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贤
贵州境内有一句广为人知的俗语：贵州文化在黔北，黔北文化在沙滩。说的是拥有优越地理位置的黔北地区，占尽南通北达的区位优势，天时地利人和，从历史深处走出了数位英烈先贤，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文化奇迹——从“汉三贤”到“清三贤”，从“竹文化”到“丹砂文化”，从声名远播的“沙滩文化”到刚刚申遗成功的古军事城堡“海龙囤”，从飘香万里的国酒茅台到震惊世界的“四渡赤水”……黔北有太多的文化骄傲和历史自豪。
这是一位在历史长河中凌波踏浪而来的女性。这位连生卒年月，甚至姓氏都已无考的女性，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清”。这位隐身于时代烟云背后的神秘女性，清晰地留存在文化记忆的时间深处。因年代久远，“清”的故事早已幻化为历史长河的朵朵浪花，她被赋予了很多的传奇色彩。
“巴清”是后人赋予这位传奇女子的名字。可以确定的是，“清”是名，“巴”是她的出生地巴郡，因其姓不可考，遂以“巴”为姓，故名“巴清”；又因守寡多年，终不再嫁，故又名“巴寡妇清”。
仡佬先贤堂中唯一女性：清（安文科摄）
关于“清”的生平，史书并无详细记载，她的婚前生活，她的娘家状况，她的兄弟姊妹，她的子孙后代，几乎找不出只言片语，但却记载了“清”夫家的显赫与辉煌。从《史记·货殖列传》的文字来看，“清”夫家应该是个大家族，是南方著名的大工商业主，数代垄断着西南地区的丹砂开采，而且生意一直做到了皇都，以至于传说中的家财，仅折合为黄金白银，就有约白银八亿万两，赤金五百八十万两。在民间故事中，这个家族还曾经捐出巨资，为修筑“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万里长城，做出了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同时，现存的历史文献似乎也在证明，他们极有可能是秦始皇陵墓中水银的最大原料提供者。
“清”是今长寿千佛人，生于秦惠文王设置巴郡之后，逝于秦朝初期，具体时间都已经难以详考。很难想象，在那个遥远的封建时代，“清”作为一个足不出户的弱女子，在当家作主的丈夫死后，不仅在夫家站稳了脚跟，成功地接管了庞大的家族基业，成为丹砂帝国的掌舵人，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她掌管家业之后，这个因“擅丹穴之利数世”而积聚了数不清资财的家族更是富可敌国，仅仅是僮仆佣人，便有千人，而这位能干的妇人，也因此得到了相应的礼遇，甚至成为秦始皇的座上宾。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清”的守贞不嫁，“清”的管理才能和外交手段，当然，还有她的花容月貌以及富甲天下，都受到了秦始皇的赏识和青睐，甚至在自己华丽的皇宫里建一宫殿，让这位南国女子颐养天年。当“清”逝世以后，一众仆从扶柩千里，让其落叶归根，安魂家乡，葬于今千佛寨沟龙寨山。秦始皇特别下令，在其葬地筑豪华纪念碑“女怀清台”以资表彰。
名垂青史的司马迁，在他的那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中，为其留下了“秦皇帝以贞妇客之，为筑女怀清台”的经典评语。《一统志》《括地志》《地舆志》《州府志》《舆地纪胜》等均有长短不同的文字，载其事迹。
明末诗人金俊明有诗赞曰：
2012年，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根据史料及相关传说，拍摄了专题纪录片《巴寡妇清》，将“清”一生的故事分解为五个片段，即“神秘寡妇”“丹砂传奇”“不死之术”“巫医三峡”和“身世之谜”5集，每集25分钟。纪录片采用实景与动画搭配解说的方式拍摄，为了还原历史真相，给观众更为直观的视觉冲击，还特别搭建了寡妇“清”冶炼丹砂的现场，再现2000多年前的人们筑塔炼丹的繁荣景象。
针对不同的专业问题，片中还采访了20余位各方权威专家，对这个传奇人物进行了全面解读，以期穿越浩渺的历史时空，探寻发生在“巴寡妇清”身上的系列传奇故事和隐藏在她背后的无数历史谜团，包括万里长城的费用之谜、秦陵水银来源及分布之谜等。
在黔北文化史上，舍人、盛览、尹珍是著名的“汉三贤”。
舍人可以说是贵州的第一位学者。关于他的记述，史籍中只有寥寥数句：《隋书·经籍志》：“梁有汉犍为文学《尔雅》三卷，亡。”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尔雅》犍为文学注三卷。”本注：“一云犍为郡文学卒史臣舍人，汉武帝时待诏。阙中卷。”
据此可以确定，舍人是汉武帝时犍为郡毋敛县人，曾任犍为郡文学卒史臣，为《尔雅》作注三卷。
巴寡妇清墓（佚名摄）
《尔雅》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重要的辞书，内容是解释同义词与名物。相传为周公所作，实际是由春秋战国时代一些儒家学者纂辑而成，被尊为儒家的“十三经”之一，由于内容深奥难懂，自西汉以来，有许多学者为它作“注”或“疏”。注者采用训诂方法，成为我国训诂学的滥觞。此书至今仍为文字学学者的必读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舍人所注的《尔雅》全书，后来失传，但汉、魏、晋以至唐、宋的训诂学家，多有引用他的注文的。如曹魏时张揖著《广雅》，唐代李善注《昭明文选》，陆德明撰《经典释文》，宋代邢昺所著《尔雅义疏》等。
清代汉学大盛，有一些学者广搜古籍，从中拣出舍人的注文，重新辑成《犍为文学尔雅注》。现存者有吴中区（吴县）余萧客本，宝应刘玉麐本，江苏武进臧庸本，江西金溪王谟本，山东历城马国翰本，扬州女士叶心兰本，贵州桐梓赵旭本。其中马氏的《玉函山房辑佚书》629种流行最广。
务川仡佬先贤堂中舍人像（安文科摄）
盛览，字长通，牂牁郡人。在西汉至春秋时，乌江以南至两广范围即有鄨国；夜郎于汉武帝元鼎六年录（前111）汉版图后，其地又建牂牁郡。郡建于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时为犍为郡治的县也划归此郡。《遵义府志》引晋代葛洪《两京杂记》称盛览为“司马相如友人”“牂牁名士”：“司马相如为子虚、上林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其友人盛览，字长通，牂牁名士，尝问以作赋。”说的是司马相如奉汉武帝之命到成都通“西南夷”，盛览闻之，前往请教作赋之法，司马相如教诲说：“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以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盛览谨记，写出《合组歌》《列锦赋》等佳作，从此被视为贵州的第一个作家。此引见邵远平的《续宏简录》：“司马相如入西南夷，土人盛览从学，归以授其乡人，文教始开。”
务川仡佬先贤堂外景（安文科摄）
务川申祐祠（安文科摄）
务川仡佬先贤堂（安文科摄）
尹珍（79～162），字道真，东汉建初四年（79）生于毋敛县。20岁时，他跋涉千里，到京师洛阳求学，拜经学家许慎为师，研习五经文字，学成返乡，致力教化，从此“南域始有学焉”，为西南文化拓荒者。
尹珍是贵州最早见诸文字的文化先贤，他的才能与成就表现在多方面，不仅是一位造诣颇深的知名学者，也是一位极有建树的文学家、书法家，还是一位启迪蒙昧、推动地方教育的教育家。
《华阳国志·南中志》中一句“毋敛人尹珍”，使得各地争论不休、考证不断，问题的关键是“毋敛”究竟在哪里？《綦江县志》列綦江为汉毋敛；《四川省志》列南川为毋敛；《贵州图经》将毋敛纳入正安、思南、石阡一带；乾隆《一统志》列为清代平越；嘉庆《一统志》列为清代曲靖……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尚无定论，因为史籍的寥寥数语，的确语焉不详，何况尹珍讲学的足迹遍布夜郎各地，贵阳、绥阳、南川等地也都为尹珍立祠奉祀。比较而言，正安县与尹珍的关系最密切，如境内新州镇的“务本堂”及“汉儒尹公道真先生之神位”碑，至今尚存遗迹。因此，据《华阳国志》及现在的行政区划推论，尹珍应是贵州省遵义市正安县新州镇人，该地域连同贵州西部都曾属于古滇国管辖。
因年代久远，对尹珍籍贯问题的争论长达百余年。
清代学者莫与俦撰《毋敛县先贤考》一文，对尹珍是独山人详加考证。清道光年间，遵义郑珍和独山莫友芝编纂《遵义府志》时，考证毋敛在今贵阳、都匀之间。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万大章在《毋敛尹珍之新考》一文中详细考证了尹珍是独山人。贵州历史学家周春元等著《贵州古代史》，王燕玉著《贵州史专题考》进一步考证毋敛在今独山一带。1990年出版的《贵州省志》是贵州今最权威的地方志，其中教育志介绍：“尹珍，字道真，东汉郡毋敛（今独山一带）人。”
撇开真伪难辨的籍贯谜团，单说尹珍其人。
据史料记载，尹珍自幼天资聪颖，敏慧好学，志向远大，雄心勃勃。公元99年，尹珍年仅二十岁，但家乡的私塾先生已无力为他“传道授业”，而身怀报国之志的他，又是那么渴望“功成名就”，报效桑梓，那么便需要名师指点迷津，指引方向。因此，他毅然决定北上中原，拜师学艺，继续深造，以大展宏图，施展抱负，报效桑梓，改变家乡的贫穷落后。他翻山越岭，跋涉千里，终于到达繁华富足的京师洛阳，也终于拜得儒学大师、经学家许慎为师，研习五经文字、博览经史子集。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微言大义的儒家思想，奥妙无穷的经书典籍，令尹珍大开眼界，惊喜不已，他晨昏诵读，勤学谨记。历经几度春风秋雨的洗礼，几度花开花谢的磨砺，尹珍勤学苦读，从不懈怠，终成一代学识渊博、学养深厚的经师大儒。
贵阳阳明祠中尹珍塑像（船夫摄）
公元107年，学成返乡的尹珍，在毋敛坝“手建草堂三楹”作为学馆。这是一座木结构的三合院，一正两横，犹如“品”字，与当地绝大多数建筑相似。他开馆收徒，终身致力于启蒙教学，孜孜矻矻，成就斐然，“于是南域始有学焉”。
尹珍的教学理念十分科学、先进，他将教学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蒙学”，教学生识字书写，教材用规范的正体小篆书写，依文理编成韵文，朗朗上口，便于记诵；第二步是讲授《论语》《孝经》等典籍，“修十义以治七情”，教育子弟要“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并以这“十义”来约束人的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这是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的儒家道德规范。尹珍言传身教，身体力行，成绩卓著，收效明显，《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教其耕稼，制其冠履，初设媒聘，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仪。”
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尹珍不仅向弟子传授书法艺术，自己也日习千字，终成一代书法大家。唐代张彦远的《法书要录》，引录南北朝时期宋朝王愔所著的《文字志》，所列秦汉以来书法名家计120人，尹珍名列其中。务本堂前的小河边，多少个晨昏，多少个寒暑，尹珍在此洗笔淘砚，冥思苦读。春花春水点缀着他的两袖清风，秋风秋月装饰了他的一身傲骨。后人特为此献给他一副对联：“学者必由是，逝者如斯乎。”尹珍的书法技艺日日精进，隶书成就远近闻名，一时之间，前往求书楹联、墓碑的人实在太多，以至后来在绥阳旺草开馆讲学时，还在馆旁特辟一室，专为书写之用，后人称之为“碑房”。明万历年间，绥阳知县詹淑修建旺草公署时，还挖得一块石碑，上刻“汉尹珍讲堂”。
尹珍从事地方教育，声誉渐著，后汉朝廷在地方选举孝廉，地方官以其精通经学举荐朝廷。汉桓帝永兴元年（153），学者应奉任武陵郡（今湘西、黔东一带）太守，“兴学校，举侧陋，移风易俗”。尹珍就近拜师，学习图纬，师生并显一时。《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桓帝时，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珍官至荆州刺史。”尹珍功成名就，但年老体弱，遂辞官还乡，将原学馆改名“务本堂”。公元162年，尹珍病逝，葬于务本堂后，享年84岁。
尹珍办学授徒，矢志育人，取孔子“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之意，将学馆改名“务本堂”，“孝悌”二字乃其根本。清代举人吕启埏有《敬题务本堂》一诗：
今人亦写诗赞曰：
尹珍毕生致力于家乡的教育事业，尽心竭力，死而后已，成为贵州文化教育的开山鼻祖，是贵州汉文化的传播者，西南地区汉文化教育的开拓者，其丰功伟业数千年来备受世人敬仰，“凡属牂牁旧县，无地不称先师”。尹珍的办学遗迹遍布川滇黔三省，因此祭祀庙宇的香火也绵延至今。当夜郎故地相继修建孔庙时，也都同时设尹公专祠，尹珍与孔子相配祠，各地立祠供奉。公元880年，唐人崔礽在今绥阳县旺草场立尹珍讲堂碑。明代中叶，贵州三个书院里始建尹珍专祠，清代扶风山王阳明祠旁配尹道真祠。道光年间，遵义府学教授莫与俦创立“汉三贤祠”，纪念尹珍、舍人、盛览三位文化名人。民国32年（1943）贵州省政府编纂出版的《贵州名贤传·尹珍传》载：“正安新州地方有个务本堂，就是从前尹先生讲学之处，可以说尹先生是贵州文化的开创人，正安是贵州文化的策源地，为纪念这位先贤，特呈准中央政府，将正安县划出一部分，另设一个新县，称为道真县。”
尹珍“不甘落后，求学千里；热爱乡土，献身教育”的忘我精神，“尊前贤，励后学”的教育理念，历经千余年的风雨雷电，终于开花结果：明清两代的贵州人才济济，英才辈出，不仅有“六千举人，七百进士”的盛况，有“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的美谈，还有与“汉三贤”齐名的“清三贤”，他们是西南硕儒郑珍、莫友芝、黎庶昌。
以“尹珍”命名的地区，最早可追溯到唐宋时期，为感谢尹珍，朝廷特将夜郎相邻之地（今属正安县）命名为珍州，寄托怀贤情思。“道真教授南域，许应之学，久餍饮于文人学士僚妇苗童之口，故因其斯爱斯传者以名其郡，命名之中怀贤寓焉。”“昔言子传学于吴文翁教化于蜀，先生可以媲美，先生谓珍，是以后之人以珍州名其乡。复谓其名用其字真安州以生先字道真也；不斥其字更其号名正安州，以先生号道正先生之学久乃益光。曰务本、曰乐道，小学经艺允为百世之师矣。”（《正安州志》）民国时新州毋敛坝还以“务本乡”“故里乡”命名，并有“汉儒尹道真先生故里”石碑，惯称“故里碑”。绥阳县旺草场亦名“尹珍场”“尹珍乡”，今旺草仍有“尹珍中学”“尹珍小学”。绥阳县城有“尹珍路”，正安县城有“尹珍广场”“尹珍大道”，文化路图书馆旁有尹珍塑像。遵义市“三阁公园”建有“尹珍堂”，内立尹珍塑像。
有关尹珍的传说，至今不绝于乡里。就在尹珍故里正安县新舟镇毋敛坝，尹珍务本堂对面的阳东山上，有一棵古老的大柏树耸立山巅，其枝繁叶茂，四季常青，方圆数十里清晰可见。“山中难找千年树，古树长青寿命长，”相传此树为尹珍亲手所栽。
话说尹珍远游中原，学成返乡，身负行囊，长途跋涉，劳累不堪。行至阳东山脚，时逢梅雨时节，山路崎岖，泥泞难行，便折一节柏树枝，借力拄行。攀登至顶，随手插枝于地。没想到，这棵拄路棍就地生根，抽枝发芽，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原来的把手之处，两股丫杈对称展开，长出浓荫，犹如一把巨伞，撑天而立，亭亭如盖，乡人称之为“团团树”，十里八乡，远近闻名。
这棵屹立千年、生命力超强的古汉柏，仿佛“神灵”附体，已经具有了超自然的“神性”和“法力”，成为当地民众心目中的“长寿树”“保安树”。乡亲们相信，“汉儒亲手栽，文明启后代”，所以誉之为“文人宝盖”。传说，这棵参天古树渐渐有了神格，成为百姓心中的神树。逢年过节、红白喜事，或者谁家遭灾遇难，或者哪家小孩夜哭不宁、哪家有人久病不治，都要虔诚地前往祭拜，焚香化纸，祭酒献饭。经年累月，树下香烛纸灰层层叠叠，树身烟熏火燎黝黑粗糙，枝头红布彩纸迎风招展，真是一棵饱经风霜、威武挺拔的“神树”。为了保护这棵千年古树，人们在树身上钉了许多铜皮铁块，使其历经风雨而不弯不倒。即便是在一场又一场的风暴中，它也昂首挺立，傲视寰宇。
将奇花异树、风景名胜依附名流先贤，是古风也是民风，有诗为证：
平易朴实的语言，诚恳真挚的情感，表面说“木材”实际说“人才”，秤在人心，碑在人心，尹珍盛名“一代夜郎文魁星”，就此可见一斑。
最后说说“三忠三烈”的“文林郎”申祐。
申祐（1425～1449），字天锡，出生于务川火炭垭，即今天的大坪乡龙潭村，是以忠孝节烈闻名于世的仡佬族英雄。文献记载说他“幼有至性，颖异不群”，明英宗正统三年（1438），年仅13岁的申祐便一举夺得科考举人，正统十年（1445）更是高中进士，且官拜四川道监察御史。申祐的生命之火非常短暂，生命永远定格在最绚烂的青春年华。
申祐的一生是短暂的，却也是非凡的，他聪明早慧，敏而好学，更兼有勇有谋，智勇双全，其“三忠三烈”的故事至今仍被当地百姓津津乐道，成为坊间美谈：“杀虎救父”是为孝、“冒死救师”是为勇、“舍身救主”是为忠。他“三忠三义”的英勇事迹，既是教育孩子的榜样，也是世人争相效仿的楷模。
民间传说中的故事是这样的：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少年申祐帮父亲在山坡上挖地，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申祐乖巧懂事，体贴孝顺。父子俩专心致志地劳作着，偶尔也交谈几句，一切都显得那么的宁静自然，那么的和谐，他们的劳动虽然辛苦，却也自由，因此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即将到来。突然，没有任何征兆，一只斑斓大虎似乎从天而降，一路呼啸而来，纵身扑向他们，血盆大口叼起父亲转身就跑。跟在父亲身边的申祐受到惊吓，微微一愣，旋即回过神来，挥舞着手中的锄头猛追不舍，同时放开喉咙拼命呼救。
也许是这只老虎本来就“年老体弱”，也许是多日未进食早已饿得没了力气，也许是口含一个大活人没法跑快，也许是后面这个“拼命三郎”不顾性命的穷追猛打，总之，“做贼心虚”的老虎又惊又吓、又惧又怕，居然舍弃了这到嘴的“美味”，在饥饿和保命之间选择了后者，扔下申祐的父亲落荒而逃。
父亲终于脱险，被乡亲们抬回村里救治。消息不胫而走，申祐虎口救父的事迹一时间传遍了十里八乡，人们对这个小小少年刮目相看，逐虎救父的少年郎从此成为顶天立地的“打虎英雄”。连“官方”志书《思南府志》也做了褒奖性的评价：“逞猛虎之威，竟出黄童之手。震惊乡里，孝扬六邑，声蜚一邦。”
时光总是在不经意间悄然流逝，当年那个小小少年胸怀大志，夜夜苦读，经史子集的熏陶，清风朗月的滋润，使得申祐成长为挺拔俊秀的翩翩青年，有了更高远的志向。他风餐露宿，历尽千难万险，走出了家乡的千沟万壑，穿越了自南而北的千山万水，只身来到繁华的都城，就学于京师太学，龙潜深渊，只为铸就经天纬地之才，待他日报国，一飞冲天。
只是，风清雅静的书院并非世外桃源，不闻呐喊杀伐，但见血雨腥风。国子监祭酒李时勉是一位忠贞耿介、刚直不阿的能臣，却因忠言直谏得罪了皇帝，天子龙颜震怒，不问青红皂白，判其带枷示众并扬言要将其斩首于市。满朝文武大臣一个个噤若寒蝉，慑于君王淫威，明知祭酒冤屈，却并没有人敢仗义执言。
年轻的申祐看不惯这样苟且偷生，也最不屑这样明哲保身的做法。这位少年时代的打虎英雄，早已成长为侠骨柔肠的铮铮铁汉，故乡的青山铸就了他山一般的胆识，故乡的云天赋予了他胸怀日月的英勇气概，他以初生牛犊的勇敢无畏，挺身而出，擂鼓鸣冤，冒死直谏。
朝堂之上，众臣面前，申祐侠肝义胆，慷慨激昂，痛陈天子善恶不分，忠奸不辨，直言自己愿代师赴死。
众人都为他捏了一把冷汗，顶撞天尊，冒犯龙颜，那是株连九族的杀头之罪啊，想来这个愣头青是必死无疑了。却不料“皇恩浩荡”，皇上不仅特赦了李时勉的死罪，让他官复原职，同时下令嘉奖申祐的忠勇义举。
务川龙潭村申祐雕塑（安文科摄）
申祐是幸运的，这位君临天下的皇帝虽然刚愎暴戾，但还不至于昏庸无能，闭路塞听，还能在盛怒之下，不顾“一言九鼎”“金口玉言”的天子颜面，听进并采纳一介年轻书生的忠言勇谏，也算是可喜可贺。“公之所为，皆人所不敢为也。”从此以后，申祐为救师长怒触“天威”的义勇之举，闻动京师，名播故里，为时人钦佩，也为后人景仰。
申祐逐虎救父（安文科摄）
申祐逐虎救父（安文科摄）
申祐逐虎救父（安文科摄）
斗转星移，春秋代序，多灾多难的华夏大地又一次狼烟四起。正统十四年（1449），一直觊觎着富庶中原的蒙古瓦剌部举兵入侵，攻打大同，专权太监王振“挟天子以令诸侯”，挟裹英宗御驾亲征，到今天河北怀来境内的土木堡时，被敌军重兵围困，交战未久，50万明军就溃亡过半，已全无招架之力。眼看军心涣散，自己性命难保，英宗又惊又怕，只想快快逃脱，因此急急忙忙想找一个“替身”来迷惑敌人。申祐恰巧与英宗年龄相近，身材相似，容貌相仿，于是立马装扮起来，“黄袍加身”，乘帝辇连夜出走。瓦剌兵看到皇舆黄袍，误以为是英宗出逃，穷追不舍，万箭齐飞，申祐因此葬身乱箭之中，年仅24岁。申祐“尽节殉难于从龙”，赐谥为“忠节申公”，世称“文林郎”，全国各地同时兴建八所祠堂以资纪念。至今完好地保存于务川城古巷中的“申公祐祠”，当地百姓习惯性地简称“申祐祠”，也有的亲切地称之为“申家祠堂”，既是一座历经风雨的古建筑标本，也是民族气节的实物象征。
牌坊（张卫民摄）
其实，如果要还原历史真实的话，在申祐辞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事迹都鲜为人知，尤其是“舍身救主”的凛然大义，因此，一些深悉内情的重臣频频上书，如萧重望《题奏缺漏申侍御土木堡忠臣庙名位疏》，另外，程敏政、赵维垣、敖宗庆、田秋等朝臣也都以诗文奏疏，累累为之鸣不平，这才使他走出历史尘埃，浩然大义的气节重见天日，“三忠三烈”的英名流芳百世。
申祐短暂的一生，“救父于虎口、脱师于天刑、代君殉难于疆场”，故有“三烈”之誉，申家被封赠为“忠孝堂”，申祐被追谥为“忠孝名臣”，思南、务川两地同时为他立祠祭祀，且至今还有保存完好的申祐祠堂。务川“申祐祠”也叫“三烈祠”，始建于明嘉靖十年（1531），后几经维修，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已辟为申祐纪念馆。祠内匾额对联碑刻，均不吝美言赞颂申祐忠孝节烈，如：
今正安县市坪仡佬族苗族乡龙坪村申家寨子界牌山垭亦建有申祐祠，也叫“忠孝全人祠”，祠内神龛上供奉着一座申祐盘龙牌位和一尊申祐金身塑像，正上方悬挂清仁宗皇帝于嘉庆五年（1800）御笔亲赐的“忠孝名臣”金字匾额。清康熙年间，书生杨嗣汉拜谒申祐祠，感慨不已，挥毫作文：“考公生年，幼夺父于虎口，中救师难于中涓，卒捐身扈土木危亡之秋，可谓全忠全孝之人也，稽之史册能有几人？”清道光《思南府志》曾高度赞美：“冒爪牙以活天亲，膺逆鳞以拯师难，之狂犬羊以图复辟，三烈全备，千古罕闻，古谓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公诚不愧斯语矣。”
明举人赵维垣曾作一首《申祐歌》：
遗憾的是，申祐虽然能文能武，才华横溢，胆识过人，但毕竟英年早逝，文治武功难有更大的建树。他的一生戎马倥偬，却来去匆匆，犹如昙花一现，生命最华美的乐章却在最高潮处弦断曲终。而且，申祐的诗文多已散佚，其文采斐然的佳作未能传之于世，仅存《挽从舅李公诗》和《黔诗卷略》卷一，实为可惜。如果生命可以重来，如果历史可以穿越，那么，古之重镇的务川，将因这位文化先贤的忠孝节烈而有更加浓墨重彩的豪放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