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应变计划埋下隐患
1949年冬，国民党在各个战场均失败后，着手“应变”准备。国民党军事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在毕节设组，受军统贵州站领导；又设“潜伏”组于毕节，并建立黔西北游击区，选定纳雍白泥屯为根据地。次年10月，成立贵州西北行署于毕节，委任傅启学为主任，廖兴序为副主任，桂运昌为行署警务处长。10月中旬，贵州省保安司令、一〇一军军长韩文焕与傅启学来到毕节，召开毕节九县县长联席会议，传达《贵州总体作战方案》，就“应变计划”作进一步的部署，在行政上扩大各县县长的权力，改组县政府，实行军政一体化，成立由各县党政首脑组成的“反共救国委员会”和“军政联合办事处”，并将区乡划片，成立“指挥所”和“办事处”，以管辖各乡镇；在军事上，建立“黔西北绥靖区”，由第四行政区教导员兼绥靖区司令，下设三个纵队，即毕（节）大（定）纳（雍）纵队、赫（章）威（宁）水（城）纵队和黔（西）金（沙）织（金）纵队。纵队正副指挥官（或正副司令）分别由保安副司令、保安团长、县长等担任，纵队又下设“防剿大队”、“民卫总队”，由“黔西北绥靖区”委任大队长或总队长，其兵源主要是散兵游勇、乡保和地主武装。保安司令部还以势力封官，提出凡能号召人枪几百的封以防剿大队长的名义，能号召人枪上千的给予联防司令的名义。同时，还要求组织壮丁成立“预备兵团”、“后备兵团”，凡壮丁一率编入，并以地势险要的纳雍县白泥屯为“反共游击根据地”。韩、傅责令各县县长，务必做到“守土有责，与城共存亡”，提出“城可失，乡不可失；乡可失，民不可失”等口号，实行“物资运光、粮食藏光、人员撤光”的三光政策。保安行政会议后，毕节九个县均根据会议要求，作了相应的“应变”行动，成立以县长为主任委员的“反共保民委员会”，着手建立“防剿大队”以及“突击队”、“守备队”、“运输队”、“防护队”等。特别是在毕节县，廖兴序还与毕节县县长吴庭芳在毕节召开保安团队长、乡镇长及地方豪绅参加的“戡乱紧急会议”，确定各乡镇游击队头目人选及枪支弹药的分配，并通过傅启学向十九兵团司令何绍周索得一批手枪，配发县长及中统、军统骨干。与此同时，中、军统特务陈文彬、夏炎、陈开鼎等，也集结特务人员成立“反共情报小组”，布置开展搜集反共游击情报。
11月初，谷正伦、韩文焕又委任刘鹤鸣为黔西北绥靖区司令，辖独立二师（师长罗湘培）、独立四师（师长马昆）和二七一师（师长刘鹤鸣）。11月15日。贵阳解放，11月18日，廖兴序匆忙指派毕节区保安副司令万帮贞（后又任贵州第四区游击总司令）、夏炎（军统联参室上校参谋、万帮贞的参谋长）、陈文彬（中统秘书）为督导员，分别赴赫、威、水督促组织“预备兵团”，准备实施游击武装。由于人民解放军进军神速，国民党的“应变计划”还来不及全面实施就宣告失败，但却埋下了隐患，造成毕节解放初期匪患猖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