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政爱民的周钟瑄
在花溪区黔陶乡骑龙村板桥山南麓，有一座桐埜书屋，始建于清康熙初年，是黔中著名诗人、一代才子周渔璜从小读书的地方。在这里还出过另外一个名人周钟瑄，他曾经为开发台湾做出卓越贡献。周钟瑄自小与堂兄周钟玮、堂侄周渔璜等在桐埜书屋读书。
周钟瑄，字宣子，出生于骑龙村，因骑龙村过去属于青岩，故亦是青岩人。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年仅25岁的周钟瑄就以乡试第二名中举人，后北上京师，先后在督学山西的高其倬、督学江南的张志尹及直隶学政周渔璜处做幕僚，以勤勉、智慧见称。后历任福建邵武知县、台湾诸罗县令、山东高唐知州、湖北荆州知府。周钟瑄一生仕途坎坷，但他为官清廉，勤政爱民，敢于兴利除弊，深受百姓爱戴，虽多次被诬陷、贬斥，但始终存有报国之心，为国为百姓殚精竭虑。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周钟瑄就任福建邵武知县，到任三天就开始从当地的教化入手，捐出自己的俸禄修建文庙，大兴学堂。他还修葺南宋抗金英雄李纲的祠堂，在邵武县营造了重文教的气氛。他大刀阔斧地革除旧制，取消“红袍银”，颇得百姓信服，一时间赞誉之声不绝于耳。有了治理邵武县的经验，周钟瑄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又被调往台湾诸罗县任县令。这是周钟瑄的第一次赴台，也开始了他在台湾的三年政治生涯。
桐埜书屋
清政府对台湾实行管辖后，设有一府三县，即台湾府、台湾县、凤山县和诸罗县。而诸罗县面积最大，占台湾三分之二的土地，可以说治理好诸罗县，对台湾的发展至关重要，可见清政府把多么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周钟瑄。初到诸罗县，面对只有三间破屋的诸罗县衙，周钟瑄没有气馁，很快就进入了角色。诸罗县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居民稀少，没有庙学，土地荒芜，县内还有部分高山族人以捕鹿为生。了解到这些情况，他深知这里不能跟他以前任职的地方相比较，唯有大刀阔斧的改革，才能解决当前局面。因此，结合当地实际，他开始了在诸罗县的改革。
台湾自郑氏投降清朝以后，虽实行了轻徭薄赋的政策，但由于少数民族与汉族言语不通，不少官吏从中渔利，赋税没有从根本上减轻，反而名目繁多，高山族还另有附加税。沉重的赋税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更别提发展生产了。面对这些，周钟瑄决意免除重税，减轻人民负担。他从官府内部吏治开始整顿，谢绝馈赠银，禁止名目繁多的赋税，除正常上交的国库银及县署公事费用之外，其余赋税全免，从而使当地百姓的赋税减轻了一半。
诸罗县生活条件十分恶劣。周钟瑄一改以前官吏歧视少数民族的做法，募集汉民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赠送他们种子、农具，教他们耕作，帮他们开渠，几年之内使当初的荒地都变成了良田沃土。当地人将他倡导修建的沟渠称为“周公堰”，对他的感恩之情不言而喻。周钟瑄在诸罗期间，当地高山族还有一个头目阿莫慕名归附，可见周钟瑄施行的改革感化了少数民族，可谓民心所至。水是农业之本，没有水源，农业收成无法保证，周钟瑄不惜捐谷捐银帮助百姓修筑水利灌溉设施，保证了农业生产旱涝保收。面对诸罗县教育落后的局面，周钟瑄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创立社学，教他们学习汉语，在县城修建义学，接纳适龄儿童读书，修建文庙，形成了重视文教的氛围。
周钟瑄在诸罗县修建义学
周钟瑄在任期间，还有一大功绩就是主修了《诸罗县志》。该志素来为台湾学者所重视，被推为地方文献第一，系周钟瑄花费10个月的时间和精力完成。《诸罗县志》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关于高山族的记载，该志对高山族的民俗、服饰、饮食、方言等情况一一记载，还附有生活图片，可谓应有尽有。周钟瑄编修此县志时，不是单纯的记录客观事物，还采取“按”和“论曰”的形式，附有上万字的议论和建议，是研究当时台湾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珍贵史料，也为当下研究周钟瑄提供了重要线索。
周钟瑄此次在诸罗县三年，百姓对他爱戴有加，离任时，当地少数民族还为他建祠塑像，称为“周公祠”，表达了对他的尊敬。如此得民心，也为他第二次经略台湾埋下了伏笔。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周钟瑄被擢升为山东高唐知州，周钟瑄到任即捐廉修造“尚志书院”。当时，山东大吏计划勘丈地亩，增辟税源。周钟瑄深知百姓疾苦，沉重的赋税本已压得民怨载道，增加赋税无疑是雪上加霜。为疏解民困，周钟瑄为民请命，一再陈请缓办。作为一个地方官，时刻体恤百姓疾苦，想百姓所想，思百姓所需，的确难能可贵。
康熙六十年（1721年），因台湾知府王珍残暴不仁激起民愤，鸭民朱一贵以“反清复明”的口号率众起义，台湾各地纷纷响应。清政府派兵镇压，形势万分危急。由于周钟瑄在台湾民众心中的威望，闽浙总督和福建巡抚举荐周钟瑄抚治台湾，朝廷命周钟瑄以员外郎的身份管理台湾事务。周钟瑄到台湾时，朱一贵已兵败被杀。面对战后台湾满目疮痍的局面，他首先制订措施力挽当时的困境。为了稳定政局，他捐款平粜粮食、抑制物价、兴利除弊、整顿吏治，赢得了民心。当时，闽浙总督满保下令搜捕缉拿起义军旧部80多人，但周钟瑄认为这些人都是良民百姓，不能轻易滥杀无辜。在他苦苦辩说之下，满保对这些人没有继续追杀。另外，福建巡抚黄国材要勘查丈量当时民间隐匿未报的田亩，周钟瑄认为此时台湾才刚刚平复战乱，不宜扰民，应该一切以恢复生产为重，要以怀柔政策来治民。他的这些言论得到了总督、巡抚的采纳。周钟瑄心怀民众，所做所思皆从百姓的利益出发，不愧为百姓的父母官。
在台湾仅仅两年，即雍正元年（1723年），当时巡查台湾的御史禅济布纵容部属扰民，周钟瑄秉公办事，将扰民者绳之以法，因此得罪了禅济布。由于禅济布的挟私报复，周钟瑄被弹劾诬告，遂被解职离开了台湾，甚是可惜。后来虽被平反，但却无缘再去台湾。
周公祠祭拜
雍正六年（1728年），周钟瑄改任荆州知府。在任期间，他为监利县一万姓女子冤案平反，严惩凶手，被百姓称为“铁面阎罗”。荆州仓廪空虚，周钟瑄不但自己捐谷，以资驻防兵食，还请建仓积谷，以防荒歉。在封建社会，中饱私囊的官吏比比皆是，以自己的俸禄补贴国家、补贴百姓，这在当时乃至当今，都是为民服务的典范。周钟瑄在各地为官均以民为重，廉洁自律，这也是他人格中最闪亮之处。
在荆州知府任上，雍正十一年（1733年）六月，江陵芦席湾江堤溃决，江陵、监利两县洪水泛滥。众乡绅皆言夏秋水盛，不可兴工，周钟瑄采纳百姓意见，先筹措银两赈济灾民。总督迈柱以此参奏周钟瑄玩忽职守，延误堤工，请求治罪，雍正皇帝遂令周钟瑄出资修补溃堤。百姓闻之，踊跃参与修堤，3个月即完工，将溃堤修补完毕。周钟瑄共费银8500多两，修建堤长360丈，高1丈7尺，下宽16丈，上宽4丈。老百姓为感念周钟瑄的功德，立“周公堤”石碑于堤上，以期子孙后世永远记住这位爱民的好官。
周钟瑄为官清正，一心为民，但始终躲不过当时一些政坛小人的陷害，为官之路坎坷曲折，这是封建社会的弊病所在，也是众多文人不愿留恋封建官场的原因。纵观周钟瑄的一生，真的是政声卓著，两袖清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