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民间故事

“民间故事是广大民众创作并传承的反映人类社会生活以及民众思想愿望的口头文学作品” ^[1] ，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特点：一是故事是通过口口相传流传下来的，且有完整情节；二是采用散体文的形式进行讲述或传播；三是内容主要集中于对“人”的生活、情感的反映。所谓的“人”是指故事的注意力已经不再关注神和英雄，而是聚焦于平民百姓的社会生活、喜怒哀乐；四是故事的时间、地点、人物甚至社会背景都是虚化了的。提到时间，往往用“很久很久以前”“古时候”“过去”，提到人物，如果是兄弟俩，就是“老大”“老二”或“哥哥”“弟弟”，即便有名字，名字也是带有强烈暗示性的符号，而不是真的名字；五是基本上摒除神话与传说的神圣性，化为普通百姓日常娱乐与情感宣泄的方式，一般不在神圣场合讲述，而是在日常生活中随意某个时间和地点进行讲述。

民间故事一般包括幻想故事、生活故事、民间笑话、民间寓言等。

一、幻想故事

幻想故事的“幻想色彩十分浓厚，是以丰富的想象及虚构为手段，来表现人类的生活和理想愿望的故事” ^[2] 。这类故事中充满了奇幻的情节，以超自然的想象将日常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存在或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化为栩栩如生的虚构中的现实，故事中常常有许多神魔仙怪幻化成人类的形象，直接参与人类的生活，或者在某种神奇力量或事物的帮助下，善良的人得到帮助，而坏人、贪婪的人被惩罚。这类故事，以魔幻的手法构建了一个个神奇瑰丽的社会生活场景，以表达人们对生活的愿望、情感和道德价值判断。

（一）蛇郎

《蛇精和他的妻子》（侗族）：马腾山下居住的老汉打柴时发现一束格外艳丽的花，想采一朵回家给三个已经长大的女儿，但是这束花是蛇守卫着的，老汉向蛇许诺将接受花的女儿许配给它为妻之后，终于采到了花。老汉回到家之后，将花送给女儿们，并告诉女儿们自己的许诺，结果只有三女儿愿意接受这朵花。几天之后，一个英俊的青年骑着高头大马，带着厚重的礼物和浩浩荡荡的迎亲队伍将三女儿娶走。三女儿和蛇郎的生活非常奢华，老汉在三女的帮助下也过上了富裕的生活。这引起了二姐的嫉妒，便去三女儿家做客，并趁洗衣服的机会将妹妹推下河淹死。回到妹夫家之后谎称自己是三女儿，而二姐在洗衣服时不小心掉下河中淹死了。从此就冒充妹妹，与蛇郎过起富足的日子。不久在妹妹淹死的地方长了棵树，二姐知道是妹妹的化身，便把树砍下做成洗衣棒，结果洗衣棒落在自己的衣服上时，衣服又脏又破，落在蛇郎的衣服上时，衣服洗得干干净净，二姐把洗衣棒扔掉。三女儿化为一只小鸟，每天在二女儿的衣服和身上拉屎，而蛇郎的衣服上干干净净，二女儿很害怕就回娘家了。小鸟落在蛇郎身上，并告诉蛇郎，自己才是他的妻子，是被二女儿害死的。在蛇郎的帮助下，小鸟在一个神奇的柜子中转化为活过来的三女儿，夫妻团圆。二女儿看到之后惊骇羞愧而死。 ^[3]

本故事属于AT433D型。为方便阅读，现将AT433D型内容摘录如下：

从上述内容可以确定本故事的母题基本构成为AT433D（Ⅰa¹，d，Ⅱd，Ⅳc，i，Ⅲa，b，Ⅵa¹，Ⅶ）。AT433D型故事在丁乃通先生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以下简称《索引》）记录了83篇异文的母题结构，从收集的区域来看，遍及大江南北。丁先生所列的83种异文与《蛇精和他的妻子》的故事在母题构成上大体相同，由此可以看出这则故事与其他异文之间的亲缘关系。因此可以初步判断，这则故事与其他异文之间存在一定的流传关系，而不是侗族独有的故事。从内容上看，在流传过程中，根据侗族人们情感与审美的接受结构，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如蛇郎的故事中，很多异文有V部分的内容，但是侗族的蛇郎故事中却没有，使蛇郎的形象一直沿着善与美的方向发展。另外，与其他的故事进行嫁接，形成新的母题构成类型，如侗族的另一个蛇郎故事《杨翠凤嫁洞仙》的母题结构与前述故事的母题构成不一样，而是具有312A*（Ⅰa，Ⅱg）+433D（VIa¹～孩子，Ⅶ）的母题构成类型。将312A*型的“Ia，Ⅱg”母题与433D型的“Ⅵa¹～孩子，Ⅶ”母题进行剪接和改造而形成新的结构类型。

在我国，蛇是一种具有很强文化符号的动物。西方观念中，蛇是当年诱使夏娃和亚当偷吃禁果而最终形成“原罪”的一种象征着诱惑、罪行、邪恶、放荡的动物。但是，在中国文化中，蛇是介于人与神之间的一种具有灵性的动物。蛇一旦修炼成功，便会化为龙，掌管天地之间的水，决定着农作物收获的丰歉。因此，蛇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具有复杂的意义。一方面，蛇对南方民众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和伤害；另一方面，中国的吉祥物——龙是蛇经过修炼之后转化而成的。因此在精神层面，蛇具有两重属性：一种是邪恶的，对人造成死亡威胁的文化形象；另一种是掌管着农业生产的命运的龙神的形象。在民间故事中，这两种形象均大量存在，反映出民众现实层面的经验与精神层面的信仰之间的矛盾。但是在侗族的蛇郎故事中却很少看到邪恶形象的蛇郎，蛇郎基本上是以良善的面貌出现，反映出侗族人们努力向善的心理特征与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面貌。

（二）两老庚

庚，年庚，出生年月。在思州方言中，出生年月相同的人，互相之间称老庚。一般同寨子或附近寨子中两个出生年月一样的男人，会互相认成老庚。老庚是一种比较亲密的关系，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个人及家庭之间会互相来往、互相帮助，如同亲兄弟。土家族《两老庚的故事》就叙述了两老庚之间的故事。郑直和潘才是两老庚，二人各自借了些钱合伙出去做生意。走到山上悬崖边时，潘才就把郑直推下山崖，独吞做生意的钱。郑直坠落山崖的时候被藤蔓兜住了，在半夜时分无意中听到了山崖平台上豺狼虎豹等猛兽的谈话，得知获得财富的秘密。郑直按照猛兽们的话去做，果然获得巨额财富回家。潘才本以为郑直死了，却见他发大财回家了，于是向郑直打听其发财的秘密。诚实的郑直告诉了他的秘密，于是潘才故意跌下悬崖，落在猛兽谈话的悬崖平台上，被猛兽发现而被吃掉了。

这个故事从母题构成来看，大致由AT613、AT613A型与AT326E*型相结合而成的故事。具体母题组合结构为：AT613（Ie，f～藤蔓，Ⅱh～326E*c～猛兽，g～猛兽所说）+613A（IVf）。这个故事，由“二人行”型故事与“不忠的同伴”型故事中的部分母题组成。从结构组合来看，是AT613型故事的变体形式。刘守华先生仿照“四大传奇”的例子，选出我国具有代表性的十大幻想故事，其中就有AT613型故事，丁乃通先生在其《索引》中列举了66个异文的母题结构。这一类型的故事不但在我国各地都广泛流传，它更是国际型的故事类型，在全世界各地均有大量异文被收录。但是，本故事中还含有AT326E*的部分情节（c～猛兽，g～猛兽所说），而这些情节是我国民间故事中所独有的。

其实，无论是“二人行”型故事还是“不忠的同伴”型故事，均有非常清晰的社会道德教育的目的。民间故事中的人物名字大多具有符号化的特征，如《两老庚的故事》中，“郑直”就符号化为人的高尚的品质——“正直”，而“潘才”符号化为人的不良品质——“攀财”。正是立足于社会道德教育的目的，故事的母题才分别由两条路径组合：正直者受害——无意间获得财富秘密——获得财富（好人有好报）；无良者加害——独吞财物——从正直者处获得秘密——被猛兽吃掉（坏人没有好下场）。通过对比人物自身的行为所引发自身命运结局的叙述方式，对人的内心具有强烈的震撼力，让人意识到，与人为善、正直诚实是多么的重要，从而实现社会基本道德教育的目标。

那么，这类魔法故事实施道德教育的标准是什么呢？换言之，以什么价值观念作为实施道德教育的基本出发点和评判标准呢？从上述故事及相类似的众多故事中，可以发现，该类故事基本上是以当时社会的最基本的主流价值观念进行道德普及和道德教育的，而所创作的故事也往往符合当时社会思想观念的接受程度与接受方式，如采用因果报应的手法虚构故事。

（三）《酒井》

思州城南有对贫困的吴姓夫妇，因热情招待了过路的道士，受到道士的帮助，让其家后院中的井中冒出来的是源源不断的美酒，这对夫妇因此变得非常富裕。富裕了的吴姓夫妇待人非常的苛刻，并且贪得无厌，还嫌井中不能产酒糟来喂猪。道士便施展法术，让这口酒井再也不具备如此神奇的功能，变得与以前一样。

这则故事属于AT750D1型（用取之不完的美酒报答好施者）故事。与前述故事一样，本则故事也具有一定的社会道德教育功能，但是实施社会道德教育的手法与前述故事不一样。根据丁乃通先生在《索引》中的划分，这则故事被分到“宗教故事”之中。从宗教的教义目的出发，也往往需要进行社会道德教育，以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但是宗教还有从精神上‘号召人们皈依该宗教教义的目的，因此，进行道德教育时，往往从“神的赏罚”角度对民众进行教育，让民众意识到该宗教所信奉的神是具有多么强大的控制力，进而达到号召民众的目标。虽然故事的叙述者往往不是某一宗教的信徒，而是普通民众，但是其对于宗教观念与宗教思想的传播的效果是非常有效的。因此此类民间故事一般具有双重社会功能。如侗族的《马头坟》故事也具有同样的社会功能。

二、生活故事

生活故事与社会生活关系密切，故事的内容贴近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故事中的主人公一般是现实生活中的普通民众，通过对民间底层社会生活的形象化叙述，借以表现民间的基本观念及当时代民众的思想、情感和生活面貌。虽然看上去故事具有很强的写实性，实则还是以幻想和虚构的方式来叙事，故事情节有的地方不一定需要遵循现实的逻辑。

生活故事产生的时间比较晚近，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的产物，因此具有较强的现实实用性和鲜明的阶级倾向，往往是站在创作者、讲述者的角度来表达对这个时代与社会的看法和观点。流传于思州的生活故事主要有交友道德、家庭伦理、巧女故事、奇巧婚姻故事、呆女婿故事、机智人物故事等。

（一）家庭伦理故事

家庭伦理故事主要围绕着夫妻、婆媳、姐妹、妯娌、兄弟等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展开。如侗族的《三姐妹》故事中，大姐、二姐分别嫁给文官和武官，唯有三妹嫁给了个砍柴汉。家庭富裕的大姐和二姐就经常联手找机会挤兑家境贫寒的三妹。过了很多年后，三妹家凭着辛勤劳动富裕起来，而大姐、二姐家却因受灾而败落，以至于流落街头乞讨为生。三妹将大姐、二姐接进家门，使二位姐姐为当年的事羞愧难当。

这则故事重在批判与斥责仗势欺人的心态。社会生活中总是存在贫富不均的现象，财富是一种力量，拥有巨额财富的人拥有了比平常人更多的力量，但同时也拥有了对社会更多的责任，而不是依托自己拥有的财富所具备的力量来欺负弱势群体，而是更应该关心、支持弱势群体，这样社会才能得以稳定和安全。在古代可能尚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但是在社会伦理和家庭伦理上已经有了相应的观念，即不可仗势欺人。故事中主人公同为三姐妹，富裕的姐姐不但不帮助贫困的妹妹，反倒联合起来以欺负贫穷的妹妹为乐，展示的不是个体的品质问题，而是当时社会的风尚问题。

民间故事的情节是虚构幻想的，总是以表达主题的需要而进行设置，而不需要遵循社会生活的事实逻辑。在本则故事中，为表达主题，因此设置了两个姐姐均遭受了巨大的灾祸而沦为乞丐，而三妹却变得富裕起来的情节。故事情节只有这样发展才能有效充分地完成主题的表达，从不需要考虑现实生活中这些情况发生的可能性。

（二）巧女的故事

丁乃通在研究中国民间故事时发现，“一般人通常认为中国旧社会传统上是以男性为中心，但若和其他国家比较，就可以知道中国称赞女性聪明的故事特别多” ^[5] 。思州侗族也流传着这样的巧女故事，如《洛原秀才》。半仙洛原秀才骑马游玩的时候看到一个农夫在薅草，就开玩笑问：“你今天锄头落了多少下？”农夫答不上，就回家对妻子说起这个事儿。他妻子就告诉他说，明天还遇见那个秀才的话，就问他：“今天你的马蹄子落了多少下？”第二天农夫遇到洛原秀才时就这么问了。秀才非常惊讶，当得知是农夫的妻子提出的问题时，就提出要去农夫家做客，要求做一个红心萝卜九样菜来招待自己。第三天秀才去拜访的时候，农夫妻子就做了个韭菜炒鸡蛋招待他，结果把秀才惊呆了。告别时秀才一只脚踏在马镫子上，一只脚踏在地下，刁难农夫妻子说：“我是上马呢还是下马呢？”农夫妻子一脚踏在门槛上，一脚踏在屋外说：“我是进门呢还是出门呢？”半仙洛原秀才不得不佩服农夫妻子的聪明。

这类故事中的主人公一般是农村妇女，以巧妙地解答三道难题的情节来表现劳动妇女的聪明才智。全国各地，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表现女性聪明才智的巧女故事均广为流传，数量众多。但是，中国古代信奉儒家思想体系，建立了一个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女性的聪明才智被制度化地加以扼杀与禁锢，如不允许女性参与社会工作，女性从小到大被禁锢在家庭中，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等等，甚至在道德层面对女性的聪明才智做出反人类的要求——“女子无才便是德”。一个社会，将其一半的智力资源给强制性扼杀、消除，这样的社会确实是非常可怕而且无法发展的。但是，男权社会毕竟是无法真正做到对女性智力的完全禁锢，尤其是下层社会中，女性不但要承担几乎全部的家庭劳动，还要承担一定的社会工作；女性在家庭管理上占了绝对的支配权，而男性在家庭事务中只是被支配者和执行者。因此，对于女性的智力的控制就形成了两种基本的对抗态势：在上层社会，男性通过控制社会财富和社会交际话语而控制女性的智力之源；在下层社会，女性通过控制家庭的支配权而能自主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虽然侗族进入男权社会时代的时间也早，但是在侗族文化体系中，尚有诸多母系氏族时期的文化遗存，女性的社会地位在某些方面比男性要高。女性不但需要参与社会性事务，更对家庭事务具有非常大的支配权，这为女性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提供了必要的平台。其他少数妇女与侗族妇女一样，也同样拥有社会的、家庭的智力施展平台。思州民间流传的巧女故事便是这种文化生态的具体体现。如侗族《那还消说》的故事中，两个秀才合伙以作诗的手段骗走了农夫的大水牛，农夫的妻子赶上去之后，同样以作诗的方式，不但赢回了水牛，更戏弄、嘲笑了两个秀才，展示了劳动妇女无与伦比的聪明才智。

（三）呆女婿的故事

呆女婿的故事与巧女的故事一样，在民间流传的数量非常多，而且流传非常久远，流传地域也非常广。刘守华、陈建宪将呆女婿故事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主人公呆头呆脑型”，一种是“傻姑爷学话型”，还有一种是“三姑爷拜寿型”。如思州汉族流传的《憨包》便是“主人公呆头呆脑型”：主人公买了团鱼，让它跑了；买水豆腐用岩石压；人家房子失火他去加柴；铁匠打铁他浇水；劝两口子打架，他也去打；看到水牛打架，他去劝；用棒子去打老婆头上的蚊子。傻女婿型故事情节夸张离奇，读来幽默可笑。故事常以不可思议的夸张手法表现主人公之傻。

流传在侗族的《土财主招女婿》是“傻姑爷学话型”和“三姑爷拜寿型”的结合体：长工向儿童学习了《三字经》中的几句话，被财主看中，认为其能文能武，被招为三女婿。财主六十大寿，大女婿、二女婿逍谣自在，什么也没有做，只有三女婿在帮忙打杂。财主要三女婿去买祝寿用的物品，三女婿不识字，只好用图画的方式来记账。回到家后，财主让大女婿、二女婿念一下纸上记录的东西，二人顿时傻了眼，三女婿却顺口就念出来，气得财主痛骂大女婿和二女婿。

在民间故事中，我们往往能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一方面，流传有大量的巧媳妇型故事，另一方面，流传了大量傻女婿型故事。反过来说，很少有发现傻媳妇型故事或巧女婿型故事。虽然民间故事的情节是建立在幻想的基础之上的，是虚构的。但是如果这一类型的故事大量存在，那么它肯定反映了民间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体现出了民众的一种普遍的观点和看法，以及一种客观存在的情感判断和人际关系。如果我们比较多地阅读或搜集这一类的作品，便会发现几个基本特征：1.傻女婿的前面总有另外一个男人的存在，即岳父。2.傻女婿娶的老婆总是如花似玉，聪明异常。3.傻女婿的傻总是体现在岳父面前或老婆面前。

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人物所处的环境总是暗示着人物之间的关系，总是会体现人物内在的心理特征。对于傻女婿来说，岳父、老婆便是表现其人物行为与性格的环境，换言之，傻女婿总是在自己的岳父与老婆面前展示自己的“傻”。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民间故事叙事的一种重要手法，暗示的是在岳父眼中，女婿总是傻的，是配不上自己的女儿的。由此，我们获得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傻女婿的傻，是岳父眼中的傻，是岳父看待女婿的一种普遍存在的心理状态与心理特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间流传有那么多傻女婿的故事也就可以理解了。问题是，为什么岳父普遍会在心理上觉得女婿是傻的，配不上自己的女儿？

弗洛伊德在观察儿童心理特征时发现，在女孩三岁之后，其情感开始更倾向于父亲，这种现象被称为“恋父情结”，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同样，在生活过程中，相对而言，父亲与女儿的情感显得更为亲密一些。当女儿进入到青春期，父亲也开始变老，情感上对女儿的依恋会更深一层。但是，此时女儿的情感却猛然间被陌生男性转移，对于父亲来说，在心理和精神空间上均造成了缺失。在此种心理、精神和情感状态下，父亲是无法以完全客观的眼光来看待女婿的，而总是以挑剔女婿不足与缺陷的眼光进行看待，一旦女婿表现出一点点不足或缺陷，在岳父眼中便是巨大的愚蠢，便会对这些不足和缺陷进行夸张的嘲笑以弥补自己内心情感上的缺失。当然，这种嘲笑往往不能当着女婿的面或者女儿的面进行直接表达，而是通过虚构故事的方式表达。傻女婿的故事也就一个一个地被创造出来。因此，傻女婿的故事不仅仅是流传在思州，几乎全国各地均有大量的流传。

（四）机智人物故事

机智人物故事“是以某个机智人物为中心而编织的系列故事”，“据统计，我国这类故事大约涉及300多个具体的、有名有姓的民间机智人物”。 ^[6] 这些故事最初应该是根据真实人物的生活经历演绎而成，但在长久的流传过程中，大多已经远离生活的原型，开始出现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径：一条是将其他人物的故事附会在某一有名的民间机智人物之上，如新疆的“阿凡提的故事”就有400多则；另一条是增加了幻想虚构的成分，将机智人物的事迹与神奇故事结合在一起。但无论是哪一条路径，机智人物的故事中均凝聚着下层社会民众的智慧、幽默与乐观的生活态度。

苗族《叫化子女婿》中的主人公是个家境贫寒的叫花崽（叫花崽，思州方言，即以乞讨为生的年轻小伙），他听说思州城里张员外家美丽的女儿张榜招女婿，也来看热闹。看到成千上万的富贵人家子弟没能招上，就大肆嘲笑这些人没本事。旁人见到后就与叫花崽打赌，借了一身衣裳给他去求亲。叫花崽见到张员外之后，礼貌相待，巧妙应答，说家中房子是“下有千柱落地，下有万盏明灯”，家中人口“八十人烧火，七十人煮饭”，家中田地是“大小十八丘，三望不登头”。这些获得了张员外的信任与欢心，张榜将叫花崽招为女婿。随后张员外去叫花崽家一看，才知道房子是破了顶的茅草房，80岁的父亲和70岁的母亲做饭，田地是散布在山坡上的十八丘小小的梯田。

上述故事将现实生活中不可能的事情通过离奇的情节安排转化成故事中的可能，借以凸显主人公的智慧。

三、民间寓言

民间寓言是指具有教寓意义、富有哲理的篇幅短小的民间故事，其中蕴含着中下层民众丰富而深刻的社会智慧、经验和知识。

如仡佬族寓言《老鼠爬秤钩》中，老鼠自己称自己，结果秤砣掉地上了，秤杆就高扬起来。老鼠很高兴，觉得自己比什么动物都要重，四处夸口，并和猫打赌，如果不比其他动物都重，就变成猫的食物。结果猫去帮老鼠一称，只有点点重。于是猫就抓老鼠吃。

像这类赋予了动物、植物以人的思想、情感，以讽刺某种不良行为、劝诫某种不良习惯、劝喻某种社会道理的小故事，还有侗族的《大树和藤藤》《公鸡和母鸭》《青蛙和乌龟》等。从形式上看，寓言故事是从动植物型故事中发展起来的，但是动植物故事是以反映动植物的形态、习性、特征，或者动植物崇拜的习俗解释为重点，而寓言故事重点指向人的品质、行为、道德及相互关系等社会属性、社会特征，带有明显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因此，寓言故事与动植物故事之间是有区别的。如侗族《鱼的故事》解释了“鱼为什么要被人吃，要跳出水面” ^[7] 的习性；土家族《对狗敬奉的故事》解释了土家族狗崇拜的起源等：这些都属于动物故事。但是前面提到的侗族的《大树和藤藤》讽刺了赖人成事却反倒忘恩负义的不良品质；《公鸡和母鸭》讽刺了自夸伤人最终害己的恶劣品行；《青蛙和乌龟》劝诫不要不顾具体情况而好心办坏事的行为。这些故事的内容并不是为了解释动物本身的形态、习性和特征，也不是关于动物崇拜起源的解释，而是转向了对人类社会中某些类型的人的品质、行为、思想道德方面进行批判，因此应划归寓言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