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城第一街
民国时候,织金城划分为两镇。以十字街、仓巷道为界,北面叫西文镇,南面叫太回镇。
现在说的南门,只是太回镇的一部分,主要指新华南路一带,其中包括回龙潭、壕头、落魂桥、纪念标、四方井、小街上、老烈士陵园、冒沙井等,为了叙述的方便,还把十字街到财神庙这段北街,纳入南门的范围内,因为在民国以前,这段北街,与南街最为密切,反而与北门没太多关系。
织金老城的南城门,就在现在的壕头口,虽然城墙与城楼早就没有了,不过人们依然把这里叫做“城门洞”。这个地名,是织金老城门唯一留下来的“古迹”。
由南而来,穿过高大的城南石拱城门洞,一条古色古香的街道便出现在眼前了。
相对宽阔的路面上,用青石板铺垫的街面,在晨光中,在暮色里,光滑而透亮。由远而近、由缓而急的一阵马蹄声,踏得青石板一片清脆之后,随着城楼上的几声醒炮,街道便像一条河,由静而喧哗,渐变出来一片繁华的街景。
街两面,一律都是红漆的木板青瓦房,红的特红,青的特青。在掌柜与伙计的微笑中,迎来了一天中的第一缕阳光。阳光中的店铺,也开始一片灿烂。
店铺前面的槐树们,也沐浴在阳光里。到了春末夏初的时候,各种各样姿势的老槐树,便都挂满了洁白、清新的槐花,槐花飘得满街都是。孩子们找来长长的竹竿,把竿头划开,夹上一根小树枝,便成了一个“丫”状,然后举起竹竿,伸到树上去摘槐花;大人们爬上树去,摘下一把把的清香,然后铺在门口的青石板上晒太阳。待干以后,装入枕套里,便可以枕着清香入梦了。
这条街,从南城门起,到财神庙止。街道不仅比其他街都要宽阔、平坦,商铺也比其他街要集中与豪气。因而,它成了织金的第一街,只不过清朝的时候叫“通顺街”,民国的时候改称“中正街”,而民间则称它为“大街”。
中正街的时候,显然要比叫做通顺街的时候热闹和繁华多了,临街的房子,也大多变成了商铺。有本地人开设的,也有外地人租房或购房开设的,南腔北调,在这里都可以听得到。
现在的新华南路街道
康熙四年(1665)初建平远府的时候,这条街道,却是最寂寞与清冷的。据平远府通判黄元治《平远风土记》记载:“虎豹麋鹿亦时时游城中,府厅皆草舍,背山负石,崭岩峭拔,如剑竖戟张。卫衙之墙以竹,罅隙栅栅,内可窥而尽。川堂而外,梁柱倾欹,门壁空洞,兵家鸡鸭犬豕悉杂入而卧于堂上。其往来街市者或惮纡途,则往往经此以取捷,莫能禁止。”
由军人来往于平远府的主要通道演变成一条重要的商业街,有织布、皮革、酒业、铁业、银器加工等,到民国时期,这条街经营的品种,已经多种多样,经营模式,也由个体经营逐渐走向股份制合资经营多种形式。
北门的客栈业,大东门外的砂器业,小东门的铁业与小吃,西门的染布业,南城门外的农贸及纸火业,而中正街,则集中了织金大部分的绸布业、盐业、百货、饮食业等。
据民国三十六年(1947)五月出版的《织金》(第二期)杂志上,一篇题为《织金轮廓》的文章,谈到织金当时的商业,以县城商业最大,其次为猫场(兴文)、龙场(腾龙)、以那(复兴)三处。织金县城内,有绸布铺三十余家,纸火铺三十余家,制革店二十余家,杂货铺三十余家,小书店二家,客栈四十余家,中医店八家,西医店五家,面食店三十余家,银饰店七家。
个体经营方面,金城第一街上较有名的有方三爷的精果店和广货店,王宗羲、任良治的盐业,易时中的纸火与石印,李成勋、刘华庭、刘蜀哉、黄蜀远、吴树宣的布匹业,刘忠伦(登五)的文具与织袜,车鹏的小吃业,陈绍棠、邹毓昌开的馆子,王大荣开的“恨我商店”,胡清泉的“存济厚药店”,梁化成的机器采面,熊泽清的杂货及泡菜等。除此,还有一种传统而又特殊的行业——牙业。牙业又称“经纪”,专门为人买卖房产和货物,如黄承著因为经常在外,在织金的货物销售和购买房产,就通过经纪人来完成。王大荣的兄弟王大华,就是一个专门的经纪人,民国三十五年(1946)的时候,还联合起织金搞牙业的同行,向县商会提出成立牙业公会的申请。
多人合股方面。“九五商店”是由王大荣、陈开文、黄承著、邓子春、王纯舟、王伯庄、曾庆山、陈尚珍等九人合股开设的;“华南商店”是由四川人刘蜀哉、黄承著合股;“巩安商店”是由安顺人吴树宣和四川人黄蜀远合股;“利成商店”(后改为“义诚商店”)则是由谌志笃、覃伯平、胡捷西、王润苍、李成学、任良治、王纯周、郑凤翔、黄德荫、邓子春、周从宜、杨绍松十二个人合股。同样,“鮓瓦食盐公卖店”、“利安杂货店”也是由多人合股开办。
不管是个人的铺子,还是集股开设的铺子,除了少数,大多挂有招牌,如管焕堂的铺子叫“南通”,邓厚乔的叫“金城”,王宗羲的叫“恒升”,吴肇渠的叫“北达”,陈明鸿的叫“集贤”,覃文清的叫“文清”,李成勋的叫“群益”,陈运鸿的叫“德昌”,黄雨扬的叫“均记”,李成章的叫“协丰”,李俊溪的叫“岭南”等。招牌的字,有的请当地书法名家书写,有的则是请省里或省外的名家。书写好后,请雕匠雕好,漆匠上漆、烫金。
铺子中以卖绸缎布匹的最引人注目,货柜上存放着各种绸缎与布匹,如美亭阴丹布、豪侠布、月美安安、太公白布、各色花贡呢、各色花绒呢、府绸、各色标准布、大鹏布、青市布、各色条毛布(棉质)等等。布分宽窄,宽布多是从外运来,价钱也较贵;窄布大多由当地家庭妇女或小作坊生产,虽然价格也不低,但比起宽布来说,还是少了许多。绸布店除了卖绸缎、布匹,还卖棉花与棉线。棉花分粗绒棉花与细绒棉花,棉线则分细纱、中纱、粗纱或以产地分为常德土纱、宝庆土纱等。布匹商更多的是四川商人和安顺商人,但本地也有几家有名的。
四川人初来织金,主要是行商与做手艺,见到织金的市场潜力后,才改行开店。安顺人初来织金时是摆摊做买卖,也多在赶场天。按当时织金的规定,外地人来织金城摆摊卖布,只能在大十字(即十字街)到南城门之间进行。为了防止欺诈行为,外商一律到商会登记入会,并领取公议尺。安顺商人见织金市场销路好后,有的便购房开店,先是出售商品,后来才引进安顺的一些新的手工业技术,如安顺人王孝廉,初来织金经商时就是以开店卖布匹为主,后来才改做小五金加工、玻璃工艺等。
“大街”上大一点的商店,都设有经理,下设管账及站台伙计。在销售上,批发兼零售;信誉上,讲究货真价实,礼貌待客。
那个时候,织金的交通较为闭塞,普定、大方通了车,织金还依靠人背马驮。织金的商家,有的亲自外出进货,有的请专门的经理组织马帮到外面进货,有的则采用邮寄。邮寄方式,同样需要人背马驮来完成。织金商家外出时,大多会带上土特产到外地销售,如党参、天麻、杜仲、生漆等,换回布匹、食盐、香烟等织金所需物品。
外出销售与进货,近则去安顺、贵阳,远则走四川、昆明、湖南、广州、上海等地。织金中正街上卖的商品,也种类繁多:上等的湘绣杭绣被面、美国毯子、德国利康皮鞋、湖南宝庆布、四川六墨布、英丹士林布、皇后毛巾、三友实业社垫单、蜜蜂牌毛线、回力鞋、江西景德镇瓷器、美国飞利浦香烟、南洋白金龙香烟及时髦的绫罗绸缎和府绸等。
特别是当时的龙头老大“九五商店”及后来兴起的“华南商店”,其品种不仅多种多样,且品质优良,多为上等货物。由此可见当时的金城“大街”,虽然交通不便,却不怎么落后。
当时的顾客来买东西,并不是问什么牌子,而是问产地,说明当时织金商家卖的东西,来自四面八方,又以各地的特产为主,与现在的品牌概念,有所区别。
不能想象的,还有当时外来商人的推销手法,比起现在来,也是足够先进的。
1921年,英国商人及传教士随同南洋公司的华人来到织金,见织金还没有香烟销售,就想在织金打开销路。
但要打开销路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当时的织金人,并没有见过这东西,也不会用。
他们想了个法子,就是把两家生产的高级香烟,如金花、多福、双喜等,沿街一家家送去,一分钱不收,并且满街抛撒。
不要钱的东西,自然有人要去试,试会了之后,自然也就有了需求。
织金的香烟业也就出现了。
打开了销路以后,还要激发卖烟户及买烟者的热情,并且能够长久。生产者的做法就是,让大利给商店与消费者,如两三箱烟里面,就放入一个金戒指,这算是对卖烟人的奖励;烟盒里面,随机放入各种奖项,并且某一类烟盒集全了,也可以领奖,这是用来刺激消费者的。奖项也都不低,如织金有个人,买烟中了大奖,就用得奖的钱,购买了太平桥处一栋四五间长的房子。
当然,金城第一街也有萧条的时候。抗日战争爆发后,织金马匹大批被征去运送军用物资,且“贵州抗日救国军”及各地土匪武装活动频繁,交通几乎中断,织金商业受到极大的影响。织金人民也积极参与了这场卫国战争,织金商人不仅捐出了大量的抗日资金,还参与了抗日救亡活动。“九五商店”的经理、织金第一任商会会长王大荣,甚至报名参加“志愿兵”,弃商从戎,奔赴抗日前线。
影响最严重的是盐业。
一日,王佐带了一帮人来到南大街王宗羲的大盐仓。
几座大盐仓里,空空如也。
只见王佐向盐商和随从说了几句后,那帮人便向各处散去,一会搬来了几口大铁锅、木盆及一些挖土用的工具。
一会工夫,掘地三尺,盐店里的泥巴,便挖了出来。
泥巴被倒入大盆里,加水,搅拌,澄清,然后把澄清的水倒入铁锅中,架起大火烧。
水蒸发干,盐出来了。
围观者惊诧:这招绝!
这只是一个传说。不过曾听老人们说,那个时候谁要是有一小块盐,走到哪一户人家去,只要把这块盐放进辣子水里转几下,便可以混饭吃,而且人家还特别感谢。
有钱又有盐的大户人家办事,不用打招呼,大家都跑去帮忙,不为别的,就为那一碗带盐的辣子水。
抗日战争结束后,金城第一街慢慢又恢复了热闹的街景。
当阳光从街头退却之后,夜也来了。
如果逢到节日,特别是大年初一到十五,满街上挂着的都是灯笼,来来往往的人们手里提着的也是灯笼。还有一些灯笼制作爱好者,自发地组织起来,在大街上搞灯笼比赛。各人都拿出各人的绝招,各人的创意,在大街上排成一长排,让观众自己去欣赏去品味,围观者多的地方,必然是最精彩的地方,而制作者也会露出一丝微笑,谁胜谁负,自然明白。
人们手里提着的灯笼,制作简单小巧,只为图个方便。而人家户门前挂的灯笼和比赛用的灯笼,制作要复杂得多,样式也是多种多样。
其实各家各户挂出来的灯笼,也在做暗暗的比拼,看谁家的更好。那时候,大多数人家会自制灯笼,自己创意。即使没时间做、不会做,也会去找最好的师傅,挂出自己最满意的作品。
当时的灯笼大多是用竹子或木条制作成框架,框架不是简单地组装就行了,而是要经过精雕细刻,做出好看的图形出来。框架间还要配上窗纸,画上各种图像才成。
织金自制灯笼的习俗,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
在我小的时候,我看到了各式各样的传统灯笼,虽然都很美,也很特别,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走马灯笼”。
走马灯笼与其他灯笼最大的不同,是灯笼内装有轮轴,轮轴上有剪纸,且剪纸多为骑马图案。点上蜡烛,烛产生的热力造成气流,令轮轴转动。轮轴一动,剪纸就转动。烛光将剪纸的影像投射在灯笼屏面上,人们便看到灯笼上的图像不断走动,你追我赶,好不热闹。除了剪纸,灯笼屏上,还绘有花草、山水、人物鸟兽等各种图案,里外互为呼应,颇为有趣。
晚上除了看灯笼,还可以看花灯戏、川戏、说书等等。当然,场面最大的是舞龙表演。织金五门即有五色龙,且各街皆有龙,商家有龙,川帮有龙,城外寨子也开进龙来,大大小小几十条。耍灯的,舞狮的,放烟火的,瞬间就会让织金的大小街道舞动起来。
那年头,的确是年味十足。
到了平时,街道上又回归到平静与自然。
月明之夜,人们大多会选择出外游玩,或坐于青石板上,一边观月,一边摆白话;或拿出二胡,坐在门前的石凳上,悠悠扬扬拉起来。孩子们则在空坝里或是大街上,玩起了躲猫猫游戏。这时走动的人们,也不用提着巴巴灯笼,或者马脚杆灯笼,或者玻璃灯了。如果看到有灯光向这边走过来,那一定是卖“炒米花糖”或者卖“开水面”的。
卖开水面的是住在太平桥处的沈树云。虽然是个开馆的老板,每天晚上,都要挑着担子到街上转上几圈,还一路高着嗓子喊“卖开水面喽!”
赏月的人,偶尔会来上一碗。茶馆的地方,吃的人就更多,沈老板在那里待的时间也会长一点。
除了卖小吃的人不论有月没月都要出来,还有一个人,每天晚上都要在大街小巷里转转。
这个人头戴一顶礼帽,身着一套灰色的土布衣服,拄着文明棍,不声不响,神出鬼没。眼尖的人,即使是在黑暗之中,也知道是王佐县长来了。
王佐县长也不是闲着无事上街来游了,也不是天天出来看街景,更不是赏月,而是一家一户察看,有赌的没得?有小偷小摸的没得?有吹烟的没得?全城人家,其实也在王佐的掌控之中。
王佐走过,碰到的人吓出一身冷汗。
1946年,就读于织金中学的严成方,写了一篇《新秋夜市》的作文,写的正是中正街之景:
从严成方写的作文中,就看出了当时织金夜市之一斑,文中的“茶馆剧社”,正是财神庙旁的“蜀园”茶馆。
每年十月初一的夜晚,打更的人就开始出现了。他们身上背着一个竹筒,竹筒里放着十炷香;左手提着铜锣和梆子(竹筒),右手则拿着木槌,分头走街串巷。
一夜分为五更,五更为五个时辰,即戌、亥、子、丑、寅时,每个时辰为两个小时。
从戌时(晚7点)起,更夫就开始燃香和打更。一炷香燃一个小时,一个时辰就需两炷香。一更时敲“梆——当——”之声,二更时敲“梆梆——当当——”节奏,以此下推。
打更的用途,除了让人们晓得时间外,还要提醒人们防火防盗。更夫也就成了巡逻员和宣传员。
其实打更的人都是民间自发组织的,到腊月二十后才开始收费,钱多钱少也随人家给。直到大年三十的时候,打更才结束。
1950年,平常热闹的街市突然静了下来,很少有行人,也很少卖食品者。
偶尔有一两个人上街卖蔬菜或是粮食,见到的人便急匆匆围了上去。
围来的人只好无声地回家,不再出门。
街上复静。
70年代末,平静了近30年的织金街市,终于有了点声响,这个声响来自于王笃成。
王笃成在面前挂一口木盘子,木盘子上堆放着米花糖、碗和汤匙,手上还提一笼炭火开水壶。一边走,一边拉开嗓子:
久违的吊盘子,久违的喊嗓子。王笃成大街小巷里喊,喊回了久违的市场记忆。
王笃成因而在织金城很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