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创刊阶段(1979~1984)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民族研究工作转入正轨。贵州省民族研究所迫切需要有一个反映学术研究新成果、动态和发表自己科研成果的园地。经所务会研究决定,创办《贵州民族研究》杂志。上报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后,经贵州省委统战部同意、贵州省委宣传部和贵州省新闻出版局批准,《贵州民族研究》于1979年正式创刊。并明确了刊物用稿原则:在充分反映学术研究新成果的前提下,同时还坚持优先发表本省作者的文章,优先发表中青年作者的文章,优先发表少数民族作者的文章的“三优先”原则。
《贵州民族研究》1981年前为内部发行,1979年出版了一期。自1980年第一期起设总期标识,版权页题编辑者为贵州省民族研究所《贵州民族研究》编辑部,全年共出版了三期;1981年起题为贵州省民族研究所主办;1982年改题为《贵州民族研究》编辑部;1986年起版权页出版者改题为贵州省民族研究所;1988年起改回《贵州民族研究》编辑部。
《贵州民族研究》是民族学类综合性学术期刊,主要刊载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学术论文,如民族理论、民族文化、民族经济、民族教育、民族历史、民族学、民族风俗、民族语言、民族法学、民族工作等内容。融多学科性、地方性、民族性特点于一体,是贵州民族科研的园地,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推动民族研究的发展、弘扬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学界同仁的相互学习和学术交流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办刊之初,围绕贵州省委、省政府制定的全省民族工作中心任务(民族工作的拨乱反正,民族识别工作),为党和政府建言献策,提供决策参考,刊物发表了大量关于民族识别的文章,如:覃华儒的“有关民族识别若干问题的探讨”(《贵州民族研究》1984年第一期),以及“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搞好民族识别”(《贵州民族研究》1982年第四期),张正东的“关于开展贵州民族识别工作的建议”(《贵州民族研究》1979年第一期)。
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刊物在印刷质量、装帧设计、纸张材料等方面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刊物主要由单位经费支付,给作者一定的稿酬。此阶段刊物在全面正确宣传党和国家民族理论、政策和宣传民族学知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贵州民族研究》内分期刊登了李绍明的民族学讲座,更好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在当时意识形态领域和学术领域全面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斗争中,刊物经受住了考验,并由此形成了刊物政治敏锐性强的特点,办刊人员在办刊工作中坚定不移地自觉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遵守宣传部门和新闻出版部门相关纪律要求及国家相关出版法规的办刊纪律,为以后刊物健康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在今天,也不失为研究当时民族问题的第一手资料。
在创刊阶段,《贵州民族研究》结合贵州保留有多种少数民族语言和较强研究力量的实际,专门开辟民族语言研究栏目和语言专刊。民族语言学既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同时也是民族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语言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文化特征之一,语言调查不仅是学术上的需要,同时也是实际工作的需要。一是抢救濒危语言的需要。20世纪80年代起,对一些未定民族语言,如木佬语、羿人语、拉基语、龙家语、卢人语、伊罗语等进行了有抢救意义的调查。对这些语言的调查研究成果在刊物中发表出来,意义十分重大。在《贵州民族研究》中刊登了《从语音特点和词义生成看仡佬语与苗语的关系》、《仡佬语在民族学中的重要地位》、《贵州木佬语与仡佬语的关系》等文。二是为贵州的民族识别提供了依据,立下了汗马功劳。如在《贵州民族研究》1983年第三期刊登的《贵州瑶族的语言》中提到“多年来,贵州本身对贵州的瑶语没有进行过调查,因此对瑶语的具体情况了解很少。近几年在民族识别中,贵州省人民政府文件提出要对荔波的‘长袍瑶’和望谟的‘油迈瑶’进行识别,这也要求对他们的语言必须进行了解。1983年贵州省民族研究所、贵州民族学院和贵州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组织对贵州月亮山民族地区进行综合考察,这里又是瑶族较聚居的地区,在考察瑶族的经济、历史、文化教育的同时,也同样要考察瑶族的语言状况。从民族语言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我们更需要积累这方面的语言资料。由于以上原因,我们参加了月亮山地区的综合考察。实践证明,这次对贵州瑶族的语言作全面的调查是非常及时的,也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