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书院文化
书院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源于唐，盛于宋，衰落于清末，历时千载，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在世界教育发展史上独具特色，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学术文化的发展、人才的培养，曾起过巨大的推进作用。青岩书院位于青岩镇书院街，始建于明末清初，原为青岩班氏土司宅院（衙门），后改办成青岩书院。走进青岩，感受青岩的书院文化，是许多游客必不可少的节目。
关于青岩书院的形成，还有一段历史故事。清代乾隆年间，班氏土司班廷献家庙被烧毁，便依仗自己土司的地位，以修家庙为由，将班氏祖泥（班氏先祖班麟贵的塑像）供奉于青岩众绅捐资修建的文昌阁中，与文昌帝君并行而祀，还表示等自家家庙修好以后就将祖泥搬出。摄于土司的威严，众乡绅只得同意，但祖泥迟迟未搬，逐渐引起众乡绅不满，因为势力不够强大而未将此事抬上桌面。
随着朝廷改土归流政策的深入，班氏土司权势逐渐衰落，而青岩城中的部分士绅却通过读书做官、经商致富等手段势力大增。嘉庆六年（1801年），皇帝下旨全国春秋两季祭祀关系一城风水的文昌帝君。早对班氏土司将班氏祖先与文昌帝君并列的做法很是不满的众绅，要求班氏土司搬出祖泥，以便青岩百姓能够祭祀文昌帝。班氏土司采取蛮横态度，坚决不搬，认为青岩城是班氏先祖所建，祖泥有资格供奉于城池最高点。这一占又是二十几年。
直到清道光四年（1824年），青岩的赵、车、张、刘、吴等几大家族认为已有足够力量与班氏土司抗衡，是制止班氏土司继续亵渎神灵的最佳时机。在与班氏商量未果的情况下，便于当年二月初三将班氏祖泥土像搬到班家，但遭到班氏的坚决反对。在此情况下，双方只得对簿公堂。据说贵阳府包太尊亲审此案，他以上谕为据，认为班廷献将祖泥与文昌帝君并列供奉犯下“大为不敬之罪”，须尽快搬出文昌阁。这场官司，班廷献不仅将祖泥搬出了文昌阁，还输掉班家衙门。因班家衙门处于古城中心，几姓人家就把赢得的衙门开办成书院，便是青岩书院。
当时书院规模很大，为三进四合院，成梯形结构，总占地5000余平方米，布局雄伟，房屋宽敞。每栋房屋高度约4米，采光良好、环境优美，确实是读书的环境。青岩的有钱人家便纷纷把儿子送到书院求学，以期将来考取功名，成就一番事业。
清光绪年间，青岩书院声名显赫，从书院出去考取秀才、举人的便有50多人，10余人金榜题名。赵以炯弟兄4人中3人进士，1人京魁，其中赵以炯更是高中状元。书院的学生除了本地人外，临近各县的学生也比比皆是。后来书院甚至影响到川、滇、两广地区，一些巨商不远千里送子来这里读书，其兴旺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年。
书院的教学方法也与传统的私塾不同，主要是聘请当地有名望的先生作为主讲，学生每月到书院集会一次，进行学术讨论和研究。学习内容以研习“四书五经”等儒学经典为主，兼顾唐诗宋词等文学作品。办学特点主要是义学，自由讨论的学术氛围相当浓厚，先生和学生在学术上可自由讨论，互相切磋。书院还根据本地需要，注意培养生员能诗会文、能写会画的能力。虽然如此，科举时代，先生讲的内容大多是针对科举考试而安排的，因此，书院其实就是为学子准备参加科举考试而设置的讲学场所。封建社会的书院为朝廷源源不断地输送着人才，充当了“高等学堂”的角色。书院的经费，一部分是学生交付的学费，绝大多数靠田产收租维持，用以支付老师的报酬和学生的茶水费。
青岩书院授课
随着科举制度的寿终正寝，书院在历史的尘埃中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芒，取而代之的是更加现代化的小学堂、中学堂和大学堂，青岩书院也成了供人参观的历史文物。可是，书院所承载的那些国学、人文和艺术的光辉却并没有消逝，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和儒家道德的新时期的书院应运而生。
在青岩，有这样一批人，怀着对青岩书院的感情，做着传承青岩书院文化的事情，他们就是以饶昌东老师为代表的一批古稀老人。2003年4月，本着“文化传承、道德传承”的初衷，几位老人成立了承前、远播青岩文化的菊林书院，重拾青岩书院昔日的辉煌，让更多的人理解、传承青岩书院的国学文化精神。
仅仅数年间，菊林书院便发展会员200多人，汇聚省内外的名人学者，因为热爱青岩，热爱诗词文化走到了一起。他们在一起切磋诗词文化，开展民间文艺活动，不断将博大精深的国学精髓传播，将书院文化发扬光大。联合国教科文卫官员卡贝丝女士还曾亲临书院参观题词。青岩镇2006年被省文联、省诗会授予“贵州省诗词之乡”，2009年又获“中华诗词之乡”称号。这些殊荣不断诠释着青岩的文化，青岩书院的精神也得以远播并传承。走进青岩，感受国学文化、体味青岩书院文化魅力成为越来越多游客向往的节目。青岩的文化魅力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青岩的知名度将因为文化而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