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毕节第一个党支部成立
进步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毕节的传播
20世纪初，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剥削和压迫，毕节人民过着水深火热、饥寒交迫的艰苦生活。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毕节一大批进步人士外出求学。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的爆发，把马列主义及先进革命思想传入了黔西北大地。贵州国民大会成立不久，毕节随即成立了以宣传反帝爱国思想、倡导学习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启迪民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为宗旨的“醒民社”。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毕节人龚明通、缪象初、徐进等人在外地投身革命，把新知识、新思想传到家乡毕节，影响山城人民。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初，林青、缪正元、秦天真、徐健生等又一批黔西北的优秀青年、先进分子纷纷外出求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林青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林青，原名李远芳，又名李旭如，1929年在重庆加入了共青团组织，因参加重庆“三·三一”暴动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出狱后考入重庆美术专科学校，继续坚持地下革命活动。1931年，林青又辗转到上海提篮桥一家锁厂当学徒。此后，他积极参加上海党组织领导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等一系列活动，并阅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书籍，树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毕节人缪正元，1927年冬在汉口加入共青团，1928年考入国立劳动大学中学部（校址在上海江湾）学习。林青在上海找到缪正元，两人设法接上了组织关系，林青被安排在沪东团区委工作，后转为中共党员。缪正元被安排在沪西小沙渡街道支部任区委发行部部长。“九·一八”事变后，林青、缪正元满腔热忱地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在上海发生的“一·二八”事件中，林青与缪正元不幸被捕。林青在英帝国主义的监狱（西牢）结识了同监的老共产党员、经济学家吴亮平（又名吴黎平，后任红一军团地方工作部长，中央纵队秘书长），在吴的帮助和启迪下，林青更加坚定了革命的理想和信念。1933年秋，英国女王举行登基二十五周年大典，实行大赦，吴亮平、林青、缪正元等人先后获释。林青、缪正元出狱后，回家乡毕节建立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
林青（1911-1935）
1933年初冬，林青、缪正元回到毕节后，了解到秦天真、徐健生等在省城求学的毕节籍进步青年经常聚在一起讨论时政国事，就开始关注他们。“九·一八”事件后，秦天真等人在贵阳组织和领导了“学生抗日救国团”，创办发行《救国旬刊》。1933年初，高中毕业的秦天真回到毕节，在毕节中学以教员身份作掩护，与进步青年教师邱在先一起利用毕节民众日益高涨的抗日热情，积极做知名人士、毕节中学师生等人的思想工作，向追求进步的师生输送新思想，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开展关于十月革命和苏联文学的讨论研究活动，深得毕节中学师生和进步青年的支持，各种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并且在秦天真的努力和带领下，毕节中学开办了女生班等等。于是，林青、缪正元设法与秦天真取得联系，三人共同分析了全国的革命形势，针对贵州和毕节的现状，反复讨论、研究如何发动和团结群众开展反蒋抗日宣传，以及如何抵制国民党卖国投降政策的办法和措施。通过讨论，他们认为毕节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对建立党组织是一个有利的条件，应成立一个合法的群众组织，采用文学艺术的形式开展宣传活动，唤醒民众，让他们起来与反动派作斗争，并在斗争中建立党组织和自己的武装力量，于是他们在毕节的女子小学（今毕节二小）成立了“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简称“草原社”）。在“草原社”开展的活动中，林青、缪正元对秦天真等人进行了严格的考察后，认为秦天真已具备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决定先吸收其入党。经过商量讨论后，1934年1月，由林青作介绍人，缪正元作监誓人，秦天真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秦天真入党当天，贵州地下党毕节第一个党支部正式成立，党支部由林青任书记，缪正元、秦天真为成员。根据当时毕节的实际情况和斗争特点，党支部成立后，林青提出了四条行动纲领：其一，发动武装斗争，创造条件建立苏维埃政权；其二，加强对“草原艺术研究社”的组织领导，推动群众性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其三，加强党的建设，发展党的组织；其四，继续设法与党的上级机关取得联系。
党支部领导的革命活动
中共毕节地下党支部成立后，随即开展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根据行动纲领，党支部依靠骨干，团结广大群众，采取公开或秘密的形式广泛宣传抗日救国，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宣传共产党的主张。
在城里，他们主要是以唱歌、演话剧、演讲等方式开展宣传活动和发动工作，尽管党支部成员少，他们还是把一部分注意力放在了农村。在林青的带领下，党支部成员深入长春堡吴家屯、镇雄泼机等地开展思想宣传活动，发动群众与封建阶级、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每到一处，从来不嫌脏、不怕苦，与穷人们一起吃、一起住，无论是田间还是地头，常常会看到林青等支部成员与老百姓一起上山、一起下田，时常会听到林青等人给老百姓讲山外的故事。在低矮的草棚内，在烟熏火燎的火堆旁，十里八乡常常传来支部成员与老百姓的歌声：“不公平来不公平，人间出现富和贫；富人依靠穷人养，还说穷人命生成”。“清早起来去望秧，满坝谷子金祥黄；空喜今年收成好，交了地租饿断肠”等。这些山歌既激励人心，又通俗易懂。在不经意间林青等就做了老百姓的思想工作，取得了老百姓及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在群众中打下了革命基础，使穷人们知道了革命的道理和斗争的作用。
为了扩大影响，争取更多支持，活动中党支部还组织了两次学潮。当时，毕节中学是毕节山城的最高学府。由于受党支部引导和“草原社”的影响，该校许多学生开始觉醒，许多进步师生加入了“草原社”，学校师生对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都非常关心。有一次，一个学监在课堂上散布蒋介石的主张，攻击和谩骂中国共产党，禁止学生的正当社会活动，反对毕中招收女生，引起了受到进步思想熏陶的不少青年学生的愤怒。党支部针对这一情况，决定由秦天真以教员身份作掩护，通过进步学生王树艺、高大光、瓦兆竹等人把学生发动起来，集体赶走了学监，并促使学校同意开办女生班。
第二次学潮是在第一次学潮后不久发生的。当时在毕节女子小学读书的李秀英（林青的妹妹）容貌秀美，驻军犹禹九部的一个副官多次调戏她，遭到林青的兄弟姐妹们的坚决反抗。有一次，这个副官在学校操场上公开调戏李秀英，林青的弟弟上前阻止，结果被其用砖头砸死。事情发生后，反动当局不仅不惩办凶手，反而指使女子小学校长诬蔑李秀英作风不正，将其从学校开除，致使无辜的李秀英含冤自杀。这两件惨案发生后，引起了山城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无比愤怒，纷纷要求国民党当局严惩制造这一悲惨事件的凶手。共产党支部抓住这一时机，以“草原社”社员和毕中学生为主，吸收社会进步青年人士参加，上街张贴快邮代电和标语口号，进行罢课和抬棺材游行。林青在一大块绿布上写下“为封建压迫而死，死后必做反封建的厉鬼！”几行大字，搭在棺材上，向社会说明真相，争取普通民众的同情，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这两次学潮轰动了毕节山城，长了人民的志气，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威风，为党组织的发展壮大争取了社会支持。
正当毕节地下党领导的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之时，蒋介石调集重兵对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1934年5月，国民党二十五军防共委员会电令犹禹九逮捕林青及中共毕节地下党成员，国民党毕节县长史南候已下令抓人。秦天真从一位同情革命的国民党值班报务员口中得到此消息后，立即通知党支部及其成员。党支部决定，为避免损失，党支部成员和“草原社”骨干全部撤离毕节，立即转移去贵阳、安顺等地开辟新的活动阵地。林青、缪正元、秦天真等人很快便离开了毕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