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水巷到李子巷
南街通向回龙潭的这条巷,有人叫它挑水巷。
其实这条巷有个更古老也官方的名字——吏目巷。
南街与吏目巷口边,20世纪80年代前后,有个景象让人记忆深刻,就是这里摆着很多卖豆腐干、豆腐片和白豆腐的摊子。
说是很多,其实也只是十来个摊子。有的专卖白豆腐,有的卖豆腐干和豆腐片,有的则是三样都卖。白豆腐又白又嫩,每块大约十二公分宽、七八公分厚。豆腐干与豆腐片的大小与现在的差不多,却比现在的烘烤得好。那时都是用青冈炭来烘烤,青冈炭也很便宜,三四角钱就可以买到一背箩。做豆腐干和豆腐片的人就愿意反反复复长时间地烘烤,直到把豆腐干和豆腐片烘烤得黄里透亮,买的人看到就想生吃一口。
那个时候的豆腐干、豆腐片和白豆腐,都是用挑来的井水做的,自然比现在用自来水做的味道好得多。
这期间,母亲从花纱布公司买来布匹,带我到吏目巷口北端第一个裁缝店里去量制衣服。
开店的是个老头,瘦小、精干。
老裁缝给我量手的时候,突然惊叫起来。
他说我的手太长,以后会做大事。
母亲奇怪,问他是哪回事?他说李名山的手就是这样子的,手长过膝。
母亲问他怎么知道李名山的手呢?
他说他就是李名山的专门裁缝师,李名山的手有多长,脚有多长,腰有多粗都一清二楚。
裁缝的话让母亲很高兴。
但是我到今天也才明白,我这是营养不良的表现。那时我正在长身体,却吃不饱,还经常生病,只会长手不会长身高。最终我也成不了李名山,手也过不了膝。
其实老裁缝住的地方,原是袁家。民国时期,袁家卖纸火和做装裱手艺,还从易时中那里,学来了石印技术。织金成立“印刷合作社”(即后来的印刷厂),袁家入了社,袁家这里就成了合作社搞印刷的地方。
袁家印刷用的石印机,是把石板安装在一个特制的木架上,可以手动,所以这种印刷机又叫“木印机”。
织金在清代时期,使用的是雕版印刷。民国二十二年(1933)谌幼伯购进了一台日本产的石印机,开设石印铺,开启了织金石印技术的先河,随后有刘忠信、白智明、易时中相继也开起了石印铺。
40年代初,白智明发明了木架石印机,不仅加快了印刷的速度,也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
石印是直接在石板上写画,印刷完成后,要做另外版面,就得磨去石板上的字画,重新写画。60年代后,织金才进入铅印时代。但是直到今天,民间还在用刻板印刷来印制“钱纸”封皮及财神爷等。
挑水巷往北第二家,就是覃伯平家。
覃伯平是民国时候织金的名人,他任过织金一小、二小(原平民学校)的校长,也当过织金教育会的会长。更主要的是,织金的公益事业,他是积极的倡议者和组织者之一,如织金“新剧团”的组建,“平民学校”的建立以及“织金县各界抗敌救援会”活动等。
覃伯平家的街面房并不大也不高,布局结构上却颇具老商铺的特点。前面一间屋子是商店,临街一方是铺台,材料自然是木料的,窗板也是活动的。过了铺子,就是一道屋内巷道,靠北。巷道向东,可以通向后院,向南则可以进到几间小屋。
50年代后,覃伯平也积极投向新政府,还当了一段时间的街道主任。在划阶级成分的时候,与当时的大多数人一样,也不知道划成了地主成分好与不好,好在选中了小土地出租,也就保留了这间小商铺,还领得了一张卖盐证。
这间小商铺也就卖起了盐。除了挑水巷口南的蒋家,覃家就成了南门地段卖盐的主要点之一。
70年代前后,母亲经常带我来这里买盐。直径一米多的簸箕,就放在窗户间的铺台上。簸箕里除了盐,还放着一把秤。买盐的人站在窗外,卖盐的要么站在窗里,要么出门来称盐。
当时的人都把盐叫做“盐巴”,其实都是块盐,呈方形状,大者有一两厘米,小者直到粉状。后来有了“雪花盐”,卖盐的簸箕,也就由一个变成了两个,一个装块盐,一个装“雪花盐”。工具也多了一样,就是砍盐用的菜刀,因为“雪花盐”虽然细,却结成了块,像一些大大小小不规则的石头,需要砍小来称。
1989年的织金县城关镇食盐供应票
尽管“雪花盐”易于溶化,不过买块盐的人要比买“雪花盐”的人多,一方面是块盐价要低一些,另一方面是块盐味更足。做一碗辣子水,用块盐的分量,其实只需要“雪花盐”的一半就行了,味道自然更是不同,块盐有一种特殊的香味,雪花盐没有。
买盐也得用盐票,是定量供应的。民国抗战时期,因交通阻断,织金也使用过盐票。50年代后,又重新实行定量制,发行盐票。从一张保存下来的“织金县城关镇食盐供应票”上看,织金城使用盐票的历史,至少到1989年才结束。
第三家铺子,我小学四五年级时,家里曾租这座房子居住。
临街是一间只有三米宽的两层楼的木板青瓦房,后面有一个小院坝和一间一层高的小瓦房。
张幺奶就住在这间狭窄的小瓦房里。
这样的环境,怎么看都像是一个普通人家,与地主联系不上。但是张幺奶家的确是地主,民国时期,每年都有租石收入。
张幺奶有了钱,就专门用来修寺庙与水碾,二岭岗的张家祠堂、回龙潭和四方井的水碾房,就是张幺奶修的。有人来碾米,工钱就是随意给张幺奶一些米。租石加上水碾得到的米,张幺奶家是吃不完的,于是街面上的铺子,就成了张幺奶家的米铺。
张幺奶的米铺,在南街上的生意还是不错的。当时卖米用的工具,是筒子、升子和斗,把米倒入容器内,米与容器口水平为准。但是张幺奶卖米的时候,米总是比容器口还高,所以大家总是乐意到她米铺来买。
民国三十七年前后,南门壕头发生大火,张幺奶也忙碌起来。但是她这样的老人,能做什么呢?原来她拿了卖米的钱,站在龙潭边上,发给挑水的人,叫他抓紧挑水去救火。
我家租张幺奶的铺子居住的时候,张幺奶已经是靠为人做灶心为生。
当时织金城里的灶火,大多是由沙土烧制的灶壳,灶心则是用胶泥配上煤灰加工而成。灶泥的搭配很讲究,做工更讲究,否则做好的灶火不燃且不结实。能做好这手艺的人并不多,手艺做得好的,生意也就好。
经常有人请张幺奶去家里做灶心,工钱也随主人家拿。
我晚上睡在楼上,但是从住的第一天起,我就有些害怕。楼上有一口棺材,我们织金叫它“木头”(头读第一声,偷音),虽然木头上有油漆,却多处腐烂,散发出一股浓浓的腐臭味。这样的棺材,肯定是翻尸木头(葬过人的),大约是坡改土时,挖出来没人要的棺材,张幺奶拉回家来,以备后事。
我有起夜的习惯。小心地走过木头,站在已经没有窗扇的窗前,准备向下撒尿。从吏目巷深处,一阵奇怪的声音缓慢地传上来。
那东西走近窗户前时,借着远处烟酒公司微弱的灯光(那时候的织金大街上,只有这一盏路灯),我看见像是一条狗。但是这条狗会变化,一会儿长,一会儿短。
我撑起胆子,向那东西撒下尿去,然后蹲下身躲起来。
那东西停下了,一会才向十字街方向走去。
第二天晚上,那东西又来了,我像昨晚一样撒了尿。
第三天晚上,同样。
第四天,我不敢起夜了,而且从此不敢起夜。
这时期我印象最深的,是吃木薯片。
木薯片看起来像是把红薯切成片晒干的样子,但是绝不是本地的红薯做的,味道也大不一样。据说这东西是从加拿大进口的,叫木薯,长在树上。刚开始的做法是,把它放在热水里泡软,然后蒸熟,一片片地吃,味道似乎也很好。
但是吃过一段时间后,就怕吃了。
母亲见我们吃不下,就拿它去用机子打成粉面,放上水,用筷子搅拌成大大小小的团子蒸来吃。
已经不供应米了,而供应的苞谷也越来越少,木薯片便成为我们的主要粮食。
那几年,我们简直怕看到木薯这个东西。
2004年,我又来这里租房开玻璃店。
房东已经变成了姓杨的人家。男主人是个四川人,瘦小,也有四川人的习惯,挺能骂人。
女房东矮胖,挺能说。她也向我说起粮食关那些年月的事。
当时的织金,开始的时候还能搞红刺莓、狼芨根等来吃,后来这些没得了,就开始饿死人。死了多少人?至今还是个未知数。
一位从黑土进城来工作的人向我说起过这样一件事:有家男人带着孩子出去,回来时却没有了孩子。婆娘问他哪回事,他说不知道。婆娘找了半天找不到,就报了警。城里的警察去调查,原来男人饿得挨不住,把孩子烤来吃了。警察把男人带回城的途中,男人因为吃得太多而胀死。
曹毅题的“术绍华佗”匾额
织金城北有个村子,在大山深处。村民们饿得着不住,大家就坐到一起,就商量起拿谁来做菜吃。
不过这一切已经成了往事。
大约在2005年前后,织金城突然躁动起来。街道上出现了很多板车,拉的不是货物,而是家具、电器之类。
原来从农村调来了一位姓姬的新领导,这领导把他在农村的作风,带到县城来了。
凡是超生对象、没有结婚证者,一律罚款,拒交款的,就拉走家里的东西。当然,拉东西要比他在农村时砸房子之类要温柔多了。
这位姓姬的领导对工作人员的奖励办法也是有的:计生罚款搞得好的,就坐飞机出门旅游;搞得差点的,只能坐火车或是坐客车旅游了。
几年后,这领导进了大牢。
张家以北,也是张家。民国时期,据说这个张家是卖布匹的。再往北,则是蔡子清家。曹毅任织金县长的时候,因为剿匪时伤了脚,得蔡子清的一服药治好了,就写了一块“术绍华佗”的匾额相赠,至今这块匾额还在。
地质学家丁道衡
与蔡子清家相邻的是两户邓家,靠北的是邓仕铭家,靠南的邓家叫什么名字不清楚。70年代的时候,不知名字的邓家开着一个小卖铺,专卖鱼钩、针线之类的小物件。一次我从北门来这地方玩,有人对我说:“你敢不敢向这老头喊买硫磺?”
我说:“有什么不敢?”
老头一听我买硫磺,便拿起一把木板尺子冲出门来追着我打。
我一直搞不清楚老头为什么听到“硫磺”就要追打,直到很多年后,才听说老头应征入伍,去参加抗日的途中,逃了回来,人们就笑话他为“硫磺”。“硫磺”的“硫”与“流”字读音相同,“流”在织金有“跑”的意思。或许此事给老头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有人提到“硫磺”一词,他就会非常愤怒。
邓仕铭家的木板青瓦房看起来只是一间不宽敞的普通民宅,但民国时期,在夜色中,站在对面三楚宫门口,或从大街上走过,就能听到屋里面传出来的朗朗的读书声,似乎这里是一间私塾。
在油灯下教书的先生,正是邓仕铭,原名邓芳元,生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
早年时期,邓仕铭在西门“杨拔贡”(即杨孝裕)的私塾里学习,后进入县城两级小学堂读书。十四岁时,考入省立模范中学,与丁道衡同校就读。丁道衡(1899-1955)是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教育家,与丁宝桢一样,出生于织金牛场丁公馆内。
邓仕铭于民国七年(1918)毕业后,先后任黔军周西成所属侯之旦师部军需官、独山县政府主任秘书、荔波县科判长、代理县长、威宁县科长、大定县科长、主任秘书、区长等职。民国十四年(1925)回织金后,主要从事教育工作,相继担任县城两级小学校长、织金中学学监及教员。民国二十六年(1937)还出任了以那区区长。
邓仕铭通数理、医卜,尤其精于文史。在国文教学中,他充分利用自己的博学与幽默,让学生增加了学习的兴趣,在不知不觉中学到了不少的文化知识。但他并不是一味地教授知识,而是诱导学生先进行思考,也就有了他的口头禅:“你默嘛!”“默”字在织金有“想”的意思,邓仕铭在织金教育界也就有了“你默先生”的称号。正因为教学好,登门求教者颇多,他于课堂教学之外,在家开办起夜读班,以满足求学者的需要。
邓仕铭的教学能力,让李名山颇为赏识。李亲自登门,请其去自己的家乡珠藏搞教育。邓仕铭没想到“暴发户”李名山也有一颗搞好家乡教育的心,便欣然应允,带了自己的门生傅德远、蒋国良等数人前往。
除了教学,早年就投于名医门下的邓仕铭,在中医上也颇有成就。育人与治病,成为他最常做的两件事。1945年,他与贵州省中医分会主席张子英取得联系,在织金财神庙内成立了“织金县中医公会”,并被推选为中医公会首任理事长。在任期间,他还办了两件事:一是建立简单病历档案制度,开织金看病建处方之先河;二是与传教士西医师熊昆生联合,筹备成立“中西医博爱药房”。
民国三十六年(1947)十月,邓仕铭病逝。
与邓仕铭家相邻的,就是50年代后的百货公司第二门市部。第二门市与对面的第一门市一样,都是砖墙青瓦房,却没有第一门市排面大,只有三个门面大小。里面的玻璃柜台摆放在四面,中间是顾客走动的地方。柜台里面和货架上的东西,也与第一门市的不同,主要是少数民族服装上修饰用的材料,因而,这里又叫做“民贸公司”。
在70年代前后,第二门市仅次于百货公司第一门市商店,顾客自然也很多。不过民贸公司的命运不长,到80年代前后,就关闭了。
与第二门市相隔一条小过道的,是城关工商所。这两个地盘,其实是同一栋建筑。
从第一门市与工商所之间的通道去到后面,是一块院坝,坝子的东南面是一排一层高的砖瓦房,里面住的都是职工。其中有一户人家姓周,周家的亲人中有人名叫周祖席,“文革”时候,因这名字听起来像是“周主席”,便被关进大牢了。
空坝的北面是一栋三层的木板青瓦房,房子西面是个天井,有木梯通向二楼。二楼东西两面皆有阳台。楼梯扶手与阳台扶手全都精工做成,雕有图案。由二楼内的木梯可以登上三楼。三楼的面积要小一点,不像一层与二层面积相等。
天井的西面,与临大街的农药铺的后门相连,看得出,这座三层木瓦房,与农药铺的木瓦房,以前应当是属于同一人家。虽然已经陈旧了,但想象得到曾经住在这里的人家,应当是有钱人。
等到进入21世纪,这里已经变成了水泥平房的时候,我才知道,曾经住过这里的,正是李名山家。
城关工商所在楼上楼下办公,虽然面积不大,任务却很重。20世纪80年代前,工商管的就是不准私人做生意,除了少部分的手艺外,其他的一切非公经济,见了就要没收。最难做的是没收农村人拿进城来卖的酒。农村人被没收的酒多了,经验也就多了,有的用胶囊装着,见工商的来了,就往厕所跑,丢进粪池里,工商的追进来,不见什么,走了。农村人捞出酒囊,洗净,拿到街上悄悄卖掉;有的方法更绝,用背扇(织金人背孩子的工具)背上酒罐子,在上面戴上个小孩帽,看起来像是背孩子进城赶场。不过,工商们眼也尖,常常也逮个正着。80年代后的工商,管的就两件事,一是收管理费,二是市场管理。我有位同学在工商工作,就见过他做过两件事:一次在北门大街上,他把一位菜农的篮子抛向半空中,篮子在空中旋转着,划了一道美丽的弧线,然后与菜一起落在了地上;一次在南门,这是他专管的地方。他到一户卖烟酒的人家找茶喝后,这户人家当晚就被盗了。次日早上,这位工商被逮,但下午出来了,按他的说法,交费了事。
90年代末期的工商,开始变得文明多了,因为他们管市场的权利,悄悄地被城管大队代替了。
紧临着工商所的,是医药公司,同样是砖瓦房。20世纪50年代以后,直到90年代中期以前,织金就只有两处卖药的地方:医药公司以卖西药为主,药材公司则以卖中药为主。2000年后,大量的外地药商来到织金,开起了二十来家平价药店、超市,织金的这两家药店,就开始日落西山了。
医药公司往北直到李子巷,是几间木板青瓦房的铺面。这些铺子中最宽的,就是李名山的那间铺子,80年代后成为了农药铺。
农药铺是一家公私合营的铺子,卖的是敌敌畏、六六粉和种子这些农业上需要的商品。这些商品全县城也只这个铺子有卖,所以直到2000年前,这里的生意都很好。
记得70年代前后,走进农药铺,里面卖的不是农药,而是布匹。暗淡的灯光之下,铺子里显得有点黑。而灯光下柜台上的布匹,却摆了不少。站在柜台后面的几个中年以上的男女,都是面无表情地看着进来的顾客。顾客们大多只是进来逛逛,偶尔有人拿出布票,店员才会拿起板尺和剪刀。这里,是正儿八经的棉布公司商店。
时间再往前推的话,民国时期,这里也是一家布匹店。掌柜姓黄,黄掌柜家是李子巷的老住户,卖的布匹,三尺的宽布、一尺五的窄布和麻布,也都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