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山纪事

（注： 拾荒：矿石经多次拣选后，剩下品味极低甚至不含朱砂的矿石，称为废石，弃之野外不用，百姓俗称荒。拾荒者从中也能拣出有用矿石。拾荒者往往人数众多，场面蔚为壮观（一九五一年摄于万山黑硐子）。）

（注： 拾荒：矿石经多次拣选后，剩下品味极低甚至不含朱砂的矿石，称为废石，弃之野外不用，百姓俗称荒。拾荒者从中也能拣出有用矿石。拾荒者往往人数众多，场面蔚为壮观（一九五一年摄于万山黑硐子）。）

阔别万山近四十年后，我们兄妹第一次从深圳出发开车重返万山。

四十年过去了，汞矿现已变成什么模样？我的家住过的房子还在？路还是那条？

沿途驶去，进入矿区，二厂昔日轰轰作响的机房已悄无声息，几只野狗在路边悠然闲逛。四坑那引人注目、曾经由父亲亲自设计的大大小小的炼汞高炉，已了无踪迹，只剩下一片废墟。路上行人无几，再也看不到头戴安全帽，身穿矿工服上班下矿的工人们……

一、冰天雪凝的那个冬天

一九五一年，元旦的第二天，那是一个寒冷冬天的早晨，有两个女人，携带着幼小的几个孩子，追随丈夫从贵阳启程前往万山。她们全然不知等待她们的将是什么。

（注：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的土坪一隅。）

（注：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的土坪一隅。）

她们也全然不晓所乘坐的煤炭大货车装满了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和雷管。煤炭车走一段就要停下加一次煤。车停时，司机副手下车，用一个大大的三角木塞在车轮下以防打滑，加完煤还要抓住手摇鼓风机摇柄拼命鼓风，以使煤炭更快燃烧，从而产生更多煤气供汽车发动机使用。如今开车仅五个小时的路程，那时要五天。到了贵州靠近湖南边界的玉屏，他们受到时任玉屏县政委郭兴（后调往万山汞矿任政委）的热情接待。休整了一天，郭政委非常热情地安排了两辆三匹马拉的大板车，那时称大骡马板车，由一个班的士兵护送他们前往万山。为避开土匪的惊扰，缩小目标，他们谢绝了板车和士兵，改乘木船绕道湖南晃县，再由晃县转小路步行至万山。水路还算顺利，到了晃县后，天气变得更坏。要从小路进入万山，只能女人坐滑竿，小孩用箩筐挑，两个男人步行（其中一个是派往万山的财会人员何仲威，还有一个是原贵阳筑东煤矿的矿长赵伯刚）。冰天雪凝中，山崖小路间，遇到路陡、路险、路滑时，要下滑竿互相搀扶，一步一移艰难前行。第七天终于到达万山。

当年矿山的老辈人提起这两位女人，仍戏笑她们是万山第一次出现身穿旗袍脚穿高跟鞋、煮饭要按比例称水的漂亮太太。两个漂亮女人中的郭宏年，是跟随丈夫何仲威一道来的，是一帆哥哥后来的岳母；另一位工程师太太，是我的母亲张建淑。挑在箩筐里的，一头是我，另一头是两岁多的一帆哥哥。紧紧抱着一个热水瓶，一步一滑跟随在旁边的女孩，是因其父母临终托孤给我母亲的表姐张奇德，加上快到万山时赶来接我们的父亲樊隆晖，一共五口人。这就是当时最早来到万山汞矿两家人中我的一家。

父亲是一九五零年十一月受贵州省工商管理处委派，在我们之前前往接管万山汞矿的，后来常听父亲说：“接到你们时，你在箩筐里也不哭闹，我们还以为你是晕箩筐呢，几个月没见，你这丫头还认识我，哭着伸手要我抱！”

刚解放的万山，一片狼藉，土匪猖獗，时有野狼出没。听老工人讲，曾经有一只老虎从工人捡塃的坡顶落下，摔死在悬崖之下。什么叫捡塃呢？过去炼汞，工人们采取的方法非常原始：两口锅倒扣在一起（叫天地锅），安在一个大灶上，用柴火烧炼。当冶炼出很少的一点水银（汞）后，大部分废渣便从坡顶往山崖下倒，长久以往，形成了陡峭的碎砂坡，家属或小孩便会去捡拾那些还未烧尽，含有朱砂的矿渣，锤碎后，或重新回锅再炼水银，或用竹筛在水中筛选出朱砂，逢赶集时，拿到集市上卖，换回一点点口粮钱。

（注： 一九五六年万山矿胡子坑口师徒合影。）

现在的万山，你还看得到那一道道从悬崖上经炼汞高炉倾倒出来的矿渣，好似一条条绵延几公里的“银色河道”，十分壮观。这些冶炼过的矿渣，因是经过后来的冶炼高炉冶炼过的，回收率高，也就不用再去捡塃了。据说，矿渣还可继续回收，前几年有一个日本企业想出高价购买这些废矿渣，但万山人宁可穷得背着背篓挖红薯，也不愿让这些冶炼过的矿渣流落他乡。他们相信：“这些宝贵矿渣的价值并没有全部耗尽，将来总有一天，万山或许会再重放光芒。”

（注： 万山中华山。）

我们到来之前，为防土匪侵扰，父亲安排这里的工人在黑洞子靠近悬崖的位置搭了两间木板房，派了士兵站岗把守。黑洞子今天已成为矿山公园有名的景点，是先秦时开采朱砂的遗址，很大很深。从外观看，黑洞子的山崖洞壁呈黑褐色，是古时采矿工用原始方法开采朱砂矿石造成的。

在万山生活了十几年，我很少在外面玩，只听说我们家来时住在黑洞子，却从不知这有名的黑洞子在何处？有何历史？更不知仙人洞、仙女石、云南洞、云南梯、中华山是何样？在何方？

（注： 万山大水溪峡谷（喻泰山摄于二零一一年十一月）。）

在黑洞子的木板房一住就是几个月。父亲说每天早上起来，大家的脸都被桐油灯烟熏得像一块块腊肉，鼻孔也是黑的。大家你看看我，我瞧瞧你，忍不住一阵大笑。直至治安略微好转，才搬进土坪原国民党矿务局遗留下来的那栋房子（后汞矿机关所在地）。这栋房子有着五个门户，住五家人，门前一块大平地（因此地平，由此得名土坪），种了五棵大垂柳。房子白墙青瓦，红漆地板，红漆木门，窗户上还装有硬木做的红漆木栅栏。我们家的左侧有一个大花园，那是父亲喜欢种花的地方（生活困难时期全部改种菜和玉米）。我们家左前方有一栋用白色高墙围住（后来外墙被拆除）的两层楼两进四合院，据说是土匪杨四麻子的豪宅。除此之外，整个矿山不仅在当时，甚至几十年后，房子红漆都脱尽了，也没有几家住房比我们家的好。就连后来几任矿长和大部分机关工作人员的住房，都是一扫帚就扫出泥灰来的三合地，用薄竹篾编的天花板。提起这些，忍不住感叹：贵州汞矿曾因经济发达而被外人称为“小香港”，其实不然，建国几十年来，个矿山人的居住条件一直是相当简陋的。

二、中国汞都第一工程师

与静帆多次返万山，看到关闭了的矿山的破败景象，眼前不禁浮现出贵州汞矿曾经拥有过的繁荣：一串串装满矿石的铁矿车，好似一条条巨龙从深藏在大山的洞底飞跃而出；一座座炼汞高炉，犹如一座座摩天大厦，十几二十天就拔地而起；现代化选矿车间里选机的轰鸣声；窗明几净的教室中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灯火通明的操场上的欢歌笑语声，组合成一曲曲优美的旋律，在矿山的上空久久回荡萦绕。“四清”时曾被工作组称为“一箩鸡蛋滚下坡，全烂了”的“小台湾”，又因经济繁荣曾被戏称为“小香港”的贵州汞矿，虽然已被时光的尘埃所掩埋，但它的辉煌成就，它对国家的重大贡献，却是举世瞩目世人公认的。

我与静帆曾萌生了为这座千年古矿留下一份珍贵历史资料的想法，编写一本《万山千秋——中国汞都·贵州汞矿图文史》的图文册。这本厚厚的图文史，现已由中国书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编写这本书，使我更深刻地认识了我的父亲，更近地走进了他的生活、他的工作、他的为人、他的精神以及他的灵魂。

父亲刚到矿山时，芭茅草长有一人高，原有人员都走了，几辆破旧的手推矿车被野草淹没，只露出一点手把。残留的矿山设备不仅落后，而且破旧不堪，这意味着一切都要从零开始。父亲是冶金工程师，但他必须肩负多种角色的工作：组织工人恢复生产，制定矿山第一期基建工程计划，包括动力，照明，运输，安装，破碎等工程项目。

（注： 一九五三年建造的第一批炼汞高炉。）

这一切都急需相关的器材，器材从哪里弄呢？贵州人称“地无三尺平”，交通十分不便，万山地处贵州东南面，紧连湘西，更是荒僻之地。因内地工业不发达，只有到当时工业比较集中的上海购买。但上海距万山千里迢迢，路途遥远怎么运送？再说贵州刚解放不久，土匪还没有灭绝，尤其是万山地区匪患严重，湘西的土匪更是猖獗。另外，由于当时全国金融尚未统一，军管会拨的购买款是“硬通货”，即黄金和银元，身带这些贵重货币，可以设想有多危险。本来军管会想派几个解放军护送，父亲想到搞不好适得其反，还不如独身一人悄悄进行安全些。就这样，父亲肩负重任，冒着艰险从万山出发了。

父亲以走水路为主，出发后的第一站是铜仁。铜仁是贵州东部的小古城，紧邻湖南，铜仁的锦江河连接湖南的沅江，过沅江可抵湘江，过湘江才能抵达株洲，再从株洲乘火车到达上海。且不说路途遥远，出万山的第一关就要翻越十八道弯的石灰坡，此地离六龙山不远，而六龙山又有大名鼎鼎的匪首“杨四麻子”盘踞，据称此人能飞檐走壁。睡觉时手握一根香，香点完即醒，警惕性特高。当地政府多次捉拿无果。若被他知道，定会被劫杀。所以父亲身着便服，装成小贩，日夜赶路。父亲在途中和一个盐贩搭档，混入马帮，总算到了铜仁。接着走水路，那时没有机帆船，只有木船和木排，木船上无帆，因为弯道多，河床浅，水流急，船常常靠纤夫拉。父亲一路上吃尽了苦头。

（注： 一九五四年所建采用砖砌箱式冷凝室的十二吨/炉·日的中型炉。）

芷江一带属于湖南西部，自古以来湖湘两地匪患闻名，历朝历代都拿他们没办法，如果说贵州土匪是“假双枪”（一根是烟枪），那么湘西土匪就是真双枪。一次，在船埠头休息时，来了一群湘匪，这些土匪个个头包黑帕子，打着绑腿，手提双枪，气势汹汹闯上船来。幸亏事先有备，父亲把黄金和银元藏在船板底下，没被土匪发现，这才躲过一劫。

船到湘潭又换大船到株洲，在株洲才坐上火车最后抵上海。父亲买到器材后，大大小小几十件要运到万山困难重重，去上海的路途就够艰辛的了，要运送器材回万山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特别是过湖南雪峰山，没有汽车，全靠马车拉，人工扛，最后终于到达万山。万山的基础建设开始了，这是万山有史以来最初的现代工业。

万山是如何从原始的炼汞方式进而发展到高炉林立，从每年仅产汞五吨，发展到每年一千多吨的呢？

在编写《万山千秋》时，我与静帆一道采访了一九五四年二月调到贵州汞矿任技术员的曾宪忠先生。他虽年事已高，但说话中气很足，满口的贵阳话，十分幽默，记忆惊人。他滔滔不绝地回忆起当年的很多事情……

“我调到万山汞矿技术科时，就是你父亲的部下，他的下面还有两个技术员吴业自、郭顶天，和我一样，都是冶金工校计干班毕业的，他们是一九五二年来的。

（注： 篾篓灶（一九五三年费尔多丘克摄）。）

（注： 中国古代炼汞法图解。）

（注： 明清时期炼汞土灶图。）

你父亲的特性是雷厉风行，工作直来直去，没有什么条件可讲，但对我们技术员很好。万山高炉的鼻祖就是他。你们写东西，要把这一笔放在重要地位，高炉的耐火砖连装水银的水银罐都是樊工设计的。我去的时候，四官塘已有了三座高炉，不是他那说干就干的脾气，这三座高炉不可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快速投入生产。当年高炉冶炼在贵州来讲是老大哥。这个东西不得了，一天光吃矿石就要好几车，不得了！以前是天地锅，撮起砂去烧，得水银一小点。

四官塘高炉一建，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开始扩大生产，搞三十吨高炉。你父亲一九五四年下半年蒙冤被逮捕后，三十吨高炉始终没有建成。一九五七年你父亲无罪释放回来后，三十吨高炉正式投产，各坑口各分矿就高炉化了。大大小小的高炉一建起来，产量‘哗’地一翻，黑洞子那一排排天地锅自然就消失了。原来只要一下到坎坎那点，就能闻到一股尸臭味，就是天地锅土法炼汞与烟子一道排出来的废气毒气味；天地锅产量低，一个月搞不到好多点，中毒又恼火，搞不好就烧到手烧到脚的，大家都不愿搞。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份我被分到赫章铅锌矿，赫章铅锌矿起了个心，让我们先到贵阳学点东西，回来改变炼锌技术，那时还是土法炼锌。当时就叫我一个、夏沫一个，还有一个李那样，我们三个到工业厅技术室。那时技术室主任是熊问竹，副主任是徐采栋。他们分四个组，有个机电组，冯思益、曾广珠这些大工程师在里头；化工组，就是朱学范、张业安；铝氧组，就是徐采栋挂帅，正在搞一个旋转窑。一九五三年初到一九五三年八月一号我离开那里，都没有做过汞的实验，一九五二年也没做过。

工业厅搞冶炼实验在当时就只有技术室，所有贵州省的冶炼、化工、机电的主要工程师都集中在技术室，冶炼技术上的一把手就是徐采栋，但是没有做过汞的试验，以后好像也没有。徐采栋主要是搞铝氧的，就是氧化铝。

我刚才谈的还缺了一句，就是你父亲的第一个功绩：他把高炉铺开了，不是他的脾气，四官塘那三座高炉也不晓得拖到哪天。

第二个事情，就是他抓了化验室，抓得很对头。没有化验室，掌握不了产品分析、矿石品位；回收率、烟气里头含汞量和其他废气、燃料消耗你怎么晓得……”

在曾宪忠先生那绘声绘色的回忆中，父亲的模样浮现在我眼前，父亲因汞中毒几乎脱光了牙，紧闭的双唇，更突出了他坚韧的个性。

一九六零年至一九六三年，三年困难时期，整个矿山与全国一样，都处于饥饿之中，但矿山的生产产值一直呈上升趋势。父亲有记日记的习惯，从不间断，在他遗留下的日记里，周日的加班内容亦有记载，同时还记载了当时生活中的一些琐事。其中有一篇这样写道：“每晚在办公室加班至十二点，白天没吃饱，晚上饿得肚子咕咕叫。白面馒头，红烧肥肉，在脑子里时不时打扰你。画着图忍不住说了一句，哎，晚上加点夜宵就好了。没想到这句话在第二天的小组会议上遭到善意的批评。实验室技术员小魏说：樊工在生产上的贡献是很大的，但提出晚上加夜班吃点宵夜，这是典型的对粮食政策的认识不足！这小鬼在批评我的同时，又在暗地里保护我。”

当时过粮食关，母亲曾饿得昏倒在办公室，头砍在火盆上直流血；父亲饿得脸脚浮肿……

母亲平时很克扣自己，一方面要省出自己的部分口粮给正在长身体的几个儿女，另一方面又要想方设法为工作繁忙满脸浮肿的父亲补充能量。母亲当时在食品商店当主办会计，手上还有点小私权，偶尔也弄点吃的东西回来。有一天，母亲抱着一大包东西回来，兴奋地打开给我们看，哇！好多好香的碎蛋糕屑！几年没闻过这味道了。母亲看我们馋得眼睛发直，用两只指头撮了一点给我们解馋。香味从鼻孔直穿肚肠，竟然舍不得吞下，好像还有酒味，又像几年没碰过的糯米做的甜酒酿。蛋糕屑里有很多老鼠屎，母亲和我们一道把它挑出来，然后把蛋糕屑包好，并告诉我们这是留给父亲吃的。每天早晨，母亲舀出一小碗，冲上水在火上烧开，消消毒，再给父亲吃。我每次都想抗拒蛋糕屑的诱惑不去想它，但又总是忍不住低下头去，看看放在床脚下装在坛子里的这种太好吃的食物。

记得母亲饿昏后，头包白纱布躺在床上令人心疼的情景。家里实在没什么给母亲吃的了，只能指望着机关食堂那点不带油珠的汤水，还有每人每天不足二两的一小碗米饭。表姐张奇德是家里的大姐，我们叫她毛姐。毛姐勤劳懂事，家里不能请保姆后，她一边读书，一边照顾弟妹，还要做饭，我们都很喜欢她。毛姐除了常带我们上山砍柴外，还挖蕨根或葛根，磨成浆，做成蕨粑和葛粑充饥。看到母亲这个样子，晚上她带我们打着手电筒抓癞蛤蟆给母亲补身体。癞蛤蟆样子实在难看，听说它皮肤上那些疙瘩里面有毒，毒液沾在手上便会长庥子。我躲在一边不敢动手，但表姐毫不畏惧，抓着癞蛤蟆，一刀砍去它的头，从脖子上拉着皮往下一剥，就剩下了白色的蛤蟆肉。那一碗冒着热气的蛤蟆汤香气扑鼻。我们还抓老鼠，剥皮后把肉煮来吃。这些都是当时最容易弄到的“食物”。

在父亲留下的资料里，我看到了父亲一九六零年至一九六三年四清运动时，人人过关写的《自我检讨》，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在连续三年灾害的困难时期中，党委号召集体劳动‘种菜砍柴’，一方面改善生活，一方面减轻市场供应，又可以进行思想改造。除因工作需要未参加劳动外，没有当过‘逃兵’，在劳动中劳动力虽不强，但劳动态度还是老实的。由于家庭人口较多，一九六二年搞家庭生产，种了一小块地的包谷和洋芋，过多地消耗了个人精力，使得工作受到一定影响。

多吃多占方面：一九六零年下放到耐火材料厂两个多月期间，超定量的多得了十多斤粮食，当时错误地认为不是群众定量（耐火材料厂虚报牛马粮两千多斤），多得十多斤没啥，因此回矿后对耐火材料厂当时的错误做法没有向领导反映。除此，平常到工地检查工作时常以工程队或矿机关二点五两的餐票吃了三两的定量，合计起来不下四五十餐，数字是不算少。另外，一九六零年工作组到四、五坑约两月的驻坑工作中，夜间常吃夜班粮，遇坑领导请公社负责人或矿领导时也多吃了一些粮食或肉类食物。”

他在“遵守国法”中还写到：

“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违反国家法律的行为，个人检查没有。只在平常工作中拿回家一些零星小物也是有的，如取用办公纸作私人写信用；拿回坏的图板改作小桌子，或借阅专业书籍回家看未还；下放大龙耐火材料厂（一九六零年）曾购高价黑市油回家吃用，违反市场规定。

一九六三年两次到京，没有很好的控制费用，前后共挪用了公款一百二十多元（现只差数十元），违反了财经制度。今后出差，一定按规定领款，掌握使用。”

三、荒唐年代的那些事

采访曾宪忠先生时，他提起这样一件事：

“你父亲大概是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几号遭逮捕的。那天早上的事我记得相当清楚：刚刚上班，樊工来了，先泡杯茶，把桌子抹了，就写报告什么的。没多久，我就发觉窗子边有两个人，是汞矿的，还背着枪。一小会，进来三个人，走到他办公桌前，拿了一张东西让他在上面签字。樊工也没吭气，签了字后，他们就说，你跟我们走。人走了，我站在桌子边呆了半把个钟头，不知道是咋回事。

大概过了年吧，我遇到你妈，她好像要疯了一样，喊她，她答非所问。又过一段时间，有些人说，樊工是因为史健案。建筑物垮掉不是他的事情。事情是这样的，四官塘要建个堆料棚，柱子应该入地六十公分，基建处的技术员没有这样做。哪晓得风一吹，料棚倒了下来，好像还打死了人，这和樊工无关。一九五一年矿里搞基本建设是樊工的功劳，以后这块他就没再管，他是技术科的工程师，考虑全厂的冶炼问题，同基建科是平行单位，关他哪样事？樊工遭了三年牢狱之灾，一九五七年回来，补足了工资，他全捐了。”

提起父亲蒙冤戴着脚镣手铐被带走的事，还要从我小时朦胧的记忆谈起。

在父母亲卧室靠床的衣柜上方，有一口算得上家里最值钱的棕黄色牛皮箱，那是父亲送给母亲的结婚礼物，里面装满了很多在当时值钱且有趣的东西，什么呢西装、呢大衣、毛线衣、绣花被等。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母亲那件进口黑色面料的漂亮旗袍，胸前靠左的位置绣了一朵带绿叶的红玫瑰，红玫瑰带刺的枝杆微微弯曲延至左肩。绣工的精美、色彩的典雅，让红玫瑰在黑色绸底的映衬下，栩栩如生、娇艳欲滴。

星期天，太阳大时，母亲会在院子里放两张椅子，把牛皮箱摊开放在椅子上晒晒里面的衣物。那时，社会秩序倒是蛮好，不担心有小偷小摸的。我最钟爱皮箱里的一些小玩意儿，比如进口的长统玻璃丝袜，把它罩在眼前，对着太阳，光线闪烁、色彩迷离。躲着用口红抹抹嘴唇，照照镜子，真好看，怕母亲发现，又赶紧抹掉。皮箱里有一只领扣别针，镶嵌着不知是用什么材料制作的一朵小素花，造型别致，立体感特强，十分精巧。后来在母亲读大学时保留下来的学生证的照片上，又看见了它。还有一些很可爱的银质的小算盘、小剪刀之类的物品也是我喜爱的。牛皮箱晒过多少次，我也就翻看过多少次。

有一天，模模糊糊记得，那天早晨在大礼堂，不知是母亲把我顺便带去开会所见，还是小时听说过这件事而刻在记忆里：突然几个背枪的人把父亲从正门押了进来，本来还喧闹的礼堂，顷刻间一片沉寂，继而是一片惊慌，一片恐惧。昨日在大家面前还小有成就的樊工程师，今天咋的就被抓了起来？上午出门还春风满面的父亲，怎么几个小时就变成了坏人？接着，不知台上在宣读什么。面色苍白的父亲被从礼堂左边的侧门带了出去……

还有这么一个印象。父亲被带走了，家里被翻得一片狼藉，母亲皮箱里的东西被一伙人一抢而光，只丢下那只空空的躺在屋角地板上的皮箱……

那件绣有红玫瑰的漂亮旗袍，不知为何居然劫后余生，直到文化大革命，为防止再被抄家，被母亲把它剪成一块工艺布片保存下来。我读大学时，从乡下带回一只涂有红油漆，写着“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知识青年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毛泽东最新指示、并画了红太阳的薄木箱。这木箱在大学宿舍被盗过一次，盗走的有我收集多年的各式各样的小手巾、自己绣制的工艺品，还有母亲那件绣花的早已成了工艺布片的“黑旗袍”。我丝毫不责怪偷盗者，毕竟那年代，很难见到这些漂亮的东西。

几十年过去了，父亲给母亲的那口牛皮箱，虽早已破破烂烂，却忠实地跟随主人从万山来到贵阳，至今仍孤零零地独自守护在贵阳家中的大厨柜上。

那天早晨，父亲上班后就没有回来过。那时我刚读小学一年级，一进学校就戴上了红领巾。那天中午放学回家，家中有从重庆老家来探望父亲的幺娘（小姑）和父亲的继母。在幺娘的心目中，她的二哥是最优秀的，大学毕业，当过校长，解放后又是矿山有名的工程师。

我走到家门口，家里已经乱成了一锅粥，一些人在翻箱倒柜。幺娘阻拦他们，并惊慌地喊着：“你们干啥，你们干啥！我二哥又没干啥坏事！”幺娘被一把推向桌子边，再也不敢吭声。父亲出事了。第三天我就糊里糊涂被幺娘和婆婆带走，去了东北沈阳七叔家。七叔在东北工学院任教。这之前在万山家中，父亲每月的工资有一百二十多元，当时听说毛主席也才三百多元，父亲每月的工资算是当时矿山最高的了。加上母亲每月五十九元的工资，再加矿山津贴，我们家生活过得相当富裕。到了沈阳，全家六口人再加上我，仅靠七叔一人工资生活，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我每天清晨很早起床，要给煤炉子生火，火生好了，要提着一个大铁水壶，到学院的另一头去打开水。家务活干完后，还要走近四十分钟的路程，到离家很远的学校读书。中午回不来，每天可得几分钱，买一个小米粑粑当中饭。这小块粑粑几口咽下去，反而引得肚子愈发的饿。记得有一天吃完了这块粑粑，离下午上课时间还早，我在公园闲逛，路边的石凳下有一堆游人吃剩丢下的螃蟹壳，引发了我的食欲。我把它们掏出来，蹲下身，竟然发现一只没吃过的蟹脚。我用石头敲开它，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父亲从铜仁回来后，汞矿的生产上去了，我的处境也改变了。回到万山矿小，第二天就戴上了两条杠的中队委标志，接着学校每日的升旗仪式，都是我站在台前，对着升起的国旗行瞩目举手礼。苏联专家，捷克专家来矿区（帮助安装1500千瓦发电机组），也由我代表少先队员向他们献花，与他们并排坐在会议室座谈。至今我还保存着一盒捷克专家送给我的明信片——《金色的布拉格》。

父亲蒙冤记

父亲蒙冤时我六岁。母亲让我陪她一道从万山到铜仁，去看望近三年未见面的父亲。我不知父亲为何被关在铜仁，但我清楚地感受到家境变故。一帆哥哥在父亲被带走后的一星期，被姑姑和父亲的继母带到东北七叔家去了。我与母亲，启帆妹妹，张帆弟弟，还有毛姐，被赶到后面一间房子里，五人加上一张不大的床十分拥挤。我和毛姐只能睡地铺。

半夜，我常被头上窜过的老鼠弄醒。抬头望去，母亲仍在没完没了地为别人赶织毛衣，每件毛衣二三元钱，每月所得不多的钱加上她由每月五十几元削减为十五元的工资，母亲艰难地维系着一家五口的生活。母亲生育了六个孩子，那时，三十出头的母亲要承受无尽的痛苦和压力。白天她要工作，晚上没完没了地为父亲写上诉材料，夜深人静还要织毛衣补贴家用，人一天比一天憔悴。家里没了保姆，仅十岁左右的表姐就担当起了照顾弟弟妹妹的重任。我呢，只要管好自己就行了。那时，我会用布做个小小的布娃娃，佯哭着把她埋进土里，几天后又好奇地试着用小木棍挖出来，看看她究竟怎样了……

一个初春的早晨，天气很冷，我与母亲搭上了一辆顺路去铜仁的大货车。开车的叔叔叫王正国，母亲让我叫他王叔叔。很多驾驶员对母亲都很好，甚至还常常用母亲对父亲的忠贞来告诫自己的老婆要好好向母亲学习。这位王叔叔在文化大革命的一场武斗中，我亲眼看见他被乱枪打死在汞矿土坪特区食品商店招待所二楼拐弯处的一个保温桶旁。脑浆混合着鲜血溅在白色的保温桶上，人还在抽搐着。

临上车前，我刚读小学一年级，特意带上了，上学期的成绩册，这是我送给父亲唯一的礼物。我还想告诉父亲，这近三年的日子里，我们是怎样地想念他的。

汽车在崎岖不平的石灰坡“呜呜”地盘旋行驶，这是我第一次坐汽车。每一次转弯都好像要把我从装货的车厢里扔出车外似的。看看早已吐得不像样子的母亲，一阵难受连着一阵恶心，我也开始大口呕吐，恨不得把肠肝肚肺都吐出来。刺骨的寒风从车厢油布棚的前端吹进车内，呕吐中的母亲，用瘦弱的身体去遮掩那呕吐的女儿。下午，我们住进了铜仁街上一个四合院内与我年龄差不多的叫范妹的家，她的父亲范工程师也在万山汞矿工作，与我们家处得较好，后来一九五七年时被划成了右派，全家被遣送去了农村。

第二天上午，我和母亲穿过一片洒满阳光的桔树林，来到了锦江河畔。一条小木船早已候在那里，这也是我第一次坐船。第一次见到这么宽的河流，这么清澈的河水，我伸手从船舷边轻快地拍打着水流，想到马上要见到父亲，更是一阵高兴。可母亲不像我，她依旧皱着眉，心事重重，沉默不语。

到了监狱门卫室，一位穿狱警服的叔叔告诉母亲：“不用担心，你丈夫没事了，经过几年跨数省市，辗转几千公里的调查，一切与你丈夫无关，现已恢复了他的自由，不过目前还不能让他与你们回去，我们还需要他帮助我们设计改造旧的监房。”我似懂非懂，茫然地看着母亲，我那平日里貌似坚强的母亲，听到这话，一屁股坐在凳子上，泪如雨下。

（注： 樊隆晖、张建淑夫妇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合影。）

远处，一位身着灰布棉袄棉裤，头戴灰色鸭舌帽的老伯伯，一瘸一拐地向我们走来，天啊，那浮肿着脸、跛着腿的人竟然是我的父亲！随着母亲的哽咽，我“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后来，听父亲说，他从进监狱的那天开始，就一直戴着脚镣手铐。父亲调侃地告诉我们：“你们的父亲才不会那么傻呢，每晚我会用自制的‘钥匙’打开镣铐，快天亮时，我又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它铐上。”

父亲母亲从内心感谢政府，将补发的近四千多元工资，扣除几年来拖欠朋友的几百元外，其余三千多元全捐献给了国家。那以后，父亲将整个身心又投入到各式大小炼汞高炉的设计及建造上。一九六三年，父亲受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贺龙、陈毅、彭真等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只可惜，在父亲入狱期间，汞矿几乎没有增加高炉。

成年后，我才明白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七年间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根据我父亲日记的记载及大学学友、贵州省冶金设计研究院谢庭元高级工程师讲述：一九五四年二三月间，我父亲任汞矿工程师兼生产计划科科长，当时贵州省工业厅技术干部培训学校的毕业生吴业自、郭顶天在其属下工作，由于他们自一九五二年来矿，超一年多仍未转正（按规定一年转正），我父亲向矿人事室负责人×××反映，发生争吵，×××恶言厉色并扬言要整我父亲，暗地派人到安顺收集我父亲的黑材料。原来，在一九四九年，贵州解放前夕，安顺职校（我父亲时任校长）曾发生一起贵州大学学生史健被捕并遭杀害的事件，×××诬陷为我父亲告密所致，方受此无妄之灾。后经近三年的查实，这个事件与父亲毫无关联。

父亲后来给我们讲起这件事时还说，他读大学时，也参加过进步学生的活动，因此十分同情这个学生。不但没有告密，出于保护目的，还再三交代接纳这个学生躲藏的范永发老师（后贵工机械系主任）：一定不要让他随便出门，以免被抓捕。谁知这个学生不听，去参加舞会时被发现。

母亲被误传为反革命

“三年自然灾害”后，全国人民，包括矿山人，还没完全从饥饿中苏醒过来，一场围剿式的四清运动又紧随其后。贵州汞矿是中央“四清”运动的重点单位，是“一箩鸡蛋滚下坡全烂了”的小台湾。一夜之间，武装人员包围了整个办公大楼，所有机关领导，包括各科室工程技术人员、办事职员一个都没逃掉，全被围在大楼里，人人过关写检查。同时，一夜之间，万山揪出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张泽长反革命集团，整个矿山阴云密布，人心惶惶。

（注： 上世纪六十年代矿上的群众批斗大会。）

这是个特殊的日子，清晨，当红太阳从“马脑壳”山上升起的时候，《东方红》的乐曲也同时开始在矿机关上空回荡。播音员开始播放重要新闻：“贵州汞矿挖出了以张泽长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它代表‘四清运动’取得了辉煌成果，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我拿了张小板凳，准备到学校集合，前往机关大操场参加全矿和万山特区召开的深挖狠批张泽长反革命集团万人大会。

临出门时，我回头看了看母亲，母亲身穿的是一件黄灰相间的短袖衬衣，很好看。

到了大操场，人头攒集，到处都布有荷枪实弹的士兵和佩戴红袖套的民兵，气氛紧张。我们学生被安排坐在了划定的靠后位置。

远处主席台上方悬挂的大红布上写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彻底粉碎张泽长反革命集团”的横幅，主席台下方左右两侧，用木板搭了两排批斗台，那是反革命站的地方。

张泽长被抓了上去，他的“反革命”同伙被抓了上去，每抓上一个反革命，我们就好奇地“轰”一下从矮凳上站起来，踮起脚尖，伸长脖子寻找缝隙往前看。每个被抓上去的反革命分子脖子上都挂着一块名字上打了大红叉、写着罪名的大白牌，站了长长的两大排。接着各单位各坑口的代表纷纷上台，义愤填膺地揭发批斗。

学生爱说话的天性是不分场合的，已憋了很久的学生们开始左顾右盼地活跃起来。男同学你踢我一脚，我还你一腿；女同学虽不敢大声嬉笑，但也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

揭发批斗在继续。突然听大家在喊叫：“把她抓上去！把她抓上去！”

“樊静帆母亲被抓上去了！”听到同学兴奋的叫声，我脑子里“嗡”的一声，犹如五雷轰顶，对我来说简直太突然、太不可思议了。我妈怎么跟政治扯在了一起？

“有人压她的头，她不肯低头！”同学们的话声再一次穿进我的耳膜，直刺心尖。一时间天塌了，地陷了，母亲站上了批斗台，母亲成了反革命！？

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我心疼母亲，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我的头低得快贴近地面，任由眼泪流在洒满阳光的水泥地上……

会散了，同学都躲开了我，我也不知怎么到的家。家里一片死寂，父亲、哥哥、妹妹、弟弟都阴沉着脸，唯独没看见母亲。时间好像凝固了，没有一个人说话，也没有一个人问为什么，大约过了一个钟头，母亲回来了，出门时的风采不见了，好看的衬衣也皱皱巴巴的，口中直叫“冤枉”。

原来食品商店在头天就开过揭发批斗会，母亲在会上发言：“上个月，我到我们家后门坎上的人家借东西，见过张泽长一面，张泽长说我长得像他的姐姐，我也没多在意，借了东西就走了。张泽长反革命集团被挖了出来，说明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隐蔽性，同时也告诫我们要随时提高警惕，防止身边隐藏的反革命。”

这段发言，正好被单位用作第二天批斗大会的发言。这段发言使会场群情激愤，口号声此起彼伏，因此广播听起来走了样，直接导致飞来横祸！只要跟“反革命”三个字沾边，管他什么人，是什么情况，抓上去再说。这就是所谓的群众运动，这就是上面所掌控的方针政策。不过，让家人松了一口气的是：会散了，所有反革命都被押了下去，只有母亲留在批斗台上不肯下来，非要向领导讨个说法不可。还好，领导亲自前来表示歉意，并留下一句话：“我们没叫你上来嘛，是你态度不好，群众的呼声太大嘛！”

这两句话算是澄清了事实，道出了原委，但有谁能听见？这以后，母亲被误传成了“反革命”。

第二天上午，哥哥被撒掉了学习委员，妹妹从班长位置上赶了下来，我也不能当文娱委员了……

在文革结束后的一九七八年底至一九七九年初，当年轰动万山的张泽长反革命集团案得到彻底平反，被判刑的获得释放出狱，被遣送回乡的落实政策返矿安排工作，但经不住磨难自杀了的也就不了了之了。

四、从不停歇的脚步

（注： 父亲的日记，记载了我国第一个炼汞高炉的兴建过程。）

（注： 建于二坑的大型高炉。）

父亲一生跌宕起伏，逆境时：蹲过监狱、进过学习班、下放劳动过；顺境时：当选过省人大代表，受过当时国家最高领导人接见。但父亲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从不萎靡不振，也从不妄自菲薄，以一种激昂的热情在矿山工作着。

开创历史的先河

我从小就知道万山汞矿的（实际也是我国的）炼汞高炉是我父亲设计的，尽管大家也都这样说，但依据何在？二零零九年，我和静帆萌生了要为这座千年古矿，为那些曾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过以及关心这块土地的人们编写一本图文史。在贵阳父母的旧居中，翻阅父亲留下的从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七九年十月在汞矿工作近三十年的近三十本日记和工作笔记。从中查阅到了，一九五三年父亲设计建造我国第一座炼汞高炉的详细记载：

“三月设计高炉，四月设计完毕……九月十四日第一座高炉完成进行烘炉。十五日下午五时装料冶炼，初步试验日炼矿砂六吨，燃料木炭百分之四、焦炭百分之二……我们提出保证一次试验成功的诺言付诸实现。九月二十二日……共冶炼矿砂四十三点五吨，实收得汞二百零八点五公斤，估计尚有淀泥水银八公斤，烟道水管水银四十五公斤，因鼓风剧烈遗散出去水银十公斤，共获汞二百七十一点五公斤，回收率百分之六十一点八。”

从此，千年古矿终于结束了土灶炼汞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开始，正如《贵州省志·有色金属工业志》所写：“翻开了我国炼汞史上新的一页”。高炉炼汞在贵州汞矿全面铺开，贵州的其他临近汞矿，包括外省（湖南新晃汞矿）也学习贵汞采用了高炉炼汞；从此，高炉炼汞贯穿于贵汞生产史的始终，从一九五三年开始，到贵汞二零零一年关闭，有四十八年近半个世纪的生产历史，全矿产汞总量约百分之六十五为高炉所产。

但高炉炼汞也不是一帆风顺的，随着设计者的命运而“起伏”。贵汞第一座高炉诞生不到一年，我的父亲就遭受了“不白之冤”，被关进铜仁监狱进行历时三年的审查，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终于澄清出狱。在近三年的时间，汞矿没有增加几座高炉，年产量也仅仅维持在一百到三百吨之间。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父亲全副身心投入到高炉扩大化、中大型化的设计中，至一九五九年完成了二十吨，三十吨，四十吨，直至五十吨高炉及七吨、十二吨、二十四吨瓦片炉成套设计图纸。一九五八年开始大力兴建高炉，到一九五八年十一月，贵汞新建高炉瓦片炉共二十座，其中五十吨大型高炉就有八座（见一九五八年日记）。

此后仅两年，据一九六二年二月贵州汞矿上报省冶金局“重点冶金工业企业基本情况”统计表统计，截止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底，全矿共建冶汞炉七十八座，其中大型高炉四十座。大型高炉的投产是矿山年产破千吨不可或缺的基础和根本保证，正如《贵州省志·有色金属工业志》所记：“贵州历史上产汞最高的一九六零年，二千二百吨汞全是高炉所产。”父亲出狱后两年，即一九五九年，贵汞全年产汞首创我国历史上单座矿山破千吨的记录，接着的一九六零年至一九六二年，四年突破千吨大关。其中，一九六一年是产汞最高年，达一千二百六十二吨。这段时间为偿还因朝鲜战争而欠下苏联的债务，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被周恩来赞誉为“爱国汞”。

一九六三年十月，父亲作为贵汞工程技术人员的代表到北京参加了冶金部组织召开的全国有色系统总工程师会议，受到了当时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的亲切接见。

（注： 樊隆晖出席一九六三年十月冶金部召开的全国冶金系统总工程师会议，受到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接见。）

瓦片炉的诞生

高炉成了汞矿生产的主力军，但大量堆积的粉碎矿不宜用高炉处理，父亲在自我鉴定中写到：

“鉴于当时地面积存大量粉碎矿无法冶炼的生产被动情况，引起我责无旁贷的责任感，经过独自的审慎探索，冒着试验失败的风险，提出承担引用国外瓦片炉处理粉碎矿的实验，仅凭书本资料向冶金部写了《解决粉碎矿的处理问题与取消土炉，引用直井瓦片炉，初步扩大设计报告书》。经部批，拨专款建炉。由我负责设计出具有司柯梯（Scott）炉型特点的二十四吨/炉·日双直井大型瓦片炉，并参与了瓦片炉构筑炉的施工指导。一九五九年国庆前夕建成，并转入正式生产。实践证明，设计是成功的，各项技术经济指标和生产能力都达到国外同类型瓦片炉水平。年冶炼矿石八千吨以上，可收回地面积成碎矿中的金属汞三十吨，这项成果受到冶金部表扬，并于次年在贵汞召开的全国几十个汞生产兄弟厂矿上百人的矿长、工程技术人员参加的全国汞生产技术分现场交流会上，将这项成果列为主要交流内容。我向大会作了直井瓦片炉炼汞的报告。瓦片炉和高炉配套，可以处理井下采出的全部粗矿和粉碎矿，是汞冶炼技术中的一项重要成果。”

瓦片炉一直使用到能处理粉碎矿的沸腾焙烧炉的建成投产，历时八年。

原矿入炉炼汞工艺

瓦片炉由于结构复杂，筑炉工艺难度大，建炉费用高，故难以大范围推广。一九六一年，父亲为简化矿山生产设备，减少选矿金属损失，便于生产管理，提出了原矿不分级直接入高炉冶炼的设想。为掌握第一手资料，当年九月父亲即到万山的生产坑口之一五坑跟班劳动，现场蹲点，历时三个月，解决了高炉处理粉碎矿的技术难题。十二月在坑口召开全矿现场会介绍经验，并制定了高炉处理粉碎矿的技术条件和操作规程，发给各坑口学习贯彻。从此，原矿直接入高炉，在全矿铺开。某些兄弟汞矿也借用这一工艺进行生产。

（注： 四坑八座高炉群（一九七二年李杰摄））

（注： 一九五八年的炼炉情况）

（注： 建于岩屋坪分矿的高炉群。）

（注： 依山而建的五坑（冷风硐）大型高炉群。）

（注： 位于二坑杉木董的大型瓦片炉（一九五七年摄））

贵汞生产流程改造座谈会

父亲从不固步自封，虽然我国第一座冶汞高炉是他设计的，但他从不认为高炉炼汞是最好的工艺。在我国当时经济、工业技术水平落后的情况下，高炉是适合国情的产物。但随着大量高炉兴建，对环境污染加重，操作工人汞中毒现象日益严重，并随着矿石品位下降导致冶炼回收率也不断下降等问题的出现，父亲提出了贵汞冶炼生产流程必须进行技术改造的问题。

一九六二年十月，省冶金局在贵阳召开的贵汞流程座谈会上，父亲首次提出“机选—蒸馏”这一全新炼汞的新工艺。这一提议被大会采纳，通过冶金局直接报冶金部批。父亲提出这一方案，是经多年现场工作实践并做了多年实验提出来的。父亲一九五八年的日记中就有记载：他对其设计的竖管蒸馏炉进行了炼汞实验，得出“竖管蒸馏炉技术经济指标及炉身结构数据”。一九五八年的实验，因竖管材料经受不住一千二百摄氏度的高温破裂，实验未能进行下去，但得出的炉身内部结构数据，为今后设计蒸馏炉提供了条件。

（注： 一九五九年九月建于贵汞一坑的我国第一座二十四吨大型具司柯梯炉——双直井瓦片炉。）

（注： 瓦片炉上的标语口号。）

机选蒸馏这一工艺报冶金部后，引起了冶金部的重视，冶金部于一九六三年四至五月在京，同年十二月份在铜仁地区，两次召开贵汞冶炼生产流程改造座谈会。父亲参会，并作为贵汞的代表作了主要发言。两次与会人员，均是我国有色系统内的技术权威，包括有名的中南矿冶学院赵天从教授。但由于某种原因，冶金部批第二次会议提出以沸腾焙烧炉为贵汞流程改造的主流程来发展，“机选—蒸馏”仅做小型实验。直到一九六五年七月，时任矿长刘廉到北京冶金部开会还反映汞矿党委对沸炉流程的反对意见，受部批评无果而归。

（注： 一九五八年樊隆晖日记中关于蒸馏炉炼汞试验的数据。）

当时沸炉，苏联也仅在实验阶段。沸炉优点：能大量处理粉碎矿，但缺点是：炉身结构复杂，建炉费用太高，生产工艺繁复，冶炼成本很高，维护修理难度大。更大的问题是对环境污染严重，且无法解决。贵汞新建的大型七点五平方米（两台三点七五平方米合称）沸腾焙烧炉，从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投产，到一九八零年四月被拆除关闭，生产了六年零五个月，仅产汞一千零六十六吨，只占全矿产汞总量的百分之六不到。

一九八一年，贵州汞矿终于开始以“机选—蒸馏”为主流程冶汞，蒸馏炉产汞四千七百八十六吨，约占全矿产汞总量的百分之二十五，这一工艺一直用到贵汞关闭。这一曲折经历历时近十八年。

蒸馏炉炼汞实现了父亲多年的夙愿，这时他已调至省环保局工作，负责全省新建企业“三同时”的审批，但他仍然关心贵汞的发展，只要与贵汞有关的环保项目，父亲就会大开绿灯，毕竟父亲一生最美好的时光献给了贵汞，献给了中国的汞工业，对贵汞怀有深厚的感情。

（注： 沸腾炉。）

贵州汞矿的生产单位

贵州汞矿汞和朱砂的生产单位，由位处万山地区的几个“坑口”、一座“冶炼厂”以及分布在其它地方的几个分矿组成。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贵汞曾有多达八个坑口。除一坑外均是解放后所新建。各坑口采、选、冶曾一度自成体系，各坑口矿产储量不同，开采时间也长短不一。

父亲常到各坑口、分矿去检查工作，现场解决生产中出现的问题。父亲也常带我到各坑口去，坑口的工人，技术人员包括坑长们对父亲十分熟悉（父亲日记里常有记载，在某坑口召集全矿各坑长解决、探讨生产中技术问题的现场会），他们都很尊重父亲。我深切体会到了在生产一线，在实际工作中，解决生产技术问题的能力才是王者之道，假大空是没有市场的。

与父亲在一起工作过的张建兴高工（较长时期担任过汞矿科研所所长，负责新产品的开发。工作上的原因，和我们家走得很近，认母亲为姐姐，我们喊他张叔叔，是《万山千秋》一书的技术顾问）说：在冶炼组，你父亲就是舵主，他定大方向，他掌舵我们去执行。

（注： 建于悬崖上的冶炼厂遗址）

我们还采访了父亲下放劳动时一块工作过的陈家友高工（曾任冶炼厂厂长），我们没有与其约稿，但两天后他交了一篇《缅怀樊工程师》的稿子给我们，语言朴实，情感真切，令人感动。现摘录如下：

“我一九六零年八月从贵州省冶金工业学校毕业，被分配到贵州汞矿工作，一九六一年八月份调到总矿技术监督科工作，到矿后与樊工程师认识，经常一起下基层检查工作。一九六四年我由矿技术监督科调到四坑技术监督站，主要搞冶炼技术监督兼冶炼技术员和选冶队长。

一九六八年，正处于文化大革命高潮，矿里搞干部下放劳动，樊工下放到我们选冶队，在冶炼车间与工人同劳动。看到高炉加料、下渣、出汞劳动强度大，劳动条件差，他提出进行技术革新，完善工艺，改善劳动条件，保护工人身体健康，对7-8号四十吨高炉进行改造：一是将人工下渣改为机械下渣，大大减轻工人劳动强度，深受工人同志的欢迎；二是为了提高高炉处理能力，搞强化鼓风，由原来日处理一百六十吨提高到一百八十吨，提高了入炉量和产汞量；三是过去出汞的汞炱处理是用锅炒，汞的挥发量大，工人操作汞中毒严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樊工提出由火法处理汞炱改为湿法浓缩处理；四是人工加料改成皮带运输机加料。以上技术革新的成功，改善了工人的劳动条件，提高了产量，提高了冶炼回收率，对提高经济效益起到巨大作用。

樊工程师平易近人，对工作一丝不苟、兢兢业业，为贵州汞矿冶炼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我们工程技术人员的榜样，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好工程师，我们永远怀念他老人家。”

父亲平时为人低调、谦和，不张扬。从铜仁回来后直脾气改了不少，有人说，照以前的脾气和性格，一九五七年反右是躲不掉的。但父亲对下属和同事从来就很好，在工地上看到电杆倒地会帮电工一起拉起来，凡和他相处和共过事的人均对他留有很好的印象，所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从未挨过批斗，即便在科室学习中受到的批评也是善意的（见科室学习日记）。

贵汞的坑口出于采矿和冶炼上的需要，往往建在险峻的地势上。我记得有一次，父亲带我去二坑，从位于山上的二坑职工生活区下行到位于几百米山谷底的生产区，是没有道路可走的，需经建于沿悬崖壁边上，用木板架构的上千阶的长约一点五米、宽约零点四米的栈道，很是危险，一般不敢往栈道外观望，工人上下班均走这条栈道。在山谷底，即是贵汞最大的采矿坑口——大平坑。从坑内采出来的矿石，经简单处理后，直接送入建于山谷底的几座五十吨大型高炉和二十四吨瓦片炉中进行冶炼。水银的运出或冶炼焦煤的运入，均是通过沿二坑峡谷架设的几百米长的生产索道（即缆车）或井巷公司的竖井罐笼来解决。

（注： 樊隆晖“浓缩汞炱旋流器”实验设计原图（一九七七年）。）

这批坑口的建设，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完成的。除建于以上坑口的高炉、瓦片炉由父亲设计外，这几个新建坑口冶炼厂的选址，总体设计，现场施工指导，投产实验，父亲都直接参与，并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在父亲日记里均作了详细记载。

前无古人

父亲在汞矿工作期间，从工作部门的调动可看出汞矿的发展过程。

一九五七年，父亲从铜仁回来，任汞矿设计科冶金工程师，并担任冶炼组负责人。当时，冶炼设备还处于从土炉转变为高炉的过渡期，矿山还处于较为初期的发展阶段。最重要的工作，当然是生产足够多的冶炼设备以满足生产发展的需要，这是汞矿当时第一重要的工作。父亲在设计科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至一九五九年，完成了一系列高炉及瓦片炉的成套设计图纸。可以说，设计科是当年贵州汞矿最重要的技术部门。从一九五九年矿山机构框图中可看出，设计科直接归矿长管辖。

一九六一年底，大量高炉兴建的任务完成后，最重要的是维持生产的正常进行、设备的正常运转、解决生产中随时出现的各种问题。一九六二年，父亲调汞矿生产技术科，任冶金工程师兼冶炼组负责人，负责全矿的生产。高炉原矿入炉，螺旋汞炱机的实验使用，正是在这段期间，由父亲提出和设计的。

一九六五年，在生产能正常进行、设备能正常运转的情况下，生产技术创新又提到了贵汞的日程上来，为此汞矿成立了中心实验室。父亲又被调往中心实验室，为冶炼组的负责人。为提高入炉矿量、增加回收率、减少金属汞的损失、降低废气排放，对高炉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技术改造及技术创新。为此，从一九六六年一月到十月，做了强化高炉炼汞实验，主持设计了含三个强化一个净化（强化冶炼，强化收尘，强化冷凝，尾气净化）的新型鼓风炼汞高炉。高炉强化鼓风进行汞的冶炼，在世界上属于创举，这一全新工艺实验成功后在全矿全面推广。在此基础上，还主持设计了一座实现机械排渣，采用波纹水套管冷凝装置的大型高炉。

一九六八年十年动乱期间，父亲下放到四坑劳动，在现场设计改造了两座大型高炉，使冶炼能力从每炉每日四十吨提高到了六十吨；高炉机械化和流水作业线正是这段期间设计和实现的；父亲还在这段时间推出了浓缩汞炱水流旋流器，湿法处理汞炱的装置，回收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五，通过汞炱的处理获得的汞产量占了当时生产总量的近百分之五十，可见汞炱的处理技术有多重要。“旋流器”这一技术对操作人员完全无害，一直用到汞矿关闭。

（注： 螺旋汞炱机设计原图（樊隆晖一九六四年《螺旋汞炱机》论文附图）。）

四十吨（或以上）/炉·日矿石处理量、原矿入炉、强化鼓风焙烧、强化收尘、强化冷凝、废气净化、机械化作业、半机械化生产线，这些构成了贵州汞矿现代化大型高炉的基本要素。就高炉炼汞而言，贵州汞矿当时已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注： 高炉强化炼汞工艺流程示意图（樊隆晖一九六六年《贵州汞矿强化高炉炼汞试验小结》）。）

接下来，环保提到了父亲的日程上。一九七三年，父亲在四坑采用焦炭填料塔，间歇喷洒某种药液的净化塔，对高炉炼汞尾气进行了高达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净化实验。这项工作被冶金部列为一九七四年、一九七六年的重点科研项目。贵汞为此项目的主要承担方，父亲为项目负责人。这项实验从一九七四年始至一九七八年底结束，高炉、沸腾焙烧炉净化效率提高了百分之八十五到百分之九十二，获冶金部表扬。由于父亲在一九七九年十月调离贵州汞矿，至省环保局工作，故来不及申请技术鉴定，但这一实验被有效地应用于贵汞后期的生产实践中。

（注： 炼汞尾气净化实验。右一为樊隆晖，右二为卫研所刘光铨（一九七五年一月摄）。）

父亲做的事情一桩接一桩，真让人有点目不暇接。在我翻阅细读父亲的日记及留下的技术资料时，这种感触尤为深刻。

我在编写《万山千秋》这本图文史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尽可能全面地反应汞矿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的历史。全面、真实是这本图文史的价值所在。为尽可能多地收集除父亲以外的其他人的资料，多次走访或电话采访了众多贵汞其他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但由于很多人都已作古，资料欠缺，所以在“图文史”里，采矿、选矿的内容就显得要简单一些，而在冶炼方面，我也想更多的记录其他工程技术人员的工作，但我发现，冶炼上的每一项技术几乎都离不开父亲，他在汞矿做的工作，几乎就是贵汞五十至七十年代末冶炼工作的全部内容：高炉瓦片炉的诞生、原矿入炉、强化高炉炼汞、高炉机械化流水作业线、汞炱的处理、新生产工艺流程的提出推广、炼汞尾气废水净化等等，几乎每一件工作都是父亲主持，都是他所设计，想回避都回避不了。我真正体会到了父亲离不开汞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汞矿冶炼生产技术的发展也离不开父亲。父亲对汞矿所作的贡献之大，虽不能说后无来者，但绝对可说前无古人。

五、爱是那样无言

一九四五年，八年抗战结束，父亲也正好这年大学毕业。当时国民党政府选派一批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去接收台湾，条件相当优厚，父亲很多同学去了，他却放弃了这个机会，到安顺国立贵州大学附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任校长。

一九九一年，四十多年过去了，父亲的同窗好友王应田先生（台湾丽正电子公司董事长）回大陆投资，特意从香港转深圳看望我父亲。请我们吃饭时，他拍着父亲的肩膀，意味深长地告诉我：你父亲比我们有志向，我们是怕找不到工作去台湾的，他考虑的是要救中国，要提高国民素质，首先要从教育入手，所以才放弃去台湾当接收大员的机会。

贵州历来都是落后省份。办学要想得到拨款是很困难的。缺师资，缺办学经费，父亲既当校长又当老师。没有资金，就带领学生自硝皮革，当时得到的最多资助来自安顺商界知名儒商戴子儒先生。戴老先生经商有方，且崇尚教育。听父亲说，老先生捐助的银元是装在封了口的圆形铁筒里，由两个家人用车推着送到学校的。多年后，我们与戴老先生的长子，著名作家、书法家戴明贤先生走得很近。戴明贤先生提到当年他的父亲带他去参观这所学校，曾看到过我的父亲；记忆很深的是，他的父亲指着学生勤工俭学自制的肥皂、皮革等物告诫他，要勤奋努力学习，今后好好报效国家。

（注： 贵州汞矿矿机关所在地遗址——今日之土坪。）

一九四八年底，贵州解放前夕，国民党离开大陆至台湾，我舅舅张廷休（当时国立贵州大学创始人、校长，国民党中央委员、陈立夫秘书长）匆忙中去了台湾，由于机票紧张，丢下了他的二女儿。他的二女婿是当时贵州省主席杨森的儿子，他手上仅一张机票，无法前行，就把这张机票给我父亲。父亲谢绝了，他不忍丢下我的母亲和一帆哥哥，这是父亲第二次放弃去台湾，又留了下来。父亲历经磨难，却从不气馁从不抱怨，很有骨气，一身刚正。正如一帆哥哥所说，不管顺境逆境，他都埋头工作，不断创新，不断出成绩。如果说这不是出于一颗爱国之心，又是出于什么呢？

父亲出生于重庆长寿一个乡绅之家，爷爷很有学问，很正派，时任长寿副参议长。爷爷从小对他的教育就很严格，教他如何做一个不阿谀奉承的人，做一个有教养有学识的知识分子。年轻时，父亲独自去重庆求学，一件触目惊心的事改变了他的人生，确立了他的世界观。

那是在重庆的一个清晨，当时父亲还是重庆一所化工高职技校的学生。这天天气晴朗，他和同窗好友朱学校（解放后任贵州冶金学校校长）正在沙坪坝河滩散步，突然传来凄厉的空袭警报声。没过多久，数架日本飞机就飞抵重庆上空，紧接着四处响起了轰炸的爆炸声，人们纷纷逃避，他和朱学校也赶快朝岸上躲，但因为是在滩途河沙上，跑不快，一个趔趄，父亲跌落到一个刚爆炸过的弹坑里。这时轰炸更加猛烈，已跑到前面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朱学校转回头，一把将他从弹坑里拽出来，拉着继续往前跑。当天炸死的人无数，看到从被轰炸闷死在防空洞里清理出来的一排排尸体，父亲发誓要努力学习，投身于国家建设，实业救国，强盛祖国，外御侵略。随后他与朱学校相邀，报考了国立贵州大学矿冶系，开始了他又一轮的求学。

父亲两次放弃了去台湾，我问过父亲，你怎么选择了去贵州偏远的万山？父亲沉思了一会儿说，我学的是冶金专业，水银是军工战略物资，主要用在枪炮上，抗战时，我们之所以被小日本侵略，就是我们军工物资匮乏……万山汞矿是中国最大的炼汞基地，只有到那里我才会有用武之地。

在万山时，父亲总是加夜班很晚回家，而母亲心脏不好，早早就睡了。父亲母亲的交谈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我最记得清楚的是，父亲对母亲说过这么一句话：“不管碰到什么困难，受到什么打击，我们做父母的都不要在六个子女面前表现出来。我们的坚强就是他们的力量！”

我最受伤害的是：文化大革命中期，我们班团支部书记向全班说，班上团员和要求进步的同学，我点到名的，到下面操场去集合。全班四十五个人，我的心砰砰乱跳，点到二十个人了，没我！四十三个了，还差两个，我呼吸都快停止了，四十四个都离开了教室，只剩孤零零的我……平时我这人特别爱哭，像母亲，谁家有什么伤心事，我都会陪别人哭一场。

记得有次母亲带着我和几个妹妹去电影院看印度片《永恒的爱情》，悲剧的结局让我们母女几个哭得抽搐起来。电影结束了，高航妹妹不见了，原来她哭得缩到椅子下去了……但很怪的是，这时呆在静静教室里的我，竟一滴眼泪也流不出来。

下乡当知青时，我在大家的眼中是樊家资产阶级大小姐。生产队犁田的牛生病了，我当过牛，拼命拉着泥耙在烂泥地里犁田；村寨失火，我冒死救火，跳进粪坑里端粪水灭火；听到村里的产妇怀抱婴儿大叫救命时，我冲进屋里用双手抓住吊在墙头上的大蛇拼命往下拽……大队四个生产队的知青，陆陆续续都被抽调回矿后，我没流一滴眼泪，二十四个知青中只剩我一个女孩在生产队挑粪、犁田、砍柴、割草、种菜、做饭……直至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才离开了农村。

在公社和生产队，表现很好的一帆哥哥，汞矿抽调时也没他的名字。还是松桃县委书记吴向必下乡时很欣赏哥哥舞台上的表演，才由松桃县抽调到县拖拉机厂当了工人。一帆哥哥尽管在工厂搞了很多技术改进和革新并多次考大学获前几名，只因父亲档案里受台湾舅舅张廷休的影响，注有“特嫌”两字，几次落选。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后，才考取了大学。

我的大妹妹啟帆，从小信奉马列主义，算是与家庭划清界限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被汞矿从乡下抽回矿中读高中。这个妹妹与哥哥弟弟一样，成绩册上从来都是九十分以上，虽当上了工农兵学员，矿里提出的条件却是不能学她钟爱的理科，只能学文科。

（注： 上世纪50年代机修厂前身总械师室自制的电力变压器）

弟弟张帆很聪明，小学时就跳级，读上了初中，因年龄还未满十四岁不能下乡，才留在了父亲母亲身边。弟弟今天在这里做做泥水工，明天到那里搬搬拆迁房，后天又去养猪杀猪，现拇指还有被猪咬过的伤痕。弟弟只读到初中一年级，就遇到了文化大革命，一九七七年高考的前四个月，他一气自学完了初中、高中的所有课程，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大学。

除了哥哥和弟弟，我共有三个妹妹。两个最小的妹妹是在父亲从铜仁无罪释放回到汞矿后出生的。她俩乖巧，漂亮，父亲母亲尤为喜欢。时值三年自然灾害和四清运动，父亲母亲考虑了许多，犹豫了很久，从前途着想，为了不让她们受家庭连累，不让她们重蹈哥哥姐姐“家庭出身不好”的覆辙，狠狠心咬咬牙，把她俩送给了在安顺没有生育的姨妈姨父，改了姓。

（注： 万山具有六百多年采矿历史的黑洞子。）

她们虽与养父养母感情甚深，但内心总免不了有种被遗弃的失落感。好在父亲母亲很体谅她们的感受，也很想念她们。每年寒暑假，不是接她们回万山，就是我们几位哥哥姐姐到安顺去看望她俩，用家庭的亲情去抚慰她们，用学习的氛围去激励她们。恢复高考后，两个妹妹同样以优异的成绩非常顺利地考取了大学。

我们家六兄妹，只有二妹妹是从乡下抽调回矿山，占了汞矿一个名额，仅此而已。在汞矿安排矿山子女工作名额的比例中，我们家是安排得最少的。

隔壁一位老工人，当地人称他为“满满”（大概是指在家里排行最小吧），他的大女儿秋湘（化名）初中毕业，人很老实忠厚，但书读得不怎么样。她从乡下抽调至矿机关，安排在我父亲的科室，做我父亲的描图员。那些抽调回来的年轻人或安排在矿小教书，或到铜仁城当营业员，或送到凯里零八三厂当工人，我一个都不羡慕，独独秋湘的工作让我几夜几夜不能入眠……做父亲的描图员，在当时是我最大最大的愿望，最纯最纯的梦想。从小父亲发现了我爱好艺术的天赋，常鼓励我弹琴画画，练练书法，写写仿宋字。每当父亲在家加班时，就会让我陪在他身边。他准备了两幅绘图板，把绘画的磅纸用图钉钉在绘图板上，一幅是他搞设计的，另一幅就是让我画画的。当年我用父亲的描图纸画的十几幅折叠式的“毛主席去安源”等画，配上用美观工整的仿宋体书写的文字，用晒图纸晒出后，十分精美，矿机关与父亲相处较好的叔叔阿姨都前来索取。

秋湘的描图员工作对我来说是那么不可企及的奢望！秋湘真是上帝的宠儿，不久，她又作为工农兵学员被保送到上海复旦大学读核物理系。仅初中文化的秋湘，自己也感到书读得十分痛苦，课堂上几乎不知老师所云。她那只字不识的母亲很感自豪，逢人便说：我秋湘在上海读“全无敌”，因她母亲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核物理，文化大革命就背得毛主席诗词里的“全无敌”一句，便张冠李戴，以为“核物理”便是“全无敌”了。我的哥哥，弟弟妹妹，成绩都那么优秀，为什么就轮不到她们？秋湘的父亲，是我父亲初到万山时招进来的工人，仅当了两年坑长，就因矽肺病而在家休养。为什么他女儿就那么有福气，样样都轮到她。不服呀，不服又能怎么样？

我感受得到父亲母亲的眼神里带有几分愧疚，好像是在责备自己连累了子女，我们兄妹都能读懂父亲母亲的心思，理解父亲母亲的苦衷，反过来还装成轻松的样子安慰他们：没关系，我们会再努力，我们会有出息的。

从小父亲母亲对我们的教育既严厉，又很讲究方式方法。墙上贴的那张作息表，至今一帆哥哥中学时的同学仍然印象深刻：五点至六点半晚饭后自由活动；六点半至八点半晚自习，完成各科作业；八点半至九点洗脸洗脚，关灯睡觉。这张作息表养成了我们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一帆哥哥从小就很聪明，父亲很注重对他智商的开发，小时就鼓励他把家里的收音机、钟和表拆开来研究，然后指导他复原，所以他对机械电器类的东西都十分精通。我只记得父亲因学习打过弟弟妹妹的手板，但也仅一次。我们的功课一直在班上，甚至年级里都名列前茅。很奇怪的是，父亲从不逼我，让我自由发展。

哥哥现就职于深圳某国家机关单位；弟弟继承了父亲的事业，读大学时报考了冶金系，毕业后工作于贵州省冶金设计院；高航妹妹是高级工程师；小平妹妹研究生毕业。

我想我们兄妹经历过的这些磨难，让我们的内心足够强大，这强大的源头，还是源自父亲母亲。他们用默默的爱，用看似瘦弱的双肩支撑着我们兄妹，让我们健康地步入人生！

父亲活着时，常念叨的一句话是：“你们六个子女是我最大的财富”；临去世时说的话是：“我最舍不得离开的是你们这些孩子”。

（注： 2005年樊隆晖及子女摄于深圳滨海生态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