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三省红都施新政
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
1936年2月6日，红二、红六军团进军大定，国民党大定县长弃城逃跑，红军顺利占领大定。8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大定城内的孔庙召开，一千多名群众参加会议，贺龙任革命委员会主席，陈希云任代主席，朱长清任副主席。
大定县拥护红军委员会
在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代主席陈希云向群众宣布大定县的革命组织——大定县拥护红军委员会成立，大会选举彭新民为负责人，选举铁匠顾炳清，木匠王南轩，贫民喻金亭，补锅匠赵元华，医生杨叔文，知识分子毛士英、曾幼斋、付春亭等为委员。办公地点设在原县衙内。在县革命政权机构建立之前，由大定县拥护红军委员会（下文简称为“拥红会”）代行职权。拥红会一方面作为各阶层的代表向红军反映工农最恳切的呼声，将各阶层人民组织起来，给他们做抗日救国、反蒋的思想工作，为红军组建后援力量，同时要求对“真正土豪，请红军查实从速打倒”，对“非真正土豪，请红军查实保护”，并积极开展拥护共产党、拥护红军和抗日反蒋的宣传工作；另一方面又执行了政权机构的职能，组织工作队与红军地方武装工作队密切配合，深入区乡扩红、打土豪、分浮财和组建地方游击队等。
毕节地区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毕节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
毕节有地下党活动的基础，群众觉悟较高。红军占领毕节后和地下党的领导人商议，在百花山召集了挑水夫朱绍清、妇女积极分子李高吉等数十人参加群众代表会议，成立了毕节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选举朱绍清任主席。委员会下设宣传处、供给处和妇女委员会等办事机构。县苏维埃成立后，毕节人民兴高采烈，奔走相告：“挑水夫当我们的县长了，干人的苦日子出头了。”
苏维埃一成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中：宣传处，组织草原艺术研究社成员、进步师生、爱国志士等组成若干个宣传队，配合军团政治部组建的武工队，深入城镇各街道和农村，宣传共产党、红军的政治主张；组织工人印刷文件、传单；调查社会情况等。供给处，组织干人配合军团武工队打富济贫，帮助部队把土豪家中的谷子加工成大米。这不仅保证了红军的供给，还救济了广大的干人。妇女委员会，向广大妇女开展宣传工作，动员她们走出家门，参加革命；还组织了许多妇女在女子二小（今毕节二小）等地给红军成批缝制军服，同时帮助护理红军伤病员。
区、乡、村革命政权相继建立
黔西北各区、乡、村的革命政权在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领导下先后组建。由于时间短，部分区、乡、村人民革命政权的组织机构不健全，有的职权则由游击团队代行。据不完全统计，川滇黔省革委和红军武工队在黔西北共建立了滥泥沟、瓢儿井、响水、海子街、鸭池、朱昌、何官屯、长春堡等八个区苏维埃临时政权，共建立了黔西城西、五里，大定城东、高店，毕节鸭池、层台、赫章江南等九十五个乡、村的苏维埃政权。
广泛宣传，扩大红军影响
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随即组织人员印制《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布告（第四号）》到县、区、乡张贴，宣告中华苏维埃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是抗日政府的中坚支柱，是川、滇、黔边区广大民众的临时革命政府；阐明红二、红六军团来到黔大毕的宗旨是：“我红二、红六军团为挽救中国之危亡，数年来与蒋介石进行不断地流血、艰辛的战争，此次转战数千里进入川滇黔边境，担负着扩大抗日反蒋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光荣的神圣的责任，在川滇黔边境创造抗日反蒋的苏维埃区域与扩大抗日的红军，联合一切反日反卖国贼的势力共同挽救中华民族之危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各级革命政权”，“创造抗日的苏维埃区域，使之成为抗日反蒋的强固的根据地……”，“武装民众进行抗日战争”，“解除民众痛苦，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红军还组织文艺宣传队深入黔西北城乡，形象地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在黔西纸厂演出的一场戏，让当地群众看到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残暴行径，蒋介石对日寇的卑躬屈膝，对抗日红军的凶相毕露，这使群众无不痛恨日寇。激发了群众对红军的热爱和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情。
红军和抗日团体在各地张贴许多抗日标语，开展街头演讲，教群众唱抗日歌曲……“不当亡国奴，誓死保中华”的歌声响彻毕节山城。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下，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活动在黔西北各地展开。
组建游击团队，开展扩红工作
为达到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壮大力量、打击敌人、保卫红色政权的目的，红军地方工作部、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及毕节中心县委等组织数十支地方武装工作队深入各地城乡传播革命思想，发动群众参加红军游击队，一起同国民党反动派、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红军以多种多样的方式进行宣传，开展工作。红军一到黔西北，除印发《为抗日告工农民众爱国战士书》系统地阐明了红军的主张、性质外，还在城乡各地用石灰、红土、红纸书写、张贴标语，歌颂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号召民众推翻专制统治。标语和布告内容深入浅出，脍炙人口，如：“大家不要怕，跟着红军吃饱饭、穿暖衣、打天下”，“红军保护工商业、发展工商业”，“红军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少数民族平等相处”等等。红军向群众宣讲革命道理，在大会上镇压反革命，分浮财，组织文艺宣传队搭台唱歌演戏。除唱歌、快板、舞蹈等形式外，红军还常常上演活报剧，通过“小日本”、“蒋介石”、“红军战士”等不同角色的生动表演，使贫苦百姓和红军结成了兄弟之情，许多人主动要求参加红军。
除此之外，红军还特别重视对绿林武装、少数民族人士、旧军队遣散投诚人员及旧政权人员的宣传动员和改造工作。如毕节孙可成领导的一支绿林武装在与红军接触后，深感红军的宗旨与自己打富济贫的目标一致，在红军营长陈华堂的帮助下，主动表示愿意接受红军的改编，组建游击队。这支游击队在打土豪、分浮财的斗争中表现突出，后孙可成本人也随红军北上抗日。毕节豪沟游击队第四中队队长靳志同也是在红军浩大的声威及革命政策的感召下，主动带领自己的武装投奔游击队，接受改编的。
对旧军队遣散、投诚人员，红军加强了改造利用工作。如毕节层台人刘光汉，曾参加过北伐战争，在王家烈独立二团担任团长，后被遣散返家。红军到来后，经周素园介绍，红军对其进行了耐心的引导和帮助，请他出面组建了一百多人的游击大队并担任队长。毕节长春堡游击大队队长龙云祥，原在国民党二十五军王家烈部担任排长，在玉屏投诚参加红军，随红军到毕节后，受红军委派，回乡组建游击队。旧政权人员，红军针对其特长，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对一些立场转变较好的人员，委其担任游击队要职。
在红军的广泛宣传动员下，黔西北儿女纷纷响应，“广大群众革命的热情，如潮水般地汹涌”。许多苦大仇深的贫农骨干分子为组建游击队四方奔走。在中央红军到过的地方及地下党活动频繁的地区，群众觉悟较高，许多人主动找到红军，要求红军协助建立游击队。从红二、红六军团进占黔大毕到撤离黔大毕，黔西北共组建游击团队近百支，其中毕节海子街等五十一支游击团队在新中国成立后被组织部门考证落实认定。
打土豪、分浮财，镇压反动势力
在军阀统治下的黔西北，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劳苦大众民不聊生，许多家庭成员无衣可穿，哀鸿遍野。据史料记载：1935年毕节县燕子口区仁义乡共500多户农民，年关断粮的就有410户；龙场区黄泥乡460户农民，只有30床棉被；黔西县石板乡有200多户苗族，住在岩洞里。当时，在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悲歌：“藤藤菜，叶上花，刨连苕，挖地瓜，爹爹抛下儿女走出门，娃娃哭叫妈妈，妈妈已经死在房檐下”。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取消苛捐杂税、改善民众生活、打倒土豪劣绅等。在革命委员会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各级革命政府发动并领导群众开展了打土豪、分浮财的斗争。据黔西县不完全统计，共打击反动土豪劣绅140多户，没收他们的家什财物分给当地穷人。沙窝区石门坎土目安经余，不仅万贯家财，而且还有一支拥有百余条枪的反动武装，是沙窝一霸。红军帮助群众解除安家的反动武装，打开粮仓，将粮食、衣物等分给了当地群众；还打击了前任区长、劣绅熊属凡家，没收熊转移的数十条枪支和财产，将其财物分给群众。在雨朵，打击了大土豪冉裕品家，获得几百担粮食，分发给方圆20里内的穷人。大定县全县辖9个区中的8个区、50个以上乡镇，都开展了打土豪、分浮财活动。全县共打击地主、土豪500余家，缴获粮食5000余石（约300万斤），银洋50余万元，物资折银洋10余万元，大烟2000挑。如打击毕节灰堆坡劣绅王克斋家时，就张贴布告列举了王克斋一贯鱼肉人民，残酷压迫剥削劳苦大众，趁大旱之年抬高粮价，囤积粮食，造成穷人饥饿致死，以及勾结官府，残害人民等罪行。布告最后说：经群众揭发控诉并核实，罪证如山，准予打王克斋劣绅。据统计：全县经批准后共打击的土豪劣绅上百家，其收缴的财产、粮食等，大部分分给群众，一部分留作军饷，有力地充实了部队，救济了穷人。打击大街上劣绅郭家时，从仓内搬出了大捆的布匹，其中有的是清朝年间的贡布，红军把布分给了穷人。许多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的小伙子、大姑娘，第一次穿上了新衣服，感动得热泪盈眶。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封建压迫制度的斗争，在各级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下，于黔西北各地兴起。通过打土豪、分浮财，劳苦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为之后进行土地革命创造了条件。
镇压反动势力，巩固革命成果
为了巩固根据地和革命政权，革命委员会领导觉悟了的贫苦群众，配合红军打土豪和镇压反动势力。城乡打土豪时，先由土地委员会等革命团队摸清情况，提出拟打击的土豪名单，报经上级批准后张贴布告公布土豪的土地、财产及相关罪行，再对土豪的粮食、财物进行查封、没收。在黔西县，谷里区反动区长刘熙，长期恃权仗势，残害百姓。红军来时，他化装成穷人身带细软企图逃跑，在鸭池河被我军战士截获，押回谷里召开公审大会就地处决。同时被处决的还有反动区长汪登云。沙窝区反动保长胡述清横行乡里，无恶不作，穷人对他无不咬牙切齿。红军在游击队的协助下，将其捕获，押到黔西处决。黔西大地主刘恩奶（刘寡婆）为人心狠手辣，长期利用高利贷残酷剥削穷苦百姓，民愤极大，被处决于西门太平坝。雨朵区折坤桥官僚胡云称派两个爪牙到勾腰坡刺探红军军情，被红军抓获处决，另有三个土匪混入红军队伍，企图趁红军与干人共进午餐之机偷窃红军的武器，也被查获处决。反动乡丁班长邓绍清，平时帮土司收租催款，捉人杀人，还带一帮烂兵到处抢劫，为非作歹。红军一来，奉其主子沙窝大土司安明清之命，混入红军队伍，刺探军情，还企图拖枪逃走，被两名游击队员发现，红军将他当场逮捕决处。沙窝街上惯匪李云生，带领一伙人冒充红军在四棱碑一带拦路抢劫，破坏红军名誉。红军接到报告后，立即追至内庄将李捕押到白泥田红四师师部，召开群众大会公开枪决。在大定县，沙厂区米底河恶霸地主杜保庭，平日欺压群众，作恶多端，红军到该地后，群众纷纷控告，红军将其捕获，召开民众大会，予以处决。双山区凉风丫口庙内的反动和尚周儒德，与红军为敌，大骂红军是“共匪”，同时又是一个经常侮辱、玩弄妇女的流氓，利用庙产的田土剥削佃户。根据群众的揭发，红军将其处决，为民除害。毕节海子街区反动区长吴顺和，在红军未到时就散布流言，以恶毒的语言攻击红军，歪曲、污蔑共产党的政策，致使许多群众不明真相，纷纷躲进深山老林，不敢与红军接触。红军到来后，经过大量细致的解释工作，才让那些群众陆续回到家里。红军在群众的帮助下很快将吴顺和捕获，并召开大会予以处决。
由于红军进入黔、大、毕后，刚立住脚，敌人的进攻没有放松，一些占领地区尚不稳固，占领时间很短，根据地还在开创中，因此，革命委员会公布的施政方针，许多来不及实施。如分配土地、增加工人工资、改进苏维埃的文化教育以及其他建设事业等。但是，革命委员会成功地贯彻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收编地方武装组织，扩大了民众抗日的武装力量。打土豪、广泛发动群众、坚决镇压反动分子等方针政策的实施，有力地巩固了已经开辟的新区和苏维埃政权，配合了红军主力在前线与敌人的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