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术会议

1960年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成立后，为了更好地搞好民族研究工作，在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收集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贵州省民族研究所以研究贵州各少数民族的历史为中心，组织或合作组织召开了一系列学术会议。1966年，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因“文命”被撤销。因各种原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召开的学术会议相关资料很难找到，现着重介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和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组织或合作组织召开的主要学术活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社科研究迎来春天，民族学得到承认，科研机构得到恢复，民族研究转入正轨。为加强民族学的研究工作，学术活动也随之活跃，贵州省民族研究所、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单独或联合主办、协办、承办组织召开了一系列学术会议。20世纪80年代前，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和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组织召开的学术会议多以基础学科内容为主题，专题性较强。例如“太平天国时期贵州各族农民起义学术座谈会”、“贵州省民族问题学术讨论会”等。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兼顾了为现实服务的一些议题，如“贵州少数民族妇女问题学术讨论会”、“西部大开发与西南少数民族学术研讨会”等等。

据不完全统计，仅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恢复到现在，就已组织或联合组织召开了30余次学术活动。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及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组织或联合组织的较有影响的学术活动主要有以下会议。

第一次民族学讨论会：

1957年1月，贵州、湖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告一段落，收集有60余万字的调查资料作为讨论会资料。2月，贵州、湖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在台江县城召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贵州第一次民族学科的讨论会，除调查队员外，贵州民族学院、贵州省文联派代表参加，共计40余人。会议由仇复荣主持，吴泽霖教授做学术报告，主要讲述了苗族社会的发展可能是由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飞跃，没有经过奴隶社会。从调查资料尤其是上层建筑的资料看，苗族社会生活中还保存了很多原始社会的残余痕迹。如果经过奴隶社会，这些残余痕迹就被排挤而消失了，不会流传到现在。参会人员还作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补充。

太平天国时期贵州各民族农民起义学术座谈会：

1978年12月12日，为了对清朝时期贵州各少数民族起义有一个科学正确的总结，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在贵阳组织召开了“太平天国时期贵州各民族农民起义学术座谈会”，这是贵州省民族研究所自1978年8月恢复以来的第一次学术活动，也是贵州史学界继夜郎学术讨论会后，又一次对贵州历史的讨论。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来自省内外的专业科研人员、教学人员及业余研究者30余人。会议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太平天国时期贵州各民族农民起义的历史背景、组织形式以及革命性质、对象、动力以及与太平天国的联系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对某些农民起义首领作了初步评价，对一些长期以来有争议的问题也进行了探讨。

会议认为，贵州是一个建置较晚的省份，秦汉以来封建王朝在这里设置郡县，推行羁縻政策。元代在贵州建立了“土司”制度，明代开始建立行省并在部分地区着手“改土归流”，施行“土流并治”政策。清代因之，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这些政策的实施，在客观上促进了全国的统一，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由于清王朝封建统治者的民族偏见和野蛮的军事摧残，在统治贵州各族人民的过程中，对广大的农村和城镇焚烧抢掠；在改土归流中，又采取了血腥屠杀的手段，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反抗，进行了多次的起义斗争。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下，1851年秋，高禾领导了贵州台拱的苗族抗粮斗争，预示了贵州各族农民大起义的到来。1854年春，杨元保领导了独山布依族农民起义，揭开了贵州各族人民起义的序幕，全省各地纷纷响应，革命大风暴席卷贵州高原。虽然贵州各地宗教信仰不一，但都以不同的宗教会社组织发动起义。其时，湖南天地会首领李沅发在1848年占据了湘桂黔边境，“反清复明”成为黔南布依族杨元保、黔东南侗族姜应芳等领导农民起义的行动口号。白莲教及其支派灯花教、斋教等早在贵州传播，成为影响最大、势力最强的一支力量。张秀眉等也以传统的歃血为盟形式发动了台拱苗族农民起义。黔北汉族杨龙喜把天地会、白莲教和上帝会的不同宗教信仰融为一体，作为起义的指导思想。这一时期，起义军的主要力量是农民，此外还有手工业工人、矿工及部分失意的上层人士。起义军控制地区，纷纷建立起农民政权。贵州各族农民起义爆发后，1858年，太平军将领李文茂率领一支大军进入黔东南地区活动，1860至1863年，太平军几次进出贵州，并深入贵州腹地，促进了贵州各族农民起义的空前高涨。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后，在贵州的太平军仍和贵州各族农民起义军并肩战斗，共同反抗清王朝官军和地主武装的残酷镇压，直到1880年，黔东北苗、汉等民族起义军和一支太平军全部壮烈牺牲。前后持续29年的贵州各族农民起义，钳制了清政府在湘、滇、川、黔、桂五个省的8万多兵力，有力配合了太平天国革命，成为太平天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会议认为，太平天国时期贵州各族农民起义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遍及全省的规模，许多民族都投入到了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民族人口虽只占全省人口的四分之一，但少数民族农民却占起义军总人数的一半以上。各族农民起义军共攻占了全省93%的府、厅、州、县城镇，建立了一些农民政权，对清政府和封建地主阶级给予了沉重的打击，使得外国侵略者也惊恐万分。当太平天国革命被中外反动势力残酷镇压后，贵州各族农民起义军还坚持斗争达7年之久。与会专家学者们认为，这一时期的农民起义，应引起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并给予相应地位。

会议还认为，太平天国时期贵州各族农民起义，是贵州近代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反对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太平天国时期贵州各族农民起义的三十余支队伍，每支都有多个民族的农民参加。一般情况，是以起义军的主体民族和起义首领的族别区分起义军属于哪一个民族。在每一支农民起义军中，都有几个主要将领，对于他们，都应给予实事求是的正确评价。

贵州省民族问题学术讨论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在这一前提下，为了探讨贵州省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工作如何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正确理解民族学定义，贵州省政协民族工作委员会、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贵州省民族研究所于1979年3月27日联合在贵阳组织召开了“贵州省民族问题学术讨论会”。来自中央民族学院、广西民族学院及省内40多个单位的民族研究者及有关人员共100多人出席了会议。面对新的形势，会议着重探讨了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如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以及民族学的任务、研究对象和范围等问题。会议对“文革”前17年的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工作做出了充分肯定，还清算了林彪、“四人帮”诬蔑、破坏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工作的罪行，提出了壮大民族研究队伍、建立民族资料研究中心、成立“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创办《贵州民族研究》等建议。

会议由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李珍轩主持并致开幕词。中共贵州省委统战部部长惠世如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贵州省委统战部副部长龙贤昭主持闭幕式并致闭幕词，他肯定了这次讨论会的收获，并强调指出，今后要继续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坚定不移地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长征中，大家要更好地团结起来，努力做好各项工作。

在讨论会上，共有22名代表发言。与会代表解放思想，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对贵州省的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在分组讨论中，与会专家学者对民族学的定义、任务、对象和范围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对民族学的定义，与会同志有不同的认识。

一种意见认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就是关于民族解放的理论。它的研究对象是世界各国、各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的历史发展，研究各个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处理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研究民族的历史发展方向，并以这些研究成果贡献于无产阶级政党，使之作为该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依据。但多数同志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解放的理论，应当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其本身并不能代替民族学。

另一种意见认为，民族学就是以研究民族为对象的一门学问，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则是以马列主义民族问题理论为指导，研究民族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研究各民族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社会组织和生活习俗，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

大多数同志认为，上述两种看法，实际上否认了民族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地位，具有片面性。大多数学者认为，现在要给民族学下一个准确的定义，还有一定的困难。一门科学的定义，从属于这门科学研究的对象、范围、任务等等。只有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明确了，民族学的科学定义才能确定。

会上，部分同志提出建立“中国民族学”的主张。中国民族学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中国民族的实际相结合的民族学，其研究对象首先是现代中国已经识别的民族以及尚待识别的民族，同时还要研究历史上居住在我国版图内的民族，包括现在跨国的民族；历史上不在我国版图内而今日在祖国大家庭的民族，现代民族形成以前的各个发展阶段，也要进行研究。“中国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包括民族定义，民族来源，民族的形成、分布与消亡，民族经济，民族社会和政治制度，民族语言，民族文化，民族信仰和宗教，民族与阶级斗争，民族关系，民族政策与民族工作等等。

关于民族学的任务，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民族学以世界各民族为其研究对象，它研究民族发生、发展及消亡的客观规律；研究各个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诸方面，其中着重研究各个民族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所构成的社会形态及其历史演变情况；研究民族之间的关系；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研究资产阶级的民族理论和政策，并对其反动实质进行分析、批判；研究世界各国民族学的发展情况，并对资产阶级民族学的唯心主义观点进行斗争。

大会认为，在我国广泛深入研究民族学有其重大意义。第一，有助于进行民族政策的再教育，加强民族团结，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第二，有利于团结世界各族人民结成广泛的反霸权统一战线；第三，有利于赶超国际上研究民族学的水平，促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繁荣发展。

会上，提出了加强党对民族研究的领导、壮大民族研究队伍、建立民族研究资料中心、成立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创办民族研究刊物等项建议。此后，在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下，这些建议都逐渐得到了落实。

苗族历史学术讨论会：

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恢复初期，编写苗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仡佬族等民族的简史是其主要工作之一，为了编写好这套丛书，贵州省民族研究所针对编写的史志专门召开了各种民族历史学术讨论会。

1979年6月14日至16日，由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组织召开的“苗族历史学术讨论会”在贵阳举行，来自省、市25个单位的史学工作者和有关同志共50余人参加会议。会议围绕编写《苗族简史》一书的有关学术问题进行研讨，分别就苗族的来源和形成、历史上是否经过奴隶社会、近代苗族社会的性质、语言文字、历史资料的收集和使用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在讨论苗族族源问题时，部分学者根据汉文献记载、苗族传说及族称读音等方面的资料，提出苗族先民可能与“九黎”、“三苗”、“髳”、“濮”、“蛮”等古代民族有关的看法。有的主张在研究古代民族史时，应当重视本民族的口头传说；对于“图腾”崇拜，应当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解释。有的学者指出，任何民族的形成都有一个过程，并且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聚居地区，因此主张苗族是秦、汉以来从“五溪”地区（今湘西、黔东一带及其毗邻地区）的古代“蛮”人中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

在讨论苗族历史上是否经历过奴隶制阶段时，有的同志建议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关“古代东方奴隶制”的论述，具体地分析各个不同时期苗族社会中“议榔”、“合款”的性质；有的同志主张对不同地区、不同支系的苗族古代社会资料分别进行研究；有的同志认为可以从苗族先民与“楚”文化的关系以及苗族有关词汇的含义中，探索古代苗族的社会性质。由于目前占有资料不够，参加讨论的同志一致认为对于苗族古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应当继续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

在讨论近代苗族社会的性质时，与会同志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如有的同志认为在苗族聚居地区的社会经济，在民主改革以前依然是封建地主制，而有些人则认为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考察，苗族地区近代社会的性质和内地汉族一样，只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上有所不同。

在讨论苗族的语言、文字时，有的同志根据口头传说、汉文献记载和部分文物，探索了有关“古苗文”的问题；有的同志对推行新中国成立后创制的苗族文字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并介绍了利用苗文扫盲、注音的成功事例。还有的同志建议在编写苗族历史时，对苗语的专有名词，尽可能地按照苗语的不同方言标音，以便各地苗族群众阅读；在整理、介绍苗族民间文学作品时，应尽量保持原意和它们的原有风格。

此外，与会同志还谈到在编写苗族历史时，选用资料、论述问题应注意防止大汉族主义的倾向，建议对与苗族有关的各类人物进行具体分析，分别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会议结束后，《苗族简史》编写组认真地研究了这次讨论会上专家们提出的各种意见和建议，并组织编写人员深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进行补充调查，为《苗族简史》的顺利完成打下了基础。

贵州民族历史学术讨论会暨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成立大会：

为了更好地编写苗族、侗族、布依族、水族和仡佬族的简史，1979年12月9日至17日，贵州省民族历史学术讨论会在贵阳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汉族、苗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仡佬族、彝族、壮族、瑶族、回族等民族的专家学者、业余爱好者及从事民族工作的同志共150余人。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四川省民族研究所、云南省历史研究所、广西民族研究所、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广西民族学院、湖南吉首大学、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等有关单位应邀派代表参加了会议。

讨论会的中心议题是民族历史，着重对苗族、布依族、侗族、水族和仡佬族5本《简史》修改中的一些带有共同性的问题展开讨论。综合起来，主要对族源、历史上是否经过奴隶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的情况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关于苗族的族源问题，会上有三种看法。一是认为源于“三苗”，古代的文献中记载，唐、虞、夏有“三苗”的活动，“三苗”就是现代苗族的先民。但持不同意见的人认为，据文献记载，“三苗”已经发展到有阶级的社会，如有君长、刑法等，为何后来的苗族社会不是向前发展，反而倒退了呢？二是认为源于楚，楚源于髳，楚就是苗族先民建立的国家，因而马王堆一、二号汉墓应系苗族先民之墓葬。持不同意见者认为，髳在今晋、陕之间，而楚活动于丹水、荆山一带，楚先于髳存在，楚源于南蛮而不是髳。三是认为源于秦、汉时代的五溪蛮，这是会上多数专家的认识。因为沅江上游的五溪流域，正是今天苗族分布的地区。根据民间传说，五溪蛮从洞庭湖一带迁徙而来，这与“左洞庭、右彭蠡”的“三苗”国可能有渊源关系。但也有人提出异议，认为“三苗”在唐、虞、夏时期活动于黄河流域，而秦、汉至唐约一千多年的时间都没有“三苗”和苗族的记载，因此，苗族是否与“三苗”有渊源还需进一步研究。

会上关于布依族的族源问题，看法比较一致，源于“骆越”。部分人认为，壮族和布依族在语言、生活习俗、经济生活等方面的情况基本相同，从民族特征上来说，应属于一个民族，过去以红水河为界，根据民族意愿，并以行政手段来确定族称，这是违反客观事实的，应重新研究。而部分学者则认为，由于长时期的分居，壮族和布依族已经形成了两个民族，应照顾到历史的发展情况和当前的民族政策，仍分两个民族为好。

侗族自称“晋”、“更”、“共”、“龚”（侗语），有人认为侗族系土著民族，但不排除有迁徙进来的民族成分。关于迁徙，持梧州说者居多，主要根据是侗族的祭祀歌中叙述的地名，经考证系梧州、浔江、镡津一带；祭祀歌中描述侗族迁徙时的地形亦与“桂中岩溶丘陵与平原”地形，即今之梧州、藤县、桂平一带的地形相吻合。今居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境内自称为“拉架”、操侗语的“茶山瑶”，在风俗习惯上与侗族相似，因此，有人认为“茶山瑶”可能是侗族迁徙时的遗民。至于江西说尚无证据。

对仡佬族的族源问题众说纷纭，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认为仡佬族的先民是僚人，即《后汉书》所载夜郎国“夷僚”。夷僚的前身是夷濮。夜郎国的名称与“越雒”音近，反映了仡佬族中有越人的成分。越人和濮人同土著结合，便是僚人。另一意见则认为，僚就是《史记》、《汉书》中的“劳”。《汉书·地理志》称今云南沅江上游为“濮水”，下游为“劳水”，濮与僚同时并存，在古代文献中仡、濮、僚三者往往混称，濮亦称僚，僚亦称濮。谈槁、同劳、濮水，分别以槁、劳、濮为名，即《华阳国志》的“鸠僚濮”。“瓯雒”古音“鸠僚”。象郡句町属“瓯雒”，濮王姓毋，则“瓯雒”是濮僚。披袍仡佬着“贯首衣”，反映了有一部分“鸠僚”是从南方迁来的。打牙仡佬有凿齿的风俗，反映出与“东夷”有渊源关系。土著民族同迁来的“东夷”濮僚结合，成为现代仡佬族的先民，与瑶族关系密切。此外，还有的同志认为，仡佬与“雒越”有密切关系。

水族自称“虽”，汉译音为水。水语“虽”是疏通治理的意思。水族《从红水河上来》的古歌中，叙述水族是从河边一带迁来的，因此，水族的族源可追溯到“骆越”，水族的族源应与“百越”挂钩。

在关于苗、布依、侗、水等民族在历史上是否经过奴隶社会问题上，与会者多数认为，目前证据尚不充分，需要补充调查。

在关于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间问题上，会上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和全国一样，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一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各民族无可例外，只有程度不同，决无本质的差异。另一种看法认为，我国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各民族的社会发展不平衡，至近代，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兼而有之。因此，任何时候都不能以历代中央王朝政权的社会性质来代替各民族地区的社会性质，必须实事求是，是什么社会就是什么社会，不要生拉硬套。贵州地处祖国的西南，交通闭塞，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因此，少数民族地区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晚于一般沿海地区和交通发达地区，至于晚至何时，要作充分调查，使之符合历史实际。

在这次大会上，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宣布成立。

首届中国民族学学术讨论会：

1980年10月20日至26日，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会和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在贵阳市联合组织召开“首届全国民族学学术讨论会”，这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学术会议，对全国民族学界的影响，特别是对贵州民族学的影响都是十分深远的。有来自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包括19个民族的民族学专家、教授和研究人员等249人出席了会议。

时任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贵州省省长王朝文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武光等领导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宣布成立了“中国民族学研究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民族学研究会领导机构，讨论并通过了《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简章》草案。

这次学术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民族学的有关问题，着重讨论了民族学的定义、研究对象、任务、范围和如何发展我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等问题。会议收到论文171篇。

会议认为，在国际上，民族学是一门较为年轻的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形成于19世纪。在中国，20世纪初期开始这方面的研究，20世纪30年代以后，西方的各种流派逐渐传入，才开始系统的民族学研究。新中国成立后，有时全盘肯定，有时又全盘否定，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打倒“四人帮”以后，民族学这门学科又重获新生，大家又才开始了系统的研究。

关于民族学的定义，会议认为，“民族学”一词，由英国学者爱德华于1829年首先提出，后来大家沿用。但到目前为止，它的名称仍不统一，定义也是五花八门。我国的情况亦类似。因此，有必要进行讨论使其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及定义。会上，多数意见认为，还是沿用“民族学”一词为好。民族学的定义应当是：研究民族共同体，即民族产生、发展、消亡的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

关于民族学研究的对象、任务和范围，会议认为，目前国际上民族学的名称还未统一，定义含混不清，研究的目的不同，强调的重点不同，所以民族学研究的对象、任务和范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与会多数专家学者的意见认为，民族学研究的对象是民族，任务是民族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范围是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民族。我们的民族学，研究重点是中国各个民族。同时，为了国际交往的需要，也要大力开展对国外民族的研究。

关于民族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民族学研究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基础。对于民族学的学科本身而言，也有着需要把调查资料经过研究上升为理论的问题。目前我国民族学界虽已掌握较为丰富的资料，但是更为艰巨的工作是要把它提到理论的高度，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学说。

鉴于过去极“左”路线和十年浩劫的沉痛历史教训，有的意见强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指南，但不能代替民族学的理论，更不能把摘抄几段语录视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

民族学研究有各种各样的方法。通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民族学和其他科学一样，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民族学又有其独特的研究手段和方法，这就是通过实地调查研究，把现存民族中尚保留着的遗迹材料，或叫“活化石”材料，与现存民族中早已消失而存于考古、典籍文献上的材料，进行系统的对比研究。

关于如何发展我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我们应有自己的民族学，这个民族学就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并指出，我国人才济济，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基础，民族众多，社会形态发展齐全，有丰富的民族学材料、考古材料和典籍文献材料，有老一辈民族学家积累的研究成果和经验，还有国外民族学研究的借鉴。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后，人才和思想都得到了解放。具有这些条件，只要我们很好地利用起来，进行系统的、创造性的研究，我们完全可以建立和发展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

关于民族学研究如何更好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的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主要的还在于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必须注重实际，解决实际问题。我们的民族学研究是为我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的。我们的党和国家正处在一个发展的新时期，这个新时期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国家。完成这个光荣任务正是为我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服务，实现民族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我们的民族学，一方面要为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提供正确的理论依据和可靠的背景材料，另一方面，要研究各民族在文化和生活习俗上的社会主义形式与特点，并研究社会主义民族形成的特点和规律。

会上，中国民族学研究会还提出了今后的主要任务：一是要发现和培养人才，继续发展会员，特别是要有意识地吸收少数民族会员；二是经常举办各种学术讨论会，贯彻“双百”方针，继续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不断提高民族学研究的科学水平；三是出版《民族学》文集和《民族学通讯》；四是要对尚未开展调查或调查不深的少数民族，迅速组织力量调查研究，抢救资料，抢救文物，并对已经调查的资料、考古资料和典籍文献资料进行系统的整理研究；五是加强国际交流，为今后积极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做好准备；六是建议在更多的民族院校设置民族学系或开设民族学专业课。

中国民族学研究会1984年改称中国民族学会，1991年改称中国民族学学会。

《布依族简史》审稿讨论会：

1981年9月22日至10月4日，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在贵阳花溪韦寨组织召开了“《布依族简史》审稿讨论会”。这是继1980年底在都匀召开讨论会后又一次召开的《布依族简史》审稿会议。参加这次审稿讨论会的有来自中央民族学院及省内各地、各单位的多方面的专业人士共90余人。其中布依族同志占64%，他们中间不仅有50年代参加过调查、编写布依族历史的老同志，还有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

这次会议是在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在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省少数民族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具体指导下，由贵州省民族研究所主持召开。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秉鋆非常关心《布依族简史》的工作，会议期间，两次到会讲话，并认真听取了代表关于修改简史的意见。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主任熊天贵也两次到会讲话，传达了省委领导关于编写全省五种丛书的指示精神，并与大家一道总结审稿会的经验，努力将全省各民族的简史编写好。

编写《布依族简史》的工作，从1958年到1981年，经历6次修改。为了使《布依族简史》更加准确地、全面地反映布依族的历史，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大家就史稿的体例、章节内容、史料引征、调查资料取舍和民族政策与历史科学的关系及以后编写组人员的明确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修改方案和建议，形成了比较一致的意见。

《苗族简史》审稿讨论会：

1981年11月24日至12月4日，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和贵州省少数民族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联合组织在贵阳召开“《苗族简史》审稿讨论会”，来自云南、广西、四川、湖北、广东、贵州的代表，中央民族学院、广西民族学院、湖南省民族研究所、湘潭大学、贵阳师范学院、贵州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文化界、新闻界、出版界的同志，以及各地的党政领导干部等，共176人参加了会议。其中苗族代表130人，占73.9%。

贵州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苗春亭，贵州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人大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龙贤昭，省政协副主席吴通明，贵州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一帆，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李珍轩、王林岗等领导同志出席了会议。

大会由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副所长向零主持，省政协副主席、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所长杨汉先致开幕词。

会议就《苗族简史》各方面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统一了思想，主要形成了以下意见：

一是关于史料运用问题。会议认为，苗族分布面广，写苗族史在材料应用上要照顾全面。黔东南和湘西是苗族的两个最大聚居区，材料可多用一些，但还有几个小的聚居区和散居地区，也应适当增加材料。在北京、浙江等地还有少量苗族，也应提到。古代史料缺乏，可利用考古学和民族学资料补充。

二是关于苗族迁徙和人口分布问题。会议认为，古代苗族有迁徙经历，在近、现代仍有部分苗族迁徙；但古代的迁徙人群中包括有其他民族先民，近代以来的迁徙则不同，应区分开来。迁徙的主要原因是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所造成，其他原因是次要的。至于苗族人口的分布，简史上说是大分散、小聚居，这不符事实。黔东南和湘西是两个大聚居区，加上几个较小的聚居区，共有200多万人口，而分散的苗族人口只有100多万。所以，从人口的角度提出大聚居、小分散才符合事实。

三是原始社会问题。湘西有的同志提到战国时的楚国，以丰富的材料从多方面论述了楚国与苗族的密切关系，认为这涉及苗族是否经过奴隶制和对祖国的贡献等问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四是关于族源问题。多数人认为苗族来源于蚩尤、三苗，但简史稿对此必须再作详细论证。有的同志建议，对这个问题可把苗族传说和史书记载结合分析论证。根据传说，苗族来源于蚩尤、三苗较为确切，如从武陵蛮写起，与传说不吻合。有的主张族源应从三苗写到五溪蛮止，以后的名称演变不能当族源写。但也有的同志认为，目前还难以肯定蚩尤、三苗与苗族的渊源关系，主张留待以后进一步研究，族源可从武陵蛮写起。

五是近现代苗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有的代表反映，简史稿提到有些苗族地区市场繁荣，手工业发达，产品远销国外，大量种植鸦片等。但对一些地区，如西部的苗族多住在高寒山区，手工业不发达，无人经商，经济发展滞后的情况也应加以反映。有的同志还指出，就是同一个苗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如黔东南地区，在交通较方便的地方，经济发展就较快，而在雷公山周围高寒山区，土特产很少输出，没有可出口的手工业产品，经济发展较慢。以上情况，修改简史时要按地区分别叙述。

六是关于人物问题。代表们认为，写人物和事件，首先应调查清楚，方能做出准确的评价。黔西北的苗文创造，不能归功于柏格里一人，他只起到创导的作用，实际是由苗族知识分子杨雅各和张武、王胜模等懂英文的汉族知识分子共同完成的。苗文创成后，杨雅各曾在四川珙县的苗寨教书，传授苗文。其后，珙县、筠连等县一些苗寨的学校，都设有苗文课程，深受苗族人民的欢迎。有的同志提出，一些苗族名人也应写入史中，如威宁的朱焕章先生，新中国成立前从事教育工作多年，培养了一大批苗族知识分子，是一位出色的苗族教育家，像这样的人物还有不少，建议把他的事迹写入简史中。

七是关于文学艺术方面的问题。代表们认为，要翻阅史料，从史的角度去叙述其发展演变。最近几年，云南发掘的传说、叙事诗等，是思想性、艺术性较高而为苗族人民喜爱的民间文学作品，建议择优写入简史。苗族诗歌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等多种体例，还有长短句和自由体，有的押调又押韵。歌的分类应加入祭祖、接亲、嫁女、贺郎等。此外还有不少艺术方面的内容，也建议在简史中斟酌写上。

八是在生活习俗方面，代表们提出应从历史发展角度来加以叙述。苗族服饰复杂，如同语言一起列表，就可一目了然。居住方面，从黔中往西到云南，苗族多住在山腰和高山，但这不是喜爱，而是历史上被压迫所致。饮食方面的副食多为酸菜，应说明原因。喜欢饮酒的情况较普遍，但不是非有酒不可，所以不能说是嗜好，更不能说是每家都备酒。节日也应分地区叙述，如“踩花山”，基本是云南苗族的共同节日，人民喜爱，应写入简史。丧葬方面，川南、黔西北的苗族从前多用横葬，苗史修改时要写上。

九是现代宗教的传入问题，应把外国传教士的传教目的和群众信教区别开来，不能混为一谈。

《侗族简史》审稿讨论会：

1981年12月10日至22日，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组织在黎平召开了《侗族简史》审稿讨论会。与会专家学者们围绕侗族历史方面的内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主要内容如下：

关于族称问题，有人认为侗族自称“金”，是同秦设黔中郡之“黔”字古音相近而得名；有些同志主张侗族自称“更”是因地得名，侗语称“洞”和自称音近，是由于先民们曾居溪洞而得名；有人认为侗族自称“更”是和侗族从“赣”（江西）迁来有关，赣与更音近；有的则认为侗族自称“金”，是住地周围用树圈成圈子来掩蔽而称“金”。在他称上，水族称侗族为“更”，与侗族自称相同；汉文献称侗族为“洞”、“侗蛮”、“洞僚”、“峒民”等，当地汉人称侗族为“侗家”。

关于族源问题，与会代表的看法较为一致，认为侗族属于古越人的一支，魏晋以后泛称为“僚”，唐宋以后才逐渐形成单一民族。大家认为侗族是土著民族，原因如下：一是侗族自古就聚居在今湘黔桂交界地区，语言、习俗和社会结构基本一致，史上未见因战争或灾荒而造成迁徙的记载。二是从侗族语言、习俗（干栏、铜鼓、不落夫家）和文献看，侗族与古越人、僚人有渊源关系。三是从侗族《祭祖歌》看，反映从梧州先民迁入前，湘、黔、桂一带早就有侗族先民居住。四是如否定土著说，则所谓侗族社会由原始社会跨越奴隶社会而进入封建社会之说也就没有依据了。五是江西或洞庭湖迁来的说法较晚，是属于部分汉人进入侗区长期居住同化为侗族的现象。

有的代表认为，书稿中引用流传于今黎平、从江、榕江的《祭祖歌》来证明侗族先民来自梧州，这仅仅是传说，无史实依据，不可信；部分对梧州说持否定意见的人认为，从梧州迁来的是内部迁徙，而且时间较晚，仅限于侗族的南部地区。而一些同志则将侗、水两个民族的语言和传说进行比较，并用南部地区发现的苗族遗址、墓葬、传说等加以论证，坚持侗族是从梧州迁来的。意见未能统一。

关于社会性质问题，多数人认为，侗族原始公社解体以后，就越过奴隶制向封建制飞跃。因为从文献中只见有关原始社会末期和封建社会初期的记载，没有见到奴隶社会的记载；从实地调查中未发现奴隶制痕迹；侗族地处偏远，发展迟缓，强大的汉族生产方式影响，不可能按照一般社会发展规律按部就班地发展到封建社会。持不同意见的人则认为，侗族是古越人的一支，古代南越国就是一个奴隶制国家，侗族理应经过奴隶制。

关于侗族是否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问题，会上有两种不同意见。持否定意见的理由是：侗族地区直到新中国成立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没有遭到很大的破坏；广大农村的阶级矛盾主要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侗族地区商品经济不发达，也很少有资本家，而城镇口岸的资本家都是汉人；资本主义经济侵入侗族地区，只限水陆交通要道，其影响并未根本改变其经济优势地位；外国宗教传入较晚，教堂不为侗族人民所接受，并无多大影响。持肯定意见的理由是：1840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为帝国主义所统治，侗族地区并不例外，大量赔款也摊派给侗族地区；国民党政权在侗族地区普遍建立，从政治上说是依附帝国主义势力的；抗战期间，侗族地区桐油价格大起大落，控制权在官僚买办的“物资委员会”，盐行专卖，鸦片泛滥，钞票贬值，侗族地区不少商业资本遭到破产，这都反映帝国主义经济无孔不入；侗族地区土地集中，货币地租的出现，说明地主经济卷入资本主义；种植鸦片、贩运木材等现象说明侗族地区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侗族地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鸦片战争后就开始的，但时间上不能与内地一律搞一刀切，不要人为地搞特点，应具体分析，深入研究其逐步变化的过程。

关于历史事件和人物问题。会议认为，20世纪40年代的“黔东事变”波及7个县，其组织者和领导者都有侗族人民参加，应当写入侗史。辛亥革命时期，有影响的人物如李世荣等，也应写入简史中。北伐战争时期晃县的张本清系黄埔一期学生，当时是旅长。其他如王天培等也应考虑。

此外，大会还就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讨论。

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第二届年会暨民族理论学术讨论会：

1982年7月15日至19日，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在贵阳组织召开了第二届年会，有来自北京、四川、广西、湖南等省市（自治区）的专家学者和代表及省内的学会会员110多人出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受到了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的高度重视，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梁旺贵同志到会指导并讲话。

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副所长侯哲安同志致开幕词，他说：这次会议，我们将以研究和讨论有关民族理论问题为中心。什么是民族？民族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民族的特征、意识和民族关系，如何正确理解和运用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是本次会议讨论的中心内容。

与会者认为，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发展的“两个趋向”理论，结合我国情况，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各民族的社会发展不平衡，差异性突出。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各民族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发展成为现代民族。我国现阶段的第一趋向是“社会主义革命振动了人类最低层，被遗忘了的民族登上了历史舞台”，是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继续和发展。党的民族政策的进一步落实和目前民族识别工作的开展，就是促进民族觉醒的继续完成，各族人民热烈拥护民族区域自治就是这种趋向的表现。第二个趋向是民族接近、民族融合，目前也有所表现。现在是民族发展繁荣时期，提出和强调这两个趋向，可以避免在民族问题上过分强求统一性和共同性，避免“左”的倾向。

在讨论如何正确理解和运用斯大林关于民族形成的四要素时，一种意见认为，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是对资本主义时期形成的西方民族的科学总结，具有普遍意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至今仍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它不仅适用于现代、近代民族，同样也适用于古代民族，因为古代民族也包括了这四个特征的萌芽。我国古代许多民族就是这样的情况。但斯大林的这个论断也是有缺陷的，它没有从民族的运动和发展的观点去看待问题。另一种意见认为，我国少数民族的发展不平衡，新中国成立前，除了几个民族具有资本主义因素外，绝大部分民族还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不具备近代民族的四要素。因此，在民族识别问题上，既不能生搬硬套这四条标准，但又要把它作为研究的入门向导。

在讨论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意愿时，多数同志认为，民族心理素质表现为民族意愿，民族意愿要和科学依据相统一。在识别一个人们共同体时，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而不是从意愿出发。在符合科学的历史依据条件下，又必须尊重民族的意愿。“是不是”与“愿不愿”，前者是前提，是后者的依据。有的同志认为，民族意愿是一个科学的概念，是人们共同体在历史上形成的族别上的自觉意识与主观意愿的统一表述，要予以重视。至于个别人的意愿与民族意愿，应加以区别，不能混为一谈。民族识别必须从语言、历史、文化、意愿等方面进行综合性的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会议还对以后的工作提出了一些设想，其中包括在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的倡议下，拟以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牵头组织“‘六山六水’民族综合考察队”对贵州少数民族进行综合调查。打算先对黔桂交界的月亮山地区进行考察，取得经验后逐步铺开。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

1983年12月28日，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和贵州省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筹委会）联合组织在贵阳召开“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两会在筑顾问、理事及部分民族工作者50多人参加了会议。

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副理事长向零、柏果成主持了会议。

与会同志共同重温毛泽东同志关于民族理论的一系列光辉思想，怀着激动和崇敬的心情回忆了毛泽东同志在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丰功伟绩，赞扬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中国的实际，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民族理论，创造性地解决了我国的民族问题。

会议强调，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90周年，必须加强民族经济研究，为迅速发展民族经济做出贡献。与会同志一致提出，民族问题的实质是经济问题，民族的团结、平等有赖于民族经济的发展。

与会同志分析了贵州少数民族由于历史上的各种原因形成的各民族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充分认识到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指出加强民族研究的必要性。提出了许多课题，认为民族理论、民族历史、民族经济、民族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有大量课题必须进行调查研究。同时强调，要注重研究成果的应用价值，研究成果必须为我国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发展和繁荣民族经济，促进民族的平等团结进步。

会议强调，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指示，才能搞好民族研究，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研究有赖于实地调查。当前我国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各项工作都要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民族工作也不例外。

《仡佬族简史》审稿讨论会：

1985年9月26日至27日，“《仡佬族简史》审稿讨论会”在贵阳举行。有贵州民族研究所《仡佬族简史》编写组成员、仡佬族各地各方代表，四川大学、贵州民族学院等大专院校的专家教授等30多人出席会议。

会议首先由编写组成员翁家烈等介绍《仡佬族简史》撰写的基本情况和撰稿过程中对所遇到一些问题的处理以及还存在的问题等。会议有针对性地对仡佬族的族源族称问题、有关历史文献记载资料的使用问题、对仡佬族先民的评价问题、反抗斗争、习俗等进行了深入讨论。

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第三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

1985年10月29日至11月3日，为了推动贵州全省的民族研究工作，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在贵阳市召开了第三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人员除学会会员外，还邀请了贵州省人大、政协、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及云南、广西的代表。会议着重讨论了民族婚姻家庭、民族宗教、民俗与现实民族工作的关系，同时还对民族文字的推广、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教育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国际苗族瑶族学术讨论会：

随着全国及贵州民族研究工作的发展和深入，为了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促进民族科研工作，1987年9月20日至24日，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民族学院在贵阳联合召开“国际苗族瑶族学术讨论会”。由于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属于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下属单位，又是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的集体会员，所以会务具体由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和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承担。来自日本、英国等外国学者、华裔学者，香港学者，云南、四川、广西、西藏、湖南、广东、青海、北京等地的学者及有关人士130多人出席了这次会议。

贵州省省长王朝文、副省长罗尚才出席会议并讲话。出席会议的领导及专家还有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梁旺贵，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张超伦，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共贵州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熊天贵，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张人位，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顾问康健，贵州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冯迪民，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名誉理事长马曜教授，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理事长李绍明等。梁旺贵、张超伦也在会上讲了话。张人位主持开幕式，熊天贵致开幕词，李绍明作学术总结，马曜致闭幕词。

讨论会上，有20位专家学者做了交流发言，其中包括4位国外学者。会议就苗族、瑶族的经济、文化、教育等问题进行了研讨，认为苗族、瑶族地区的经济是我国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深入分析过去和现状的基础上，与会同志认为，苗族、瑶族的发展，首先要解决温饱，实现脱贫致富、发展繁荣。开发智力，普及教育，培养人才，是改变苗族、瑶族地区落后面貌的重要战略措施，也是继续发展的关键。对传统文化，在深入发掘、整理的基础上，努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会议还对苗、瑶民族的源流和形成、社会发展特点、社会组织、支系、宗教、语言文字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研讨。

李绍明在学术总结中指出，这次学术讨论会不仅对苗、瑶语族有关的学术问题研究是一次推动，而且对苗瑶语族乃至西南各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李绍明认为这次会议主要有几个收获：一是在苗瑶语族、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上有了新的开拓与进展；二是在研究苗族、瑶族的现实问题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三是对苗族、瑶族的历史、文化、语言等传统研究课题方面也取得了新的成就。

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第四届年会暨民族关系学术讨论会：

在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精神鼓舞下，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于1991年12月24日至26日于贵阳举行了“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第四届年会暨民族关系学术讨论会”，来自各地的会员参加了这次会议。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余克出席会议并讲话。副会长王桂森致开幕词。

与会代表围绕“民族关系”这个中心议题展开学术讨论。会议收到论文33篇。

会议认为，民族问题在我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民族问题，把马列主义的民族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很好地解决了中国的民族问题。几十年来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证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解决好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尽管国际风云变幻，我国各族人民仍坚定不移地沿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当前不少国家出现问题，多是出在民族问题上。当前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所以我们更要重视对民族关系问题的研究。东欧的演变，南斯拉夫的内战，苏联的解体，从根本上来说是这些国家放弃了马列主义根本指导原则，放弃了党的领导。这些国家没有按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处理好民族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是一个血的教训。我国民族地区，形势很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安定。这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

新时期城市民族工作研讨会：

20世纪90年代，城市民族工作受到广泛重视。为了更好地搞好城市民族的研究工作，1992年10月，贵州省民族研究所、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策研究室和政法处、贵阳市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在贵阳组织召开了“新时期城市民族工作研讨会”。

会议就新时期城市民族工作的特点、指导思想、主要任务等问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与会同志一致认为，新时期城市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一是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保障城市少数民族充分享有政治上的平等权利；二是大力发展少数民族经济；三是充分利用城市经济文化的辐射作用，带动周边和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四是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会议提出，今后应加强对城市民族工作的领导，加强法制建设，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加强联谊活动，加强统战及宗教工作等。

汉民族对开发贵州的影响和作用学术讨论会：

1992年，贵州民族研究工作继续向纵深发展，领域不断拓宽。11月，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和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组织召开“汉民族对开发贵州的影响和作用学术讨论会”。贵州省内有关研究机构、大学等14个单位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汉民族的形成、进入贵州的分期、汉民族对贵州经济、社会历史发展、文化的影响和作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有的代表提出，应将汉民族移入贵州分为元代以前、明代、抗日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个时期。汉民族进入贵州，对贵州经济、社会历史发展、文化的影响都很大。特别是明代，汉民族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良种、兴修水利、使用耕牛、修筑驿道、采伐林木、兴建城镇，对贵州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汉文化的影响也很大，产生了一大批汉族和少数民族文人学者。

会议一致认为，会议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命题，民族研究理应包括对汉族的研究，有利于目前贵州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这次会议在学界影响较大，有关论文还被台湾《黔人》杂志作专集公开出版，在海外反映较好。

毛泽东民族理论学术讨论会：

1993年11月，为了纪念毛泽东100周年诞辰，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和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特别组织召开了“毛泽东民族理论学术讨论会——纪念毛泽东同志一百周年诞辰”活动。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中共贵州省委统战部、贵州省政协、贵州日报社、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贵州省文史馆、贵州省教育科学研究所、贵州民族出版社、贵阳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等单位共60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就纪念毛泽东一百周年诞辰的意义、毛泽东民族理论在贵州的实践、民族语言文字、民族干部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议认为，在毛泽东民族理论指导下，建国初期实事求是执行有别于汉族地区的一些特殊政策，慎重稳进地完成了各少数民族的社会改革，为各少数民族培养了第一批民族干部，建立了一批民族自治区、民族乡等。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立下了丰功伟绩，必将指导各少数民族脱贫致富，共同繁荣。会议强调了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为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及其在当前的实践中起到了重大作用。大家认为，对这一理论的探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贵州日报》对此以头版新闻作报道，并将其列为省级纪念毛泽东同志一百周年诞辰的活动之一，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贵州少数民族妇女问题讨论会：

世界妇女大会将在中国首都北京召开之际，为了迎接和配合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1994年6月，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和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在贵阳联合组织召开了“贵州少数民族妇女问题学术讨论会”，这是贵州省首次组织召开关于少数民族妇女问题的专题学术讨论会，受到省内外有关领导和单位的重视。贵州省政协副主席蒙素芬、贵州省人大原副主任白林等领导出席了会议，贵州省人大、贵州省政协、贵州省委宣传部、贵州省委统战部、贵州省委讲师团、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民盟贵州省委妇委会、贵州省妇联、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师范大学、新华社贵州分社、中国妇女报、贵阳市社科联等26个单位的领导、代表、记者及专家学者共70余人参加了会议。

与会者一致高度评价了会议的选题，认为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来研讨贵州少数民族妇女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非常必要的，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会议围绕少数民族妇女的历史和现状、“半边天”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妇女的基本权益、妇女干部的培养和使用、妇女教育、计划生育、有关妇女的医药卫生等问题进行了广泛、全面的研讨。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贵州少数民族妇女存在的各种问题，其核心原因首先是经济上的贫困，目前贵州省大部分的少数民族尚未解决温饱；其次是文化的落后，而文化的落后蕴藏着传统的封建意识，造成了思想的闭塞。这正如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教育家爱尔维所说的那样：“每个研究人类灾难史的人可以确信，世界大部分的不幸都来自无知。”因此，解决贵州少数民族妇女存在的问题，应从社区角度通盘考虑，着眼于提高少数民族妇女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搞好经济的发展，是解决贵州少数民族妇女问题的基础，而提高妇女的文化素质，是解决贵州少数民族妇女问题的关键，二者互相制约也互相促进，缺一不可。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座谈会：

1995年8月4日，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组织召开“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座谈会”，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贵州日报社、贵州省社会科学联合会、贵州民族出版社、贵州民族文化宫等部门和单位的代表及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全体职工共60余人参加了会议。

与会者认为，半个世纪前结束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一次正义战争。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民，是坚持持久战、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决定性力量，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党建立和领导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中华民族团结在抗日救亡、争取民族解放的旗帜下。在抗日战争中，人民武装力量之所以成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主力军，赢得了人民战争的胜利，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始终不渝地坚持了党的绝对领导。历史再一次表明，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武装斗争，是夺取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落后就要挨打，这是抗日战争带给我们的教训。所以，我们一方面不能忘记历史的教训，另一方面要振兴祖国，跻身于世界先进的现代化强国之列。

有的同志还谈道，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崇高精神，在抗日战争中显示了它巨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全国各族人民、各界民众、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各党派团体都汇集到爱国主义的旗帜下，一致对敌，共赴国难，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民族觉醒和民族团结的意志，成为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的根本保证。

会议认为，在当前形势下，更应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图大业而努力奋斗。

“屯堡人”学术研讨会：

1995年10月11日至12日，贵州省民族研究所、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在对安顺地区屯堡人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组织召开了“‘屯堡人’学术研讨会”，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贵州省民族研究所、贵州省公安干院、安顺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安顺市民族事务委员会等单位的4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本研讨会是在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组织10多名科研人员对安顺等地区屯堡人进行了一个月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召开的。会上，有10多位同志做了专题发言。会议对明清以来进入贵州的汉族移民这一特殊群体作了广泛的探讨，并对屯堡人的称谓、来源、性质、历史、特征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

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第五届年会暨贵州少数民族爱国主义学术研讨会：

1995年12月20至21日，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和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组织召开“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第五届年会暨贵州少数民族爱国主义学术研讨会”。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名誉会长李仁山，原副省长王秉鋆，贵州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黄钧儒，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苏太恒，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余克，贵州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常务副主席韦启光，贵州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原党组副书记穆琨，贵州省委宣传部理论处朱华清处长，贵州民族事务委员会调研员刘天文等出席了会议。贵州省委宣传部、贵州省社会科学联合会、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贵州省歌舞团、贵州日报社、贵州民族报社、贵州民族学院、安顺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黔东南州民族研究所、黔南州民族研究所、黔西南州民族研究所、铜仁地区民族研究所、毕业地区民族研究所以及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彝族、水族、仡佬族等民族学会众多部门和单位的70多位代表、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黄钧儒在会上讲了话，他说，多年来贵州民族研究所和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的民族研究工作卓有成效，希望以后出更多的成果。他对爱国主义学术研讨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爱国主义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我们今天进行的爱国主义学术研讨会，是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紧密相连的，当代中国的爱国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和社会主义统一在一起的。所以，爱国主义教育必须加强，贵州的民族研究大有可为，对贵州的经济建设及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为各级党政部门提供决策依据，也为学术研究做出贡献。

有16位代表在大会上做了发言，从多个角度阐述爱国主义的特征和内涵，通过具体事例来论述贵州少数民族的爱国行动，内容广泛。与会者主要就近代贵州各民族人民求生存反洋教斗争、土家族对黔东特区的贡献、黔南事变、奢香夫人的爱国主义及其思想根源、都匀反洋教斗争、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在爱国主义斗争中的作用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学术研讨，并一致强调了爱国主义在现实中的作用。

贵州省理论宣传联席会暨纪念邓小平南巡讲话座谈会：

值邓小平南巡讲话5周年之际，1997年3月13日，由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主办、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承办的“贵州省理论宣传联系会暨纪念邓小平南巡讲话座谈会”在贵阳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来自贵州省委宣传部、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贵州省计划委员会、贵州省委讲师团、贵州省委政策研究室、贵州省政府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省社会科学联合会、贵州省民族研究所、贵州省委党校、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贵州民族学院、贵州财经学院、贵州日报社、贵州电视台、贵州广播电台、贵阳晚报社等单位的领导、代表及专家学者40余人参加了会议。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回答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发展。改革开放的思想，是邓小平同志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最有活力、最有创造性的部分，南巡讲话是他改革开放思想以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集中概括。

会议认为，党的建设理论是邓小平南巡谈话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这一理论对党的建设目标、党的领导和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作了科学的、创造性的回答。邓小平南巡谈话打破了阻碍人们前进的精神枷锁，摆脱了长期以来拘泥于具体模式和某种特征而忽略社会主义本质的思维定式，极大地丰富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产生了质的飞跃，在改革开放面临新的选择的关键时刻，又获得了一次新的思想大解放。大家一致表示，一定要努力学习、深入研究和大力宣传邓小平南巡谈话指示精神。

全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系统第二次民族研究工作暨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学术交流会：

1997年6月17～18日，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和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共同组织在凯里召开“全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系统第二次民族研究工作暨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学术交流会”。老同志何仁仲、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王铁志到会指导并讲话。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省社会科学院、贵州民族学院、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大、政府、政协等有关单位及9个地州市民族事务委员会负责人，以及贵州省民族研究所、部分地州民族研究所、部分县民族事务委员会及民族研究所的负责同志，共60余人出席会议。

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余克作了“进一步发挥民族研究的作用”的讲话，贵州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韦启光、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蒙秋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副州长刘启云等领导也在会上讲话。

会议就贵州的民族研究工作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和交流，重点对省、地、县三级民族研究科研力量的协调、组织，以及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关于加强对现实问题的调查研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对民族地区的脱贫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会议认为，从第一次全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系统民族研究工作会议后的两年来，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系统的民族研究工作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和成果，并且一些成果已被政府决策部门采纳。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和认真做好我省的民族研究工作：一是必须坚持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二是必须进一步做好民族研究工作的队伍建设，三是针对民族地区实际，切实加大调查研究工作，四是必须采取措施，鼓励多出优秀成果，多出优秀人才。在工作中，要正确对待和处理研究中出现的不同学术观点，要在有利于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认真贯彻执行好党的“双百”方针。

迎接香港回归暨《贵州民族研究》发行70期座谈会：

在香港即将回归祖国怀抱之际，1997年6月26日，贵州省民族研究所、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组织召开了“迎接香港回归暨《贵州民族研究》发行70期座谈会”。贵州省人大、贵州省委宣传部、贵州省新闻出版局、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省社会科学联合会、贵州日报社、贵州师范大学、贵州民族学院等单位的有关领导、专家学者及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科研人员共60余人出席会议。

会议认为，在香港即将回归之际，适逢《贵州民族研究》发行70期，召开这样的座谈会，共话香港回归盛事，畅叙爱国情怀，回顾杂志走过的历程，是很有意义的。座谈会对香港被英帝国主义霸占、中国人民英勇斗争、回归的意义等进行了充分的回顾和阐述，深刻认识“一国两制”理论的伟大成功。

与会者还认为，《贵州民族研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适应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社会全面发展的需要，为促进少数民族研究事业的繁荣，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社会发展而开辟的一块学术园地。《贵州民族研究》作为贵州省唯一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民族学类学术理论研究刊物，自1979年创办以来，经过广大作者、读者及历届编辑人员的共同努力，已经成为我国民族研究领域有较大影响和较高学术地位的学术刊物。刊物于1992年被评定为中国中文核心期刊，1995年被评为贵州省社会科学优秀期刊，1996年再次被评定为中国中文类核心期刊。会议还对刊物的自身建设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建议。

邓小平民族理论研讨会：

1998年12月9日，贵州省民族研究所、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组织召开了“邓小平民族理论研讨会”。邓小平民族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民族理论应包括邓小平同志在建国初期担任西南地区主要领导处理西南当时错综复杂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担任中央主要领导对民族问题处理的理论。会议充分肯定了邓小平民族理论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以及邓小平民族理论从历史到现实对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指导作用。

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成立四十周年座谈会：

2000年1月14日，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组织召开了“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成立四十周年座谈会”。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贵州省社会科学联合会、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等部门领导出席了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委属各单位的部分同志、各地州县民族研究所负责人，以及关心民族研究工作、曾经在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工作过的老同志如蒋希文、莫健等。

会议由所党委书记、所长龙国辉同志主持，副所长陈国安研究员较详细地介绍了建所以来的工作情况和丰硕的研究成果。

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苏太恒在会议上讲话。他说，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成立四十年来，全所职工及科研人员积极投身于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工作，为贵州省民族工作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民族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取得了一批在省内外具有影响的科研成果，特别提到了麻山调查在社会上引起的轰动效应。同时希望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在今后的发展中，进一步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坚持贯彻党的民族政策，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为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为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座谈会上，与会代表共同探讨了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开展民族研究工作，以便让民族科研更好地为现实服务，为民族地区服务。大家一致认为，民族科研非常重要，是民族工作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同时，大家还达成了加强各地各级民族研究所的联系、加强科研合作等共识。

西部大开发与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

2000年7月10日，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贵州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共同组织召开“西部大开发与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会议邀请了省内民族学界知名专家学者及单一民族学会的主要负责人，共30余人出席了会议。与会专家学者从理论和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的现实意义进行了深入讨论，同时对西部大开发的不断推进和深化，对贵州的民族文化将带来哪些机遇和产生哪些问题等方面进行了研讨。

西部大开发与西南少数民族学术研讨会：

2001年5月15至18日，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和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贵州省民族研究所联合在贵阳召开“西部大开发与西南少数民族学术研讨会”，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及贵州省民族研究所作为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的团体会员，具体承办了这次学术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有来自北京、四川、广西、云南、重庆、西藏、贵州等七个省（区）市从事民族研究工作的各民族专家学者共80余人。会议认为，党中央、国务院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给西部地区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贵州应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建设、加速发展经济、文化，西部大开发实质是一个现代化问题，在西部大开发中必须结合“三农”、结合贵州少数民族的实际，积极推进。会议共收到论文50余篇。会后出版论文集《走进西部》，40余万字。

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20周年总结研讨会：

2002年10月11日至12日，贵州省民族研究所、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联合主办的“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20周年总结研讨会”在贵阳隆重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四川、重庆、广西、云南等省（自治区）的领导、专家学者和贵州省部分单位的领导及专家学者共100余人。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吴嘉甫，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苏太恒，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姚亚非等领导出席了会议。

中共贵州省委常委、副省长龙超云因事未能出席会议，姚亚非同志代为宣读了题为“搞好民族调查，促进我省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书面讲话。吴嘉甫、苏太恒在会上讲话，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贵州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等单位的相关领导也在会上先后发言。

与会者充分肯定了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20年来所取得的成绩，同时也指出了一些存在的不足，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

会议通过认真总结研讨，一致认为，自1983年以来的20年间，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坚持了一年一期的实地调查，已编印《贵州民族调查》20集、《民族志资料汇编》10集，总字数达到2100余万字。概括起来有如下成就和特点：一是覆盖面广，持续时间长。整个调查区域覆盖了贵州全省总面积的80%以上，调查者踏遍贵州山水，这种踏实的敬业精神及朴实的学风与文风，值得赞赏与钦佩，调查工作坚持20年不间断。二是方法对路。20年的实践，探索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调查方法，如一般调查与专题调查相结合，宏观调查与微观调查相结合，历史调查与现实调查相结合，传统文化与生态文化环境调查相结合，文化变迁与民族关系调查相结合，横向比较与历史纵向研究相结合等等。三是多学科、多民族的综合调查，内容丰富而广泛。四是成果丰硕，具有较高学术价值。20年的调查工作为民族学在贵州的发展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研究资料，建立了民族学类的许多学科，如苗学、布依学、侗学、土家学、彝学、水家学、仡佬学等。并在不断积累资料的基础上，出版了一批学术著作，如《贵州省志·民族志》、《贵州少数民族妇女问题研究》、《贵州少数民族》、《夜郎故地上的女性》等等。五是坚持基础学科建设和为现实服务并重的原则。20年的“六山六水”民族调查，不仅为民族学的基础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有利于基础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而且十分重视对现实问题的调查和研究，大量的调研报告，不仅为贵州省委、省政府及有关部门进行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有的还为中央有关部门进行决策提供参考，如“麻山民族地区贫困调查”就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针对性地加强了扶贫力度，从而加快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步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六是在多年多学科的田野调查中，锻炼、培养了一批民族学研究人才，造就了一支具有较高素质的民族学研究队伍，为民族学科在贵州的发展贡献了力量。

会议在认真总结基础上，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一是要加强多学科研究。应注意和各学科的结合，特别是与自然科学的结合，加强民族观念和民族心理的研究。二是应利用现代化高科技手段，把调查资料上网，实现民族文化世界共享。三是不断探索调查新路子，引入调查统计方法，促进民族调查研究工作跨上新台阶。四是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多渠道筹资，加大投入力度，改善调查工作的基础条件和调查条件。

这次会议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光明日报》、《贵州日报》、《贵州民族报》等多家报刊及时作了报道。

“六山六水”民族调查的成果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中国民族学学会会长郝时远在贺信中说：“‘六山六水’民族调查，起始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是新时期中国民族学研究事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学术工程。”中国西南民族学会副会长、四川大学博士生导师李绍明教授认为，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覆盖面广，坚持时间长，既重视基础，又重视应用，发挥了以民族学为主、多学科联合优势的特点，使贵州各民族的民族志资料基本齐备，完整地建立起了贵州民族学研究的奠基石。中央民族大学金炳镐教授认为，“六山六水”民族调查是我国民族研究史上未曾有过的重大学术研究工程，为我国的民族研究事业积累了宝贵资料，也将成为世界各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光明日报》2002年12月31日以“‘六山六水’民族调查成果丰硕，贵州民族志资料基本齐备”为题作了新闻报道（光明日报记者柳路、新华社记者石新荣采写）；《贵州日报》2002年10月12日以“‘六山六水’民族调查成果丰硕”为题作了新闻报道（贵州日报记者龙宣萍采写），2003年1月23日以“绿水青山作证——‘六山六水’民族调查及学科建设二十年回眸”为题作了长篇报道（贵州日报记者龙宣萍、新华社记者石新荣采写）；《贵州民族报》10月17日以“总结经验，开拓创新，再创佳绩，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总结研讨会在筑举行”为题作了新闻报道（贵州民族报记者胡晓东采写）。

全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系统第三次民族研究工作会暨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论坛：

2003年10月16日，由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办，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毕节地区民宗局联合承办的“全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系统第三次民族研究工作会暨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论坛”在毕节召开。这次会议的代表面较广，应邀参加会议的有各地、州、市民宗局的领导，有省、地、县三级民族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有应邀到会的非民宗工作系统的省直和毕节地区有关部门的领导、专家教授等，共80余人。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贵州省第九次党代会精神，回顾总结1997年以来全省民宗委系统民族研究工作经验，研究布置今后民族研究工作，使民族研究工作更好地为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

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研讨会：

2005年9月25日，由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和贵州世居民族研究中心联合召开的《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研讨会》在贵阳召开，出席会议的有贵州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贵州省文化厅、贵州省教育厅、贵州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贵州省旅游局、贵州民族学院、黔东南州旅游局的领导和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有关专家及贵州单一民族研究学会的代表等，共80余人参加了会议。

随着民族文化旅游的兴盛，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也日益凸现。不合理的旅游开发会给旅游地的民族文化带来许多消极影响和负面效应，如民族文化的表面化、庸俗化、商业化等。虽然政府强调在保护中开发，其结果是既开发不好也保护不了，强调在开发中保护，结果是只开发不保护。在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过程中，如何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如何与旅游结合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慎重对待的问题，会议对如何既要考虑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又要有利于旅游的经济开发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会议认为，在贵州省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中存在若干误区，存在商人在旅游开发中进行了所谓的包装，对民族文化事象乱取名字，乱作所谓的商品性解释，伪民俗现象严重，出现掠夺性开发、干涉性开发等现象，没有完全理顺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原生态的文化保护模式也同样具有局限性，如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的局限性，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保护模式的局限性，生态民俗文化区保护模式的局限性，生态博物馆保护模式的局限性，民俗民间习惯法保护模式的局限性，旅游开发保护模式的局限性等等。民族旅游开发给民族社区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如古雅淳朴的民俗民风商品化，社会价值观的改变，社会道德风尚的退化，流失了某些传统技能及工艺品设计图案包含的意义等。

会议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一是要很好地认识民族传统文化与旅游开发之间的关系。二是要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注意保护和传承民族原生态文化。三是要正确处理好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四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会议认为，旅游发展对民族文化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如何减少旅游者的进入对旅游地民族文化的剥蚀，民族社区的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示范效应和憎畏感的演化过程，以及其他旅游人类学问题，都需要着手进行认真的适度超前的研究。因此，作为从事民族研究的科研工作者，需要建立特定的概念体系，来规范涉及民族文化旅游开发和管理的学术研究，使各自独立的研究能够交流到更加广泛的领域，并发挥其更大的应用效益，同时增加民族学、旅游学、资源学等学科的学术积累。

贵州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与对策学术座谈会：

2005年11月12日，贵州省民族研究所、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在省老干活动中心召开了“贵州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与对策学术座谈会”，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贵州民族学院、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等单位的领导和专家学者及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的部分会员出席会议。

与会学者针对贵州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生态、内容、开发状况、面临的困难、应解决的问题等，充分发表了看法，提高了认识。

会议认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是时代需要，刻不容缓。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民族认同感、凝聚力的依托，是建设先进文化的基础。民族传统文化生存环境急剧变化，加之不当利用，过度开发以及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传统文化在空前淡化、消失中。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与抢救的紧迫性，已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胡锦涛主席在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28届遗产委员会的贺词中指出：“加强世界遗产保护已成为国际社会刻不容缓的任务。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崇高责任，也是实现人类文明延续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2003年我国成立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国办发18号］《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我国诸多领导人指出：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是保持人类文化多样性、保护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的独特品格，确立我国文化身份、文化主权的重要举措，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继承中华文明、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

纪念贵州改革开放30周年暨贵州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研讨会：

2008年11月12日至14日，贵州省民族研究所、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举办的“纪念贵州改革开放30周年暨贵州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研讨会”在贵阳隆重召开。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贵州省社会科学联合会、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民族学院、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贵州教育学院、毕节学院、贵州省苗学会、贵州省布依学会、贵州省侗学会、贵州省土家学会、贵州省彝学会、贵州省仡佬学会、贵州省水家学会、各地州市民族事务委员会（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的领导、专家学者以及各院校在读的民族学专业的研究生等共100余人出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回顾总结贵州改革开放30年来民族研究的工作情况，尤其是各单一民族学会的工作成绩及经验，以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二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围绕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进行研讨，深入讨论保护什么和如何保护，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如何发展民族文化。与会学者的发言和收到的论文，角度不一，问题各异，涵盖了学会工作经验交流、学会的工作思路、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的理论与方法、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的再构建、各单一民族的文化保护与发展研究等，内容丰富，视野开阔，综合性、实践性、交流性和反思性强，具有跨学科、跨地区和跨历史时段的特点，为民族文化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应该说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体现了与会领导和专家学者对民族文化关注的赤诚之心。本次会议收到论文36篇，已结集成《贵州民族文化与发展论文集》公开出版。

贵州民族研究六十年论坛：

2009年11月12日，贵州省民族研究所、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在贵阳仁达饭店召开了“贵州民族研究六十年论坛”学术研讨会，来自贵州民族学院、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贵州省民族文化宫、贵州日报、黔南师院、毕节市民族研究所、黔东南州民族研究所、黔南州民族研究所及从江、三穗、松桃、道真、六枝等县（区）民宗局（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的专家学者和各大学的研究生共100余人出席了会议。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发来了贺电，对会议的如期举行表示祝贺，对贵州的民族研究工作寄予厚望。

会议回顾了贵州民族研究工作60年来的情况，指出在获得了一些成绩的同时，也还存在不少问题。与会者认为，民族研究在注重基础学科建设的同时，还应重视与社会需要相结合，为现实服务。会议对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研究、贵州少数民族妇女问题研究、民族语言研究、民族古籍与民族文字研究、民族工作研究等进行了广泛研讨。

会议认为，贵州的民族研究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展望未来，贵州民族学人肩上的担子还很重。贵州是中国经济欠发达地区之一，国民生产总值及人均纯收入还很低，民族研究如何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服务，为和谐社会、和谐生态服务，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只有立足省情，践行科学发展观，才能在民族研究工作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做出自己的贡献。

除以上学术活动外，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和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还举办了一些较小型的学术研讨会、座谈会及笔谈会，如1995年召开的“市场经济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学术研讨会”，2000年的“西部大开发与贵州民族地区发展笔谈会”，2002年召开的“学习江泽民考察中国人民大学讲话座谈会”等等。

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和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单独或联合召开的每一次学术研讨会都非常成功，都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起到了较好地促进贵州民族研究工作发展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