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溪村的前世今生
举办“二月场”的苗寨，是苗人们的家园。这些苗人，原先并不生活在边远的郊区。数百年前，他们曾经是真正的“城里人”，居住在如今贵阳老城的喷水池一带，是今天贵阳车水马龙的中心城区。他们说，我们是贵阳市真正的主人！贵阳的土地，老早都是我们老祖宗的。所以，我们抬棺木送葬，都不用抛撒买路钱。老祖宗就认我们。
世事的沧桑让人来不及感慨。苗人的话绝非臆断，它是掷地有声有根有据的。在见诸文字的史书中，屡屡有证。当然，史书的立场是站在官方一面，把少数民族称之为不无贬义的“夷”。而从其字里行间，也能看出苗人当年盛况之一斑。明朝时“贵州本夷地，一路诸城，四顾皆苗”“自贵阳而东，苗为颗”（郭子章《黔记·诸夷》）清朝时，“贵阳高山内，尽为苗穴，然皆输粮赴差如齐民，其种曰白苗、黑苗、花苗不一”（许赞增《滇纪程》，见《黔南丛书》）。
都溪村盛装的苗族妇女
苗人既是贵阳的始祖，自己作为一名老贵阳人如果不认识苗族，不理解苗族，确实失敬于祖先啊。
都溪村是当年举办二月场的另一个苗族大寨子。这是一个能够代表当今贵阳农村“形象”的苗寨，十年前村民们已经拥有了几十辆作为运输工具的大卡车。瓷砖贴面的小洋楼正一栋栋拔地而起，除了种植蔬菜的土地之外，这里的纯乡村景观已经被都市形象的赝品侵袭而所剩无几。
同行者不无疑惑，在这样富裕的村子里，苗家的传统文化还有所保存吗？其实，人如果会像房舍一样改变，我们宣传了几十年的“现代化”就可以一蹴而就了。事实是，人哪怕在一座城市里生活了几十年，也不一定能够完全融入那城市，更何况在本乡本土富裕起来的人们呢？现代城市与他们之间，还是有着一道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历史的印记在短短的几十年间是不可能一笔抹去的。我相信能够在这里寻觅到有关“二月场”的历史踪迹。
都溪小学的苗族小学生学吹芦笙
一批都溪的苗族朋友聚到了我身边，是“二月场”的话题引起了他们的兴趣。他们说，在这农村人都往城里走、一心打工挣钱的时候，还有城里人下乡来了解我们的二月场，真是想不到啊。苗人们就想把二月场的种种向我详说。
其中之一是五十岁的苗族小学教师王贵，他上过师范学校，算得是乡村的知识分子。他在都溪小学任教。据我了解，像他这样年岁的苗人，如果不有心查访，已经没法厘清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了。都溪的苗人们对此显得无奈，也不知如何改变。王贵有些与众不同，他与他妻子唐云凤对本地苗家的源流根脉如数家珍，一聊起来，本地历史旧事犹如山泉汩汩流淌。
王贵说，二月场大家至今都在玩，但只会“朗场”、吹芦笙，知道它缘起的人不多了；年轻人好像只要学一点表皮就满足了，也不在意这个。自己是经过多方打问，闲暇时和寨上的苗王喝酒摆古，才了解到一些缘由的。当年老祖宗办‘二月场’牵连着一个有趣的传说。
“大约是明末清初，偏坡的一个苗族老爹有二儿一女，住在深山老林。那里老虎豹子成群，常常出山害人。老人家种了一蓬黄瓜，个儿长得特别大。老爹精心栽培这株黄瓜，生怕有所闪失，就发誓说，谁要是偷食黄瓜，老虎就会把他吃了。老爹一次出门了，小女儿看见黄瓜很鲜脆，嘴馋忍不住，就摘来吃了。老爹回来后，发现黄瓜不见了，盘问女儿，她支支吾吾，先说是豹子吃了，老爹不信。后来女儿终于承认是自己吃了。老爹听后大惊，害怕自己的毒誓会伤及女儿。老爹和两个儿子在屋后挖了一口塘，自己出门的时候，就把小女藏在塘中躲避灾难。那天他一出门，老虎就来了，果真要找小女的麻烦，小女在塘中呼喊“救命！”四下里没人应答。她又拼命呼喊，正在山上打猎的一位后生听见了，急急奔来，抽出身上配的剑，把老虎砍杀了，救起小女来。小女感激不尽，急忙生火煮饭给后生吃。正在这时，爹妈回来了，后生不方便面见两位老人，就翻墙跑了，慌乱中留下一双草鞋和一把剑鞘。小女不好意思对爹妈说起后生救自己的事。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她老是想起自己的救命恩人。她因相思而得病了。爹妈盘问她，她先不说，后来没有办法，只得告诉了爹妈。老爹为了解除女儿的心病，带上儿子一起，出门四处寻找那位后生。寨邻们同情这位姑娘，也一齐出动帮忙寻找，但大家都没法找到那位后生。于是，老爹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在二月十五那天“放场”，邀集远近各寨苗人前来跳场，将草鞋和剑鞘摆出来让人识别，并说愿把女儿嫁给她的救命恩人。两天过去了，跳场的后生来了一拨又一拨，可就是没人前来指认物品。直到第三天下午，高寨的一位后生赶来了，他先迟疑着不敢上前，但在大家的怂恿下，几经周折，他终于大着胆子站出来指认了。老爹大喜，如约将女儿嫁给后生，二人终成眷属。于是，这个场就接着办下去了。场坝最初设在瓦窑，但每年玩场下来都有一对青年男女失踪，大家觉得那地方不吉祥，后来就搬到都溪来玩场。小女嫁到高寨，二哥到石头寨上门，大哥留在都溪。所以，这三个相距不近的寨子就以七年为时间段，轮流举办跳场了。”
二月场的传说就是这样，真实得让人感到那场那景如在眼前；但当你往深处去想，它又蕴含着一种神话般的空灵和缥缈。这也许正是二月场延续至今、永不衰败的魅力所在。
二月场是三个苗寨（石头寨、都溪、高寨）轮流举办的，称为“放场”。以石头寨放场的规模最大。这三个苗寨中，二月场在哪个寨子举办，就由那个寨子的“苗王”主持。现在的主持者分别为都溪村的苗王陈元光、石头寨的苗王刘朝发、高寨的苗王鲁应学、鲁正学。
“苗王”不是行政职务，更不领取报酬，是和苗人们一样春种秋收的普通农民。苗王颇具精神领袖的特质。正因为这样，他就像滋养苗寨的山泉，能够润泽每一位苗人的心。都溪原先的苗王是唐云凤的父亲唐树清。三十多年前，他走完了人生的八十四个年头，高龄去世。
苗王的交替是一件大事。它之所以能够一代代平平顺顺地传承至今，是有其奥妙的。唐云凤说，苗王的接替是老苗王卜卦算的，不世袭，而是看哪个的八字合得上才能继位。在人们普遍有着共同信仰的苗族社会，这种方式是极具公信力的。但当苗族社会走到一个新的历史节点的时候，仅“八字”就难以涵盖苗王的条件了。而在“八字”之外附加的一个条件，就是“会苗话”。因为老祖公的年代没有人会客话（汉话），你如果不会苗话，就没法和老祖公说话，就请不来老祖公。哦，这个条件是外人不可能想到的。
这个条件的门槛其实很低，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会苗话是天经地义的事，怎么也不能算是一个条件；但几十年的光阴流逝了，苗人们见识了、学会了那么多从前闻所未闻的事情。他们上了学，读了书，挣了钱，买了车，盖了贴瓷砖的小楼；他们学会了贵阳话、普通话，甚至时尚的“三克油”“拜拜”……一个小毛桃走出来也显得比老一辈人聪明机巧。可谁又注意到呢，老祖宗数千年传下来的苗话就在这样短暂的时间、狭小的空间里，不知不觉地丢失了。最精明的人，也没有意识到这是几乎要倾覆苗人传统天地的、集体无意识的“事件”。如今在都溪，除了外寨子嫁来的几位小媳妇，本地会用苗语对话的人几乎找不到了。
都溪小学的苗族学生吹芦笙
面对这一现象，几十年都安之若素的苗人们猛然焦急起来，怎么回事呢？怎么办呢？他们三个五个地商量着出主意想办法，最后决定由村里出资，在都溪小学举办苗语培训班。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活了几十岁的苗人，要像小孩子上课那样，一点点地把丢失的苗语重拾回来。这次，人们的决心已经定下，那么多东西都学得会，老祖宗的苗话怎么会捡不起来呢？这是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主意，但做起来却每一步都有拦路虎——这里地处郊区，邻近厂矿，有多多的挣钱机会。“捡票子”与“捡苗语”相比，孰轻孰重呢？这是摆在每一个苗人面前的抉择，当二者不能兼得时，自然也是各捡各的不能勉强了。
在都溪，唐树清的苗王身份是交给陈德玉，一位忠厚老实的苗家汉子。时间无情，当陈德玉也变得老态龙钟时，“苗王”的位置又在二〇〇二年交给了稍稍年轻的陈元光。陈元光身材瘦小，眉眼清秀，乍看去，很难将他与“王者”相联系。他说，自己的苗话也有好多捡不起来了。但在都溪，他的苗语绝对还是数一数二的。他话语不多，却是一位十分尽责的、坚韧得像一棵老树的长者。当村里办的苗语培训班请不到外村教师时，从没上过讲台的他便自己上阵了。这种精神力量能够持续多久呢？我不知道。只能默默地为这位倔强的苗族文化传承者祝福。
民国时期，都溪是一个贫穷的苗寨，民众缺衣少食日子拮据；但祖辈传下来的待客规矩谁都不能违背。放场的时候，他们在进寨必经的三岔路口烧起灶火埋锅造饭，还煮有大盆的酸菜豆米佐餐。对在本寨没有亲友的客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端起碗就尽饱尽醉。举办“二月场”的那几天，家家户户的饭甑都敞开迎客；没有米了，借米也要让满屋飘起饭菜香。民国时期土匪猖獗，苗家银首饰值钱，富裕的苗人项圈、首饰加起来就有三四百两。贫穷的苗人也是盛装在身。都溪寨就要派人、扛火药枪到几个路口去迎客，同时充当“保镖”。十六日吃完早饭，还要一一送客。都溪极为讲究礼数，周到的礼仪贯穿了“二月场”，待客的气魄让他们引以为自豪。这也是老一辈苗人不会忘却的美好记忆。
办这些事，钱粮从何而来？原来，都溪寨子在清朝时，就有三百多挑公田，老百姓称为“庙田庙土”。公田一年收获三万多斤谷子，三年积累下来就是十万斤，这批谷子，就用于跳场的公共开支。
当年的花场什么样？老人告诉我，跳场最热闹的时候，远在三四里外就能听到吹芦笙、吹唢呐和擂鼓、打镲的声音。山林被震住了，平日里吼天吼地的老虎豹子，被惊吓躲得远远的，饿瘪了也不敢吭声露头；鸟儿都要“过节三天”不叫不唱到处看热闹捡饭吃哩！王贵估计，参加者大约有七八万人。
苗王说：“原先花场竖起的“怎舵”上只有旗子，没有字。苗家本来就没有字嘛。清末，马阁老说，我们苗家人不识字，但“怎舵”上应当有字，你写上字，后人就认识字了。于是就请客家人写上了汉字‘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个习俗一直保持到现在。”
这是当年没有文字的苗族对文字、文明的吸纳和尊重。然而，后来一些熟谙文字、全无阅读障碍的人，却将其视为必须“破除”的“四旧”。文化与识字是两个概念，对文化的态度从来不取决于识字与否，而是内心深处有没有容得下文化的空间。这是我在多年田野行走中的一点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