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阳戏中的“三圣”信仰
原始宗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以反映人和自然的矛盾为主要内容,是早期人类对食物、繁殖、祖先、死亡、自然万物,以及社会群体产生神秘观念,生发敬畏心理并加以祈求敬拜,并因此生发对超自然体之神灵的信仰及崇拜。而对于西南阳戏来说,这种信仰及崇拜主要体现在崇奉“三圣”主神,及赋予众多阳戏神祇形形色色神职等方面。
一、“三圣”及其意义
神坛上奉“三圣”主神,是西南地区阳戏坛所独有的特点。西南民众普遍信仰巫、傩,各地遍布大大小小的坛派,如赵侯坛、五显坛、五猖坛、老君坛、石磴坛、兜兜坛、青蛇坛、白虎坛、野猪坛、小山坛、娘娘坛、师娘坛、文昌坛、梓潼坛、三魈坛、土地坛等。不同种类傩戏的神坛上,供奉主神不同,傩堂戏神坛主神是傩公傩母,端公延生坛供奉五岳大帝、冥府十王,端公庆坛供奉赵侯、罗公、五通。即使同称“阳戏”,在江南地区也没有祀主神的记载,更遑论祀“三圣”的说法。
西南地区多数阳戏坛奉“三圣”,有的阳戏坛还有“四圣”的说法。如在四川的文昌故里梓潼县,以及邻近的广元、南部等地奉“化主”文昌帝君,贵州的桐梓、遵义同样有祀“文昌”的史料记载 [1] 。同样,福泉、瓮安等地的阳戏坛也流行川主、土主、药王、关圣“四圣”之说。但从具体的仪式演出看,川主、土主、药王“三圣”仍处于恒定的主神地位。四川梓潼、广元、剑阁及南部县一带文昌的地位不突出,当地直称阳戏坛为“三圣坛”,甚至在文昌化主的帝乡梓潼县也流行这种称谓。 [2] 在演出仪式上要用三炷香、三杯酒祭“三圣”,而非“四圣”。福泉一带的关圣帝君也不被列入主神坛,真正享受飨食供果的依然是传统“三圣”。
西南地区阳戏坛上的“三圣”平日被供奉在掌坛师家中神龛上。戏前“接神”即接“三圣”,愿主家把“三圣”神像从掌坛师处接到家中,并尊置于神坛上,坐镇坛场。演出时,主要以请、颂、酬、辞“三圣”的程式为主要线索。阳戏开演,“请神”有《三圣登殿》,“祀神”有《三领牲》,恭送“三圣”有《辞神》或《送神》,“颂神”则贯穿于请神、祀神、辞神的每一环节。戏坛上的诸路神祇也是因为受“三圣”差点来神坛履行神职。如扫棚土地、催愿仙官、工兵牢子、走马二郎、碓磨仙娘等到戏场神坛或查点供果祭物,或祛邪纳祥,或清吉镇坛。同时,各出阳戏演出内容也以川主、土主、药王为中心展开,即所谓“歌舞祀三圣”。“三圣镇坛”在供桌上方悬挂川主、土主、药王“三圣”神像,镇神坛。请神时首先要请“三圣”,如梓潼阳戏,“戏门启白坛前仪”先要朝拜三圣。“地戏”出祖师一折戏演到在上清宫设坛还愿祈福时,真武祖师得报,他便马上召来年月日时四值功曹,分别去请川主、土主、药王。外坛戏演出,戏帐上也要挂“三圣”神图镇坛,佑护阳戏演出顺利。
可见,奉“三圣”是西南地区阳戏的最显著特征。
二、“三圣”主神考源
正如刘魁立先生语:“神也同人们自己一样,神和人没有绝对的差别。只是比集团中的其他成员更为优异的人,便可以在生前或死后升格为神。” [3] 阳戏坛神“三圣”也延续着由世间“人”到天上“神”的演化轨迹。他们最初对人民的生产生活做出重大贡献,得到民众的尊重和推崇。之后,人们希望得到神灵的永久恩惠和保护,就把他们神化为威武吉祥的形象符号,请上神龛,并加以顶礼膜拜。所以,阳戏坛“三圣”皆有原型可溯。
据史料记载:冠以“川主”封号的有李冰、李二郎和赵昱;有“药王”称号者有数人,但在傩文化语境里,药王一般指孙思邈;“土主”神,方志材料显示为唐朝蜀臣赵延之。但是,针对“三圣”的文字记载,即便所谓的“史料”,也浸润着神话色彩,极具神秘性。下文按照川主、土主、药王的顺序依次分析。 [4]
(一)川主
川主,指四川之主,川蜀大地的地域保护神。如李冰、李二郎、赵昱等,皆称川主。历史上,他们对巴渝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同时,还对同属于巴蜀文化圈的黔、滇等部分地区的民俗风情也产生深远影响。可以说,川主是我国西南地区民间信仰中重要的神祇之一。
李冰治蜀,首先是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凡有关川主的事迹,大都与治水兴农有关。因为地理条件因素,水患是古时川蜀民众始终面临的最大威胁。防洪、灌溉、治水是历代治蜀官吏的首要政务。秦孝文王时(前302~前250),李冰受职蜀郡守,在灌口兴修都安堰(即都江堰)水利工程。治理川西平原的郫江、检江。《华阳国志》载:
这些工程不仅起到防洪的作用,还利于防洪、灌溉、放木、行舟、交通运输,大大促进了这一地区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此外,李冰还在成都平原北部治理了洛水和绵水,使这一地区“郫、繁为膏腴,绵、洛为浸沃” [6] ,水稻产量大大提高,人民的生活问题有了保障。
历代民众将李冰治水、保灌区安全的业绩记在心里,感其恩,戴其德,并将其人其事加以神化。《水经注》载“李冰变相斗牛”的神话:“主簿刺杀北面者,江神遂死” [7] 。类似内容的神话,又见李昉等编辑的《太平广记》。虽故事相同,但具体情节有发展:李冰不再是“变相斗牛”,而是与江神“蛟龙”“二龙相斗”,“斩蛟”故事初现原型。蛟龙因李冰变牛形,二郎战之不胜,设计诱其出水,“武士乃齐射其神,遂毙” [8] 。可见宋时,李冰又称“二郎”,已经由世间治水一介官吏变身为身怀奇异功力、为民除害的神。
“二郎”的又一说法为“李二郎”,即李冰之子。此说正史无记载,最早见于唐代崔令钦“教坊曲”“二郎神” [9] 的曲牌名称。唐末五代宫廷“教坊俳优作灌口神队”,演灌口二郎锁拿孽龙事。这点是对李冰变相斗牛、化龙斗江龙(蛟龙)和智除江龙情节的发展。《灌口神队》故事情节在阳戏《二郎降孽龙》及川剧《打草降孽》等文艺作品中得以沿袭下来。
从上述故事情节的拓展来看,李二郎是在李冰治水传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应是一个神话人物。其中故事情节及其信仰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对李冰治水的附会和延续。
这位“相传”的李二郎业绩主要有“除水怪”锁孽龙和采取“深淘滩底,作堰六字垂”的“万世法”以助父治水。此处对李冰的神化推向更高层次,也可以看作是李冰崇拜的一种延伸。
各种阳戏剧本多涉及川主为“李二郎”的身世问题。重庆清道光本《阳戏全集》的《上熟跪案践驾》一出也有记载:“神是灌州李二郎,身穿一件缎鹅黄。赞叹老祖生身日,戊寅年六月二十四日子时生。”这里不仅指出川主为李二郎,还给出李二郎出生的日期时辰——戊寅年六月二十四日子时,以及黄绸缎服打扮。息烽阳戏抄本《三圣上寿》唱词:“川主菩萨李二郎,身穿一件缎子黄”,也说川主是李二郎。
第三位川主为赵昱。赵昱,字“仲明”,隋朝人,他既是阳戏坛中的川主,也是庆坛中“赵侯坛”的坛神。清雍正《四川通志》对赵昱身世、斩蛟、受封的信息记载甚详:
不仅明确指出所祀川主身份为赵昱,同时还否认了把李冰奉作川主的做法。赵昱,又称“赵姓二郎”,清嘉庆《扬州府志》对赵昱生平事迹亦有记载:
可得如下信息:其一,隋朝人赵昱与兄赵冕,早年在青城山修道;其二,犍为斩蛟龙,后遁隐,不知所终;其三,唐时更加神化赵昱,飞马平息洪水,被太宗加封“神勇大将军”;其四,二郎之名来历,“年二十六,故以郎称后世”,又因有兄,排行第二,便称“二郎”。并载神助张咏平蜀乱,被敕封“川主清源妙道真君”之事。至此,赵昱二郎被三次敕封:唐太宗时封为“神勇将军,庙祀灌口”,唐玄宗时封为“赤城王”显应侯(故称赵侯),宋真宗时神助张咏平乱治蜀,被封为“川主清源妙道真君”。
民间关于赵侯身世的传说,更具神秘性。相传乐山大佛所在地灵云山与乌龙山之间有一“离堆”,为昔日赵昱治水所凿。被民众以水神祀奉,“以神平水患,凡遇水旱,请祷辄应” [13] 。更多传说故事见于一《巴蜀傩戏》一书 [14] ,在此不赘列。后来,道教日益吹捧这位历史人物,并附会“岁时民疾病祷之,无不应” [15] 的灵异特性。
由上文可知:赵昱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为隋朝时一名地方官员,自唐宋以来愈来愈被神化。赵昱由“人”演化为“神”是由民众尊奉、道教吹捧与官方的奖掖敕封三方面合力的结果。
从以上三位传统川主神来看,可以得出两点:一、川主就是川蜀大地,甚至我国西南地区的地域保护神;二、川主经历了由人到神的演化过程,李二郎川主以秦太守李冰的本事为母本逐步神化,赵昱修道成仙的轨迹自隋始逐步演进。他们皆经历了由治水之人到平妖除暴之神,再到地方保护神这样一个神化过程。
(二)土主
在阳戏神中,土主圣号为“壁山土主清明河潼帝君”“壁山土主清明河潼帝君白马大帝”。排在川主之后,为戏坛第二尊神。土主其身世在一些方志中记载颇多:
可知:土主神乃指唐代赵延之。事迹有“讨平资泸夷,以功授合州刺史。”后人建壁山庙。宋时被封“忠烈侯”。民间庙祀壁山神广泛,“壁山庙,在府内祀唐安抚使赵延之” [17] 。赵延之任巴川令率军民平贼寇之事亦有更详细的文献记载:
由此可知知县赵延之事迹:集兵灭土寇于六赢山,茅莲洞升仙,被敕封为“土主”,受邑人祀奉。至于仙乡祖地详细信息,史料没有提及。一些剧本唱词却含有某些信息,如清道光本《上熟跪案饯驾》唱词:“土主神,土主神,土主原是壁山人。赞叹老祖生身日,甲寅年七月二十日午时生。”清光绪本《三圣上寿》:“土主老爷一尊神,老爷原是衢县人。衢县住,唐朝天子治乾坤。先封壁山为巡检,后封巡检大将军。”土主籍贯衢县,唐朝在壁山为政,被封壁山巡检、巡检大将军。此处的巡检大将军是否是指上文赵延之,却不得而知。
土主身世的不确定性,体现土主信仰的地域性和时代性特点。西南民众普遍信奉土主,祈福土主保佑年景风调雨顺,人畜平安,但各地对土主身世的认可非常灵活,它不是固定专指某一个人,而是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土地神。如清雍正年间四川铁锋土主庙祀隋人姚苌,濛阳土主庙祀唐人韦皋,在仪陇县祀晋张英,在巫山县祀县令李镇修,资阳县祀陈子昂 [19] 。仅就阳戏坛来说,神坛上供奉的土地神身份也不断发生变化。如在湘西和贵州福泉、瓮安一带奉韩信为土主,四川阆中、重庆酉阳奉张飞为土主,四川芦山奉西蜀大将姜维为土主,邛崃奉陈立为土主,重庆綦江、江北阳戏坛奉赵延之为土主,贵州安顺吉昌屯奉汪华为土主。这些身份各异的“土主”却有共同的特点:他们多是在当地民间有较大影响的藩王、官吏、文人、勇士,曾对本州府的治官理民做出较大贡献,深受民众爱戴而被尊奉为神灵。
土主就是本土之主,为地域保护神,司土地的主宰。在先民的观念中,土地神是山川河流等自然崇拜的一部分。特别是从渔猎转入农耕时期之后,原始先民逐步认识到土地对人类生存的意义,产生对主宰土地及耕作收成的自然力的崇拜,祀奉自然神,如祀石、祀树、祀水。同时,从土主圣号“清明河潼帝君”也传达出先民对自然力崇拜的信号。
(三)药王
药王,即医、药之王,阳戏坛“三圣”之一,圣号为“苏州得道药王妙济真人”“苏州得道药王圣主广目真人”。对于药王身世,历来说法不一。 [20] 而在阳戏坛普遍尊唐医孙思邈为药王。清光绪本《三圣上寿》关于药王身世描写:
清咸丰本《正请》祭词中有记述药王上朝时出巡装扮的描写。如:
从文中撷取到的如下信息:药王又称“药王天子”“药王神”“药王菩萨”,唐朝人,籍贯陕西凤祥府内耀县人,出生时辰是庚辰年四月二十八日卯时 [21] ;蒋家山前采药得道,宋仁宗皇帝敕封为“护国有灵神”;药王为朝廷一品高官,上朝随身带朝衣朝帽,坐骑“白鬃马”,两班文武大臣列队随从,威风八面。
其他阳戏抄本还有更多关于药王身世信息。如四川剑阁阳戏《请圣》有“有请药王孙真人”句。四川梓潼阳戏《祖师》中命日值功曹:“命你去到御医院,迎接药王到坛前。”《三圣起马》一折,药王自唱:“吾是唐医好杏林,一能起死有回魂。”由唱词中药王籍贯、生时、朝政,尤其是“孙真人”“御医”“唐医”称号等信息,推知其为唐朝名医——孙思邈。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孙思邈是京兆华原人(今陕西铜川市耀州区),生于“开皇辛酉岁生”,即隋开皇元年(581)。“曾事唐太宗,预知其事,凡诸异迹多此也,撰《千金方》卷三十,卒于唐永淳元年(682),仙寿102岁。” [22] 孙思邈被尊称“真人”,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徽宗加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 [23] 需要指出的是:药王祖籍是陕西,而不是苏州,苏州是药王修道成仙的地方。在四川剑阁阳戏剧本《请圣》中有唱词:“药王天子本姓孙,苏州得道你为尊。”
传说药王孙思邈四月二十八日在四川青城山撰成《千金方》,白日飞升。这一天内江的药铺,张灯结彩,祭祀药王。病家于是日酬谢医生。 [24] 可见,孙思邈良医形象在民众心中得到神化。关于孙思邈行医问药的传说在民间也广泛流行。如《唐王治病》 [25] 《孙思邈骑虎看病》 [26] 等极具神秘色彩。篇幅所限,不絮赘。
事实上,西南民间的戏坛、家龛盛行尊奉孙思邈深有历史渊源。孙思邈生前游遍川蜀大地的名山大川,搜集各地香草灵药,行医千家、医治百病,恩被后世。后世仰医道,尊其为“药王”“圣人”。至今川蜀民众仍在佳节喜庆之日燃香祭拜药王,希冀得到他的保佑,使家人平安,益寿延年。身患疾病时,祀药王求“妙药”以“驱鬼立灭”。
三、“三圣”与阳戏坛
(一)“三圣”进入神坛轶闻
“三圣”信仰在我国西南地区有丰富的文化底蕴,至今民间有许多有关“三圣”的神话故事在流传。有关李冰及其子李二郎的神话故事有《二郎戳日》 [27] 《李冰父子凿离堆》 [28] 。前者讲二郎神戳十二太阳事,后者写李冰父子受斗胜公鸡破石啄米的启示,凿开离堆治水的故事。二郎请“钝铁匠”造三尖两刃刀,收“梅山七怪”又称“梅山七圣”辅助治水。李冰用烧火法破岩,李二郎神刀划壁、凿灌口、宝瓶口和离堆。《二郎擒孽龙》写二郎受骊山老母点化,勇擒孽龙事。此故事中,李二郎扮装成童女,握三尖两刃刀,带哮天犬和扮成童男的梅山兄弟齐斗孽龙。骊山老母化作卖面婆婆锁住孽龙,交给二郎押到伏龙潭。民众纪念二郎,建“伏龙观”。 [29] 《伏龙观》《二郎担山》 [30] 两出写二郎担山截火龙使其降甘霖抗旱之事。
西南汉族地区的土主身份不定,民间少有故事流传。川西羌族芦山庆坛供奉的土主神是姜维,有关传说故事有:《姜维坟与县祖庙》《姜维守剑门》。讲药王事的“孙思邈骑虎看病”有两种版本 [31] 。一个版本,写孙思邈在看病路上,帮助老虎取出卡在喉咙的金簪子,老虎谢恩,日后让孙思邈骑在背上行医看病。另一个版本,故事情节大同小异,只不过卡在老虎喉咙里的不是金簪子,而是骨头,如贵州侗族的《老虎求医》。 [32] 这些民间故事,经历世代口耳相传,经久不衰,至今仍为当地民众所津津乐道。
以供奉“三圣”为显著特点的阳戏属于西南民间文化的一种,其中“三圣”进入阳戏坛的过程同样不见史载,但多见于民间传说。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四川卷》“唱阳戏”条 [33] 载:唐朝时,三个放牛娃要演阳戏,得到川主、土主、药王帮助。“三圣”教他们唱阳戏,并把川主降孽龙、土主鸡公岭收妖的故事编成戏演唱。放牛娃演出时,他们坐在台子高处压阵。后来戏场多了,“三圣”不能天天陪,放牛娃就雕塑三个菩萨的样子,每次开戏都请他们出场,登台压阵。这则传说故事还提及两个阳戏传统剧目:《川主降孽龙》《土主鸡公岭收妖》。
“三圣”如何成为戏神,在石柱土家族中还有两则传说故事。一则,说两个放牛娃,想唱戏取乐,试图请山王打鼓伴奏,遭到拒绝。不料,“三圣”乐于相助,帮他们打锣敲鼓唱阳戏。于是放牛娃的阳戏班就在山王庙里开唱了。 [34] 所以没有“三圣”就没有土戏(笔者注:土家族对还阳愿戏的称谓)。以后凡是演戏,必在舞台上郑重供“三圣”神像。另一则, [35] 传说秦良玉出兵打仗,有一次被敌人打败。正当他们四处奔逃时,发现对方军队纷纷逃跑。据领队将官了解详情,说是三圣显灵,打退了敌兵。之后,秦良玉回来,搭台唱戏,感谢“三圣”,在戏坛正中尊位供奉“三圣”神像。并形成惯例,演戏时,要在台上供“三圣”神像。
(二)阳戏坛“三圣”的职能
阳戏坛“三圣”神职不但全面,而且神职“被赋予”的过程值得分析。正如民国本 [36] 《正请一宗》所唱:“三圣老爷请在宫中坐,哪个邪鬼敢来缠。”三圣清宅驱邪、纳吉降福的共同神性,这与阳戏“驱鬼逐疫、祈福还愿”本质一致。又据四川梓潼端公邓仕新说:
所以三圣镇坛可以驱邪纳吉、五谷丰登、人寿年丰、合家平安。剧本中还体现他们的其他神职神性。
1.川主
川主在阳戏坛三位主祭神中地位最高,玉皇御前所封圣号为“万天川主左臣相崇应惠民大帝”,在阳戏剧本中体现了其多方面的神职功能。
川主,理所当然应理解为川地之主,是川蜀大地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地域保护神。清光绪抄本 [38] 《三圣登殿》中的唱词描述了川主上朝时的情景:
息烽阳戏抄本 [39] 《请神》一坛唱述川主贡献:
由以上两则材料可知:第一,川主身份是一位勤政的君主,川主上朝装扮尊贵威武,“金盆打水洗金脸”,着朝衣朝帽,坐骑“乌龙马” [40] 。第二,川主保国家太平、境内风调雨顺,并随时到处显化,恩施众生,福佑社稷,为人人参拜崇奉的神灵化身。第三,川主不但主管蜀国一方,甚至“飞来镇黔邦”,承袭“治水惠民”的业绩,恩惠邻邦。第四,川主神居灌州,灌州多处修庙设庭,祀川主的风俗浓厚。川主的主要职责就是兴国安民,恩惠我国西南地区的民众百姓。
阳戏剧本对川主二郎神的主要事迹也多处提及。贵州息烽阳戏抄本《三领牲》和《桃山救母》中有信息较全面的唱词。《三领牲》二郎(唱):
《桃山救母》二郎(唱):
文中含有三条重要信息:一是二郎历经艰辛,“造宝刀杀蛮精”,去桃山救母。救母后,玉皇奉他“掌管昆仑”。二是小孽龙数次“涌水犯境”,祸害百姓,二郎降孽龙。三是在唐朝时被敕封为“惠民王”,尊称为“清源妙道大夫”。信息体现川主三个方面的圣绩:锁孽龙;桃山救母;镇妖魔鬼怪。锁孽龙除水害,体现水神神性,桃山救母诛杀蛮精,体现宗族保护神神性,镇妖魔鬼怪体现厉神神性。这三方面的神性非常符合民众的朴素愿望:无自然灾害,风调雨顺;无官非口舌,妻贤子孝;无邪鬼作祟,庭宅清吉。
剧本中所体现的川主是具有逐邪、清宅、厉神功能的李二郎。
2.土主
土主,是阳戏“三圣”排列第二位的主神。土主神坛圣号“壁山土主清明河潼帝君”“壁山土主清明河潼帝君白马大帝”。其政绩神职在清代数个版本的抄本中有多处描述。清咸丰本《工兵牢子》,牢子神(唱):
清光绪本《三圣上寿》:
清光绪本《正请》记载土主执政上朝的情景:
从中可知其一,土主的履历官职及行政范围,土主生在唐朝,被唐朝天子封为壁山巡检;镇守西蜀,主政五州四县。其二,他使蜀地“多兴隆”,替天行道为官清正廉洁,深得川蜀民众爱戴。其三,描述了迎请土主老爷上朝的情景。官位尊贵,府邸豪华;上朝阵势威武,坐骑红鬃马,随身朝衣朝帽,随带两班文臣武士,后跟工兵牢子且鸣炮起驾。
土主圣绩除上文所述执政川蜀外,还有麻城救火和生育万物、免祸消灾。麻城救火事迹见清道光本《放牲》(或称《判牲》),土主(诗):“吾本土主一尊神,麻城救火显威灵。一堂祭礼吾当领,子子孙孙点翰林。”民国本《领牲》唱词这样描述土主“生育万物”的圣绩:
整体来看,土主神性包括:造福民众、福佑民众的宗族保护神;威震四方,“除祸免灾殃”的厉神;呼风唤雨、孕育万物的自然神。需要特别指出,自然神当然也包括河神,据上文“河图叔叔把我放”推测,土主具有河神性质。这点从其圣号“壁山土主清明河潼帝君”,也能推测其河神神性。
土主神不论是镇蜀,还是麻城救火、孕育万物,他保护民众、造福一方的神性,使得民众从“三教九流”的多元化神祇中,找到自己的宗族神。既符合民众祈求天降福佑、无疫无灾的美好愿望,又能满足民众强烈的宗族归属感。可以说,土主神“普惠本土民众”之神性是土主多元论的主要原因。
3.药王
药王,戏本记载药王圣号有“苏州得道药王妙济真人”“苏州得道药王圣主广目真人”或“苏州药王天子济善真人清虚大帝”。在阳戏坛上,药王的主要圣绩是医治百家疾苦,为人延生接寿。清光绪本《三圣上寿》写药王神职:“妙药能医千家病,金针拨散满天云。”贵州息烽阳戏抄本《请神·参药王》中,唱药王:
贵州息烽阳戏抄本《三圣登殿》,川主(唱):
从上面的材料提供了药王两个方面的圣绩:熬丹炼药救良民;神针拨云驱鬼灭。从事行医“熬丹炼药救良民”是药王的行业职责,且医术高明,“炼得长生金丹老,拯得枯骨活现行”,医德高尚,“千家有请千家去,万家有请万户迎。”药王妙药随身救良民和神针驱疫灭鬼的神性,也符合阳戏坛在民间活动的旨趣,把行医济世医圣的孙真人奉为“药王”而置于阳戏坛的神龛上,也算是顺应了民意。可见孙思邈医治千家百病的行医事迹和驱疫灭鬼的神性是阳戏坛奉“药王”的渊胚。
可是,令人不可理解的是药王还履行其他神职。
神职一,掌管阳戏。清同治年间的阳戏抄本《提神》中法师(白):“今日三,明日四,药王天子下来管花戏。” [43] 清同治阳戏抄本《踩棚》,养马童子(唱):“药王本是神家(仙)戏。药王差我踩戏场,养马童子二尊神,药王差我踩戏棚。”
神职二,记录愿信的叩许和酬还。如清道光版本《催愿》,催愿仙官(唱):
即药王堂前皇榜上登记着凡间信民对神明许下的信愿,欠了几年等信息,不是闲言杂语。再者,药王还是记录叩许愿信、催促还愿、勾销了愿的主管,唱到还信愿的每个关节,都会派得力的小神去执行公差。如安盘使者、金童玉女、催愿仙官都要奉药王之命行事,安排调控还愿了愿等事情。
由上文得知:药王的神职神性是熬丹炼药救良民。驱疫灭鬼是历代人们由敬到崇再到奉的心理逐步把他神化的结果。掌管阳戏和叩许信愿记录、勾销的神职则是民众基于前两类神职而衍生附会。
溯源“三圣”神职,即复原其神职的形成过程。然而,在这一复原过程中发现,这些诸多方面神职的形成不是共时共生的,而是渐进式、不断衍化的结果。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民众信奉神祇的角度不同,附会神职现象普遍。实际上,古时民众百姓在生活过程中,只要遇到自身不能理解的现象、依靠自身力量不能解决的难题,就把一切希望寄托于心目中最有威望、最令自己信赖的神祇身上,而不管是否属于他的职权范围。例如药王掌管记录阳戏愿的叩许,酬还信愿后负责勾销,兼职掌管阳戏,这与我们想象的药王本职职责——行医看病、医治病患,有很大出入。更有四川芦山祀姜维为土地神和送子仙人,云南澄江祀关索为药王和司生殖的大神。类似情况,神灵的性质职能就只能由人们随着现实生活的需要任意附会。
如此看来,因兴国惠民而祀庙的川主在阳戏坛上被刻画成清吉镇宅的厉神形象,普惠本土民众的土主在阳戏坛又添麻城救火、孕育万物的神绩,庙宇神龛上指夹仙丹的药王在阳戏坛上又掌管阳戏、负责记录和勾销愿信。
余论:化主与“四圣”说
关于化主的话题值得探讨。
西南阳戏坛普遍崇奉“三圣”,而在四川梓潼县、广元县射箭乡和贵州桐梓县等地部分阳戏坛化主与“三圣”作为主神一起供奉,亦称神坛“四圣”。下文将对化主身世来历、祀封过程进行探索。
(一)化主多种身世
化主,即文昌帝君,又称梓潼帝君,是主管人间的仕进功名、驱瘟降福的主神。四川梓潼县七曲山顶有梓潼帝君灵应祠,即梓潼庙,又称“七曲大庙”。化主身世的几种说法皆与梓潼大庙神有关,清咸丰《梓潼县志》载:
可知,梓潼帝君,实际为两人,一为越嶲人张亚子,一为仕晋张亚子——张育,据查以上两人,均有史料记述。越嶲人张亚子为报母仇,杀了邛崃县令,逃入七曲山,采药救人,后人立亚子祠纪念。 [45] 作为“越嶲人”的张亚子在《道藏》里亦有“生于周初,后降生于越嶲”的记载:
而有关张育的记载见于《晋书》:
晋将张育于晋武帝宁康元年(373)与杨光起义,自称蜀王,后战死疆场。后人立祠为祀,纪念这位反抗侵略的英雄。
此外,还有道经所载雷神和张公张婆滴血成人的传说。关于化主为雷神的说法,据《华阳国志》卷二“汉中志”条:“梓潼县郡治有五妇山,故蜀五丁士所拽虵崩山处也有善板祠,一曰恶子,民岁上雷杵十枚,岁尽不复见,云雷取去。” [48] 善板祠或恶子祠所供奉的本为雷神。再者,张公张婆水中滴血成虫,虫变龙形,龙形修成人身的传说,详见下文。
综上所述,化主梓潼帝君的身世有四种说法:越嶲人张亚子和仕晋张亚子,雷神和传说中龙修道成人的化身。然而,在“四圣”的几种说法中,阳戏坛以张亚子说为主。
(二)化主祀封经历
张亚子居蜀七曲山,“仕晋战没,人为立庙” [49] 。唐代以后始有“梓潼祠”之称,供奉的神亦改名为“梓潼神”。唐玄宗(712~756年在位)狩蜀,“追封左丞,僖宗入蜀,封齐顺王” [50] 。《蜀中广记》又载:“济顺王本张亚子,战死而庙存。” [51] 宋真宗咸平年间(998~1003),追封其为“英显王” [52] 。又有“英显武烈王”之谓,见程遇孙《成都文类》:“惟我英显武烈王自东晋以来逮于有宋,功德卓然,灵异昭著。” [53] “宋元祐二年(1087)加封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帝君” [54] 。元时,“道家谓上帝命梓橦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间禄籍,故元加号‘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而天下学校亦多立祠以祀之。” [55] 成为主宰天下文教之神。明弘治元年(1488),给事中张九功请正祀,天下学宫皆立文昌祠。清代崇奉之风极盛,每至农历二月初三日为文昌帝君生日。
自此,化主张亚子成为后世尊奉的一位重要神灵,随着阳戏由川入滇、黔,“四圣”说也随之向周边扩散开来。
(三)化主与阳戏坛
由上文得知,尊奉化主的阳戏坛在西南地区分布也比较广泛,那么化主进入阳戏神坛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相传以前许州(笔者注:今梓潼)一带连年大旱,州府认定孽龙亚子作祟,捕其父母张公张婆入牢。亚子“行孝道,救父母”,向二郎天神借水淹许州,救出双亲。后被玉皇大帝罚他为七星乌鱼,在泥塘中悔过。灵山佛祖因怜其“孝心过人”,便念经超度,使张亚子恢复人形。此后,张亚子遵守佛训,手持佛祖所赐“收妖摄毒”金牌,巡查于川陕古道,为民医治疑难病症,以补水淹许州之过。 [56] 化主神收妖摄毒、逐瘟祛疫的神职,使其融入阳戏坛成为川主、土主、药王之外的“第四圣”。
化主梓潼帝君在阳戏坛的职能和他生前主要事迹密切相关,是对其生前具体事迹的精神升华。化主生前悬壶济世、治病救人、行孝父母,多行善举,深受川北一带民众的爱戴。死后,当地百姓立善板祠纪念,邑人把他与雷神、蛇神、树神等图腾一起祭祀。 [57] 阳戏坛上梓潼帝君被寄予收妖摄毒、驱瘟祛疫、掌科考取仕、文衡司禄功能,帮助愿主“求子得子,求官得爵,永免灾殃”。
[1] 清·黄乐之、平翰等修,郑珍纂:《遵义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32册,影印清道光二十一年刊本,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416页。有“近或增文昌曰四圣”字样。
[2] 采访对象:郝刚,采访时间:2011年5月7日,采访地点:四川省绵阳市文化馆。
[3] 弗雷泽:《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中译本,刘魁立序,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9页。
[4] 这也是在阳戏坛神龛、神图、阳戏剧本及圣号体现三位神祗的尊卑关系:川主为尊,土主其次,药王再次。神坛上的位置,川主坐中堂,土主坐左宫,药王坐右庭。剧本中常有唱词体现,川主、土主、药王坐的交椅分别为金交椅、银交椅、象交椅;所着服饰依次为黄缎、红缎、青段。再者从圣号也可见一斑,川主为“万天川主崇应惠民大帝”,土主为“壁山土主清明河潼帝君”,药王为“苏州药王神功妙济真君”,分别象征天、地、人。
[5] 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三·蜀志》,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第202页。
[6] 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三·蜀志》,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第210页。
[7]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四库未收书辑刊》第5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294~295页。
[8] 宋·李昉编:《太平广记》第六册,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总第2316页。
[9] 唐·崔令钦:《教坊记》,《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一),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14页。
[10] 清·曾受一:(乾隆)《江津县志》卷十七“艺文”,《故宫珍本丛刊》四川府州县志第11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478页。
[11] 清·黄廷桂:(雍正)《四川通志》卷四十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6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552页。
[12] 清·阿史当阿、姚文田:(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之二十五“祠祀”条,扬州:广陵书社,2006年,第411页。
[13] 清·高士鸃、杨振藻修,钱陆燦等纂:《常熟县志》卷之十三“坛庙”,《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志辑第21册,据清康熙二十六年刻本影印,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92页。
[14] 于一:《巴蜀傩戏》,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325页。
[15] 见《古今图书集成》第49册《博物汇编神异典》第三十九卷“杂鬼神部”,成都:巴蜀书社,1986年,总第60245页。
[16] 明·刘大谟、杨慎:《四川总志》卷之九“祠庙”条,据明嘉靖年间刻本影印,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42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177页。
[17] 清·黄廷桂:(雍正)《四川通志》卷二十八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6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528页。
[18] 清·黄廷桂:(雍正)《四川通志》卷二十八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6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529页。
[19] 清·黄廷桂:(雍正)《四川通志》卷二十八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6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依次见第528页、531页、533页、538页。
[20] 史上名医如扁鹊、张仲景、华佗、孙思邈、李时珍都曾因勤于药物、精于医术而被冠以“药王”尊称。
[21] 关于药王诞辰和坐骑与其他版本的阳戏剧本所给信息略有出入。如清道光本《上熟跪案饯驾》记载药王神生日也是“四月二十八日卯时”,但不是“庚辰年”,而是“丙寅年”,“药王神,药王神,药王原是苏州人。赞叹老祖生身日,丙寅年四月二十八卯时生。”坐骑“白鬃马”而在清咸丰本《接神》却是“花斑虎”:“后槽牵出花斑虎,全副金鞍搭在身。”
[22] 《二十五史·隋书旧唐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612页。
[23] 卿希泰:《中国道教史》,修订本第二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17页。
[24] 《内江市市中区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四辑,第150页。
[25]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重庆市巴县卷》(上册),1988年,第245页。
[26]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四川卷》(上册),1998年,第123页。
[27]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四川卷》(上册),1998年,第93页。
[28]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四川卷》(上册),1998年,第117~118页。
[29]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四川卷》(上),1998年,第118页。
[30]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四川卷》(上),1998年,第120页。
[31]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四川卷》(上),1998年,第123~124页。
[32]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贵州卷》,2003年,第679页。
[33]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四川卷》(上册),1998年,第468页。
[34] 于一:《巴蜀傩戏》,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237~238页。
[35] 于一:《巴蜀傩戏》,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238页。
[36] 本文所引用民国本,清道光本、咸丰本、光绪本皆见王秋桂主编,胡天成编:《中国传统科仪本汇编(六)——四川省重庆接龙区端公法事科仪本汇编》,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37] 受访对象:邓仕新,采访时间:2011年5月6日,采访地点:四川省梓潼县城关镇邓家湾村邓仕新家。
[38] 下文所引:清道光、咸丰、光绪和民国时期唱词皆见胡天成编:《中国传统科仪本汇编(六)——四川省重庆接龙区端公法事科仪本汇编》,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39] 此抄本由贵州省息烽县流长乡四坪村阳戏掌坛师黄法坤保存,故称“息烽阳戏抄本”。抄录时间为:民国32年。
[40] 有些地方的阳戏抄本为“青鬃马”,如贵州息烽黄晓亮阳戏坛抄本,应同指一种黑色宝马。
[41] 土主诞辰在清道光、咸丰、光绪几个版本中记载基本一致:七月二十日。只是生年、时辰不一:道光本为甲寅年午时,光绪本为丙子年午时,而咸丰本生辰日期出入很大,为“丙辰年二月初九寅时生”。
[42] 红色可以看作土主神的形象标志。脸是红色,清道光《阳戏全集》本《上熟跪案饯驾》:“脸上红色土主神,坐在壁山管万民”;《登殿纠察》土主(唱):“封神榜上三杯酒,醉到如今脸鲜红”。光绪本《三圣登殿》土主唱词:“摇出壁上一点红”。在阳戏坛神龛上供奉的土主神像就是红衣、红面、红髯。但有时为突出髯口效果,与面部颜色区分,一般把髯口染成了黑色,贵州息烽县黄晓亮阳戏坛神龛上的土主神即是这样处理。
[43] 此处“花戏”,即阳戏。用“花戏”代指阳戏的现象在民间很普遍,如贵州福泉称“五阳花戏”,四川射箭乡称“花花愿戏”。此处的“神戏”也指阳戏,“舞阳神戏”“五阳神戏”“舞扬神戏”在民间的叫法也很普遍。见清光绪本《开棚》:“这棚神戏好舞阳,不知何处把短长。一分生旦并净末,二府公婆与同腔。”道光本《催愿》催愿仙官(唱):“烧了旗子撅旗杆,舞阳神戏再不还。”
[44] 清·张香海等修,杨曦等纂:(咸丰)《梓潼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第253页。
[45] 胡天成主编:《民间祭礼与仪式戏剧》,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1030~1031页。
[46] 李一氓:《道藏·清河内传一卷》(第三册),上海书店,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86页。
[47]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百十三载记第十三“苻坚上”条,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897页。
[48] 晋·常璩撰,(明)钱谷钞校:《华阳国志》,台北:世界书局,1979年,第52页。
[49]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九十“郊社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23页。
[50] 明·张瀚:《皇明疏议辑略》卷十九“正祀典疏”条,《续修四库全书》第46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72页。
[51] 明·曹学佺著:《蜀中广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39页。
[52] 宋·高承撰,明·李果订:《事物纪原》,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75页。
[53] 宋·程遇孙:《成都文类》卷三十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657页。
[54]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百四十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7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62页。
[55] 明·倪岳:《青溪漫稿》卷十一,《编丛书集成续编》第113册,上海:上海书店,1994年,第290页。
[56] 详细故事情节见于一:《巴蜀傩戏》,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334~338页;胡天成主编:《民间祭礼与仪式戏剧》,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1031~1033页。
[57] 四川梓潼县七曲大庙之《文昌帝君传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