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绍堂的手工面馆
陈绍堂的面馆没有挂牌子,但是从门口路过,就知道了。
门窗敞开着,铺台上摆着两个托盘,一个拖盘里放着饺子(织金人叫馄饨),一个托盘里放着面条,这就算是招牌了。
从门和窗户往里看,就能看到一个长条形的火灶,火灶上放着两口大锅和一口蒸笼,它们都散发出热气或是香味。灶后靠墙处有一块又宽又长的案桌,案桌上摆了许多碗、碟子和盆,里面放着餐馆所用的调料与材料。
屋子往里,整齐地摆放着一张张的八仙桌和长凳。
屋子顶上,还悬挂着一盏带顶盖的煤油灯。煤油在民国的时候,织金人叫它“洋油”,因为价钱贵,能烧得起洋油灯的人家并不多,就这半节街的铺子来说,黄蜀远、方三爷家也是点的煤油灯。不开铺子的,就多是点菜油、桐油、猪油灯了。
陈绍堂家的面条,是手工制成的,因而称手工面。手工面的原料,采用的是本地产的青花麦或白花麦。麦子收割晒干后,用磨子来推,用箩柜来筛。制作好的麦粉,织金人叫“灰面”,把灰面放在案板上,加上天然土碱和鸡蛋。灰面与鸡蛋的比例,按一斤灰面三个鸡蛋来算,不像现在,卖面条的,十斤灰面也只加一个鸡蛋,加工来自己吃的,十斤也只两三个鸡蛋。
和好灰面,加上井水揉成面团,然后拿出一根又光又滑有七八公分直径的木棍,放在面团上,插入墙上的一个倒“丫”字形木叉里,然后人坐上木棍的另一头,反复滚动坐压,一块又长又薄的面皮,慢慢就出来了。接着把面皮折叠成几层,用薄刀把面皮切成细条,这道工序很讲究,只有熟练的师父,才能切得又快又均匀。
这样做出来的手工面,色泽金黄,吃起来柔而绵,颇具嚼劲。因为一切都来自天然材料,味道自然不一般。
陈绍堂面馆卖的是脆臊面、鸡汤面、三鲜面。除了卖面和馄饨,陈绍堂的馆子也承包酒席。
民国时期,织金人办酒席,分男客与女客。头天请女客,第二天请男客,男女不能混杂,得连办两天酒席。
待客人们在八仙桌边坐满之后,面馆的伙计给每桌提来一壶温酒。酒倒入杯中,不烫不凉,温度适中。
上的第一道不是菜,而是果子,要么是织金曾家的白果,要么是昭通的梨,必须是味道好或名产地进购的。
等到果子吃完后,才上第一道菜。这时候,如果是男方办喜酒的话,新郎和新娘就会来向客人敬酒。客人也不是每个都必须喝,但喝酒的人都要说上“四句”。所谓“四句”,不是四个字组成的词,而是用四句话组成一首诗。诗可以雅,可以俗;可以是五言诗,也可以是七言诗;既可以现编诗句,也可以背诵前人已经编好的。不管诗编得好与不好,但需紧扣主题,说上吉利的话,如:
民国时期,不管办什么喜庆事,都会让人说一说“四句”。就是铺新床这件小事,也要请人说上“四句”。那个时候的人们,随口能说出“四句”的人很多,只是文化低的说得俗一点,文化高的说得雅一些。
第一道菜吃完后,伙计就会提来水(有的用酒)和盆,等客人重新洗涮碗筷之后,才上第二道菜。待第二道菜吃完后,伙计又拿来水和盆,洗涮碗筷后,再上第三道菜,如此反复。
吃完一道菜才换下一道菜的方式,一是为了节约,二是能使客人们更好地品味每一道菜。而每吃一道菜都要洗涮碗筷,则是为了不串味,更好地品出每一道菜的菜味来。这样的方式,对于厨师来说,要求更高,必须做好每一道菜。要是有一道菜做不好,客人们吃不下去,厨师就尴尬了。
品味讲究,上的品种也不能不讲究。虽然当时织金的交通很闭塞,但是不论城里人办酒席,还是农村人办酒席,摆上一碗海参汤或是一盘用海参做成的菜肴,也是件容易的事。那时的海参并不贵,而且在织金的市场上,省内省外、东南西北的名贵产品,织金都不缺,这与当时织金的商人和外来商人的活跃是分不开的,特别是盐商和马帮,长期行走于各省之间。
吃完一道菜才上第二道菜的织金习俗,已经消失了。60年代前后,因为粮食关的原因,不要说是酒席,就是吃饭都成问题。80年代前后,重新有了酒席,上菜的方式,早就改成了一次性上齐。当时的菜肴,主菜是“砣砣肉”和“洗沙肉”。配菜多是用胡萝卜和豆腐干,胡萝卜在织金也叫红萝卜。由于红萝卜在酒席中使用得多,就产生了一条“没有红萝卜,照做八大碗”的织金谚语。有钱一点的人家,还会加上鸡块汤、炒鸡块和蛋松。蛋松只见于80年代的酒席,90年代后就没有再见到了。
1987年我在县政府招待所实习,有两件关于酒席的事至今没有让我忘记。有个领导来招待所订餐,专门点了海参。也不知采购人员从哪里弄来了一节干海参,用水浸泡在碗里。我见那东西怪怪的,像一节干柴棒,问之才晓得名字。可是那领导一直没有来,海参就一直泡在碗里,直到泡烂发臭。我问为什么不把它做来吃了?有人说:谁敢?怕是脱不了爪爪。我的一位同学与他单位的人来吃饭,虽然只是四个人,却点了二十多道菜,把个大圆桌摆得满满的。他们下来的时候,我问这位同学:“你当官了?”他说,他们单位就只有四个人,三个领导,一个开车的小兵,他就是开车的那个。我们去收拾碗筷,桌上的菜大多没有动过,包括那块又大又肥的猪腿,全都撤下来倒入猪食桶了。
到了21世纪后,请客吃酒的种类更多起来。值得一提的是新增的“状元酒”,从大学发放录取通知书开始,到发放录取通知书结束,一两月的时间内,几乎天天都会有“状元酒”吃,甚至一天内就有几家。而大街上的餐馆,也都爆满,甚至一家餐馆,同一天要办几家“状元酒”,送礼送错人也就常见。凡是上学的,不管成绩好或是不好,总之都会收到一份大学录取通知书,都会成为“状元”。“状元酒”也就很壮观。
酒席的档次也提高了,不再见到红萝卜和豆腐干,也见不到洗沙肉和蛋松,而清炖全鸡、糖醋全鱼、猪腿、盐菜肉、竹荪汤最为常见。人们吃酒,菜还没有吃到一半,人就已经走空了,好像浪费就是一种光荣。但是礼金并没有因此减少,而是由80年代的五元或十元变成90年代的二三十元再到现在普通的一二百元。酒期多的月份,领的工资或工钱,还不够用来吃酒。
变化的还有请客的方式。
民国时候,办红白喜事,主人家都不是亲自上门请人,而是叫来“喊客”。“喊客”大多来自敲更人,他们有专门的工具。从每年的十月初一开始,他们就开始敲更,一直敲到腊月二十八或三十,平常时候,就做喊客的事。接到活路后,就开始大街小巷满城转,一边走,一边敲锣,一边高喊:某家某月某日办某事,请各位亲戚朋友到时光临!一连两天,“喊客”的锣声与喊声,要能遍及城里及城周边。
六七十年代,因为取缔了敲更,“喊客”也就没有了。人们如果办白喜,就找来熟悉城里人家的人,主人给他客人名单,一家一户去请,而且他们都能找到;如是办红喜,主人家就用红纸写好请柬,让这样的人一家一户去送。
80年代后,没有专门代办请客的人了,主要靠自己或亲戚朋友传话和转发请柬。进入21世纪,除了办喜事写请柬,其他的都用手机通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