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岩教案中的赵国澍
青岩团务总理赵国澍从小尚武，虽一生短暂，却成为改变青岩历史的人。他散家财重修青岩城的故事，在青岩代代相传。作为青岩城老百姓心目中永恒的“大英雄”，在震惊中外的青岩教案中，他又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赵国澍打堵修城墙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英、法等帝国主义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除了割地赔款之外，侵略者还取得了在中国内地购置田地房产、建立教堂等特权。法国人在川滇黔地区进行传教活动，贵阳主教胡缚理初到贵阳上任时，就以征服者的姿态自居，在贵阳官府和百姓面前趾高气扬，神气十足，还大张旗鼓鸣锣开道，贵阳人民极为反感。胡缚理对地方官员也是不屑一顾，还要求贵州提督田兴恕、巡抚何冠英依照《天津条约》保护教会在贵阳的传教特权，否则将会报告朝廷，态度极其嚣张。因此，法国传教士在初来乍到之时，地方官员便将他们视为眼中钉。在青岩姚家关有一所天主教大修院，他们欺压百姓，强占购置大量土地房产，激起了当地人民的怨恨。因此，天主教及其教徒在贵阳地区极受排斥，民间一些反洋教的歌谣也逐渐传开，教案的根源自此产生。
青岩教案中的赵国澍
赵国澍作为青岩团务总理，他领导的地方团练是依靠宗族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武装团体，“天地君亲师”是乡勇凝聚力的关键。而教会却采取给贫民发放救济等手段拉拢百姓，入会的教民越来越多。天主教规定入教的人都不许拜祭祖宗，除了“天主”，任何神灵都不许信奉。不拜祖宗、不信关公、不尊师长，乡民就没办法拢成一团，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团练的基础。
1861年6月12日是农历的端午节，按照贵州的习俗，这一天要“游百病”，也就是到山坡上唱歌跳舞，采一些草药回来煮水洗澡，据说可以消灾祛疾；但教民们却不参加这些活动。当游行人群路过姚家关大修院的时候，有些小孩一时高兴口不遮拦便唱起了民间歌谣“火烧天主堂，洋人坐班房”。歌声惊动了修道院里的人，修道院守门人罗廷荫和修士们冲出来，对游行人群无理谩骂，气焰十分嚣张。赵国澍闻讯赶到现场，制止争端，并宣布关闭大修院，要求修士们放弃洋教，还要他们回去和院长商量定夺，限期五天。但修士们依仗洋人的势力，拒不退让，院长还带着部分修士逃走。赵国澍火冒三丈，便将未及逃走的张文澜、陈昌品、罗廷荫三个修士关进了龙泉寺。
胡缚理知道此事后，向云贵总督、两广总督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要求释放被“绑架”的教民，严惩赵国澍。后来，胡缚理又让法国公使馆给田兴恕施加压力，公使馆以“违背和约破坏传教特权”为由，向督署提出抗议，要田兴恕必须立即下令释放张文澜等人。同时，胡缚理又派专人进京去向法国驻华公使报告了青岩发生的一切。田兴恕本来对《天津条约》不满，又得知胡缚理向京里上报，同时想到会见胡缚理时他的傲慢劲，素来不怕威胁的他更是火冒三丈，便密令赵国澍将修士张文澜等三人处死。
火烧天主堂
赵国澍接到命令正合心意，便下令团丁将关押在龙泉寺里的张文澜等人押赴青岩城外的谢家坡斩首。张文澜等人被处决后，依照总督的命令，赵国澍又带团丁围攻大修院。此时大修院的修士早已四散逃走，他们便捣毁并焚烧了姚家关天主教大修院。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青岩教案”。至今在姚家关仍保留有青岩教案遗址，它是青岩人民反对洋教斗争的历史见证。
青岩教案以后，提督田兴恕认为赵国澍办事得力，将他提升为全黔团务总办，委以重任。胡缚理知道这个结果后暴跳如雷，当即向督署提出抗议，要求严惩杀人凶手。法国驻华公使还照会总理衙门，要求将罪魁祸首田兴恕、赵国澍等人革职查办，押解回京问罪。迫于压力，软弱的清廷最终答应将田兴恕、赵国澍等人革职。但赵国澍于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又复职，督练乡勇镇压农民起义军，后因率乡勇进攻灯花教何得胜部起义军，在今贵阳乌当区徐家堰阵亡，年仅37岁。清廷追封他为太常寺卿，赏骑都尉，准世袭，并降旨建赵公专祠。
赵公专祠
“青岩教案”是贵州人民反对西方传教势力在黔恣意横行的一次政治斗争，是一次反抗西方列强不平等条约的有力示威，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西方列强以传教为名进行的文化侵略和非法活动，显示了青岩人民的反抗精神。赵国澍在这次事件中充当了重要角色，他面对洋教势力毫无畏惧的英勇故事在青岩人心中树立了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