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洞小志

叙说

贵阳市西北五十公里的修文县城龙场镇，是王阳明先生谪居、悟道、讲学的地方。这里阳明遗迹甚多，据阳明诗文及各种史料考察，有阳明洞、玩易窝、三人坟、天生桥、陆广渡、木阁山、卧马塚、水滨洞、汪氏园等十余处，主体是阳明居住最久、位于龙冈山的阳明洞，包括阳明洞（阳明小洞天）、何陋轩、君子亭、宾阳堂、王文成公祠（龙冈书院），所以用阳明洞作为龙场阳明遗迹的总称。

明武宗正德元年（公元一五零七年），南京户部给事中戴铣、薄彦徽、李光翰等二十一人，疏劾当时专权擅政的宦官刘瑾，被逮下狱，兵部主事王阳明闻讯上奏，“乞宥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触怒刘瑾，逮系诏狱，廷杖四十，贬为贵州龙场驿丞。阳明出狱后，先回乡看望祖母及家人，然后寄寓杭州静慈寺、胜果寺养病、读书。刘瑾并未罢休，派人追杀他，他伪装投江才脱身。浙江官员信以为真，设祭于江上；家人也不知详情，悲痛欲绝。阳明脱身后，连夜浮舟往舟山岛，遇风转向福建，在鼓山附近登岸，奔向西南山中。在途中巧遇二十年前认识的一位道长。道长问他的打算，他说将远遁。道长说，你亲人尚在，你逃跑了，万一刘瑾迁怒而逮捕你父亲，污蔑你北投元蒙或南走粤闽，怎么办？他听从道长的劝告，北上南京看望时任南京兵部尚书的父亲王华，又回浙江一趟，告慰家人并治行李，然后携二童仆赴黔。正德三年春三月，阳明抵达贬所龙场。

龙场驿是洪武年间水西彝族土司奢香夫人所开九驿的起点，驿道从龙场向西北延伸，经今黔西、大方达毕节。龙场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南经木箐阁、卜野那到贵阳皇华驿，北经扎佐、底寨、养龙坑等驿通播州、重庆府，向西经过陆广、谷里、水西、奢香、金鸡、阁鸦、归化、毕节等驿而通乌蒙、乌撒、云南曲靖、永宁卫（今四川叙永）、永宁安抚司。据民国《贵州通志·建置志》记载，龙场驿仅有“驿丞一名，吏一名，马二十三匹，铺陈二十三副”。龙场是世袭贵州宣慰使的水西土司辖地，故驿站经费亦由贵州宣慰使设馆田三十六亩供给，杂役则由其属下田户自备走供。万山丛中，蛇虺遍地，瘴疬流行，生存环境十分恶劣。居民绝大多数是统称为苗夷的彝、苗、仡佬等少数民族。极少数的汉人大多是中原地区的亡命之徒。阳明初至，驿舍颓不可住，暂择今城南一岩穴畔，结草庵而栖，他名岩穴曰“玩易窝”。未几移居龙冈山东洞，更名“阳明小洞天”。苗夷民众先后为他构建木屋“何陋轩”、“龙冈书院”、“君子亭”、“宾阳堂”，让他居住，讲学。在这里，他猛然“悟道”，开始形成自己的思想，构建自己的哲学大厦。正德五年（公元一五一零年）刘瑾伏诛，阳明量迁江西庐陵知县，离开龙场。阳明谪黔计三个年头，两个整年。

（注： 蒋中正、宋美龄夫妇在阳明洞。）

王阳明离开后，龙冈书院无人主持，遂废。王阳明卒后，每年岁时，远近官绅士民咸往龙场祭祀。嘉靖、隆庆年间，地方大吏修复龙冈山等各建筑，以龙冈书院为专祠祀阳明先生。清康熙二十七年，乾隆十年、嘉庆二十一年、道光二十六年皆有修复，道光二十六年重修后，改阳明祠为“王文成公祠”。嗣后经咸丰、光绪两朝以及民国年间的修复、改建，形成了今天所见到的面貌。一九八五年阳明洞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政府又多次修缮。

一九九八年，贵阳市政府拨款四百万元，在阳明洞大门前东侧兴建阳明园，次年竣工。园中有纪念馆，为砖混结构的四合院式仿古建筑。馆内陈列王阳明生平事迹、手迹影印件、诗文碑刻、修文阳明洞修建沿革、谪黔遗迹资料图片等等。馆前广场塑王阳明与其黔中三弟子群像。

王阳明对自己龙场悟道的分量很自信，他在《夜宿汪氏园》一诗中说：“他年贵竹传异事，应说阳明旧草堂。”果然后来他的学说流播海内外，阳明洞作为王阳明的悟道之地、阳明学的最初传播地，数百年来一直受到海内外专家学者、文人雅士的景仰，朝圣者纷至沓来。近年来，由于旅游业的勃兴，阳明洞作为贵州重要的人文景观，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

（注： 阳明洞壁的刻石。）

玩易窝

玩易窝位于龙场镇南门外一公里，吴家湾与毛栗园之间。千顷平畴之中兀立一座山，西麓有一露天石窟，高、宽三四米，深三十余米。阳明初至，驿舍颓不可居，于此窟外搭一间低矮的草棚而栖，常在洞中读《易》，故命之曰“玩易窝”，并作《玩易窝记》。又作《初至龙场无所止结草庵居之》一诗，描述了棚居的情况：“草庵不及肩，旅倦体方适。开棘自成篱，土阶漫无级。迎风亦萧疏，漏雨易补缉。灵濑响朝湍，深林凝暮色。群僚环聚讯，语庞意颇质。鹿豕且同游，兹类犹人属。污樽映瓦豆，尽醉不知夕。缅怀黄唐化，略称茅茨迹。”万里投荒，冲风冒露，他感到很疲惫，一旦到了终点，找到一个栖身之处，即使是简陋的草棚，也得到暂时的满足。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他与当地少数民族有了初次接触，他们环围着他，问这问那；他感到他们的语言纷乱难懂，但心地很朴实。他远道而来，除了失意、悲凉，还有恐惧，但见到的苗彝不像外界传说的那样凶悍，心中大感安慰，饮酒尽醉而不觉夜幕已降。

他效法周文王拘而演《周易》的故事，读《易》洞中。通过反复玩味《周易》，心情逐渐开朗，心态由烦躁转为安然，由悲哀转为喜悦，郁勃之情油然而生。心态的转变，使他从绝望中惊醒过来，以奋发的精神力量越过了人生最艰难的生死关，找到了自己的归宿。“知所以终吾身矣”。在“玩易”的过程中，他深刻地体味到《易经》中“阴阳大化”的真实含义，懂得万事万物变化无穷，古往今来生生不息。这种“变”的观念，包涵着创新精神，它构成了阳明思想中最有生命力的因素，使他敢于突破旧藩篱，敢于树立新学说。读《易》使他“知周万物而无方”，把天道、地道与人道联系起来，深刻认识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从而可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以成一家之言。”为以后创立“知行合一”、“致良知”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

从读《易》开始，渐及《诗》《书》《礼》和《春秋》，于是作《五经臆说》四十六卷。在阳明思想的形成中，《五经臆说》当是开山之作，或说是新思想的重要发端。所谓“臆说”，是指他根据自己的理解来阐说《五经》。这部书却被他自己烧掉了，只留下一篇序。他死后，他的门生钱德洪从废稿中找到十三条，使后世得以看到该书的一鳞半爪。他在序中说：“龙场居南夷万山中，书卷不可携，日坐石穴，默记旧所读书而录之。意有所得，辄为之训释。期有七月而《五经》之旨略遍，名之曰《臆说》。盖不必尽合于先贤，聊写其胸臆之见，而因以娱情养性焉耳。”他在序中反复讲解了“鱼”与“筌”、“醪”与“糟粕”的关系，劝告人们不要“得鱼而忘筌，醪尽而糟粕弃之”，更不要“鱼醪之未得，而曰是鱼与糟粕也，倘若未得鱼而忘筌，未得醪而弃糟，其结果必然是“鱼与醪终不可得”。在他看来，后世儒者往往未得《五经》真谛，得到了鱼便将捕鱼的筌忘记了，还未提出酒就将酒糟抛弃了，甚至把糟粕当精华、将精华当糟粕。这一点很重要，他一扫诸家《五经》注的种种谬说，要求人们正本清源，重新审视《五经》的要旨和真意，不要拘于陈说。这是一种科学的态度，一种求新的思想，一种独立思考的创新精神。明眼人一看便知，他讨论“鱼”与“筌”、“醪”与“糟粕”的问“致良知”之说，题，是要人们不可受人蒙蔽，不可拘于“正统”之说，这实在是向当时居于正统地位的程朱理学发起了挑战。阳明为何将这本书烧掉呢！他是这样回答钱德洪的提问的：“只致良知，虽千经万典，异端曲学，如执权衡，天下轻重莫逃焉，更不必支分句析，以知解接人也。”意谓他后来归纳出了可评判各种异端曲说、天下万事万物的“致良知”之说，就抛弃了“支分句析”式的《五经臆说》。

洞壁有摩崖楷书“阳明玩易窝”五大字，并诗一首：“夷居游寻古洞宜，先贤曾此动遐思。云深长护当年碣，犹是先生玩易时。”末署“明万历庚寅龙源安国亨书”。安国亨，字龙源，是贵州少数民族的头面人物，水西土司首领，贵州宣慰使。王阳明谪居龙场时，贵州宣慰使是安贵荣，安国亨的祖先。阳明初至，生活非常困难，安贵荣遣人送来粮肉、柴火，他立即辞掉；安贵荣再赠财物，他不便再拒绝，就收下了柴米鸡鹅，金帛鞍马坚辞不受，并作书致谢，说自己是朝廷罪人，宜于窜伏阴厓幽谷间，虽闻使君高谊，但不敢来见；金帛鞍马之赠使他更加“震悚”，所以固辞。他并非故作谦抑，因为刘瑾对他“憾未已”，担心有人侦伺。他若接受了安氏的金帛鞍马，就有可能被加上“妄交土官”的罪名。所以他不能不提防，小心翼翼地处理与安贵荣的关系。后来他感觉到安贵荣的态度是友好的。他应安贵荣之请，为水西象祠作记。这篇《象祠记》是他的名作之一。安贵荣以师友待他，有大事就与他商量。

正德三年，安贵荣从征清平香炉山苗乱有功，被明廷加封为昭勇将军，复升为贵州布政司右参政，但他嫌官小而怏怏不乐，欲上书朝廷请赏升职，又拿不定主意，加之先前朝廷在水西设军驿，安贵荣恶其居水西腹地，欲撤除之，但对此事也没有把握。他听说王阳明任过兵部主事，就遣人到龙场请教。王阳明为此写了《与安宣慰》第二书，说设军驿是朝廷制度，未可轻改；若予擅改，朝廷必视为变乱，重则派兵讨伐，轻则执有司问罪。纵然幸免于一时，五六年、八九年，最远二三十年以后，制定典章制度的人仍然要在水西设军驿。再说设军驿并非专门针对安氏。驿站可增减，土司制度也可沿可革，如果朝廷要在土司之地开辟郡县，其谁以为不可？撤驿的危害，使君没想到吗？他又指出安贵荣奏升官职的想法也不妥，说您再升一级就成了流官，东南西北，惟天子调遣。朝廷方尺之檄，委君一职，或闽或蜀，君敢不去？奉檄从事，千百年来的水西土地与人民即非君所有了。您已有的参政之职都应尽快辞去，怎么还想奏升呢？王阳明的书信态度诚恳、严肃，分析透、中肯，遂使安贵荣放弃了撤驿与奏功的打算。

（注： 玩易窝。）

同年，贵州宣慰同知宋然所辖水东的苗民酋长阿贾、阿札、阿麻在乖西（今开阳县）聚众两万，围困红边（今贵阳市乌当区），袭击宋然所居的大羊场，宋然仅以身免。贵州督府命安贵荣出兵平叛，安贵荣却拥兵观望，督府三檄催促，他才勉强出击，解红边之围后又撤兵私归，致使叛军再度集结，乱事三月不息。王阳明得知此事后，作《致安宣慰》第三书，说您与宋然都是守土之官，而您为长，地方变乱，皆守土者之罪，不能独委诸宋氏。又说您的态度事关水西存亡，宜迅速出兵平叛。结果安贵荣从其言，再次出兵平息了这场叛乱。此事被称为“尺牍止乱”。

王阳明三致安贵荣书，反映了他与贵州少数民族首领之间的友好关系，说明了少数民族首领安贵荣对他的尊重与敬佩。同时促进了民族团结，维护了明王朝的统一与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安贵荣后代安国亨的题壁，说明了王阳明在贵州少数民族后代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清道光丙午（公元一八四六年）贵州巡抚乔用迁楷书的王阳明《玩易窝记》石碑。清末曾建六角亭于山顶，上世纪六十年代毁。一九九九年重建，为重檐攒尖顶六角亭，名曰“玩易亭”。玩易窝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阳明小洞天

阳明小洞天在龙场镇东三里处的龙冈山，俗称阳明洞。龙冈山是一座小山，两条溪水从东向西，南北夹山而行，在山前的田畴间交汇，继续西流，归入乌江支流猫跳河。山上古树蓊郁，参天拿云，半数是从嶙峋的丛石缝中长出来的。山腰有一岩洞，名东洞，前后三通，洞中有洞，高朗轩敞，可容百人；各种形状的钟乳石累累下垂，如展翅的鸷鸟，如奔突的猛兽，如云彩，如花朵。洞口苍苔漫覆，杂草丛生。玩易窝草庵过于简陋，难蔽风雨，另觅新居，找到了这个天造地设的佳洞，于当年秋天迁入，改称“阳明小洞天”，并作《始得东洞遂改为阳明小洞天三首》以纪其事：

“古洞閟荒僻，虚设以相待。披莱历风磴，移居快幽垲。营炊就岩窦，放榻依石垒。穹窒旋熏塞，夷坎仍洒扫。卷帙漫堆列，樽壶动光彩。夷居信何陋，恬淡意方在。岂不桑梓怀？素位聊无悔。”

“僮仆自相语，洞居颇不恶。人力免结构，天巧谢雕凿。清泉傍厨落，翠雾还成幕。我辈日嬉偃，主人自娱乐。虽无棨戟荣，且远尘嚣聒。但恐霜雪凝，云深衣絮薄。”

“我闻莞尔笑，周虑愧尔言。上古处巢窟，抔饮皆污樽。冱极阳内伏，石穴多冬暄。豹隐文始泽，龙蛰身乃存。岂无数尺榱，轻裘吾不温。邈矣箪瓢子，此心期与论。”

看似轻松、旷达，但实际上是强作欢颜，是无可奈何的自嘲。

阳明日夜在洞中澄默静坐，冥思苦想。他带来的两个仆人都病了，他自己劈柴取水，熬粥喂他们；又怕他们太抑郁，为他们歌诗；他们还是不高兴，再唱故乡的越曲、说笑话给他们听，才使他们暂时忘记自己身患疾病、身在夷地。“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年谱》）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龙场悟道”。

王阳明早年学问博杂，诸子百家、佛老二氏、程朱之学，无所不窥。在龙场才形成自己的思想，他的心学才诞生。

王阳明离开后，官绅、学者、士子纷纷前来瞻仰这个悟道胜地，留下了许多摩崖，计四十三幅。

洞口上方的楷书“阳明先生遗爱处”，为明万历十七年己丑（公元一五八九年）贵州宣慰使安国亨书。次年（十八年，庚寅）国亨再来，题诗二首于洞内。题诗的时间与玩易窝题辞相同。从其诗来看，安氏的汉文化程度比较高。国亨诗之侧，还有两首诗，其一署“明万历十九年西域陈槐亭题书”。西域指玉门关以西的地区，此人或是随元蒙南征的色目人的后裔？据吴正光《弥足珍贵的土司摩崖》一文，槐亭名恩，槐亭系其字，在宣慰使司任高官。祖上是汉人，传为与明太祖争天下的陈友谅之弟陈友德的六世孙。果真如此，托籍西域就是避祸的幌子。陈氏家族流入黔中后，历代都在贵州宣慰使司担任要职。槐亭辅佐安国亨及其子、孙达三四十年之久。其墓在今大方县六龙镇母鸡山，碑书“罗甸国更苴总理两班慕魁扯事槐亭陈公之墓”。

（注： 清李星沅书王阳明《阳明小洞天》碑刻。）

洞口有一碑，楷书“阳明别洞”，是明万历五年罗汝芳手笔。阳明家乡馀姚有阳明洞，他早年尝築室读书其中，故罗氏称此洞为“别洞”。他还在洞口左壁留下一幅楷书摩崖：“明万历五年夏，云南左参政旴江近溪罗汝芳同男轩逰此。”罗汝芳（公元一五一五至一五八八年），字惟德，号近溪。江西南城人。南城在旴江（抚河上游）畔，故以旴江代其郡望。嘉靖二十三年进士，官至云南左参政。因讲学结怨内阁首辅张居正，被勒令致仕。归家后与弟子往来江浙闽广间讲学，有《近溪子集》传世。他是明代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从学于颜钧，颜钧则学于王阳明的门生、泰州王艮，是阳明的三传弟子。他十八岁闭关故乡临田寺，生心火之病，父授以王阳明《传习录》，读后病渐愈。二十六岁入省城参加乡试，偶过僧寺，遇颜山农（钧）讲学其中，遂拜为师。他主张用“赤子良心，不学不虑”的方法去致良知。罗氏认为赤子（初生之子）之心尚未被人世间物欲的熏染，其心最直接、最完全地体现了宇宙法则，所以是“浑然天理”，即是良知。赤子出胎，便表现出爱恋母亲，这个爱根即是仁。自觉这个爱根，将之贯彻于人伦日用，便是圣人。这是为心之本体与主宰。若身心合一，则一切自善。赤子之心本非学虑，自心光明，当可照见万象，此乃良知心体，当下现成，不必经由学识知虑而能显明自心之故。泰州学派是阳明学中平民化的一派，也是更近禅宗的一派。他与黔籍著名学者李渭、孙应鳌有交往，一起游历、论学。李、孙二人是阳明再传弟子。他还是戏曲大家汤显祖的老师。从汤显祖给他的信中，知道他在毕节卫辖地办过教育。

（注： 阳明洞。）

摩崖中还有日本人所书的“阳明小洞天”，跋云：“大日本帝国高出公通、金子新太郎、冈山源六、清宫宗亲明治三十六年八月即中历光绪癸卯六月来逰此洞，访阳明先生明悟之跡。”阳明学于明代中叶传到日本，很快就成为显学。朱子学也几乎同时传致日本，被执政的德川幕府奉为官学。随着幕府统治的日益腐败，异端思想有了发展，阳明学即作为与官学相对立的异端而崛起。日本人认为，阳明自身的人格是进步，他不墨守过去的儒说，不盲从社会的风潮，只以他的心为本，琢磨日新的工夫，以日新之志自勉，所以他学风是活泼向上的、进步的，完全没有拘泥、墨守、因循等倾向，是变革的思想。后来的明治维新运动，受到了阳明学的一定影响。日本人甚至说中国只把阳明学当成一种学理，日本才是阳明学的理想国。据说一九九六年贵阳举办“王明国际学术讨论会”时，前来参加会议的几位日本学者在这里行了三拜九叩的大礼。

洞前院场，今以青石铺就，并环竖石雕护栏。院北两株老柏，名“文成柏”。据旧县志载，为阳明先生手植。阅五百年，依然根深叶茂，苍劲挺拔。

何陋轩

阳明洞之右是何陋轩。阳明到龙场，很快就赢得当地苗夷群众的敬爱。他们见阳明先生寄寓的山洞阴湿，就自发地为他平地伐木，构造木庐。年轻人纷纷前来求学，请求他将木庐命名为“龙冈书院”，小轩则称“何陋轩”，取孔子“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语意。夷民的热情、友好与敬贤，使他感动。作《何陋轩记》与记其事并抒发自己的感喟。他称夷民虽衣食住简陋，话语也结题，又少礼仪，但质朴可爱，如未凿之璞，教化他们并不难。不像中土的人那样，“爱憎背面，乱白黝丹，浚奸穷黠，外良中螫。”这是他此番遭难之后，对人性美丑的深刻认识与体悟。又作诗《龙冈新构》二首，写迁居新屋后的生活情况：

“谪居聊假息，荒秽亦须治。凿巘薙林条，小构自成趣。开窗入远峰，架扉出深树。墟寨俯逶迤，竹木互蒙翳。畦蔬稍溉锄，花药颇杂莳。宴适岂专予，来者得同憩。轮奂非致美，毋令易倾敝。”

“营茅乘田隙，洽旬始苟完。初心待风雨，落成还美观。锄荒既开径，拓樊亦理园。低簷避松偃，疎土行竹根。勿剪墙下棘，束列因可藩。莫撷林间萝，蒙笼覆云轩。素缺农圃学，因之得深论。毋为轻鄙事，吾道固斯存。”

诗中透露的心情是喜悦的，这种喜悦发自内心的，不是自慰与自嘲。他兴致勃勃地打量自己的新居，观赏周围的景致，显示出一种意外的满足。

诚然，物资仍然是贫乏的，生活还很艰苦，他不得不自力更生，向夷民学习种田，种菜。但他已经不以为苦，而是将农事当作人生的一堂必修课来补习。

何陋轩及阳明洞其他建筑都相当简陋，王阳明离开二三十年后就破败、坍塌了。现存建筑是照清代遗构修复的，歇山顶抬梁式砖木结构，面阔三间，进深一间。屋脊两端塑龙形兽吻，中间为宝顶，翼角饰以卷草和鱼，檐下四周为回廊。四壁在十年浩劫中被拆毁，只剩框架，室内碑刻也遭破坏。经一九八一年、一九九六年两次维修，才恢复原状。

前檐下所悬“何陋轩”黑底金字木匾，为著名诗人、金石书法家陈恒安补书。字以金文入楷，大气磅礴。陈恒安（一九零九至一九八六年），原名德鹤，后改德谦，字恒安，号宝康、别署芝山翁、黔灵老学。以字行。贵阳人。早年受业于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汪东、吴梅诸大师之门。一九三一年毕业后，先后任国民政府秘书、总统府秘书兼图书馆馆长。抗战爆发后回黔，曾任贵州省政府秘书、省文献征辑馆编审、省立艺术馆馆长等职。解放后，任省文史馆副馆长、省博物馆名誉馆长、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等职。精于诗词、金石、书法、文字学、文物鉴赏，书法之名犹高，为一代大家。有《陈恒安书法集》、《陈恒安诗词集》传世。

轩内壁间镶嵌根据拓片复制的碑刻十四通，均为清道光二十六年（公元一八四六年）地方官员书录的阳明诗文，其中有云贵总督李星沅书录《王文成公阳明洞诗》一通，贵州巡抚乔用迁书录《铭》一首六通、《玩易窝记》三通，贵州布政使罗绕典书录《何陋轩记》三通，修文知县许大纶撰书《阳明先生诗记碑序》一通。何陋轩与王文成公祠、宾阳堂、君子亭各处所存道光二十六年阳明诗文碑，都是同一次书刻。这次集中书刻，是由许大纶主持的。他在《碑序》中说，他少小诵读阳明集至《君子亭记》、《宾阳堂记》诸篇时，抚卷流连，盼望一览胜境为快。出任修文知县后，探诸遗迹，山灵无恙，而残碣沉没荒烟。因捡阳明集中各记拟勒碑以表，又苦不工书法，乃请于各大宪，咸阳嘉为善举，花了七个月的功夫才毕其事。据李星沅日记，他道光二十六年往云南赴云贵总督任、次年由云贵调任两江总督，途中都下榻于清镇公馆，许大纶都来参见。推想是来求字的。这位许大纶是北平人。

王文成公祠（龙冈书院）

新屋建成后，四近生徒负笈而来，向阳明先生求学。王阳明收下了他们，并将新屋命名为“龙冈书院”与“何陋轩”，正式开始了他的讲学生涯。王阳明一生创办过三个有影响的书院，龙冈书院是第一个。以后在江西办濂溪书院，在浙江办稽山书院。王阳明学说的传播，是从贵州开始的，先是在龙冈，继后在贵阳文明书院，始讲“知行合一”，由此播传天下。

当时的龙冈书院肯定是很简陋的，不过是一间低矮的草顶木屋而已；没有桌凳，学子们围绕在阳明先生身边听讲；没有教材，阳明将自己昔日所读的书默记下来，自编图史讲授。以“五经”、“六艺”为内容，他那部后来烧掉的《五经臆说》也应该作为教材使用过。还教以歌咏、弹琴。教学方式是师生问答，教学相长。课堂也不一定在屋里，林间、水头、岩洞无所不在。他在诗中记录了当时的场面：

“简滞动罹咎，废幽得幸免。夷居虽异俗，野朴意所眷。思亲独疚心，疾忧庸自遣。门生颇群集，樽斝亦时展。讲习性所乐，记问复怀靦。林行或沿涧，洞游还陟巘。月榭坐鸣琴，云窗卧披卷。澹泊生道真，旷达匪荒宴。岂必鹿门栖，自得乃高践。”（《诸生来》）

“谪居澹虚寂，眇然怀同游。日入山气夕，孤亭俯平畴。草际见数骑，取径如相求。渐近识颜面，隔树停鸣驺。投轡雁鹜进，携榼各有羞。分席夜堂坐，绛蜡清樽浮。鸣琴复散帙，壶矢交觥筹。夜弄溪上月，晓陟林间丘。村翁或招饮，洞客偕探幽。讲习有真乐，谈笑无俗流。缅怀风沂兴，千载相为谋。”（《诸生夜坐》）

从诗中可知，王阳明很喜欢讲学，他从中获得了愉快。这群苗汉相杂的弟子的质朴令他眷恋。他对待他们平易、和蔼，采取多种形式循循诱导。学生们先是很腼腆、拘谨，但很快就放松了，自然了。问答，切磋，歌咏，弹琴，饮酒，谈笑风生。这种活跃的场面，融洽的气氛，使他想起了千年以前孔子讲学的情形，觉得自己的教育思想、方式方法与孔子不谋而合。他制定了《教条示龙冈诸生》，要求学生做到“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四事。此四事包涵了“知行合一”的内容。

他在龙冈前后不过一年，其他的时间是应贵州提学副使席书之邀，主讲贵阳文明书院。龙冈弟子有名有姓的十六人，比较著名的是陈文学、汤冔，他们都是贵阳人。陈文学，字宗鲁。《王阳明全集》续编四中有一首《赠陈宗鲁》：“学文先学古，脱俗去陈言。譬若千丈木，勿为藤蔓缠。又如崑崙派，一泻成大川。人言古今异，此语皆虚传。吾苟得其意，今古何异焉？子才良可进，望汝师圣贤。学文乃馀事，聊云子所偏。”宗鲁好文学，有诗才，十馀岁即能作诗。王阳明是经世之儒，主张学以致用的，文学在他看来是馀事。见宗鲁过于偏好，提出规劝。十一年后，陈宗鲁举于乡，累官至耀州知州；改任别处不赴，回乡闲居，终日静坐，以孔孟之言与师说相证发。著有《耀归存稿》、《懒簃闲录》、《馀生续稿》，其门人合编为《陈耀州诗集》，或称《五栗山人集》。诸书均已失传。汤冔，字伯元。正德十一年（公元一五一六年）中举，与陈文学同科，十六年成进士。曾任南京户部郎官，潮州知府。晚年以诗自娱。著有《逸老闲录》、《续录》若干卷。除了黔中弟子，还有外省随游弟子，如蒋信、冀元亨、刘秉鉴、阎斋证兄弟等。

王阳明创办龙冈书院，对贵州来说，意义是重大的，影响是深远的。阳明谪黔之前，贵州除了部分官办儒学，书院只有寥寥几所，且集中在省城贵阳及安顺、思南等地，教学也像儒学一样死气沉沉。王阳明的贬谪，给贵州文化、教育带来了新的学风，给学术思想注入了新的活力，并在他以及他的弟子、再传三传弟子的推动下，兴办书院成为一种风尚。嘉靖、万历年间，办起了二十所书院，如贵阳的阳明书院、正学书院，黎平的天香书院，平越（今福泉）的石壁书院，都匀的鹤楼书院、南皋书院，思南的斗坤书院、为仁书院、大中书院，毕节的青螺书院，新添（今贵定）的魁仁书院，清平（今凯里）的学孔书院，天柱的开化书院，翁安的花竹书院等等。俊才杰士联翩而出，不少人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嘉靖年间巡按贵州的御史王杏，在《新建阳明书院记》中说：“嘉靖甲午（十三年，约公元一五三四年），予奉圣天子命出按贵州，每行都闻歌声蔼蔼如越音，予问之士民，对曰龙场王夫子遗化也。”所以，贵州人非常崇敬王阳明。每逢岁时伏腊，皆至龙场祭奠。

王阳明离开龙场后，龙冈书院不久即废。据其门人钱德洪等所撰《阳明先生年谱》记载，嘉靖三十年辛亥（公元一五五一年）“巡按贵州监察御史赵锦建阳明祠于龙场”。查《明史·赵锦传》、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隆庆元年（公元一五六七年）赵锦以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在此之前，他是巡按，但为时不久，不过几个月，他不可能当了十五年的巡按。建阳明祠的应另有其人，嘉靖三十年任贵州巡抚的是刘大直，或许是他。清康熙二十七年（公元一六八八年），贵州巡抚田雯重建，乾隆十年（公元一七四五年）贵州布政使陈德荣、提督学政邹一桂、修文知县王肯谷又建。阳明祠是专祀王阳明的，书院是否还在办，缺乏记载。乾隆五十年（公元一七八五年），知县秦睿复建龙冈书院于县城东北的察院坡。后人不知，往往误以为察院坡的龙冈书院就是王阳明的讲学之地。阳明祠以后又屡经维修、重建、改建，并置田产作为管理、祭祀之资。道光二十六年（公元一八四六年），巡抚乔用迁、布政使罗绕典、按察使吴振棫、知县许大纶维修、改建，更名为“王文成公祠”，并重刻阳明诗文碑。咸丰、光绪及民国年间，多次维修、增修、改建，形成了一座拥有正殿、东厢、西厢、元气亭的四合院建筑。十年动乱中，包括祠堂在内的所有阳明洞建筑、碑刻，都遭到了空前的破坏，一九七九年后，国家多次拨款修复。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西厢。沿阳明洞左侧石级而上，穿过一道拱门，即是王文成公祠的西厢，这是祠堂的入口。西厢所在地龙就是冈书院旧址。为一栋二层楼房，面阔三间，进深一间，硬山顶抬梁式砖木结构。门系三层叠檐石库门。门柱有石刻对联两副，正面为“三载棲迟，洞古山深含至乐；一宵觉悟，文经武纬是全才。”侧面为“十三郡人文，此为根本；五百年道统，得所师承。”二联及石匾“王文成公祠”，均系道光戊申（二十八年，公元一八四八年）贵州布政使罗绕典撰书。罗绕典，字苏溪，湖南安化人。道光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十六年出任地方官。二十四年由山西按察使迁贵州布政使。咸丰初，在两湖与江忠源共战太平军，后晋云贵总督。咸丰四年督军平桐梓杨隆喜之乱，气逆卒于军中。著有《黔南职方纪略》一书。门顶原塑有三组儒家人物故事浮雕，已毁。室内壁镶嵌道光二十六年贵州按察使吴振棫所书王阳明《龙冈漫兴》一首碑刻一通，隶书，阴刻，工艺甚佳，远观是凸，近看是凹，吴振棫，字仲云，号毅甫，浙江钱塘人。嘉庆十九年成进士、授编修，二十年即充任贵州乡试官，道光二十一年升贵州粮储道，二十三年擢贵州按察使，二十八年迁山西布政使，咸丰二年晋云贵总督。宦黔时间最长。著有《养吉斋丛录》、《黔语》。《黔语》二卷，涉及贵州建置沿革、民族、经济、交通、民俗、物产等多方面，写作态度严肃，考证精详，且文笔流畅，属辞典雅，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贵州地方文献。另有同年知县许大纶录王阳明《西园》、《水滨洞》、《龙场草庵》、《阳明小洞天》诸诗碑各一通。以上碑刻均于一九八一年据原貌恢复。西厢主体建筑基本保存完好，一九九一年和一九九九年经过两次修缮。

正殿。正殿在西厢之右，是祠堂的主体建筑，明代赵锦所建阳明祠原址即在此。为封火山墙抬梁式砖木结构，坐南朝北，面阔三间，进深一间，前带月台。前檐额枋浮雕二龙戏珠、双凤朝阳图像，四个撑拱为圆形，饰图双狮舞球、梅鹿衔芝，兼用浮雕与透雕。前廊为卷棚，扶脊木为驼峰式，分别雕“三顾茅庐”、“月下追韩信”等历史故事。檐下横列三块大匾，中间是隶书“大啟文明”，左边是楷书“天地常新”，右边是篆书“兼三不朽”。均系民国十三年（公元一九二四年）地方官绅敬献。前廊明间均为全开格扇门套花格棂木窗，明间廊柱、门柱、金柱上有楹联三副。廊柱联云：

（注： 王阳明《何陋轩记》手迹。）

堂中置神龛，供阳明塑像。原像是木雕彩绘朝服大像，蟒袍玉带，手执朝笏，器宇轩昂。神龛佛道帐为牌楼式，六柱五门三楼，几字形，中间为四道檐，顶部以圆木雕成丈许长的二龙戏珠。两面为三道檐，顶部是丹凤朝阳雕塑，两侧各有一条跃动的小龙，回首注视凤凰。其馀雀替、撑拱，每道檐之间，均以人物、花草、鸟兽为隔板。塑像前两边龛柱是活动盘龙柱，手触即旋转，每条龙之下有一只凤凰。龛柱高六尺，浮雕、透雕并用。整个佛道帐设计新颖，雕刻精致，是贵州木雕艺术的上乘之作，可惜与阳明雕像同毁于文革中。今神龛改为白棉石砌祭台，黑色大理石铺面，上供阳明铜坐像。此外，还有瓷像，出自当代画家范曾之手。此二像均系日本“将来世纪国际财团”捐资制作。神龛上方悬“象山并歭”大匾，左次间悬“派启姚江”、“超化遐陬”二匾，右次间悬“化启西南”、“达人大道”二匾。均为民国十三年地方官绅敬献。其中“化超遐陬”匾为贵州著名书法家严寅亮书写。严寅亮，字弼丞，印江人。光绪己丑科举人。擅长书法，旅居北京、成都多年，有声名于两地。今存颐和园名额即其所书。阳明祠始建、重建，皆有碑记，殿前走廊原竖有明嘉靖三十年赵锦的《建阳明祠于龙场碑记》，民国十二年陈矩的《重修王文成公祠碑记》与邹沟彬《修文龙冈山重修阳明先生祠堂记》，碑已毁，文尚存。

东厢。在正殿右侧，为一栋二层楼房，硬山抬梁式砖木结构，面阔三间，进深一间。东厢是在仓圣宫原址上修建的，仓圣宫始建于清咸丰八年（公元一八五八年），当年看管阳明洞的僧人寂禅认为，贵州文教之开由于阳明，文字之始则由于仓颉，而贵州还没有他的祭祀地，因与县人共同集资修建仓圣宫，供奉这位文字的创造者。寂禅原有碑记，今碑存而文字已被铲除。民国十二年修文县知事王百锐改建，规模格式如东厢，两次间窗下裙板原刻有清代大书家邓石如联一副。一九九六年因白蚁破坏严重，作大修。

元气亭。在正殿对面，其基已处于龙冈山之顶。是寂禅修仓圣宫时同建，面阔三间，明间较大，初以为祭祀舞乐之所。两次间较小，为东西两厢上楼的廊。它连接仓圣宫与祠门房屋，与正殿组成四合院。元气亭虽小，但样式特殊，其屋顶南面是歇山式，北面为庑殿式，山墙为硬山式，明间为抬梁砖木结构。前檐额枋饰高浮雕的人物、鸟兽图案。舞乐台前左右三方为靠椅，后为花格棂木窗。内悬“培养元气”四大木匾，是光绪丙子年（公元一八七六年）知县李崇峻题书。

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阳明洞来了两位扈从甚多的神秘住客，一男一女，下榻于东厢的楼上。男客三十多岁，女客二十有馀。男客即是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角之一的张学良将军，女客则是他的红颜知己、自愿伴他幽囚的赵四小姐。他们原囚于湘西，因战事吃紧而迁于此。“西安事变”的另一位主角杨虎城将军，则囚于距此不远的息烽县玄天洞。为防止意外，军统局设了三道警戒线，武装宪兵把守山脚，不许百姓进入。据有关资料说，张学良在这里可以打球，钓鱼，散步，爬山，甚至可以赶场购物。当然会有人跟着。他叫人找来王阳明的书和《明史》，认真研读，有了体会，就对看管他的特务说说。还说他每月都要向重庆缴读书心得。

一九四一年五月的一天，张学良忽发急性阑尾炎，随来医生无能为力，特务被迫送他去贵阳医治。病愈后移居黔灵山麒麟洞，再也没有回来。君子亭右石壁有“静静纯一”摩崖，无题款。有人说是张学良所题，果真如此，那就是这位将军留在阳明洞的唯一痕迹了。

君子亭

现在的君子亭并非原来的君子亭，现在的君子亭在龙冈山巅，而原来的君子亭在何陋轩前。王阳明《君子亭记》说：“阳明子既何陋轩，复因轩之前营，驾楹为亭，环植以竹，而名之曰‘君子’。”名亭曰“君子”，是因为竹具有君子的“德操时容”四道。原来的君子亭早已消失，它大概是一个简陋的小茅亭吧？阳明先生在亭中鼓琴，歌咏，喝茶饮酒，自得其乐。现在的君子亭，是清代在文昌阁旧址上修建的。为重檐六角攒尖顶木亭，门是格扇门，窗是花格棂木窗，窗户上下镶透雕花草图案，裙板上有“春游芳草地”、“夏赏绿荷池”、“秋饮黄花酒”、“冬吟白雪诗”、“东篱傲雪”、“香充幽谷”、“荷塘清趣”等故事图案。亭内置木梯，可上第二层楼，田野、烟树尽在眼下。君子亭保存较好，一九八一、一九九六两年作过修缮，并于亭外四周植梅竹。“君子亭”三字匾，为一九八一年陈恒安书。亭柱原有两副楹联，一为“聊开禊席临流水；又与风光作主人。”一为“别开小径连松路；忽有朱栏出竹间。”亭左竖道光二十六年云贵总督贺长龄楷书王阳明《君子亭记》，是据拓片重刻的。

亭下石壁有“知行合一”四字摩崖，楷书，横写，字体很大。上款云：“第三次重游阳明洞纪念。”下款署“蒋中正题”。蒋氏曾三游阳明洞，第一次是一九三五年四月下旬。他是来监督、指挥追剿转移到西南三省的红军的。陪同而来的有蒋夫人宋美龄、德国顾问端纳，及王家烈、顾祝同、陈诚、吴忠信等军政要员，共三十馀人。他游览了一周，拜过阳明神像，就匆匆离去。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五日，蒋氏自重庆飞抵贵阳，由贵州省主席吴鼎昌陪同，视察贵州的军事设施与军事工业，顺便重游阳明洞。随行人员有蒋经国、吴鼎昌等。这次他拜祭过阳明像后，与蒋经国、吴鼎昌在君子亭旁合影留念。在阳明洞盘桓两个多小时后回贵阳。一九四六年四月十日，蒋氏又临阳明洞。他两天前飞抵贵阳，次日视察贵州省政府、省党部、贵州大学。第三天由蒋经国、陈稀曾、杨森陪同，至修文检阅青年军二零五师后，在一群修文官绅的簇拥下游阳明洞。此次他对摩崖、碑刻看的很仔细，兴致高涨，唤来文房四宝，留下了“知行合一”四字。蒋氏三游阳明洞，说明他很敬服他的这位浙东老乡。他最敬服的人是曾文正（国藩），一部曾氏全集经常带在身边。王曾二人都是旧时所谓“兼三不朽”的人，尤其是他们军事上的巨大成功令他崇拜。他三临阳明洞，两次是处于或即将“戡乱”时期，一次是正在驱寇，大概是想得到点启示吧？

（注： 王阳明《客座私祝》手书刻石。）

宾阳堂

（注： 宾阳堂。）

宾阳堂是龙冈书院建成后，又配建了君子亭与宾阳堂。宾阳堂作为待客之所，名曰“宾阳”，取《尚书·尧典》“寅宾出日”之义。原物早废，历次重建多不可考。民国二十七年（公元一九三八年），县长胡立五，士绅陈镜秋、刘恒泰重建，胡立五撰《重修宾阳堂记》刻碑竖于堂前。此次所构躲过了兵灾匪患，躲过了十年动乱，不料却没躲过一九九一年一月的一场无妄之火。当年省文化厅拨款重建，这就是现在的宾阳堂。为悬山顶抬梁式砖木结构，面阔三间，进深一间，格扇门，花格棂木窗。前檐下悬“宾阳堂”古匾，无题款，不知出何人手。明间对联为“朝南服文饰，居驿而起；有西园胜概，此堂增辉。”堂内张王阳明朝服大像，对联为“天为西南兴绝学；道从朱泗得真传。”清末刘韫良曾撰一联，比以上二联好得多。联云：燕厦叙簪缨，喜此间形胜都忘，一堂何须分宾主；龙冈留几席，愿以后人文肇起，两庑仍堪并古今。

刘韫良，字玉山，安顺人，后徙居贵阳。同治十年辛未（公元一八七一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出知云南恩安县。刘玉山是贵州一楹联作手，到处都有他的作品，如贵阳甲秀楼的五百字长联即出其手。两壁间陈列阳明书法墨迹拓片。胡氏碑记已毁，今庭院中所立阳明《宾阳堂记》，是道光二十六年贵州粮储桐城孙起端所书，也是据拓片重刻的。还有一株黄荆，系百年老树，枝柯满庭。

僧寮与大佛殿

阳明洞各殿堂楼宇频经兴废，时间磨砺、风雨侵蚀是主要原因；长期无人管理，人为破坏也不可小视。清嘉庆二十一年（约公元一八一六年）修文知县李一垣修缮阳明祠时，顺便增修了一栋僧寮，请僧人入住，使之管理阳明明洞各建筑，接待外来观瞻者，主持祭奠事宜。并购置田产，作为资用。僧尞紧靠正殿西墙，为一栋二层楼房，硬山顶穿斗式砖木结构，面阔三间，进深一间。张学良幽囚此地时，楼上是特务寝室，楼下作厨房和饭厅。文化大革命中，为县委党校占用。一九八四年、一九九六年两次维修，今作管理处办公室。

僧人入住后，少不了礼佛诵经的本分，于是自己集资，在君子亭之西、宾阳堂对面建了一栋大佛殿。为悬山顶抬梁式砖木结构，面阔三紧，进深一间，前廊为卷棚，奉佛三尊。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县长胡立五重建宾阳堂时，认为“以专祠之地附祀空王，于礼不经”，遂迁佛像往三潮水知非寺。一九八四年维修后，奉一尊汉白玉观音于殿内。

三人坟

明正德四年（约公元一五零九年）秋天，一个从京城来的吏目，带着一子一仆，经龙场去上任，不幸中瘴毒死于龙场以西二十馀里的蜈蚣坡下；其子其仆也相继而死。王阳明怜其野死，携二仆前去掩埋。以一只鸡、三盂饭为祭品，并撰《瘗旅文》吊之。《瘗旅文》后被清康熙年间的吴楚材、吴调侯叔侄选入风行天下的《古文观止》，所以旧时知道龙场，知道龙场有三人坟的人很多。

当时的三人坟不过是三个土堆，无碑记。后世改为合冢。清乾隆八年癸亥（公元一七四三年），修文知县王肯谷与来修文公干的署理通判山东人孙谔寻访三人坟，在一位七旬老叟的引领下，找到了掩蔽于荒烟蔓草间、几乎不能辨认的三人坟。孙谔见状，慨然捐金重修，并竖碑记。孙氏题记，王氏作跋，贵阳陈登瀛镌刻。事竣已是两年后。记云：

王氏跋云：“余幼读文成集至瘗旅一篇，其一种至诚恻怛之意洋溢于卷轴间，真千古不可磨灭之文也，而吏目遂藉以不泯，其子与仆俱藉以不泯。嗟乎，彼三人者，亦云幸矣。庚申春，余选授修邑。修邑即古龙场驿，文成公谪居旧地也。抵任后即讯访何陋轩、君子亭、玩易窝，皆不可复识，惟龙冈书院遗址沿存，惜已鞠为茂草。余请诸各宪重建并扩新之。距县城廿馀里蜈蚣坡下旅坟三堘，即瘗旅故处。蛮童猓女往往樵木其间，岁久渐平。屡欲往视，未果。适署别驾□水孙公因公至修，偕余俱道经墓側凭吊，不胜感慨。因命居民封其墓周围，各留空地丈许，不得侵占，更必勒石垂久。孙解囊捐金，欣然对余曰：‘比如是，庶可使遗泽不致久而遂湮，且将与阳明书院不朽矣。’修文令醴泉王肯谷谨跋并书。”后县人又以《瘗旅文》刻石，竖于坟侧驿道边。民国间，孙王碑毁；文化大革命中，《瘗旅文》碑毁，坟亦因年久坍塌。一九八五年，三人坟被列为省级保护文物；一九九六年，修文县文物管理所筹资培修，依拓片重刻已毁碑记。今坟为石砌合塚，封土高一丈五尺，直径九尺。

龙场悟道，所悟何道？

最后，有必要介绍一下王阳明所悟的道。阳明所悟何道呢？悟出了程朱“格物致知”之非，悟出了“心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知行合一”的认识论命题，与“致良知”的哲学思想。

“格物致知”是儒家的认识论命题，宋代程颐、朱熹等释为“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王阳明则认为“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所谓格物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王阳明与程朱的基本哲学命题都是“理”，即所谓“天理”，即是自然规律、伦理纲常、社会秩序。然而他与程朱对“理”与“心”的关系的理解大不相同。程朱认为“理”存在于“心”之外，天理在未有天地时已经存在，是万古不变的。阳明则认为“心即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他将客观的“理”移入主观的“心”，按照自己“心”去理解“理”，具有独立思考、个性解放的意识，张扬了人的主观精神，在某种意义上讲，近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所倡导的“人本主义”。

“知行合一”是龙场悟道的精髓，是阳明学说中最有价值的东西。程朱认为“知在行先”，他们一派的理学家往往沦为坐而论道、言行不一、口是心非的伪君子、假道学，死气沉沉，了无生气。王阳明揭出“知行合一”之说，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把“知”与“行”统一起来，解决了哲学理论上长期纠缠不清的问题。对王阳明学说的形成来说，“知行合一”是一大枢机，它使“心即理”找到了“用力处”合“着力处”，同时又是通向“致良知”的根本途经。它对“行”的强调，给阳明学注入了虎虎生气，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一股清新空气，掀起了一种新的社会思潮。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评价道；“明朝以八股取士，一般士子，除了永乐皇帝钦定的《性理大全》外，几乎一书不读。学术界本身，本来就像贫血症的人，衰弱得可怜。阳明是一位豪杰之士，他的学术像打药针一般，令人兴奋，所以能做五百道学结束，吐很大光芒。”

王阳明后来将他的学说概况为“致良知”。他认为良知就是天理，人人生而具有，只是后天受了私欲的蔽障。要回复、显现固有的良知，就必须加强道德修养，祛除一切物欲杂念，留存正气。“何者为天理？曰：去得人欲，便识天理”。“学者学圣人，不过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他把这个意思概况为“致良知”。他将理学家“格物”解释为“正心”，认为格物致知不是即物穷理，而是推广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使事事物物皆得吾心良知之天理。“致良知”的途经就是“知行合一”。致良知说突出了其心学的社会功能。在明中叶社会矛盾激化、士大夫道德沦丧之际，王阳明营建前所未有的心学体系，论证“良知”或“天理”亦即道德伦常、社会秩序，是人生而具有的，至高无上的宇宙本体，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性，人人必须遵循，不可违背。他要人们加强思想道德的修养，毫不留情地扫除私心欲念，回复固有的好品质。他企图通过这种直指本心的修养方法，挽救日益颓丧的士风。“致良知”一语虽是他到江西后才提出来的，但其思想在龙场已经形成了。他告诉弟子：“某于此良知之说，从千死百难中得来。”又说：“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山。”

王阳明悟道为何在龙场？而不是京城或他的故乡馀姚，或他取得巨大事功的江西？因为龙场是他绝处逢生的地方，在此，改变了他的思想，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不遭此祸，他恐怕难以产生离经叛道的思想。阳明学是生命体验的结果，是生死相搏的产物，不是静坐书斋能想出来的。他的悟道，还与“居夷”有关。他受贬而来，是戴罪之身，中途还遭遇追杀，惊惊惶惶地来到龙场。从繁胜的京城落入边远荒凉、举目无亲、瘴疠肆虐的崇山峻岭之中，仿佛从天堂坠入地狱，坠入万丈深渊，心中的悲哀、绝望可想而知。他那篇有名的《瘗旅文》，是他初到龙场时的心情的最好体现。名为悲吏目，实自悲也；名为吊吏目，实自吊也。在绝望之中，龙场苗夷群众给了他极大的帮助和安慰。见他居住的岩洞阴湿，就为他架木建房；思州知府在大宪的指使下，派人到龙场羞辱他，这些与他无亲无故且无利无害的苗夷群众，又愤然相助，将差人打跑。苗夷群众的帮助，鼓励他重新站起来，直面险恶的人生，与厄运抗争。他办龙冈书院，大概是想以此报答龙场人民。外界对苗夷的描述，是落后、愚昧、凶残、顽固不化，王阳明通过自己的经历，认识到苗夷群众虽然没有大厦华屋、高车驷马、锦衣玉食、典章礼乐，心地却是朴实的，诚恳的，善良的。只要君子居其中，教化他们是很容易的。他后来在致良知学说中，提出“人人皆可成为圣人”的观点，与他在夷中的经历、体验、思考密切相关。说没有龙场之谪，就没有阳明学，一点都不过分。

贵州的特殊环境促成了阳明学的诞生，同时王阳明给贵州的回报也是巨大的。他为贵州培养了一批人才，更重要的，是他真正的打开了贵州的文教之风，在他及其弟子，再传三传弟子、私淑弟子的倡导和推动下，贵州文教出现了崭新的气象。以后宦游或避难、流亡来黔的官员、学者中，也颇有一部分有责任心的人，他们以王阳明为榜样，热心办学、讲学。正是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才使贵州较快的缩短了与东部地区一千多年的差距，有了现在的局面。

（注： 王阳明造像（明·曾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