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两个苗族妇女的生活世界-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从2009年至2010年，在近两年的时间里，我们追踪了榕江县塔石乡宰勇村两个苗族妇女杨妹和李妹的生活足迹，详细记录了她们与城市的互动和交往……她们正是现代化语境中徘徊于乡村和城市的典型性人物，现代化适应在她们的身上得以集中体现。从她们个人生活史和生活故事出发的民族叙事表述，将可能从人物的独特经历中映射这个族群在历史某个节点的宏大叙事。

面对全球化、现代化，她们的“现代化适应”充满了对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她们是现代化发展历史的经历者和讲述者。

我们是与她们互动的城市里的角色，是她们在城市里的朋友。这时，我们的身份发生转变，是主体的“我们”，亲历和记录“她们”。

（注： 151.榕江蜡染。老花，对对娃娃鱼。）

（注： 152.榕江蜡画。猴子和花朵。）

1.打工

2009年10月的一天，在经过几年的约定后，北京好友杨栗来访。我们到贵州省博物馆去参观。在博物馆的展示厅，我们看到杨妹和李妹在那里低头画花。她们如此专注，眼前俨然整个世界。

一年前，杨妹和李妹从村子里来到贵阳的黔艺宝·多彩贵州公司“打工”。工作体力活不多，是充满了文化意味的现代观光游客视野下的传统文化表达。

几年前，李妹还在扛着自己画的一包蜡画，像往常一样从村子门口拦个公交车，坐3个小时来到凯里市手工艺品市场，把几十张蜡染画铺满一地，希望着有过客全部买走。“你的蜡染怎么卖？”一个中年男子走近了李妹的地摊，很有兴趣地看着李妹的货。“看你要好多？”李妹立即回应。“我全部要了。”男子说。李妹欣喜万分，一下子卖了几千元的蜡画。这个男子就是贵阳黔艺宝·多彩贵州公司的老板杨成勇。

从此，李妹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从偶尔造访山寨的外来游客，增加了一个稳定的链接。

杨成勇变成李妹销售蜡染的稳定对象，直到2005年以后，随着“多彩贵州”推动的“土著化”浪潮，杨成勇的公司办得越来越大，与贵州省博物馆联合，获取了一个展示和让贵州民族产品更好市场化的绝好空间，在贵州省博物馆里展示自己收藏的一些老品。同时，把搜集和现代研发的各种艺术品也放在博物馆文化空间里。李妹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了一个到贵阳工作的机会。她约上和自己情同手足的弟媳杨妹，两人结伴而行，到贵阳城市的天空下，面对每天到博物馆来的公众画蜡。在城市的公共空间里，“另类”手工蜡染文化实现了杨妹和李妹用传统花纹、生活表达方式与现代旅游情境的对话。

杨妹和李妹每天都穿着自己的民族服装，早上8点半，从博物馆后面的四楼宿舍来上班，面对一个完全公开的世界。杨妹穿着的裙子做得很精细，常引来参观者的购买欲望。有人出价600元，李妹也不卖。她们戴的头帕是织锦和挑花，白色的织锦和黑色的挑花，经线和纬线构成稳定、细密的图案，需要几个月才能做好一张。而最精致的百鸟衣是在重大活动中才能穿的。为了参与公司的表演，杨妹和李妹在把自己过去结婚的嫁妆卖了20多年后，重新拾起久远的记忆，开始给自己认真地做了两套盛装，以便在重大活动中有穿的。

（注： 153.榕江蜡染服饰。老花、鱼、虫、鸟儿。）

每当有客人来，杨妹和李妹会静静地画一会儿画，让大家欣赏画蜡。等一会儿，如果游客还在那里驻足不前，不停照相，还时不时拉起家常，杨妹和李妹就会唱起苗语的歌，自由的生态顿时呈现在她们的脸部。

我们在杨妹和李妹的宿舍里看了很多蜡染画，把每一张都仔细铺开来，仔细看了，还拍了图片。杨栗还穿上李妹的裙子，站在阳台黄昏的余光里和她们合影。那情形，像是梦幻中夕阳霭光中的永恒时光。

在贵阳工作期间，经常有人请杨妹和李妹去教学生画蜡。有老师请她们到贵阳的职业技术学校教学生画蜡，一天付100元的劳务费用。她们很愿意。她们感觉到了对自己知识的尊重，也没想到在城里还有人愿意花钱请她们去教愿意画花的学生。但是，这种机会太少了，李妹和杨妹不太确定是不是真实地存在，接到学校的邀请，每一次她们都会很认真地抽时间，认真地去教课。面对现代教育体系中乡土知识的缺失，李妹和杨妹能进入课堂用自己的知识上课，是一种何等的荣光。

2.表演

从2009年冬天到2010年春天，贵州的旅游淡季，老板让杨妹和李妹先回到寨子去生活一段时间，等到旅游旺季来临后再回到贵阳上班。

在杨妹和李妹临行前，我邀杨妹和李妹到家里吃饭，作道别。

我把几次采集的相关信息放在了互联网上。她们在网页上看到自己的图片和蜡画，无比惊喜。“我们太笨了，不会这个。”她们会笑眯眯地说。我说：“没有啊，你们想学，很简单，我可以教你们。”她们想也能上网，也能像我一样在网上展示自己的东西，卖出更多的产品。“你们还可以学英语，开自己的工作室。”我说。“那好嘛，如果能那样，那就太好了嘛。”李妹总是能言善语，更多地用汉语与外界互动，积极表达自己的想法。杨妹则更多地保持矜持与沉默，却在神情间现出理性的智慧。

从城市回到乡村度过旅游淡季，杨妹和李妹在村子的生活似乎又回到了以往。

（注： 154.榕江蜡画（丝绸上用调配有黑色颜料的蜡画）。乌龟、老苗人、虫、人面鸟、兰草花、木屋里坐着人。）

（注： 155.榕江蜡染（腰带断面）。鸟、虫、蝴蝶、鱼、猴子。）

（注： 156.榕江蜡染（挂画）。老花、虫、蝴蝶、鸟、鱼儿。）

（注： 157.榕江蜡染（挂画）。老花和鸟衔鱼虫。（2010年，杨妹和李妹在我们的鼓励下，开会恢复传统用于婚嫁的蜡染图案。在6米的一对白布上，画蜡染，用于婚礼和陪葬。））

（注： 158.榕江蜡染（挂画）。老花和鸟衔鱼虫。）

（注： 159.榕江蜡染（挂画）。老花、蝴蝶、龙（虫）、人面虫、鸟、太阳神、鱼儿。）

（注： 160.榕江蜡染（挂画）。老花、蝴蝶、龙（虫）、人面虫、鸟、太阳神、鱼儿。）

而面对日益开放的村庄，回归以往只是一个预设。村子每天流动着外来者，被表演的生活时时演进，文化变迁时时发生。

村子就在从雷山县到榕江县的公路边上，很早就有过路的游客或者是好奇的外国人来到村子里买走她们的嫁妆，看一场被安排的表演，没多久就走了。

被观光游客光顾的村落往往呈现过度的表演化和舞台化倾向，这些游客并不看重村子内部的仪式和人们的感情，更喜欢表象的感官满足。

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之下，像宰勇村这样的，贵州正在发展旅游的数百个村子，在旅游开发的大潮中，走向表演化之路。

我们跟着杨妹和李妹的脚步来到约定已久的村落，每一个瞬间几乎就像安排的一场场表演。为了让客人高兴，村子里经常会上演民俗表演。杨妹和李妹早就和大家商量好，要给我们这些从贵阳的客人展示一场她们美丽的“跳月”舞蹈。

一场被安排的表演在下午开始，杨妹和李妹，以及她们的亲戚朋友，还有那些听说跳舞就想来的妇女都欢快地穿上自己最漂亮的盛装，来到村寨中间的水泥坝子上，踩起鼓点欢快地跳起来。

“跳月”让她们的内心唤起曾经的神圣感，无论如何都要穿上节日的盛装才能上场。虽然时空转换，作为原始宗教性质的族群仪式已经蜕变成观光的表演，而在村寨内部，还可以触摸到原始仪式的特征。

（注： 161.榕江蜡画（挂画）。老花、蝴蝶、龙（虫）、鸟、鱼儿。）

（注： 162.榕江蜡画（挂画）。老花、蝴蝶、龙（虫）、鸟、鱼儿、猴子、人骑虎、锦鸡。）

（注： 163.榕江蜡染（裙子）。老花。）

（注： 164.榕江蜡画。（段面）。一对娃娃鱼儿。）

现场，几个男子非常投入地打着鼓点、踩着节奏，几个女子跟着摇摆、走动，杨妹和李妹很快回到转动的圈子，只见偌大的场地，几个人的狂欢。望着屹立在房子后面的山岚，薄雾漂浮在微绿的树叶上，树木、山川、空气、人，一切都是那样真实。

（注： 165.榕江蜡画。（段面）。猴子、鸟、鱼、龙（虫）。）

3.真实

眼下，李妹和杨妹能想到的只是能有机会卖出更多的产品。

由于资本的进入，无序的社区内部竞争打破了传统社区的自我调和的能力，失去平衡。加之，市场长期的无序和不稳定，对资源的抢夺加剧了社区内部的矛盾。

杨妹和李妹可谓社区的精英，她们有机会到贵阳的大公司打工，见了很多世面，也有机会卖出很多东西，也通过这种途径参加了一些省内外的赛事，获得一些奖项，为自己的文化产品加上了更多筹码。

杨妹和李妹必须拿到足够的现金才能立房、提供孩子基本的教育费用或者出外打工，获取丰裕的物质生活，或许才能争取到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在走向自我认定的“好生活”的路径中，她们已经慢慢转变为社区的“经纪人”，有足够的能力买下其他妇女的蜡染产品再拿到外面的市场去卖，当接到订单也可以按自己的分配原则给社区不同的妇女做。

李妹在竭力做着各种事情，努力想把每一片蜡染的产值增大。画蜡已经不是她的爱好，而是为了增加家庭现金收入的一份“全职工作”。她已经和大多数村里的妇女一样，坐在家里画花变成了一种特有的权利，而上山干农活变成了男人的事情。很多时候，李妹都在等待外地的客人给她打电话，这意味着她还没有和外界失去联系，这也就多了出售蜡染的机会。

李妹似乎都能画，只要客户有要求她都会想办法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李妹这种超然的能力，让我产生了一种错觉，她什么都会画。只要有订单，只要有人说要买她的蜡染，她会立刻坐下来，即使画到厌倦也逼着自己画。

李妹说过很多次，她想在贵阳开店，想卖自己的产品。

在我们开展田野工作期间，有一个下午和晚上的时间，在杨妹和李妹的邀请下，村里的几个妇女抬着小板凳到李妹家的堂屋来画花。她们坐在一起画花，用苗语交流着什么，我们在一旁一个个记录下她们画的图案的喻意。

杨妹和李妹每次都会带上画蜡的工具和蜡画，向我们骄傲地展示在新材料白丝绸上画的蜡染后，才开始画花。李妹和杨妹不用模版，花朵都在她们的心里，她们想画什么就画什么，不用打草稿。传统画布分6米和1米两种规格的长度，一个人画一张长的要两个月。杨妹和李妹会画的图案多，有多少个她们自己也不知道。她们曾经帮助别人画了一张60多米长的，上面什么都有，可能有100多种图案。

我们着意要求李妹和杨妹画传统的图案，尤其是葬礼、出嫁、生产和祭祀用的一套蜡染图案。她们很奇怪地看着我们问：“画这些东西干什么？”而当看到人们争购传统蜡染花样，她们才意识到，原来传统的老花样也很好。

（注： 166.榕江蜡染（男士苗衣背面）。龙（虫）、乌龟、鸟、鱼儿、老花、蝴蝶。）

（注： 167.榕江蜡染（女士苗族上衣局部）。鸟、虫、老花。）

（注： 168.榕江蜡染（挂画断面）。太阳神、鸟、虫、蝴蝶。）

（注： 169.榕江蜡染（裙子）。老花。）

4.口述

李妹说，她的汉族名字叫李茂兰，1976年9月9日出生于榕江县仁里乡公街村，出生的寨子为上苗，从没有上过学校，七八岁就开始和妈妈学绣花和画蜡。

李妹口述：

（注： 170.榕江蜡画。鱼儿、碗底老花、虫。）

（注： 171.榕江蜡画。鱼儿、猴子、鸟衔鱼、老花。）

（注： 172.榕江蜡染（女士上衣）。一对娃娃鱼、鸟、蝴蝶、虫、老花。）

（注： 173.榕江蜡染（女士上衣正面）。鸟、虫、老花。）

杨妹口述：

（注： 174.榕江蜡染（腰带）。老花、鸟儿。）

（注： 175.榕江蜡画。（断面）乌龟、龙（虫）、鱼儿、蝴蝶。）

5.回归

去年6月，一个老板联系上了李妹和杨妹，还能给两人的老公安排工作。她们非常欣喜，匆匆来见了我一面。李妹送了一件蜡染的衣服作存念。

此时此刻，李妹和杨妹已经在上海，远隔千里。在上海的夜空下继续画蜡的打工生活，她们在想什么？上海的工作依然是画花，依然是面对高楼和城市。

有一天，在贵阳，我和李妹见面，她突然对我说：“我在这里画花，我们祖先看得到的。”我抬起头，问：“他们在哪里？”2010年4月中旬的一天，李妹告诉我，她感觉不舒服，已经有两个星期吃不好饭了。后来，她说丈夫吴九成拿着一碗米、一个鸡蛋、香纸，和三四元钱，去离家15公里的平永镇找“师傅”看了。“我的魂被抓去了，所以人不好。现在找人看了，我感觉好多了。我很快就会好起来的。”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去吃酸辣烫，李妹吃了很多饭。她说，好久没有吃得这么好了。过了不到2◦天，我再次见到李妹，和她走在大路上，她高兴地对我说：“我最近好多了，你看我长得比杨妹还胖了。”

李妹的生活世界和她生长的那个村落紧紧相连，不管走到哪里，头上的祖先神灵都照耀着她，照耀着她经过的土地。她们的身体穿越了城市，穿越了地理，精神还守候在那里。不管到哪里，她们能感知那个隐秘的世界。

千年来在苗族传统中形成的规则和秩序，在现代化进程中已经慢慢消解。无论是宰永村的市场资源争夺，还是秩序的结构变迁，都是现代性的问题。

“蓝花”记忆

“蓝花”是自然结出的果实，是苗族生活文化的镜象。

“蓝花”，画在白布上的青花，用天然蓝靛染成。蓝布上摇曳自由的“蓝花”，是妇女们手下流淌出的花朵。

“蓝花”，就是她们自己，是她们的生命形态和生活方式。

蜡染是神秘的，而王小梅的新作《手上的记忆》，是一条通向这神秘世界的山间小路。身为贵州日报的一名女性记者，王小梅沉迷在这“蓝花”荡漾的世界里不可自拔。走了一村又一寨，海外留学归来的王小梅穿梭于城市与乡村，当呀呀学语的孩子在床上熟睡，打开电脑，王小梅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把这些碎片汇集起来，这时，两个苗族妇女，杨妹和李妹，打开了她的倾诉欲望。

最接近蜡染的蓝

“榕江月亮山一带的死者用的‘幡’，长达6米有余的蜡染上，画着各种最古老的图案。蜡染在死者的葬礼上，数以百计系在高高的竹竿上，随风飘扬，待下葬的那天，或在墓前烧毁，或置于死者躯体头顶下方摆放，同死者随葬……”翻开《手上的记忆》，这样的文字动人心魄。

靛蓝色的书页，被精美的图片和缓缓的文字填满。这是贵州日报记者王小梅和三位从海外归来的学友，用了整整一年时间，走入黔东南大山深处的榕江县乌吉苗寨，对两个苗族妇女杨妹和李妹的生活世界零距离观察后的真实纪录，书名叫做《手上的记忆》。

王小梅，76年生人，穿得很时髦，不过如若换上苗家的衣服，顷刻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乡间女子。走过了100多个村寨，脸上有类似高原红的土色。在贵州师范大学，她有一间工作室——一个属于她自己的悠然净土。这个小而精致的院子，里面有两套独立的公寓，院子里有繁茂的绿色植物、大大的绿白条纹阳伞、木制大方桌和长椅……墙上挂着白色的板子，用记号笔画了格子作工作日程表。手写的英文标识“NO SMOKING”，贴在工作室门口。这是个城市里难寻的特别空间，既古朴，又洋派。有一种独有的自由空间感，让人在这里能即刻被温暖包围。和朋友在这里悠闲地谈话、晒太阳，让人的内心宁静平和。

在小梅院子的木椅子上坐定，小梅端来水果，又泡上香气扑鼻的好茶。小梅喜欢自由、随性的生活。“小时候在乡下，春天，我和弟弟喜欢满山找野蘑菇，回家给妈妈煮来吃，香极了；夏天，我们在屋檐下纳凉，风从山头的四面吹来，凉爽之极；秋天，你一定没有见过这里最美的秋天，放牛归家，采一束野花放在怀里，微黄的小花朵映照天边淡黄淡黄的晚霞；冬天家里很冷，我们围着暖炉，烤一炉盘的南瓜子，听着爸爸喜欢的老唱片，被温暖包围。”小梅的话语，和她的文字一样，温温软软。

（注： 2003年，小梅在丹寨县杨武乡调查时，身着苗族盛装留影。）

我再一次将小梅的《手上的记忆》捧在手中，一本靛蓝色的书，很少见。小梅说，“我当时拿着自己收藏的一套蜡染老画片到成都的印刷厂，对色对了好久才确定这个颜色，这蓝是最接近蜡染的蓝。”

走进“蓝花”的神话世界

“我的美国同学王茉莉（小梅给她取的中文名，英文原名Monique）正好在贵阳，她和我一起记录李妹和杨妹的故事，我给她翻译，她记录成英文。她总是想在每一个蜡染图语里找到一个对等的东西，很多动物图案我们问了很多遍，都不知道是什么。我就给王茉莉说，可能是很多动物图案都消失了？还是在我们的世界里根本就没有那些物象的存在？一年后书出版了，一位对神话有很深认识的老师告诉我，从书本的口述记录来看，这两个妇女还活在神话世界里，你看她们口述的这些东西，多有意思，却无法在现实生活里找到对应。”王小梅翻着《手上的记忆》微笑着。

生活在神话里的杨妹和李妹，与王小梅相遇于贵州博物馆门口。当时她们受聘于一家民族手工艺公司，每日在博物馆一间小屋里面对着游客画蜡。这是2009年的9月，两个来自榕江县乌吉苗寨的女孩子打动了王小梅的心。

“北京的好友杨栗来看我，我们去博物馆玩。李妹在博物馆里画花，我们看她画的蜡染，她过来和我说话，邀我们去她的宿舍玩。我们就去了，把她们的花衣服都穿遍了，照了很多照片。”

于是一个叫做《手上的记忆——两个苗族妇女的故事》的公益项目开始酝酿，并很快得到了上海映绿公益事业中心的支持。“我和3个留学回来的同学一起做田野。最后，我和王建萍一起完成了书稿。”王小梅说。

刘宝昌、王小梅、王建萍、陈兵，因为同获一项国际奖学金而相识，于是有了缘分一同走进“蓝花”的神秘世界。王小梅的美国克拉克大学同学王茉莉则完成了图语部分的英文。

“他们都是第一次接触蜡染，这次被我牵扯着来贵州做蜡染项目，一来就做一本书。”王小梅说起这本书的出炉由来。

“王建萍是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博士，陈兵在美国留学，宝昌是英国毕业的。”学成归来，身在上海、山东、云南、贵州四地，专业背景千差万别，除了王小梅，大家都是第一次接触蜡染。

“陈兵是上海的律师，到贵阳来在师大院子里看见我们的蜡染展品，想都不想就说‘这些东西，都过时了，还谈它做什么’。第二天，他开着车，走了一天的路到榕江的寨子里，在村里和我们住了三天，只是提个水瓶子和我们到村子里到处逛，不说一句话。回来，等我们一起开会、分享田野故事，他会在一旁笑。收到书，他说很好。还主动买了两张蜡染作品。我想，他是接受影响了。哈哈……”

“宝昌第一次到贵州。因为这个项目和贵州结缘，通过公开招考，已经从山东省来贵州就职于省外事办副主任。他原来做过计生干部，做田野考察的时候，到村子里就背着个手，东问问西问问，问家里有几个人啊，都是关于计生的话题。听得我和王建萍在一旁哈哈大笑。”

“王建萍也是第一次接触蜡染，她不是研究民族文化的，但是我们有同一个梦想，周游世界。去留学之前，我们在北京共宿舍半年，学英语，所以是患难之交。她是做研究的，硕士是在泰国做的旅游方面的研究，博士做的是自然资源管理机制方面的研究。她开始没有参与项目，我和宝昌拉了陈兵入围后，她说也要来。我们热烈欢迎。建萍到村子里，打开电脑勤劳地记录，充满理性的思考。不像我，和村民打成一片，感觉就在那里串门，听故事，很多时候都忘记了去记录。”

“在我刚刚认识杨妹和李妹的那几天，我感觉杨妹和李妹的生活状态是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穿越，她们的故事多有代表性。而我一直喜欢淳朴的蜡染，一直等待一次有意思的叙事。此时，宝昌在同学群里发了一个信，他想在贵州等地做一个公益项目，召集好的项目点子。我把这个想法给他说了。我写了项目建议书的初稿，他说可以，通过邮件你来我往，我们两天完成了建议书，交给了上海映绿公益事业发展中心。项目在2010年底入选。杨妹和李妹此时因旅游淡季，已回到村子里去。2011年4月，我们几个到村子里去呆了一段时间，完成了田野记录。很快，杨妹和李妹回到了贵阳，继续在贵州省博物馆内黔艺宝公司做画花工作。然后，我在今年的5月到9月，在贵阳开展四次“蓝花坊”的工作，记录下杨妹和李妹关于蜡染图语的口述。”

和“蓝花”的美丽约会

回到1999年，王小梅走出贵州大学的校门，成为贵州日报的一名记者。新闻采访，深一脚浅一脚，跋涉在苗岭山水之间，“那里的乡村让我感到亲切。我写他们的忧虑、痛苦，他们的文化、愿望、梦想，他们的发展，他们的真实生活，我见证乡民朴素的生活热情。我与他们一起快乐，一起忧愁。我的精神世界很充实。走了多少寨子已经记不清了。回想第一次接触苗族蜡染，应该是在大学里，当时买了一小幅蜡染的笔袋，至今还在珍藏。那是安顺蜡染，但那种淳朴的深蓝已经让我非常着迷。”

有人问她：“蜡染是一种特殊的传承吗？比如血缘，比如传男不穿女，比如每个家族是否有特殊的技巧？还是普遍的？无差异的？”王小梅思索着回答：“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蜡染是如何开始的，如何演变成当下各族群的生活叙事，确实是一个待考证的历史。我曾经和曾丽重走她父亲曾宪阳的《苗装》线路，在地图上标出的苗族乡村，都能在贵州各地州市的很多村子里看到各种风格不同的刺绣、蜡染，也生出很多疑惑，这些手工技艺是如何开始的？又如何延展到庞大的族群，而且让她们的技艺是如此的相似？这种传习的力量让人惊讶。也许源自最早的族群祭祀、对自然的崇拜及生活的诉求，很多蜡染都由妇女完成，目前，我只见惠水的枫香染是男子画的，而且只传男不传女。”

2009年的一天，王小梅望着自己多年积攒下来的密密麻麻的文稿发呆，“写过的寨子少说也有上百个了。所以，那时就想着要把村里的故事出了的。稿子都是微点视角的生活叙事，想集合成一本书，叫做《村落·时光》，后来，忙着，就忘记了。”

榕江蜡染、丹寨蜡染、三都蜡染、惠水枫染……那些自由飘逸的花朵，自然生活意向，笨拙的花朵鸟儿，特别是那自然的蓝色，让王小梅看到了一种消极的自由。“有一段时间，我到哪里采访，玩了，就去村里到处看蜡染，每一次都会收藏些作品。我想以后看着它们，慢慢写《蓝花札记》。”

和杨妹、李妹的相遇，成全了王小梅的“蓝花梦”。“她们两个都是来自贵州边远山区的普通苗族妇女。10年前，她们走出大山来到贵阳，用祖先传承下来的手工技艺在这个陌生城市环境中谋生立足。在公开的文化空间里，她们自由地表达，两人画一幅画有时需要一个月，画画时常被打断，游客对她们画的东西很感兴趣，有的看了，走了，有的买着，走了，很少有人问她们画的是什么，有何意思。”而小梅是个细腻的人，她在杨妹和李妹的作品里，感受到了和这个讲求效益和利益的时代所不协调的质朴和纯真。那些精致、细腻的情怀，依然固执地深藏在她们心里，流淌在她们笔下。

创作《手上的记忆》的整个过程，是一种简单的包容，一次美丽的体验。“最好玩的，就算请杨妹和李妹到师大院子来讲故事了。她们每月才有一天的休息时间，我的四次“蓝花坊”必须历经4个月的等待。但每一次都让人期待，她们来到院子里，我们就坐下来听她们摆故事，讲述那些久远的记忆，仿佛是一段段古老的神话。可能，那些被现代人讲述的具有形象的一个个物象真的就是她们心里的神灵？这些流淌在神话世界的虚幻成为了李妹和杨妹现实的口述。”

李妹和杨妹返乡了，继而又回到了贵阳，然后又去了北京。城市和乡村是不同的文化堡垒，那些冲撞注定要在她们俩的刻画里留下烙印。“蓝花”不仅仅是标价签上的数字，《手上的记忆》大概也传染了这样的感伤——定价88元，不便宜，我问王小梅：“定这么高的价，不怕卖不出去？”小梅笑了：“卖不卖都行的，送给朋友读着玩也好啊。

（作者黄浩杨雨殊《新报》2011年10月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