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山劳动纪事

从小身体素弱，患过几次重病，尤其是淌鼻血过多。当时想到这是不治之症，活命不长，所以没有大志。

想不到活到八十九岁，文史馆为我出版了《龙山吟》诗集。有读者说，在龙山过的“世外桃源”生活。不是，那是乐观的一面，还有苦难的一面。当年不敢写，怕的是抄家，抓你的证据；为什么又不肯写呢？怕家里人看了伤心。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这已成了定论。如今可以写下苦难，以史为鉴。

一九七零年冬天，贵阳市大疏散，我就想，我不知要被放逐到哪个穷乡僻壤去，我被挂上的“不法反革命”的牌子，不属人民内部矛盾，自当以“遣送”对待，叫敌我矛盾。下乡以后，又自然要被监督劳动。

家里大女儿晓松在工艺美术厂当工人，二女寄桥、三儿小山，都在沙子哨当“知青”，务农。遵义的儿子天存一家，住在农村教书。妻子杜龙源在贵阳一个建筑合作社，她到派出所去说：“我是共产党员，不能跟着反革命走。”但是幺女晓春在初中读书，逃不脱劫难，一定要随父“疏散”。

寒冬降临，遣送的卡车开来门前，就搬家具上车，有两箱草药，是龙源挖的；有一箱是表侄女李衡秋读农学院买的科技书。

晚上，我对龙源说：“共产党有许多身经百战的元帅、将军、老干，他们能忍心看到这帮坏蛋把党和国家搞垮吗？我想，下乡苦熬三年，一定要回家来，给我准备跌打丸，肯定躲不过批斗打骂的。”

第二天大女婿陶金桥、二女儿寄桥，陪我和晓春上了卡车，说是要去安龙县。安龙属兴义地区（今黔西南自治州），没有说到安龙的哪乡哪村。

同行五辆车，头一夜宿花江镇。那四辆是疏散的，各不相同。第二天过花江河，两岸陡险的高山，看起提心吊胆。到了兴仁，同去的一位姓龙的警官才说：“你们好了，到龙山去，是好地方。”

车子到龙山区政府所在地，是一个小场镇。时天色近傍晚，烟雨濛濛，来接客的农民高喊各户主的姓名，接我家有六七个农民，说：“你们到纳院大寨，龙头山下，隔这里不远，十几里。”金桥和农民抬木桌，我抬木箱，走田坎路，摸黑一脚踩在水田，一脚又落在牛踩过的牛角窝。上山是小路，七八百步到了第二重山王仁辉会计家。王会计新修的四柱三间瓦房，他的妻子岑大姐忙煮一顿白米饭给我们吃，真是够情够味。这一夜，我用贵阳带去的木床板用两条板凳架起当床睡，因为中间没有支架，睡到半夜，咔嚓一声，床板断了，不便惊扰，仍然睡到天明。第二天，生产队长苗族杨东顺三爷来，我摆出带去的草药给他看，他点头表示可以，吩咐：这里仓库有三间屋，工人孙旭初家年纪大，一家三口住木板仓，我家住草房这边，中间共用；拿五十元钱到囤脚买缝纫机给小姑娘缝衣算工分。大寨当大路边住的苗族，都姓杨，只有几家，是黑苗族。山上住的布依族，有一二十家，都姓岑，外姓只有一个孤老杨氏，两三户王家。金桥分别拜访人家之后，转回贵阳。金桥是教晓春学会裁剪之后才回贵阳的。

杨队长编我入妇女组，算是照顾我。妇女组都是岑家人，她们说，岑、陈是一家。年轻媳妇和姑娘们有的叫我伯伯，有的叫我爷。岑家男生永福、永志等，之林、之羽等，都能识字。杨家的春和，河对岸的王文亮，都知书识礼，可以说全寨男女老幼对我真如亲戚一般。

晓春被叫去区里和公社参加文艺晚会，她会拉小提琴、唱歌，属于人民一类。我和女儿分别为男女农民送药，她也会打银针，格外受到欢迎。有一次岑家请我去吃饭，都是老一辈的人，最老的一个坐在上席中间，我坐他左边。全鸡汤端上桌，鸡头对准老人，属他独享，叫独占鳌头，我吃双肾，叫双凤朝阳，这是老规矩。孙家两老好，他也属于人民，农民常来他家，略有一点招待。夜来我与岑家欢声笑语，颇不寂寞。

插秧时节，有一天晴空中有一蓝色球形物抛下一些传单，我们没有看见，晚饭后，公社传来通知：五类分子要去开会（五类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这里没有右派）。会上宣布：要是天上落下来的反动派的传单，拣着不准看，立刻交给民兵队长。现在都要管制起来，我公开表明我不是反革命（寨上岑家有几个人都对我说过，遣送我的条条上，什么类的人没有写）。

第二天，寨上男女都去修路，公社主任杨来了，当着大众问我：“你是不是反革命？”我说：“我不是。”他感到在群众面前难堪，伸出右手来打我，说一声：“妈的×，你就是反革命。”我气极了，伸左手去挡他，伸右手向他胸前抵去：“山高皇帝远，你在这里和毛主席唱对台戏，你知道我是什么人？”他也气极了，大喊：“民兵来，把他捆起。”我也抑制不住，叫道：“来吧！”民兵一个也不动，公社主任气走了。我知道惹了祸。

第二天，一个区指导员走上门来劈头就说：“你叫陈福桐吗？”我说：“是，有什么事？”指导员说：“你的胆子真大，敢打我们的公社主任。”我说：“他伸手打我，我伸手挡他，这叫我打他吗？”他顾左右而言它：“嘿，你配得上挂毛主席的诗：‘无限风光在险峰’？”我说：“贵阳家里挂得，你们这里就挂不得？”指导员说一声：“等着瞧吧！”掉头走了。

过了几天，全公社开群众大会，有几百人到。陪我一起的有几个“分子”，宣布我打主任的“罪恶”后散会。

又隔几天，在公社院落开群众会，我被扭去站在“分子”行列中，先把无关紧要的人骂了几句后，然后轮到我，问：“叫你看守双季稻，打麻雀，你说这比劳改还苦。说这话没有？”我说：“没有。”“你打杨主任！”我说：“是他打我，我伸手防御。”“狡赖，跪下！”“休想要我跪下。”于是主任的儿子穿着皮鞋向我腰上一脚，其他的人来按我下跪。在此情形之下，我率性睡在地下。有一个积极分子穿一件新的长衫来按我，他的长衫被我一滚撕开了，便顺手给我两耳光，骂一声：“妈的×，你撕破我的新衣。”台上有人喊一声：“抓他下去。”两个民兵左右抓起我往几十步的石阶就跑。我知道要在石阶上推我下石坎子，使我受伤，我一手紧抓一个人，三个人同时滚了下去。

关起，送晚饭来，有回锅肉，我的嘴被打肿了，吞不下去。区里来人，晚上又开一个小型会，宣布“你要翻案找贵阳，我们区里不能管。”叫一声：“民兵队长，送他回去。”这时皓月当空，四山沉寂，到我住的大寨，要过两座山，我叫民兵队长不要送了，他说：“怕你自杀。”我哈哈一笑：“我的女儿还在等我的消息，自杀可笑。”进门以后，晓春说：“寨上的妇女对我说，狠狠打你，她们都哭了。”我说：“煮一碗甜酒，拿两颗跌打丸来。”

几天以后，寨上民兵对我说：“明天要抓你到区里赶场时斗，准备有青藤捆你，你不要回答，否则青藤上膀，一喷水，血要流出来。”早饭一吃，晓春就同寨上妇女去赶场，然后一队民兵押着我，头上戴尖尖帽上书“打人凶犯陈福桐”，“当、当、当”敲起锣到了场中心，站在一条板凳上，宣布：“这个家伙是贵阳的地主，不劳而食，不受监督，特抓来示众。”我心中好笑，老三反（革命）变为老大（地主为五类份子之首）了。草草收场，送我回家，罚我背三百斤煤。

龙头大山是五重山，煤在最高山上，我每天背一次只有二十五斤。要是滑倒，煤倒地上，要慢慢捧起来。背了九回，还差五十斤。大队长妻子是寨上岑家姑娘，她对管事人说：“他的女儿，代他背来五十斤。”承她照顾，这事算了结了。不久，区里通知所有五类分子，要集中到区里劳动几天，同时交待问题，我也背起行李去了。区里人说：“暂时不去劳动，为五类代写罪恶。”我问：“五类，全区有多少五类？”“哎哟，好多都承认了，只剩下你们这二十几个。”我说：“来吧，一个一个写。”“某当过几天保甲”，“某，解放时，土匪来了，逼着跟他们跑了几天”，等等。一人半张纸，轮到我交待，区里给我两张纸，我说：“太少，要一百张。”他说：“你不要开玩笑。”我说：“罪大恶极，才到这里。”回忆一九五几年关在公安厅，预审处长张建华要我交待罪恶，我写一百张纸。他说：“尽是过五关，斩六将，一万年也解决不了问题。”我在这里仿原版写了五六天。劳动的都完工，区里人叫我去说：“我们看不懂，你回队上去，不要闹翻案，好好劳动。”我又背行李回我山上的家。

我挖一口小井，搭一个厕所。农村里的人粪大有用处。我担心粪被野狗偷吃，用木板盖好加石头压上，平时还在路上拾牛粪。我家得了二分地，种的瓜菜吃不完，送一些给农民。他们主动拉牛帮我犁地。养了十八只鸡，母鸡孵蛋，到第二十一天就看到啄破壳出来。我也帮助农民挑沤熟的粪草倒在田里，用手抓去撒满田中。我有一次中毒，手脸都肿了。二女的同学李贤红有时寄西药来。我教杨东朝认ABC。有一次我同晓春上坡背煤，在坡上一滑，连背篼一起滚下坡去，落定以后，伸手摸头没有出血。杨东朝看我胸部有伤，为我打竹筒拔血，又服跌打丸，两个星期就好了。

老蛇几次来光顾我家，一次蛇从楼板缝中伸下来，一次是盘在屋里墙角下。晚上入睡，要把帐子四围压好。

龙源每月汇十五元来。赶场那天，是我背谷子到场上打米的日子。有一次，我背米上山，人太疲倦，扑在田埂上动不得，压着我喘不过气来，回到家中，如患重感冒那样，睡了一天。一次生病，农民说是发痧，刮了还没有好。感谢王仁辉来杀鸡跳神，虽然是乡间风俗，其善心可敬。遵义儿子天存也来看我，金桥来接晓春回贵阳转点到沙文公社，我就放心了。孙家也迁走，我搬进仓库，每遇雷雨交加、狂风大作之际，我就读诗、读古文，倾诉心中垒块，寨上民众听了还以为我发了疯；每当我一个人上山砍柴时，就引吭高歌抗日歌曲，以此提振自己的意志。

住宅外面是晒坝，我和两家农民试栽竹子。我的尿罐装有水，次晨倒在竹树边，水份肥料均匀，竹子两年就超过房子。

我一个人住山上，屋里清净。晚上，中年农民七八个来聊天，我炒黄豆招待他们，他们喜欢讲鬼故事，说得活灵活现。我想：“心里不怕死鬼，怕的活鬼歹徒。”他们走后，我用钢筋条朝门上狠狠一打，山鸣答应，大呼：“遵义陈先生在此，诸神回避！”我关好门，加板抵压而睡。

杨队长的堂兄，住贞丰县乡下，患虚弱症，杨队长要我随他去看病人，我带起银针去，一天走几十里才到。病者二十岁上下，下肢浮肿，用针刺足三里几个穴位，水从针刺处流出，次晨消了一半，我开了一个方剂叫他家人到贞丰买药，后来听说好了。一年后，杀一个公鸡来吃，病翻，死了。

山对门农家一个老人患病，把我请去，见屋里已在做棺材。病人上衣脱光，烧柴大烤，诊脉是因受风寒所致。寨上有一个由安龙城里疏散来的草药医生。我在他的处方上加了几味中药，当天服下，第二天来报信：好了。我用银针敢刺膻中，敢隔衣用针，真有点神乎其技（现在已不敢这样了）。

纳院不算落后地方，走安龙九十华里，走兴仁囤脚，是公路上一个大场镇，只有四十华里。龙山区是个小场镇，隔大寨十五华里，赶场天可以见见疏散和遣送的人，通过姓名就相熟了。安龙城里蒋家是官宦人家，有个蒋相泽是广东中山大学教授，有个蒋相浦二十多岁当省参议员，是白崇禧向贵州省主席杨森推举的。蒋家有一个四十左右的媳妇，带着女儿被疏散下来。我问她：“你是什么身份？”她笑着说：“婆婆是地主，老来不能动，我替代她去扫街，就接班了。”改革开放后，蒋相浦出狱，安排作文史馆员。赶场完了回家，总有一些年轻人跟着我走，听我聊天，问长问短。寨上的人说：“伯伯，人家说你是黄埔军官，派头大，群众前呼后拥，运动一来，你要吃大亏的。”我听他们的劝告，赶场还在热闹时，我就先溜回家了。

农家不会做竹席，不知利用竹子来做围席装粮食。我不断的对他们讲，利用龙头大山搞副业。山有五重，站山峰最高点，可以远望贞丰和兴仁，好大气派。每当我一人上山砍柴，就放声唱：“红日照遍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我自信这一刹那和不久的日子就是自由之身啊！

于是，我要申诉，要光明正大的翻案，首先要向寨上农友介绍我是被错误处理的，接着向公社、区里和贵阳写申诉。我手边只有《毛主席语录》，是当时国家的“最高指示”，指示说：世界上最怕认真二字，共产党最讲认真。我向北京写的申诉书中，在第一页头上，就写这一条指示。于是申诉，内容如下：

“一九三五年红军过遵义后，当时遵义的共产党员组织有黔北游击队，队员中的周守儒（后名周济）和我家有点表亲关系，谢树中、罗有余与我是同学关系，彼此失散了。一九三六年春，周守儒由川南回遵义，化名刘绍臣，托人转告我约谢、罗二人和他见面，我替他办到了，但我不知道他们的活动。

十月的一天，周守儒等人在城边张家密会，特务把他们捕了，同时被捕的还有一个人叫陈文范，第二天又捕了遵义师范的教师佘正邦和一些学生。在贵阳的会审法庭上，陈文范咬佘正邦是领导。佘在北平时和陈曾固、李光勋都是地下组织的委员。佘被捕出狱后，失去组织关系，回遵义教书，后来经谢树中介绍入党，作宣传委员。

陈文范招供之后，释放出狱，被派到沿河县国民党部去，一九四二年以国民政府社会部专员身份到遵义视察。佘正邦释放，抗战开始，他去延安。周、谢、罗三人转押重庆“委员长行营”判刑，罗病死狱中；抗战时周、谢释放，周去重庆《新华日报》；谢回遵义当家庭教师，后去延安。遵义有个共产党员夏思民，一九四零年经县委领导人杨天源写介绍信，先到重庆十八集团军，后乘车去延安。夏到西安后，就向国民党自首，出卖了遵义组织。回遵义后，夏仍以左的姿态骂国民党，国民党把他的情敌肖矿捕到贵阳，通过夏的出卖，把这帐转到肖矿身上。后来夏思明当了国民党部的宣传科长，县参议员，又调贵阳《中央日报》，兼编军统办的《民报》（肖矿解放后被杀）。

一九四五年，遵义又各界一千多人在玉锡中学开会纪念清末知府袁玉锡兴办中学的功绩，我代表教师发言，指责政府三个月欠发教师工薪，专员邵陵怀恨在心。一九四七年有玉锡中学五个学生去延安，在遵义车站被捕，邵陵向贵州省主席杨森告我是延安关系，鼓动学生私逃。邵任过杨森的军部参谋长，一告就准，开“特会”派车到遵义捕我关进鸭子塘秘密监狱。中、军两统都审过我，不提骂邵陵的事，提的是夏思民的检举：一、一九三六年为遵义共产党搞联系；二、杨天源隐藏在哪里？我的回答是：一、周守儒是我的表哥，谢树中、罗有余是我的同学。红军到遵义，我是住在鸭溪，和他们没有接触，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既是表哥要我通知相见，就这样一点事，他们被捕，我不知情，你们问夏思民；二、杨天源现在哪里，我不知道（他是隐蔽在湖南常德他四哥家）。解放以后，夏思明留用《贵州日报》，潘名挥由遵义调师范学院艺术科主任，他向省委检举了夏思民的罪行。

有东北随军南下的黄颖，学名黄生民，和夏思民是地下党关系，相见之下，往来密切。一九五一年初，我到贵阳后，好言劝黄颖，要他明白夏思民是个阴狠的叛徒。黄将我的话转告夏，说我“挑拨他们的友谊感情”。几个伙同起来，向文联写一份检举，时值整风，当众念给我听。这回事的内幕大有文章，我只说一句：“谁写的，我知道，以后再说。”好阴险呀，他们把一九三六年的事，翻成为“破坏地下党”。

一九五四年，省委通知文联，要我到革命大学受训。我在编《贵州文艺》，文联请换人去，但不行。革大八班即政训班，教育长解彭年讲忠诚老实交代问题。这年九月底逮捕一百零八人，公安厅长宋子健说：“你们的罪恶，蒋介石有一半责任，你们有一半责任。”第二年，由检察院向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我：一、破坏地下党；二、反对解放，抵抗解放。第三年，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不受理，退回公安厅，我要求法院开庭审理。答，不必了。回到公安厅，一个人在一个监房，我就圈读《昭明文选》和苏联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因为反右运动，抓进来省检查员何士锡、工人何文治，同处一室，倒也不感到寂寞。

我要求写提案，给我一叠稿子，一百张，写自传。预审处长张建华叫我到他办公室去谈话，他说：“你写的都是过五关斩六将，一万年也解决不了问题。”又正式审讯说，叫夏思民来和你对证，我说：“叫他来，我要痛骂这个无耻的叛徒！”其实夏思民已在反胡风运动中，杀了女中教师王文龙之后已自杀了。我申请先去劳改，听候审判。上面同意调我出监房，到公安厅内的纸箱厂去，当装订车间组长，兼带二十多个少年犯。半年后到云岩区法院去宣判，是一个女同志向我读判决书：破坏地下党是一大罪；改判“反对解放，抵抗解放”为“在遵义解放前夕，参加匪川黔边区纵队司令部，并参与罪恶活动”，“逮捕以后，不低头认罪，依法从严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张建华问：“你服不服判决？”我答道：“不服，事前没有起诉书，也没有开庭审理，破坏地下党的逍遥法外。川黔司令部，我没有参加，它也不是匪组织，真是我有罪恶如判决书上写的，才判我八年，太轻了，我对解放是有功的。”张又问我：“你上不上诉？”答：“不服判决，但不上诉。只有三年出狱了，我是国家干部，绝对守法，但不认罪，迟早会得到平反的。”回到公安厅一个月，又送我到金华农场，承照顾，让我管俱乐部。

在文化大革命，有两个中央来的军人外调，问：“知不知到成都空军罗科樑一九三六年破坏遵义地下党？”我回答：“与罗科樑无关，那时他还在读初中。判决书上说的是我，那是枉判。”问：“你认为是谁破坏的？”我回答：“无证无据，不敢乱说，这些年听到一些消息，镇压中统特务程剑声、李少白、徐世智，提到这回事，陈文范释放后就在国民党当了官，他是叛徒，还是特务，值得怀疑。”

两个月后，这两位军人又来我家，对我说：“我们到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查了程、李、徐三人的口供，是打入共产党任宣传委员的陈文范电报告密，他们到遵义去捕的，请你写一份材料，所知的都写上。”啊，原来市法院不受理，他们可以公正地否定起诉。遗憾的是，他们把这个皮球踢了回去。我问：“那么我的问题怎样解决呢？”对方回答道：“我们是中央来的，你的问题有市法院档案可查，你去找省公安厅。”

我在大寨乡下本着认真二字，向国务院、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申诉，仍然把最高指示写在前面，信封上写北京《人民日报》或《红旗》杂志收，附信恳请转交。不在安龙寄出，谨防以翻案论罪，请岑家骑马到兴仁囤脚赶场时挂号寄出，同时告知贵阳家人。二女寄桥到公安厅去访问，说：你父亲寄到北京的申诉，都转寄来了，正转云岩区法院。

顺便还要提起一桩事。

解放后，陈璞如任遵义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遵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军分区政治部成立联络处，争取国民党军政人员和散兵游勇回来，调我去和杜芳义一起工作。杜是政治部科长，工人出身，有政策水平。又由杜叔机、张肇奎、朱振民、潘名挥和我组成五人小组，发信到各地去，都是杜芳义表态，重大事如到桐梓去接王家烈等，要由陈璞如决定。

陈璞如在文化大革命时，和贾启允、周林、苗春亭，称“贾、周、苗、陈反革命走资派”。在《打到陈璞如》这本小册子里，把我也列入陈璞如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帮手中，所以要等到陈璞如解放了，才能证明我没有反对解放的罪恶。

一九七三年，会计王仁辉到大队和公社去，为我办请假回贵阳看病的手续。大概是阴历五月间，行李家具请队上拿去，手持斧头一把作务农生活的纪念。我说：“此去翻案后再来迁户口，多承关照，走了，再会！”

到龙山区乘去安龙城的卡车，到中学潘庐家去，他妻子侯海琴贤淑。我去瞻仰十八先生墓，游览招堤，融融乐也。晚上和潘庐喝几杯酒，慨叹一番人生遭遇。回家一看，已由延安路迁到黔灵西路，只有一间潮湿的小屋和一间看不见光亮的夹板屋，下雨天，“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我在这间屋睡觉。龙源说，蒋蔼如（仲仁）先生由北京来，见我生活在这贫民窟里，对朱文达说：“这怎么生活，你们为他想个办法，真没有料到这样的遭遇啊！”

我到省军区政治部，请查档案：我在解放时是什么态度？查不出来，说：下午转军管会。一星期后，云岩区法院通知谈话，是庭长王鹤亭（判我案时他没有作刑庭庭长），他说：“陈璞如同志来信，说你迎接解放有功，我们要去东北找谢树中。”找谢树中，他是沈阳市计委副主任，先阅档案，里面装有在贵阳法院抄的一九三六年国民党逮捕遵义地下党的案件材料，然后问谢树中：“你知道你们被捕是谁告密的？”答：“至今也不知道。”问：“是陈福桐吗？”答：“我们从来没说是他。”问：“陈文范是什么人？”答：“他是叛徒。”问：“是你介绍他入党的，他是打入的中统特务。”树中恍然大悟。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云岩区遣送办公室根据法院在十四日对我的平反改判：撤销“遣送”，以进步人士对待。王庭长亲自把平反书送到家里，他说：“恐怕你在法庭上接到平反书，二十年的困难处境，一朝得到平反，过于兴奋，会出事。”我说：“不会的，已习以为常了。今天我是人民了，请稍坐，我去请原遵义地委统战部王葆生同志和民主人士涂月僧先生来陪你喝一杯酒。”三儿小山去安龙开会，把户口办回。

一九七七年，六十岁，经省委徐健生秘书长、统战部惠世如部长调法院卷宗看，决定安排文联工作。惠部长说：“等统战部门有的单位恢复建置后再调出来。”一九七九年冬，文史馆恢复建置，刘镕铸主持，他向统战部要求，借我来协助工作，因成立省志编写筹备组，我作成员之一。一九八三年底正式成立贵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我干到七十五岁，才在文史馆退休。

回顾过去，煎熬、折腾、屈辱，我总是坚持着不能倒下去，要活着，照库图索夫（俄国打败拿破仑的将军）的格言：忍耐与时间。二十二年后一家人团聚，陷害我的人自杀了，冤案昭雪了，还要好好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