营效用……雍正年间，效用补中营把总，旋补中营千总。雍正间，树功古州，升都司，特授贵州铜仁府抚标……由任回威郡，继至昭邑。长君入籍昭郡，复以骑士仕。卒于官舍，葬于马家屯。” ^[3]

雍正二年（1724年），直隶河间（今河北河间）哈元生（1681—1738年）随贵州威宁镇总兵石礼哈来黔。雍正三年（1725年），升至贵州威宁镇中军游击。雍正七年（1729年）二月，以军功擢升至安龙镇总兵。次年乌蒙土司兵再次反抗，鄂尔泰调兵三路分剿，哈元生由威宁一路直趋，不数日收复乌蒙。哈元生勇力过人，善骑射，又精通韬略，统带营伍恩威共济，深受皇帝的宠信。雍正皇帝深奖其功，赐给孔雀翎及冠服，赏白金1万两。雍正九年（1731年）擢升为云南提督，不久改任贵州提督。这年哈元生母亲年逾八十，受封诰。雍正十年（1732年），皇帝召见哈元生，命他在军机处行走。不久，返回贵州，很快平定凯里和台拱（今台江）。雍正十三年（1735年），贵州古州厅（今榕江）苗族土司起兵抗清，北进至黄平。哈元生被授为扬威将军，但因朝廷协调贵州、湖南两地参战军队方式失当，哈元生又力主招抚，以致师久无功。经略张广泗劾哈元生徒事招抚，被罢官逮至京师，以贻误军机罪论斩。乾隆元年（1736年），皇帝免了哈元生的死罪，赐给副将衔，发往哈密军营效力。乾隆三年（1738年）正月，以副将衔病逝于哈密军营中。 ^[4]

雍正三年（1725年），陕西宁夏府（今宁夏银川）人马会伯，任贵州提督。在贵州任内，恪尽职守，受朝廷嘉奖。《清史稿》载，雍正三年，马会伯“擢贵州提督。疏言：‘贵州土瘠兵贫，臣捐谷千石，所属四营将备捐千石，贮以济兵。来岁续捐增贮。’上善之。……得旨嘉奖。” ^[5] 雍正四年（1726年），四川成都人冶大雄，授贵州抚标右营游击。

雍正十三年（1735年）哈元生之子哈尚德（任骑兵营参将），“擢清江副将。乾隆三年（1738年）调定广（定广协驻今惠水）副将。……八年迁湖北宜昌总兵。十三年润七月调古州。” ^[6]

乾隆六年（1741年），甘肃灵州人苏尔相，到上江（今属三都）协当马兵，十三年（1748年）补本营外委，十八年（1753年）调古州镇（治在今榕江）外委，次年任把总，二十二年（1757年）升荔波营千总（后往征缅甸），三十三年（1768年）七月，补定广协右营守备（后兼署云南提督）。

乾隆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1758—1759年），直隶河间人哈攀龙任贵州提督。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云南、贵州一些地方局势不稳定，哈攀龙上奏“可调哈廷梁、哈国兴同去”。 ^[7] 乾隆准奏，遂令二人领军出征，使乌蒙及古州局势得以平定。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十月，哈国兴（哈攀龙之子）任贵州提督。

乾隆六十年（1795年），云南龙陵人张国相，随军出师贵州铜仁。次年随军赴湖南、四川、云南及西北等地。道光十八年（1838年）60岁时出任贵州提督，“十八年奉旨补授福建陆路提督，陛见，蒙上问：‘尔出外离家多少年？’奏对：‘四十年。’即蒙恩谕优渥，拟调回邻省，命具折谢恩，随即改调贵州提督。名见，蒙上谕曰‘尔年六十，朕以四十余岁提督相待，慎无辜负朕恩’等语，温旨褒恤，公倍切感奋。至黔两任，于二十五年以伤疾辞休，请旨入籍贵州。蒙恩予告，准其入籍贵州，并赏食全俸，以养余年。计公自入营大小临阵，凡八十三战，战无不克，斩首九级，生擒贼头二十二名，捉生六百余名，抢获枪炮、骡马、牛羊一千一百数十具。……辞休后，居安顺四载。谢世时，年七十有五。所谓富贵寿考者，公其有焉。事闻，蒙圣恩轸念老臣，赐谥“壮悫”，予祭葬。” ^[8] 张国相因功勋卓著得到道光帝赞赏，《谕祭原任贵州提督张国相文》说：“……尔原任贵州提督张国相，赋质赳桓，杼诚笃棐……从征楚水，飞腾矢石之间；迨敌忾于滇池，师顺为武；旋整军于蜀道，战功日多。虎旅分司，将略早伸于秦、陇；鸿猷懋著，官阶备历夫参、游……身亲桴鼓，奋呼而声振龙沙；气壮雷霆，转斗而功收雁塞……曹州之棨戟初临，闽海之麾幢再驻。积功五十余次，早陟千总；服官四十余年，荐升提镇。洎夫旌移金筑，纛建玉屏，胸藏十万甲兵，固圉不惊乎刁斗；腹住五千文字，筹边足展乎韬铃。乃遘厉之俄闻，俯俞休沐；冀沉疴之立起，伫获安痊。珍摄方期，渐目递告，式颁彝典，载展雕筵。”张国相曾捐资培修安顺清真寺，并赠送“教中昆仑”和“世守良规”两块匾额。

此外，乾隆四十一年至四十八年（1776—1783年），陕西西安人乌大经任贵州古州镇总兵。乾隆五十年（1785年）六月，四川新都许世亨补威宁镇总兵，后升浙江提督。 ^[9] 嘉庆六年（1801年）六月，甘肃张掖人马瑜，任安义镇总兵。嘉庆末年（约1820年），乌大经之子乌承绪任贵州黎平参将， ^[10] 广西人白宝任贵州古州营都司，云南昭通人马廷随任铜仁协镇府，马廷俊任遵义府副将，马玉连任威宁州扶夷千总，马玉环任贵州督标都司，赛鼎爵任石阡营把总，赛鼎禄任黄平营左司把总、功加守备。

据《孔子世家谱·宣威支谱》（2002年新修）记载，孔氏第56代孔希瑶于明建文二年（1400年）入川居邻水县。永乐二十年（1422年）其孙孔公锡任指挥都统，镇守乌撒卫，封明威将军。清顺治（1644—1661年）年间其后裔孔尚中（任威宁指挥使）之子孔衍武娶当地回族女刘氏为妻，因此信仰伊斯兰教。雍正九年（H31年）其后辈中又有由威宁羊望桥（杨湾桥）迁往鲁甸岔冲居住。 ^[11]

清代入黔的将领、官吏及部属有留居贵州者。民国《兴仁县志》载：“雍正四年，清廷又派回族武将哈元生驻防盘江，以后哈曾任安龙府总兵和贵州提督，其部属定居于县境。至此，始在姑屯、潘家庄等地修建清真寺。”民国《昭通县志稿》也说：“前清哈元生两次平昭，所带兵丁多系回民，领土占籍，择取地方，悉得东南一带高原。”表明定居者中，回族占有较大比例。

（二）为官、经商等进入贵州的回族

一些回民因为官、经商等入黔，有的落籍于此。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云南元江人、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进士、书法家马汝为，补贵州铜仁知府，在任3年，清正廉明，“治声甚著”。 ^[12] 马汝为出身贫寒，最解民意。在铜仁府任上，常轻装简出，深入民间访察，洞悉疾苦，兴利除弊，平冤解屈。一次，察知豪强霸田一事，凡被占民田，命随从在田边植树一株，并手书“皇法不容强占民田，知府马汝为到此”挂于树，豪强见状，不敢顽抗，立即还田，并赔损失。后以其母年老，经奏准侍侧守终尽孝。 ^[13]

雍正五年（1727年），安徽宣城人、廪生詹彬授贵州镇远知县，署印江县事。印江是汉族和少数民族杂处地区，常发生民族纠纷。詹彬对少数民族以诚相待，使民族矛盾得以缓解。不久，詹彬调思南府安化县。任满后，迁大定府通判，署平远州知州、黎平府知府。所到之处，一郡肃然。 ^[14] 詹彬于乾隆六年（1741年）任大定府通判时，劝农兴学，爱民如子。卸任时，士民塞途而送，且有挽衣泣下者。百余年后，父老犹称道弗衰。 ^[15]

乾隆十九年（1753年），甘肃宁朔人、荫生李现祥，为侍卫贵州提督中军署平远协镇都督府（此前任云南平彝县知县）。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七月，四川营山县人、乾隆七年（1742年）进士马元烈任大定府知府。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安徽怀宁人马家梁（乾隆丁卯科文举），擢贵州真安州知州。 ^[16] 浙江钱塘人李若虚，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援例为贵州铜仁府正大营巡检；乾隆四十五年（1783年）代办松桃厅（向系铜仁府分驻同知，今直隶贵东道）同知事。因过失失官，遂游幕贵州、青海一带。乾隆五十年（1785年）回成都。 ^[17]

清初，秦姓（秦其昆）由昭通迁居威宁妥摆姑，娶马氏为妻，生6子。

湖南《丁氏族谱》载，其族在清初有迁入贵州者。《丁氏族谱》言：“肇自远祖汉沙公帅师由大食落籍金陵，助明太祖起兵，以军功授武德将军……累建奇功，赐姓丁氏，秩升武节将军加骁骑尉。……自国朝汰卫裁军，零星散住，近而会、绥、沅、永，远而滇、黔、粤、蜀……” ^[18]

昭通《显考米公广济大人之墓铭》载：“延美之子，原籍陕西，共叔守业。其后大招游落迤西；大方游乐马厂，大名游落威宁，延周六子仍住拖姑。” ^[19]

昭通《撒之贤墓铭》载：“公讳之贤，生于康熙丁丑九月，卒于乾隆戊辰。威宁下坝掌教公之子也。其始祖原籍陕西固原州望族。在洪武年间奉调南征从戎者二支。承平后，一隶籍于川南会城，一隶籍于黔属威宁，即公之本支也……闻其先公以来，世行以思了母，故虽宦游而实能体真主之命，循贵圣之踪，以故公父守世德。婚则学习经典，继以经明行修，为众亲推戴，首举之以下坝之掌教。原配祖妣季世，乃生公昆仲七人。公次行其长，昆及仲，散处曲属宣威底母。三兄、四兄，分处威宁之三元山、海子屯。其季兄二支沦没。雍正八年，昭郡改土，公乃入昭，创业于此。与此方亲友立以思了母，袭先人之业，为此方之掌教，承领正道之纲维，遂乃世居于此。” ^[20]

康熙年间，云南昭通阮氏族人阮国良迁居威宁州杨旺桥，娶马家屯马氏，生两子，长子起龙，次子起云。起龙配刘氏，生4子：连登、连科、连弟、连毕，连登之孙洪向迁居威宁蚂蟥箐。

贵阳《刘氏宗谱》载，其太高祖刘宣于清雍正时由河北宦游来黔，祖父国思、父焕章均在黔为官，以后刘氏在贵阳定居。

康熙五年（1666年），苏姓由湖南邵阳迁居铜仁府谢桥，再迁玉屏新坪。 ^[21] 新编《万山特区志》载：“康熙间，苏姓由湖南邵阳迁居铜仁府谢桥，其会石工手艺，曾参与铜仁文笔峰建设。苏氏匠人很多，其中苏明良最为著名，他雕刻的石狮形象逼真，后来受聘修建张家山大拱桥（原名永兴桥）。此桥，长11米、宽3米、高6米，建于同治年间，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算得上一项大型工程。苏明良还为当地设计和修建了10多座大小桥梁等，擅长雕刻龙凤图像。 ^[22]

回族约在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开始迁移到贞丰，以后逐渐增多。迁入的来源主要是江南的江苏、浙江等省；西北的陕西、甘肃、云南；贵州大河铺（大坡铺）等地。贞丰回族主要有张、孙、杨3姓，其余姓氏有马、桂、陈、丁、达，保、李、阮。 ^[23]

雍正末年苏仕辅游学至黔，遂居贵州威宁州，娶宋家山下坝马承伯侄女，生三子，长有智、次有信、三有功。苏有信于乾隆二十八年至三十九年（1763—1774年）由行武出师贵州、云南、四川有功，历任云南维西协副将，奏署腾越镇总兵。苏有功由武生出征有功，加都司，升贵州大定协中军都司。 ^[24] 同期，韩姓由陕西固原州（今属宁夏）柳树湾迁到威宁定居。

浙江督粮道金溶（字广蕴，顺天大兴人），雍正八年进士，乾隆元年以刑部员外郎主试贵州。 ^[25]

威宁撒姓二世祖撒西昌，历任贵州参将，在雍正年因乌蒙叛乱，奉旨征剿，后定居威宁下坝。其后裔分别居住在威宁三刀山、撒家院子，云南昭通、大关等地。 ^[26]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湖南宝庆府纲州苏姓兄妹4人，迁徙到今织金县，后婚配成家，世居此地。

乾隆年间，马姓和桂姓由湖南新晃桃花坪及省内普安州大坡铺迁居铜仁锦江和刘场坡。

清中叶，纳姓由云南临安府（治今云南建水）迁入威宁。

道光二十二年（1822年），随军进入云南的马华（原籍陕西）。年久思乡，辞官率家人、族人300余北上回籍，沿途匪患猖獗，途经遵义时留居下来。主要从事商业，往返于云南、广西、重庆等地，经营瓷器、鞋袜、帽子等，昌盛一时。 ^[27]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五月至八月，山东临清人、道光六年进士洪梦龄任余庆县知县。朋友说这是大材小用。梦龄正色道：“知县乃亲民之官，为朝廷育人才，为制抚助赞衰，作国柱石臣者，皆依赖知县为基也。” ^[28] 任职期间“重待士子”。 ^[29] 他注重农学，甚多惠政，为一时良吏。洪梦龄家世有善行，州牧额其堂曰“积善”，取“余庆”之意。 ^[30] 他嗜读书，常废寝忘食。对文史考证和程朱理学，都有兴趣。

云南泸西人、举人马安礼（1820—1899年），字敬斋，号率真子，晚清伊斯兰教学者，晚年出任贵州省安隆、开泰两县知事，任内清廉自守，秉公执事，深得当地人民好评。 ^[31] 马安礼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师从马德新，学习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经典。同治十二年（1873年），马安礼朝觐回国。光绪元年至二年（1876—1877年），任法国驻华公使馆的汉阿文译员。

同治五年（1866年），刘革安（籍贯不详）任仁怀县县长。 ^[32]

光绪初年（约1875年），成都人马中龙任贵州普定县知事，后迁知府。马中龙对伊斯兰教事业很关注，他看到唐晋徽《清真释疑补辑》一书，爱不释手，决定资助其重新刻印，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问世，版藏在成都清真寺内。 ^[33]

光绪前期（约1885年），天津人张得禄调补贵州古州总镇府。

光绪二十年（1894年），云南玉溪人马启华（甲午科乡试举人），授贵州大定府知府。卸任后会云南昆明经商。 ^[34]

三、经济社会状况

有清一代，贵州回族经济有一定发展。《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民族志》说，善于经商的回族，对威宁各族人民经济的发展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因此凡与回族杂居的其他民族往往受回族的影响，也注重和善于经商。

雍正年间（1723—1735年）“改土归流”后，威宁的地主经济得到完善，生产力得到进一步的解放。经过长期积累，到了清末，回族中出现了新兴地主。 ^[35] 威宁回族除种粮食外，还大量种植梨、核桃等经济作物。清末，威宁中河回族由陕西引进苹果种植技术。 ^[36]

威宁刘文正、董必勇两家均有羊数百只，牛、马数十头（匹）；马开勋家八世务农，五谷精良，还经营蚕园、白蜡。有少量回民从事小商品经营，走村串寨，经营布匹、盐巴、茶叶、牛羊肉等。

手工业方面，贵阳张氏皮革作坊，产品工艺精细，行销省内外。

清末，贵州回民马帮运输兴起，马帮往来于云南、四川之间从事长途运输。

道光末年，威宁回民兴办了银矿。

光绪初年，因市场需求增大，促进了回民织布业发展。普安青山回民由云南昆明、广西南宁购进棉纱，织布供应市场。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云南玉溪“兴顺和”票号在贵阳三道坎（今中华中路王家巷）设分号，资金为白银1万两。 ^[37]

四、清末回民起义与反清斗争

清中叶后，清朝贵州地方官员对回民持歧视态度，采取压制政策。清乾隆十三至十五年（1748—1750年）任贵州巡抚的爱必达，在其所撰《黔南识略》中就认为：在威宁“惟安插之回民，顽黠者多，汉夷之受其扰，历加严惩，尚未悛改。” ^[38] 这种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必然招致回族的反抗。

（一）回民起义

1.黔西北回民起义

咸丰六年（1856年），云南杜文秀领导回民发动起义，云南总督策划剿灭回族。威宁地方官府也认为回民“是米中的谷子，要拣干净”，加强“灭回”准备。咸丰七年（1857年），威宁知州袁浚诱杀回族乡老马六于城隍庙，并派团勇200余人，出城剿杀回民。此时马坡回民因本村妇女马二花受帮会流氓毒打发生骚乱，袁浚立即调团勇前往镇压，将马坡回民80余户300余人全部杀害（史称“马坡事件”）。 ^[39]

为了反抗清政府的残暴统治，从咸丰七年至光绪十七年（1857—1891年）威宁爆发了4次回民起义。其中，咸丰七年至同治八年（1857—1869年），威宁赛君美、杨德明领导的回族反清起义影响较大。起义军活动于黔西北、滇东北地区，歼灭清军及团勇数千人。 ^[40]

2.黔西南回民起义

咸丰八年（1858年），盘县大坡铺回民与地主间积怨激化，官府未妥善解决，引发回民起义。起义军在张凌翔、马河图领导下，得到黔西南各族民众响应，翌年11月攻占新城（今兴仁县），建立元帅府。起义军旗帜为白色，上用阿拉伯文书“反清起义军”，后世称这次起义为“白旗起义”。不久，攻取安龙、贞丰等10余州、县，前锋到达罗甸、永宁（今关岭）等地，队伍达10余万人。 ^[41]

图3《咸同贵州军事史》记载了贵州回民起义 纳海洋提供

为瓦解起义队伍，云南布政使岑毓英于同治元年（1862年）委任云南提督马如龙（降清的云南回民起义将领）举荐的金万照为“议抚游击”， ^[42] 率500人（一说800人 ^[43] ）到达新城（今兴仁）招抚起义军。金万照到新城后为义军精神所动，加入起义军，被推举为“经略大臣”。 ^[44] 同治三年（1864年），起义军将领马忠降清，张凌翔、马河图牺牲，起义军遭受挫折。金万照领导起义军坚持斗争。同治十一年（1872年），清军10余万人进攻白旗起义军。在孤立无援之际，金万照以保全城中军民生命为条件，与清军谈判，被囚禁解往贵阳，惨遭杀害。“白旗起义”失败。

但回民的反抗斗争没有因遭到镇压而停止。如，光绪十九年（1893年）二月，白旗起义军旧部保老四等，参加了四川人刘飞燕在普安发动的起义，任兵马大元帅。 ^[45] 是年与苗族岩大伍的起义队伍联攻普安厅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年左右，河南一个姓马的回民在桐梓县扶欢坝借传神拳为名，进行组织义和团的活动，得到当地群众陈月波、陈秀俊等人的支持。

（二）反清斗争

贵州兴义人保衡（字经叔），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考取官费生留学日本，两年后在日本东京加入同盟会。宣统元年（1909年），奉同盟会之命回奉天省（今辽宁）从事策反清军的活动。后因事泄被捕，慷慨就义。

（三）回民起义与伊斯兰教传播

贵州历次回民起义均以伊斯兰教为旗帜，起义首领不少是阿訇。“白旗起义”义军还在根据地内建清真寺、办经学院等，推进了伊斯兰教传播。

黔西南回民起义首领张凌翔、金万照均为阿訇。张凌翔曾到云南学经，与云南哲赫林耶有密切联系；金万照出生于云南新兴，自幼好学，18岁时已能通背《古兰经》，人称“金二阿訇”。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到西北随哲赫林耶第四代教主马以德学习经典6年。回滇后协助“热依斯”马世麟办理教务。同治元年（1862年），加入白旗起义队伍后，他在新城办伊斯兰教经学院，规定8至16岁回族儿童须入院学习，学生毕业后成为阿訇或起义军骨干。黔西南回民起义军重视阿訇、乡老（主管清真寺事务者）的作用，“民间纠葛事纷纭，阿訇乡老任调停，有权有势得讲理，无权无势秉公评”。 ^[46] 同时，在白旗起义军控制的地方还修建了清真寺，如，贞丰清真寺即为起义军将领马斯骏倡建。

咸同年间贵州回民起义失败后，回民被大批杀害。清军攻占兴义府，云南援黔道员沈寿榕下令“尽坑城内降回”； ^[47] 新城失陷，贵州提督周达武“自率部诱降众张黑三、张答答、桂富荣等四百八十人至安顺骈斩之”。 ^[48] 民国《续修安顺府志》“杀降”条记载此事：“周虑其为患，顿起杀机，乃下令点名，以二制一，炮号一响，身首即异。健者脱而欲逃，则四围已有重兵防堵，插翅难飞。遂尽杀于督署内校场。裂腹伤胸，破脑削唇，横倒斜卧，殆不止百。惨矣！” ^[49]

清政府还将回族强迁各地，以便管束。“新城降众二千余人，业经该抚等筹商安插。仍着饬令地方官抚绥防范，毋贻后患。” ^[50] 一些回民为免遭屠杀，纷纷逃亡他乡。他们将伊斯兰教带往新的地域，在生活稳定后修建清真寺，如平坝城关清真寺，是清光绪五年（1879年）由白旗起义失败后逃到平坝定居的白璧光、马辅臣、张品扬等人筹银200多两买下南街的两间房子作地基，经过15年筹建，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建成。 ^[51] 安龙城中张家有两位妇女带着两个不满周岁的孩子逃到普坪石冲，后一位嫁给石冲汉族常家为妻，一位嫁在纳秧夏家，这样才保住了老小4条生命。后两个小孩长大成人，继承了伊斯兰教信仰。以后由兴仁县的姑屯、大寨、巴巴铺、鲁楚营，普安县的青山、旧营，盘县的烂木桥等地，迁来陈、杨、纳、马、孙、桂、刘、李8姓10多户人家，大约100多人口，散居在石冲、海厂、山王庙等地。他们在山王庙盖了两间草房作为清真寺，请来一位姓杨的阿訇执掌一切教务。 ^[52] 安顺樟树寨有不少回民是由威宁和云南昭通迁入的，随着人口增多和经济状况好转，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经马锡光、丁兰香、杨开友、撒八公、李四公等发动回民捐钱、献料，历6年建成清真寺。 ^[53] 咸丰末年，云南大理马云廷阿訇率其宗亲数人到镇宁避难，定居于距县城5公里的岩山头。后与周边地区回民交往通婚，人数逐步增加，以私宅设学校，教授子弟及外地负笈来学者共10多人。清末，亦建了清真寺。民国初年，又有云南昭通及贵州威宁的虎鸣皋等10余户迁到镇宁，散居于窝田、李广堡、长冲等。 ^[54] 昭通回龙坝回族，有的被迫逃到威宁。 ^[55] 盘县板桥镇头坝河、民主镇糯寨黄土坡等地回民（现有70余户），是白旗起义失败后由大坡铺华家屯逃到此躲避的，为免遭杀害，改随汉族习俗。直到20世纪80年代，其中的40余户才得以改为回族，新建了清真寺。 ^[56]

五、清真寺建设

随着回族经济的发展，新建、完善清真寺有了物质条件。康熙年间（1662—1722年）新建了盘县大木桥清真寺，安顺清真寺，威宁岩格箐和凉水井清真寺；雍正年间（1723—1735年）新建了贵阳清真寺，威宁撒家院子、新院子、鸭子塘、启沙嘎清真寺，兴仁潘家庄清真寺等6座清真寺；嘉庆年间（1796—1820年）建威宁大水井和嘎利清真寺；道光初年建威宁新建摆布嘎清真寺，重建杨湾桥清真寺，扩建下坝清真寺。咸同年间（1851—1874年），黔西南爆发回民起义，起义军在所控制的地方还修建了一些清真寺。到清末，贵州清真寺为39座。

图4 贵阳清真寺 纳光舜摄

六、经堂教育兴起

贵州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始于清初。顺治十六年（1659年），陕西长安阿訇刘吉，由云南到威宁，应邀在下坝清真寺“设帐讲学”，培养了一批品学兼优的经学人才，其中仅其子孙两代就有20余人先后出任黔西北和滇东北一带清真寺掌教。

白旗起义时，起义军领袖张凌翔、金万照均为阿訇，他们在大本营设伊斯兰教经学院，培养人才。学员多系回族，有少数汉、布依和彝族青年，人数在400至800之间。

光绪十六年（1890年），马元章到贵州办理教务，委任杨云鹤为贵州“热依斯”，常住三家寨道堂。他兴办经堂教育，亲授阿拉伯文和伊斯兰教经典课，聘请汉族教师讲授汉文和儒家经典，培养了一批“经书两全”的阿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