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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路商城
形成商城的要素很多，商路就是商城的命脉。当我们把眼光投向更为久远的年代时会发觉，对于素有“山国”之称的贵州来说，构成商路的历史就是先人对这片土地的征服史。
在安顺这片土地上，通向外界的路，最早出现在二千二百多年前的战国时期。楚国为扩张领地，派将军庄矫经黔入滇，一条路自东北面的楚国沅辰之地蜿蜒而来。那是一场人与崇山峻岭的较量，绝不压于一场刀兵相搏的战争。于是史籍也就有了这块土地的记载。那条古老的路，从湖南芷江入黔到云南。贵州留下三个地名：且兰、夜郎、宛温，其西段就是今天横跨安顺地域的滇黔大通道的雏形。
不过，一条征伐之路或可为人与物的流动提供条件，但并不等同于商路的发端，真正透出商贸讯息并由此而引发的路的历史记载，则是从汉武帝时期开通西南夷道开始的。
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番阳令唐蒙出使南越国未说服其归顺，却意外在番禺（今广州一带）吃到一种叫“蒟酱”的食物，并打听到这种食物产自巴蜀（今四川），经由夜郎国销至南越。司马迁《史记》载：“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蒟酱，多持窃出市夜郎。”也就是说，唐蒙归来经询问证实，四川商人已经把生意做到夜郎国，而且夜郎已有交易场市。再从夜郎沿牂牁江南下可达南越。唐蒙遂向汉武帝提出开通西南夷道，取道夜郎国，征服南越的计划，由此拉开了西汉王朝与夜郎国的百年历史。
清人丁炜认为，“蒟酱”，即是“鸡枞酱”，昔汉武帝“食而甘之，遂开通西南夷”。按丁炜的说法，汉武帝是在品尝了由夜郎出境的蒟酱后，为其甘美所吸引，于是就下令打通夜郎国，一举将西南、东南十七郡纳入大汉帝国版图。此法确否，故且不谈。但由此可见，作为食品的蒟酱已经作为商品出现在汉代的夜郎国并远销南越，蒟酱所经之路也就成了商路的最早推衍。
之后，唐蒙率数万人修路入夜郎，以征南越国。二十年后，汉代王者之师到达今安顺，置牂牁郡，宁谷的古汉墓群遗址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不过路的历史尽管久远，而真正明确形成通往今安顺区域的商路，则是从“南宋买马”这段历史开始的。
在冷兵器时代，马是不可缺少的工具。历代王朝均以马政为要，而宋代尤甚。从公元960年赵匡胤建宋起，到公元1279年南宋灭亡为止，前后三百年间，宋因与辽、西夏、金、元的对峙，一直没有摆脱战争环境，北方游牧民族善骑射，朝廷必须建立强大的骑兵与之抗衡，这就得大量用马。宋室南渡后，北方五路俱陷，马道断绝，另辟马源为急政要务，于是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朝廷开广西马市，所买之马时人谓之“广马”。其实，“广马”并非广西所产，而是来自云南大理国。大理向来以名马著称。《华阳国志》中的“滇池驹”、《新唐书·南诏传》中的“越赕骏”都是出自大理。
大理马固多精良，为武装军队首选，但鉴于唐代南诏国的历史教训，南宋朝廷却不愿与大理国直接成交。前朝历史上，南诏国100多年里弄得纷争不断，宋时大理国取代南诏而自立，不可能不存在向外扩展的野心，南宋朝廷积虑甚深，又急于应对北方，再也不愿南边生事，故不直接与大理发生关系，而是迂回绕道，在广西开设“买马经略司”。这样一来，大理马只好转手于自杞、罗殿、毗那等国输至广西。
在南宋时期，西南最大的土著政权首推大理国，其次便是罗殿国和自杞国。据《元史》、明《贵州图经新志》、嘉靖《贵州通志》等典籍记载分析，今安顺西南、镇宁、紫云、关岭均为唐宋时的罗殿国地。南宋淳熙年间（1147年—1189年）周去非所著地理专典《岭外代答·通道外夷》，记录了从广西通往罗殿国买马的里程方位，很明显罗殿国就在今安顺市一带，往西则为自杞国，即今黔西南地区。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罗殿国、自杞国就成了南宋买马路上的重要转运站。
只要随便打开一张贵州地图，今天的安顺，其西进东出南来北往的交通状况便一目了然，然而在南宋时并沒有这样的概念，除由湖南沅辰之地西进贵州经安顺地域通往云南的一条路之外，从安顺向南方向的道路则是一片空白。南宋买马硬是从荒山野岭中踩出了这样一条路，使贵州腹地向南有了通往广西的道路。数百年踩踏，南来北往的人群马帮络绎不绝，与滇黔通道交叉，形成枢纽，安顺一地也渐至成为名声远扬的“四达之邦”。
据《岭外代答·通道外夷》所记载，从广西北上进入罗殿买马的路线，主要有二条。第一条：广西横山寨（今广西田东境）出发，一程至古天县（今田阳东）一程至归乐州、唐兴州（均在今百色）一程至七源州（今百色与凌云间）然后一程至马乐县、一程至恩化县、一程至罗夺州，一程至围慕州，一程至阿妹蛮，一程至砂蛮，一程至顺唐府。凡十九程至罗殿国（今安顺）。第二条：广西宜州（今广西宜山）出发，西北行，先经黔桂边境的抚水、茅滩、荔波再经今平塘、惠水一带达于安顺。
另外，从广西横山寨（今广西田东境）出发达七源州（今百色与凌云间）后，分道从泗城州（凌云县），转向西北，经上展、博文岭、罗扶（册亨一带），入自杞国后，从兴义黄草坝西行可达石城郡（今云南曲靖），然后直通大理（今云南大理）。但交易一般不会在大理国境内直接进行，而是将马贩抵自杞国、罗殿国转手，再经上述第一或第二条路线，分别贩往广西宜州和橫山寨，由朝廷在两处设置的买马司按马匹品相收购。
特殊的地理和历史条件，使今天的安顺地区成为南宋买马的重要马市，几乎垄断了大理马的外销渠道。安顺一带马商云集，从转运马匹中获取利益。当时宋朝官吏买马以马匹四尺高为标准，一匹马仅银就要二两多，而且“每增高一寸，增银十两，有至七十两者”。朝廷每年拨给买马司经制钱、盐钞钱及廉州石康盐、成都府锦，付给广西经略司作为买马之费。
南宋自开广西马市，大大缓解了马源紧张的被动局面，从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起，至1273年蒙古灭金后进入大理，起码在百来年的时间里，每年均有良马上调，少则1500匹，多则达3000匹。对南宋长期维持与金国的对峙起到重要作用。
南宋买马长达一百多年的历史，打破了贵州长期的封闭格局，由单一的农业经济引进了商品经济的因素，《岭外代答·邕州横山寨博易场》载：“蛮马之来，他货亦至。蛮之所赍，锦缯、豹皮、文书及诸奇巧之物。”马市成为跨省商人贸易、交换各种物资的场所，这对后来安顺发展成为贵州重要物资集散地有着重要的先导和基础作用。
时光倏忽而过，历史的脚步逍逍停停，那大山皱折处的商路上，马帮的响铃总不时敲开地老天荒的沉寂。到了元代，经济和文化有了发展，出现了地域之间的交流，朝廷为加强对地方的操控，驿道的设置也就随之出现。驿道是官道，但同时也为商贸的发展提供了便利。在安顺关于驿道的最早记载，是从元代开始的。
这里有必要交待一下元代的安顺，那时还没有安顺城，在今天被视为边远贫困乡的杨武，当时则是政治的中心，元朝在此设普定土府。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今贵州境内有四个地方设驿站，即普安（今盘县）、东罗番（今双堡）、贵州（今贵阳）、葛龙。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改云南曲靖经普定府（今杨武）、镇远府驿道。到了元代大德七年（1303年），普定府改普定路，置所在羊武（今西秀区杨武），以此为中心形成数条道路，有羊武至旧州、羊武至广顺、羊武至紫云火烘、羊武至关岭花江、羊武至普定沙家马场等。连接这些道路的是大大小小的场市，羊武也就成了普定路对外连接的重要枢纽。
商贸的发展总是与驿道的兴废密不可分。到了明代，经过调北征南，今天的安顺城在一个叫阿达卜的地方建立。权力中心随着改朝换代迅速转移，杨武衰落了，那些经营数年，也不知付出过多大代价修起来的一条条道路，也无可奈何地失去了光泽，变得寂寞灰暗，有的渐渐消失在荒草丛中。
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在普定卫刚刚建立不久，明朝廷即命都督王成往贵州平险阻、架桥梁、通道路，经普定卫修通滇道，沿途设驿站。安顺府辖地内渐至形成普利驿、平坝驿、安庄驿、坡贡驿、郎岱驿、毛口驿等驿站。其中普利驿在安顺府城城南，驿段向东有罗德铺（今头铺）、阿若铺（今二铺），向西有杨家铺、马场铺、龙井铺。同时广开场市，嘉靖《贵州通志》即有安顺牛场（今体育场、实验学校一带）的记载。到了万历朝，场市已遍布城乡，驿道随及成为商路主干，以安顺为中心地域间的商贸也随之活跃起来。
清代是安顺商业迅速发展的时期，道光朝就有省外商户进入安顺的记录。在《安顺、黎平府公牍》中，有知府常恩给云南巡抚张日晸的一封书禀稿，时间是道光三十年（1850年）四月，提到因修考棚和纂修《安顺府志》费用亏空，究其原因，常恩这样写道：“安郡一区，端赖税务源流藉资敷衍，自南省水患后，又值楚匪滋事，道路梗塞，商贾甚稀，课项微不敷解，尽属挪借焙补。”
这里“水患”所指云南，“楚匪”指太平天国发端之初所到地域。从这些陈述大抵可见，早在160多年前的道光时期，像安顺这样的城市，就以对外商贸税收维持官府的运行，这些商户主要来自湖南、湖北、广西、广东，云南。一旦天灾人祸发生，商路不畅，税收萎缩，官府支度必然吃紧。
从《安顺、黎平府公牍》所反映征税看，当时安顺商贸已遍及府域，主要涉及的商品有食盐、棉花、布疋、
咸丰、同治年间，随着遍布郡域的手工纺织业的兴起，安顺的商贸大多以布匹为主，民间买卖棉花集市最为繁盛，从安顺城到各县市场皆设有花街，为买卖棉花之定所。
到了光绪初年，鸦片行销，安顺商业活跃起来，两湖、两广商人联翩而至，洋纱进入安顺，销行益广，每月市面买卖竟达500余箱，为全省销场之冠，辐射至安顺各县和织金、大定、大方、水城等地，设行号者从十余家扩展至数十家。
自此之后，商贸之风大开，省外商人先后来到这里，环顾市面，不仅省外之货纷至沓来，东洋、西洋外货也渐输而至。到了光绪朝中期，安顺商贸中心的格局渐至形成，通向安顺的商路主要有六条。
一是东面由湖南常徳经本省玉屏、镇远、贵定至安顺；二是东北面由四川重庆经桐梓、遵义至安顺；三是东南面由广西梧州经独山、都匀、惠水至安顺；四是南面由广西百色经兴义、兴仁、贞丰至安顺；五是西面由云南毘明经盘县、普安、晴隆至安顺；六是北面由四川泸州经毕节、黔西、织金至安顺。
外商的进入，形成各类行业商号，主要有以下几类：
：有洋纱号、布匹号、绸缎号、棉花店、皮毛庄、颜料庄等。洋纱有四条来路，包括湖南、四川、云南、广西，多为广东、广西商人设商号经营。绸缎布匹种类盛多，有由四川进入者，苏杭进入者，两广两湖进入者。布匹多为江西商人设号经营，绸缎多为四川人经营。其他棉花、皮毛、颜料多为本地商家经营。
：有油店、盐店、京果海味店、糖业烟酒店、米粮店、米粉豆粉铺、荸荠粉铺、糖果糕点铺、酱油铺等。盐店多为四川人经营。京果海味店多为两广商人经营。糖类的输入有云南洋冰糖、白糖，昭通一路为瓦耳糖。四川、广西也长年有冰糖、白糖进入经营。其他如烟酒店、米粮店、荸荠粉铺、糖果糕点铺、酱油铺等多为本地人经营。
：有山货号、洋货号、瓷器铺、杂货店、钟表铺、煤油铺、铜器铁器铺、纸铺、伞铺等。洋货号、山货号多为湖北人经营，杂货店多为湖南人经营，瓷器铺多为安徽人经营，钟表铺多为广东人经营，煤油多由两广、上海输入。其他多为本地人经营。医药业、典当业、钱庄等在安顺多家，执此数业者多为外省人。
《续修安顺府志辑稿》这样描述清代光绪年间的安顺城：“四通八达，商贾辐辏；纱罗绸缎，光怪陆离；洋货匹头，争奇斗艳；商业之盛，甲于全省。”可以想象，随着这一大型物资集散地的渐至形成，东进西出的商家，南来北往的贾人，都不约而同地以此为经营之所，发祥之地，条条商道连接着无数人的希望和梦想。
安顺，成了翘首千里，名符其实的“旱码头”。民国初期，地方传统贸易也发生了变化。外来资本和商品的大量输入，极大地刺激了安顺交易市场，不少商家吸收了现代经营理念，外查商情，内征出产，另辟利源，打破地方传统贸易格局，且能与外商针锋。其中两项土特产猪毛和牛皮的开发和外销尤为典型。猪毛销往广东，因获利颇厚，设庄采办者迅速集结，每年猪毛出口竟达七八万斤，牛皮一宗比猪毛获利更大，以至安顺成了西南地区牛皮加工和行销的最大市场。这一时期安顺，土特产品也开始输出外销，有“三刀”、荸荠粉、斗笠、月琴、皮包肚、牛毛毯、草席等。
据《续修安顺府志·安顺志》记载：安顺荸荠粉曾上贡京都，“在同治之际，以北街宋、黄、洪三家营业为大。……至光绪年间，又增加西门外胡、刘、韩等姓，生意俱盛……畅销省内及滇、川、湘、桂、粤等省。”及至民国初年，以“贵州安顺特产”之名，每年行销省内外10至15万公斤，被征集参加比利时布鲁塞尔“万国博览会”，获得铜奖。
外来商家的不断进入和本地商人广开商路，使安顺在进入民国后仍然保持发展势头，到了民国十九年（1930），安顺城计有洋纱店35家、京果店35家、绸缎店27家、土布匹头店48家、杂货店30家、山货店12家、药材店19家、钱庄8家、米店40家、油店30家。交易总值仍为全省之冠。
以大十字为中心，商号店铺向东南西北四大街伸展开去。东街多为绸布店，百货店，帅灿章的生茂百货店即在其中。洋纱店集中在西街东段，东起钟鼓楼，西到财神庙。北街口南段主要是食品应市果店，街口处就是孙起延开的“延兴和号”京果店旧址；北街中段，南起炮台街口，北至马房门街口是小布店集中之地。大街上，白天熙熙攘攘，晚上煤汽灯雪亮，一派兴旺景象。
（注： 南宋买马路线示意图（1132-1273））
（注： 安顺清末至民国时期外来商贸示意图）
为了适应商业贸易的需要，同业公会出现，之后逐步发展，安顺商会成为安顺的最大民间组织。省外商家也先后成立同乡会组织，有了湘鄂会馆、两广会馆、四川会馆、福建会馆、江西会馆等。
抗战之后安顺商业进入一个突出的繁荣时期，随着国民政府以重庆为战时陪都，商业市场随之向西。到四十年代日寇的前锋打到贵州独山，贵阳遭到空袭，贵州市场更加向西移动，不论南来北往，还是东进西出，车辆、马帮都要在安顺客马店吃住、中转，安顺成为战争时期的商业中心，城区发展为37个工商行业，铺面商2127户，摊贩662户，批购零销坐商274户。还有不设铺面的商行、堆栈、钱庄等等。至于那些流动的行商，更是无法计数。
这一时期，安顺政治、军事、教育均有突出人物，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内纵横捭阖，争胜省内外。安顺商业进一步拓展，出现了一批名牌店号、富商巨贾，经营的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伴随着地方工业、交通、金融、城市人口的发展以及农副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安顺商业进入了现代行业管理、垄断竞争的时期。
条条商路给民国时期的安顺带来了繁华，沿着这些商路，安顺也一步步走向全省，走向全国，仍至走出口外。而最具代表的是安顺“四大商号”。
“恒兴益”号组建于民国十年（1921年），实行董事会下的经理负责制，总经理丁纯武，副总经理邓羲之。该号资金雄厚，成立时即有大洋40万元。经营业务主要是花纱、匹头、百货、汇兑和大烟。该号行商范围从安顺至四川重庆，云南昆明，广西百色、南宁、梧州，湖北汉口，湖南洪江以及上海、广州、香港等地。在上述地区除香港外，均设立分号开展业务，资金积累曾达百万元以上。
“公合长”号成立于民国十九年（1920年），实行董事会下的经理负责制，彭用武任总经理。资本五万元。有职工130余人。主要经营盐业、汇兑、呢绒布匹等，也经营大烟。曾先后在省内外设立分支机构十多处。该号于1935年停业结束。
“天福公”号由贾文钦家族独资经营，早期经营盐业逐步发展起来。除食盐外，经营大烟，兼营纱布、汇兑。该号先后在省内外也设有十数处分号。资本约五六万元。总号原设在贵阳，总经理贾文钦。1925年前后在安顺设立分号，经理周秉衡。之后由于业务转向鸦片营销，重心便转至安顺。
“恒丰裕”号于民国二十年（1921年）由裕昌荣号增资改组而成。实行董事会下的经理负责制。起动资本为大洋六万元。总经理帅灿章，副总经理戴子儒。该号早期经营业务以绸缎纱布为主，兼营鸦片运销、货币汇兑，后又增加购运汽油，植物油，猪鬃等进出口业务。由于经营有方，经营规模和范围发展极快。数年间先后在全国各地增设了安顺生茂百货店，裕康猪鬃厂，衡美汽油行，锦屏泰丰木号，梧州恒福昌行，广州大同公司，大地物产贸易公司，香港灿星公司等子公司。“恒丰裕”还向外投资，其中有宏懋商号、民新五金公司、南明烟厂、仁岸利民盐号、贵州聚康银行、重庆永生钱庄、汉口大隆公司、上海中国工业银行、上海环球企业公司、上海环球信托公司、上海兴盖地产公司等。
民国二十九年（1940）“恒丰裕”改成“泰丰”号，一直经营至1949年解放前夕。“恒丰裕”号资金财产积累至大洋千万元以上，当时不但在安顺位居榜首，在全省也名列前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