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土归流大潮中的青岩
自元朝开始实行的土司制度，弊病很多。土司对内残暴统治属民，对中央叛服无常、骚扰与之接壤的汉民，土司之间也不断发生战争。为了解决日久相沿的土司割据积弊，明清两朝的统治者大多主张实行改土归流政策，贵州的改土归流也缘于此。
在贵州，土司统治的地区，土司占有绝大多数的耕地、山林、水源，土民只有零星而少量的土地。无地或少地的土民，在经济上被迫依附于土官，成为土地的附属物，成为生生世世的奴隶，严重地阻碍了封建经济的发展。同时，贵州广大的“苗疆”尚未直接纳入流官的统治。为了更好地治理边疆，清朝统治者开始调整疆界，归并事权，将所谓的化外之地纳入中央王朝委派的流官统治之下，委任外来征苗有功的军官担任用武力开辟的苗疆“土官”，直接管辖当地人民，清查田土、以增租赋、打通交通，以便更好地开辟边疆。清政府在贵州地区实行的改土归流，表现得并不彻底，改流的方式也比较缓和。除部分不法土司被革职改流外，被改职和降职者也仅是少数，而被保留原职的土司和土弁仍然占多数，只是位低权轻，今非昔比，被置于流官的统辖之下，保土守境、听命驱调，效忠于封建中央王朝。有些边远偏僻山区，只要当地的土官“相安在土”，并无“过犯”，封建中央王朝也就采取了“能留则留”的办法，未予改流。有相当一批的土司、土弁、土目还一直沿袭到清末，到了民国时期才被裁革。青岩的改土归流亦是如此。
《贵阳府志》记载，班麟贵首建青岩城，用以控制八番十二司，使之成为贵阳城南面的屏障。明廷任命他为青岩守备，准世袭，足见其地位之重。清世祖顺治十五年（1658年）清军进入贵州，青岩土司班应寿率领十二司归顺。次年，设置青岩土弁，相当于管理番民的副职，管寨二十七。康熙年间，清廷为加强对边疆地区控制，政策愈加严厉，开始对贵州土司削爵降级，或停止世袭，或增副职以分其权。当时在中曹长官司、白纳长官司都增加了副职，并派流官充任。
康熙十二年（1673年），清政府改青岩土弁为青岩营（从八品），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又将青岩营改为外委土舍（从九品）。乾隆十四年（1749年），改青岩外委土舍为青岩土弁。乾隆年间发生了班氏土司供奉祖泥事件，悬而未决。道光四年（1824年）青岩赵、车、张、刘等青岩士绅关于此事与班氏土司打官司，班氏土司不仅将祖泥搬出了文昌阁，还输掉班家四合院，对班氏势力是一次致命性的打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朝改土归流政策抑制了土司势力的发展，土司权利受到限制和打击。
此事之后，清廷改青岩土弁为青岩长官司，光绪七年（1881年），又改青岩长官司为青岩土千总，直到清朝统治灭亡。改土归流政策减少了叛乱因素，使青岩一些汉族士绅势力逐渐上升，促进了城内商业贸易的发展和文化交流，一定程度上加快了青岩经济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