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住贵州文化的根

一、我的绘画缘

要谈我的绘画收藏，须从我的绘画缘谈起。我出生于一个书香门庭，母亲是一个能诗善画的大家闺秀，受家庭影响，我和先兄汶光自幼便酷爱丹青，在母亲悉心指导下，我俩的绘画进步很快，中学时代曾多次参加贵州省和遵义市举办的美展，并在报纸上发表过中国画和漫画作品。当时我和汶光的人生理想是长大后当一个画家，然而在一九五七年的那场“阳谋”中，父亲被划成“右派”，我和汶光的“画家梦”随之破灭了。后来汶光经过长期底层生活的磨砺，最终当了一名作家，我则侥幸考入贵州大学历史系，成了一名教师和学者。尽管命运弄人，使我未能实现少年时代的理想，但我对绘画的痴迷却终身未改。在大学期间，我认真研读过几十本画史、画论著作，并经常和艺术系的朋友一起到花溪公园写生，以至被作为“专业思想不巩固”的典型受到系上批评；工作以后我不但购买了大量名家画册和美术类图书，而且长期订阅《美术》、《国画家》、《美术史论》、《美术研究》等杂志，在当时低工资的条件下这是一笔巨大而奢侈的支出。一九八二年我从中学调入贵州民族学院，科研条件有很大改善，先后写了十几篇有关中国绘画史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论及的画家包括顾恺之、吴道子、周昉、王维、范宽、赵佶、徐渭、郑燮等，其中《曹雪芹与绘画》一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又被《人民日报》海外版摘登，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一九八五年贵州民族学院艺术系开始招生，美术专业设有中国美术史课，由于“文革”的耽误，贵州几乎找不到科班出身的美术史教员，当时我任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分管艺术系的工作，面对缺乏师资的燃眉之急，遂主动请缨承担起这门课程。为了上好这门课，我利用寒暑假考察了敦煌石窟、云同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大足石窟、永乐宫、太原晋祠等艺术宝库，并多次到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中国美术馆参观古今绘画名作，从而使我加深了对中国美术史的认识，提高了鉴别绘画作品的水平和能力。我与绘画结下的难解之缘，对后来涉足收藏这一水既深且浑的领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注： 景方桢：桐荫秋唱。）

二、我的收藏经历

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就开始了绘画收藏，不过当时还没有艺术品市场，我收藏的作品都是画家赠送的。那时我与刘知白、王渔父、鲁风等画家交往较多，曾得到他们的一些赠画，其中知白先生赠给我十几幅墨宝，都是一九七一年在织金创作的，属于他中年变法初期的作品。知白先生在织金创作了数百幅画，可惜后来大部分均毁于火灾，我在“文革”中冒着风险保存下来的知白先生的赠画，成了研究他中年变法的珍贵实物资料。我正式步入收藏领域是二零零五年，那年春天一个朋友准备收藏一些当代贵州画家的作品，请我为他掌眼。那段时间我们三天两头往万东桥书画市场跑，并经常参加各种书画拍卖会，也从一些画家手中购买过画作。后来那个朋友因种种原因退出了收藏，我则反客为主，深陷于绘画收藏而不能自拔，一直坚持到现在，屈指算来已经整整八年。

（注： 任乃章：携琴访友。）

收藏最忌投资分散和盲目，我涉足收藏之初便制订了一个计划，即利用自己在科研上的特长，把投资与学术结合起来，将绘画收藏化为科研成果。经过认真的思考，我决定把收藏对象锁定于鸦片战争至今的贵州画家（包括出生贵州而定居黔省或移居他省的画家，以及出生他省而定居贵州或在贵州生活过较长时间的画家），待条件成熟时出版一本题为《贵州近现代中国画选》的个人藏画集。之所以把收藏上限定为一八四零年，是因为贵州民间罕有鸦片战争以前的绘画流传。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我在深入研究贵州国画史的基础上，精心挑选了一百个画家作为收藏的候选名单。我的选择标准是：对已故的前辈先贤，重在他们对贵州绘画的历史贡献；对健在的画坛宿将，重在他们的创作实绩和社会影响；对年轻的后起之秀，重在他们的艺术素养和发展潜力。在坚持艺术标准的同时，适当兼顾时代、地域、民族、性别、风格等因素，力求尽量全面、客观地反映贵州近现代中国画的发展概貌。令人欣喜的是，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列入我收藏名单的画家，绝大多数作品已收藏到手，并且多是精品，有的甚至是孤品，其中约有五分之二曾发表、参展或获奖。也有个别画家因各种原因未能收藏到他们的画作，留下了几分遗憾。例如西南巨儒郑珍，无论其绘画水平还是社会影响，都应在画集中占有一席之地，但郑珍生前作画本就不多，又经过一百多年兵虫水火的损毁，已知只有六幅作品存世，都藏于贵州省博物馆；又如兰竹名家谢方塘，因他长期在河北保定做官，贵州鲜有其作品流传，北京几个拍卖公司曾拍过他的画，由于信息不灵错过了机会，使我后悔不已。不过世间本无十全十美之事，我以个人的绵薄之力，能将贵州近现代绘画名家的作品基本搜罗齐备，委实已经尽到了最大努力，其间经历的艰辛他人是难以想像的。贵州一个著名画家看了我的收藏后感叹地说：“你的藏品拿出来足以建一个小型美术馆！”听了他的评价，我感到十分欣慰。

当我的绘画收藏初具规模后，从二零零八年开始，我花了四年时间，三易其稿，撰写了六万字的论文《贵州近现代中国画略论》，文章对贵州近现代中国画的发展历史作了初步梳理，并重点评论了五十四个著名画家。此外，我还对入选的一百幅作品，每幅用一百五十字左右的篇幅，对其艺术特色和文化内涵作了点评，以供读者欣赏画作时参考。现在我耗费多年心血主编的《贵州近现代中国画选》已经杀青，万事俱备，只待出版。明年贵州将迎来建省六百周年庆典，我愿把此书化作一瓣心香，祝福贵州未来更加美丽、繁荣、昌盛。

三、在学术与投资之间平衡

国内外统计资料表明，艺术品投资只要方向正确，操作得当，收益远远超过股票、期货和房地产投资，因此大部分人搞收藏，都含有投资的目的。作为工薪阶层的一分子，面对物价飞涨的现实，我搞收藏当然也要考虑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但投资并不是我搞收藏的唯一目的，甚至不是主要目的。因为但凡有一点收藏知识的人都明白，在绘画收藏中，画家名头的大小是决定其作品升值潜力的主要因素。就贵州而言，宋（吟可）、王（渔父）、孟（光涛）、方（小石）“四大家”，外加刘知白，他们的作品一直领跑贵州绘画市场。例如宋、王、孟、方的画，从二零零五年至今涨了三至五倍，少数精品、孤品涨得更多；刘知白的泼墨山水，八年来涨了二十倍以上。而名头不大的画家，八年来画价的涨幅还跑不过物价的涨幅，有的甚至仍在原地徘徊。倘若我的绘画收藏只是为了投资，我一定会把收藏对象锁定宋、王、孟、方、刘五人，以及王（振中）、杨（长槐）、鲁（风）、黄（天虎）所谓“新四大家”，外加陈争，这样收益将非常可观。然而我主编《贵州近现代中国画选》的学术目的，决定了收藏对象不能只限于名头大的一线画家，也包括中等名头或小名头的二三线画家，有的画家名气不大，社会地位也不高，但画得不错，也属于我的收藏范围。这就产生了学术与投资的矛盾，怎样才能做到二者兼顾，是摆在我面前的一道难题。经过长期的摸索，我采取了以下策略。

一是以藏养藏。二零零五年以来我先后买过一百六十余幅画，其中一百幅拟编入画集，这一部分作品主要考虑其学术价值，无论市场怎样变化都不会轻易出手；另外六十余幅主要用于投资，只要价格涨到一定程度就将其卖掉，再用所赚之钱去买需要入集的作品。这种方法不但缓解了我资金不足的困难，而且使我收藏中小名头画家的作品时，不致过分考虑经济回报，套用一句俗话，这叫“堤内损失堤外补”。

（注： 邱石冥：野卉蝶石。）

二是作长线投资。不少人搞收藏热衷于短线操作，今天买了一幅画，明天涨了立马卖掉。我搞收藏则着眼于长线投资，通过时间的积累和发酵来获取经济效益。二零零六年我在一个拍卖会上以十点五万元竞得一幅宋吟可的《绣》，该画曾著录于《宋吟可画集》，是难得的精品，我还没有把画提回家，一个画商便提出加价两万元把画让给他，我没有同意。现在六年过去了，该画至少增值了三四倍。

三是走精品路线。长期以来人们买画习惯以平尺计价，这种方法看似公平，实则极不合理，因为一个画家的精心之作和应酬之作所费时间悬殊很大，艺术价值更是不可同日而语。由于我的收藏重在学术，因此对藏品十分挑剔，常以超前价格购买艺术精品，开始人们对此不理解，但随着贵州艺术品市场日益成熟，我的收藏理念得到了普遍认同，而我手中的一大批艺术精品，已成为许多藏家和画商“惦记”的对象。

由于采取了上述收藏策略，使我在投资和学术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既实现了学术上的目标，又做到了资产的保值和增值。有时我会冥想：假如当初我搞收藏只是为了投资，结果将会怎样呢？我不能回答，但我并不后悔现在的选择。

四、留住贵州文化的根

中国画既是赏心悦目的高雅艺术，又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它融诗、书、画、印于一炉，折射出一个时代的社会风习和审美理想。从某种意义说，一部中国国画史，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精神文化史。

贵州建省较晚，中国画发展相对滞后，明末杨龙友“生于贵筑，独破天荒”，成为贵州绘画之祖。杨龙友之后，贵州绘画沉寂了两百年，直到晚清、民国，随着郑珍、孙清彦、陈钰、王恩诰、谢鉴礼、何威风、黄干夫、景方桢、姚华、桂诗成、张寒杉、任乃章、阮为藩、李紫光，张云麓、马啸澄、胡楚渔、邱石冥等相继步入画坛，贵州绘画才重新引起世人关注。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名家辈出，群星璀璨，其中仅已谢世者便有肖之亮、宋吟可、蒋梦谷、谢孝思、王渔父、方小石、吴乾惠、刘知白、袁晓岑、王松年、卓问渔、刘叔华、刘式型、孟光涛、易水寒、杨国勋、章光愷、宋剑锋、孙吉斌等。上述画家用自己各具特色的作品，丰富了贵州的艺术画廊，为贵州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可惜其中很多画家，特别是晚清和民国的画家，其作品经过建国前战乱、兵匪的损毁，以及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涤荡，特别是“文革”的浩劫，所剩已经不多，有的更是稀若麟凤。倘若不及时进行抢救，也许用不了几十年，有些画家的作品就会永远消失，后人研究贵州国画史时，难免会遇到只知其名而不见其作的尴尬。

有鉴于此，我的收藏特别关注晚清和民国的画家，只要有他们的作品出现，我都会不计代价将其收入囊中。有些画家因很早就移居它省，贵阳没有其作品流传，我就到全国各地去搜求，例如姚华的《佛像颖拓》、张寒杉的《红梅》、马啸澄的《春江水暖》，便分别购自北京、西安和武汉。对建国以来的画家，则尽量收藏曾经发表、参展和获奖的作品，其中宋吟可的《绣》、王渔父的《紫藤金鱼》、孟光涛的《夏山滴翠》、谭涤非的《池塘初雪》、杨抱林的《槐花开时》、董克俊的《农闲图》、顾林的《石为母》、杨长槐的《瀑流奏交响》、黄天虎的《欢乐芦笙》、杨小吾的《藕花深处》、张润生的《溪山春晓》、刘定一的《梅花松鼠》、平治的《闹春》、沈福馨的《青城月色》、谌宏微的《布依晨曲》等几十件作品，都曾著录于画家的个人专集或各种权威画集，这就使我的藏画在整体上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经常有藏家问我：“怎么好画都跑到你那里去了？”我笑而不答，心中不禁涌起阵阵波澜。

众所周知，收藏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考的主要是“眼力”，我自幼学过绘画，后来又长期从事美术史的教学与研究，并有多年“实战”的经验，因此自信眼力还算不错。然而天下没有常胜将军，即使是鉴定大家也有“打眼”的时候，交一点学费不打紧，关键是要善于从中吸取教训。由于我在收藏中抱着一颗平常心，胜不骄，败不馁，任凭市场风云变幻，都不动摇退缩，终于在游泳中学会了游泳，在收藏中学会了收藏。现在我的收藏已初步告一段落，八年来所经历的艰辛曲折、悲欣愁喜都化作了人生的宝贵财富。至于我的藏品在经济上有多少收益，我并不特别在意，重要的是我为留住贵州文化的根，做了一点虽然微不足道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工作，并且我还借此了却了从少年时代便郁积在心中的那一段挥不去的绘画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