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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纪事（一）
麻山流传的英雄史诗《亚鲁王》
我第一次接触“民间文化抢救”，是在十一年前的二零零二年二月。那时，我参加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研讨会”。冯骥才先生作主旨发言，并发起了全国百名专家签名的《抢救中国民间文化遗产呼吁书》。这是一份庄严的宣示。与会专家言者津津，要对神州大地的民间文化如同当年的巴黎那样，“大到教堂，小到汤匙”进行一次“地毯式搜寻”。专家们热血沸腾声光焕发，一个个仿佛开了天眼，把平日里在田野上的奔走和书斋中的思虑升华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一位老先生说自己就想唱国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不做，谁做？我们不为，谁为？回想起来，那是我当年浮沉于“会海”中的一次情怀暖暖刻骨铭心的会议。
十一个春秋转瞬流逝。为了“与国际接轨”，在许多官方场合，“民间文化”都被“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新鲜而拗口的名词所替代。后来，它又进一步被简称做颇为费解的“非遗”。不过，在持续而强大的宣传攻势下，如今连一些非常偏远的山寨村民，也因为普查人员的频频光顾而说顺了“非遗”这个词儿。
“非遗”就像一只只喜鹊飞临，给山寨带来了大喜大吉。农村最基层的干部首先接受了“非遗”。这种接受除了惯常的对上“服从、执行”之外，更多了一份本能的赞同。因为他们土生土长与村民的习俗相同，内心深处也有着与村民们一样的信仰，但因为拿着公家俸禄，事事必须“唯上”，对那些几十年来被上面划入另册的玩意儿，自然不敢公然提倡。风水轮流转。走到新世纪的门槛边，他们陡然感觉到世风变了，于是多年来被压抑的热情就井喷了。那些从前只在民间闹腾而不被官方看好的、甚至在某些运动中被“炮轰”“火烧”的歌师、绣娘、手艺人一个个都咸鱼翻身了，有的被评选为风风光光的“传承人”，从此登堂授徒，每年还能够拿到政府颁发的数额几千元的津贴，超过了辛苦一年的农事所获。这真是做梦也没梦到过的覆地翻天啊。
（注： 亚鲁王传人。杨正江摄）
不过，随着各路喜鹊的登临，林子的高枝筑上了各式鹊巢，农村里各色人等又在“非遗”的旗帜下重新洗牌。外界看到的，多为被旅游包装得艳丽养眼的“民族风情”；一些本来年事已高的传承人生活已经难以自理，事业的光辉日渐黯然；各级文化干部轮岗换茬，继任者不想再理前朝旧事；那些曾经为非遗的开创性事业殚精竭虑、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专家们，包含十一年前提笔郑重签名的百名专家，在增长十一岁的年龄的重负下，如今垂垂老矣，再赴田野，也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如今，我也过了可以倚老卖老的古稀年岁，只是因为我不时仍在乡间云游，所以对这片熟土熟地熟人熟事总有些习惯性的萦系。
每每动步，就会发现一连串过去不曾出现过，甚至没想过的事儿，犹如潮水一般涌现，引人思虑而不太安怀。今天来回顾“非遗”的第一个十年，有着极强的现场感。对那些已经做过或是刚刚做完的事情，可以在激情的余温未退，人还在，现场还十分鲜活的情况下予以检省，予以补救。这就是我写作“非遗纪事”的初衷。
近四年来，我关注最多的地方是贵州麻山。过去，人们是在提及“长征路”、“剿匪”、“扶贫”等等带有“运动”、“中心”色彩的工作时才会记起这里。而今却是因为这里有一个传唱千载的国家级“非遗”项目——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让世人震惊。
六个县交界处的麻山地区被坊间称为“提起麻山，头皮发麻”之地。它是贵州最贫瘠的山区之一。你站在麻山的边缘向山里眺望，重重叠叠的山峦光秃秃的，像浪涛忽而涌入你的眼帘。无边无际的“石漠化”，鸟儿也鲜有光临。玉米和洋芋零星地种植在石头旮旯里，道地的“有机”产品——买不起化肥非遗纪事农药，再现代化的农机具也无用武之地。大自然在慷慨赋予人类各种资源比如水、土、原始森林之时，麻山都被遗忘了。麻山苗人们大多通过挖水窖蓄积天然雨水饮用。连续几个晴天之后，那水窖里幽幽发绿的存水也有如琼浆玉液。
麻山苗人的生存环境是恶劣的。在《亚鲁王》唱诵最为完整的麻山腹地宗地乡大地坝村，人均年收入曾经数十年在四百一十元以下徘徊。那么，他们的日子过得怎么样？他们快乐吗？答案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否定。可是，只有走进苗人家里，你才能够深有所悟——快乐并不与物质的享有度成正比（当然也不是反比）。快乐是一种体验和感觉。如果一个族群长年累月只是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干活，吃饱了穿暖了，而没有对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反思，没有娱乐休闲，又从何乐起？而相反呢，虽是一箪食一瓢饮，日子却不乏异彩纷呈。那些你在城市没见过、没想过的民族艺术，让你目不暇接。苗人们的日子年年岁岁自得其乐，也许比纠结于各种利害得失的城里人快乐啊。
一个数字让人感慨：据初步调查，麻山的三十万人口中，有着大约三千名歌师，占人口数的1%。麻山歌师是干什么的？答曰：唱诵英雄史诗《亚鲁王》的。当地苗人称他们为“东郎”和“宝目”，当地布依族人和汉人称他们为“摩公”。在山外，可是没有见过这样的“职业”文化队伍啊。
（注： 黄老金，《亚鲁王》歌师，今年已98岁高寿。（杨正江 摄））
（注： 亚鲁王传人。（杨正江 摄））
（注： 麻山苗族妇女。（杨正江 摄））
（注： 葬俗。（杨正江 摄））
那么，二零一一年当《亚鲁王》进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后，这些专事唱诵《亚鲁王》的东郎、宝目各方面状况有什么样的改变呢？他们被摘除了“搞封建迷信”的帽子——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它关乎东郎和宝目的政治生命。就在此前的二零一零年冬季，紫云县文广局对他们进行普查登记的时候，他们中的一半以上人还战战兢兢，怯于承认自己东郎、宝目的身份，因为他们中的年长者“文革”中挨批斗的惨痛遭遇还历历在目。
而这次《亚鲁王》上了国家级非遗名录，中华书局又在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出版了一万零八百一十九行的《亚鲁王》第一部，二零一二年二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出版成果发布会，东郎代表陈兴华还在大会堂表演了史诗的唱诵。这些不期而至的荣誉让东郎和宝目们恍若梦中。
二零一二年，紫云县文广局对宗地乡经过入户普查登记的1778名东郎和宝目颁发了“歌师证”。这一方小小的印刷纸让他们挺直了胸脯，一个个自豪地把它佩在胸前。有摄影师拍摄唱诵的现场照片时想追求“原生态”，让他们把证暂时摘下来，可他们就是依依不舍。小小的歌师证来之不易，这是他们自古传承的亚鲁王文化堂堂正正地被官方认可的标志。
官方对《亚鲁王》如此器重和厚爱，我作为一名麻山的关注者，也感受到融融暖意。不过，我还是不能不想得多了些——在经济地位上，歌师中的绝大多数毫无长进，只能靠自家土地上菲薄的收成和家人外出打工所获，来维持只能饱腹的粗茶淡饭。而歌师因为要花费大量时间来进行不取报酬的传承和唱诵，所以，就是在麻山苗人群体中，他们过的日子也是最艰难、最困顿的，可谓贫中之贫。在麻山苗人内部，念过书的年轻人看到年迈歌师的这般处境，就断了自己接班学唱的念头；老歌师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遁入此道。
歌师的社会地位呢，说不清道不明的情况多多。歌师的民间传承活动并没有得到社会认可，甚至一些从事文化工作的干部也认为，史诗虽然在麻山苗人中传唱了千百年，但外界并不知道；如果不是在普查中发现，它依然默默无闻，最后自生自灭乃至失传。所以在他们的心目中，是普查立了“头功”。人们还是更多地记住、关照了普查、记录者，而对千百年来史诗的唱诵人有着不经意的忽略。
这使我想到了“发现”。不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在长期的湮没、沉寂后露面，都会被冠以“发现”的名头。进一步追究就会明白，那个“被发现”的事物是一直存在的，只是当事者没有话语权，无意也无法向外界传播，于是就产生了外来人的各种“发现”。
（注： 《亚鲁王》歌师用酒浇淋马鬃，与马诀别。（杨正江 摄））
就《亚鲁王》而言，它早已在麻山苗人中传唱经年，其源头没人知晓，其现状不被外界知道，其未来更是难以预测。但它一直是一个看得见、听得着的文化现象。多少年来它不仅是口头传唱，而且其丰富独特的文化生态就在麻山存在着。
普查自然功不可没。千百年的民间传承与普查还是一个源与流的关系。如果没有史诗及其文化生态这个源，没有传承这个源，就不可能产生普查成果。不这么看，也许就本末倒置了。
对于《亚鲁王》这样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会有本末倒置的认识并不奇怪；世界上一些著名的文物景点，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日陷入“存在”与“发现”的谬境。就以柬埔寨的吴哥来说，二零一二年初我第一眼看见那巨型树根缠绕下的大佛，震惊了，迷惑了！时光老人竟造就了这样的奇迹！我深深感到创造者的伟大。有人说，发现者更了不起，因为吴哥是隐藏在热带雨林中的一座保存完好的中世纪神殿废墟。由于战火，曾经显赫一世的王朝于一四三一年覆灭了。生长迅猛的热带雨林淹没了寺庙建筑；对神灵鬼魅的敬畏，让本地土著不敢接近；四处弥漫的瘴气，使得那里成为没有外人进入的圣地。吴哥被尘封了。幸亏那里留下了一部中国元朝使节浙江永嘉人周达观一二九六年撰写的《真腊风土记》。它在中国国内没有流传，却在一八一九年被译为法文传播到西方。一八六零年，一个研究热带昆虫的法国学者亨利·穆傲在读了《真腊风土记》之后，去到了柬埔寨西边丛林，在热带雨林中按图索骥进入了吴哥，并写下了极富感染力的文字。于是，后来的报刊书籍，都把法国学者亨利·穆傲称之为吴哥的“伟大发现者”，而忽略了吴哥的建造者和原始的书写者。
（注： 亚鲁王旗徽。（杨正江 摄））
这是“西方中心论”的逻辑。法国人站在西方的立场俯瞰东方，认为自己的文化大大高于东方文化。西方的发现者也大大高于东方艺术的创造者和书写者。文化是多元的。各种文化在接触的初期，自觉不自觉地都是自以为高、自以为大，且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观念一度在中国文化中的表现甚至比西方还要突出。从六世纪到十九世纪，皇帝们一直以为中国是“天朝”，自己是“天子”。只是后来在剧烈的文化冲突与广泛的文化交流中，情况才起了变化甚至逆转。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观念，自然在世人头脑中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以吴哥之例来对照《亚鲁王》的存在与发现，更有利于我对《亚鲁王》这一文化现象的深入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