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下的秘密：务川大坪考古纪事

1989年农历五月的一个清晨，40多岁的务川县大坪镇江边村村民邹习正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连人带床睡在屋外的院子里，床下一堆黄土。这让他十分诧异，昨夜明明是睡在屋内床上的啊。他急忙起身进屋查看，原来屋后坡上的泥土在连日暴雨后滑坡了，冲垮了自家的墙，将摆在屋内的床推出屋外，嗜睡的他竟浑然不觉。事情弄明白了，再走到屋后查看，他所看到的一幕却吓了他一跳：泥土滑过之后，屋后的风化石基岩上现出几个规整的坑，都几米见方，其中一个坑里的泥土还泛着幽幽的绿，随意刨开一看，竟是一坑青铜器！20年后，60余岁的邹习正对当年的一幕依然历历在目，他说：“那坑里一共有13件青铜器，有蒜头壶、钫壶、铜盆、五铢钱等等，正月间全部交给县文化馆了。我估计这是窖藏坑，文化馆的同志也是这么看的。”他能随口说出汉代器皿的准确名称，因为这一切对生活在江边的村民并不陌生。

事实上，自20世纪60年代起，当地村民在淘朱砂、修路、耕种的过程中，就不断有各种青铜器发现，这些文物部分被文物部门征集，多数则流散民间。务川县文物管理所收藏的40多件文物中的相当部分即出自江边一带。后经考古调查确认这是一处大规模的汉墓群，并于1982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考古队曾在此清理汉墓6座。2004年夏，为配合洪渡河流域石垭子电站的修建，文物部门对电站水淹区进行了考古调查，在江边一带新发现汉代遗址两处。2007年10月至2008年1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务川县文物管理所对水淹区内古代遗存展开了第一期大规模的抢救性清理，共发掘汉墓36座、窑址两座，获各类珍贵文物400余件（组）。

当地传统淘（朱）砂技艺

2008年1月10日，在发掘的间隙，邹习正引着我们勘查了他屋后的“窖藏坑”。由于坑穴均凿在岩石上，近20年后，其轮廓依然清晰。一共5处，长均4～5米，宽两米左右，应是一组墓葬而非窖藏，由于系凿岩石而成，习惯上称其为“岩坑墓”。除这类墓葬外，这一带还分布着大量的土坑墓和砖室墓。经初步分析，它们的年代从西汉早期一直延续到东汉晚期，持续了三四百年的时间。换句话讲，距今两千年左右的两汉时期，这里曾经人烟密集，繁华一时。那么，他们从何而来，因何而来，又向何处去了？

奢侈的村庄

这是坐落在黔北洪渡河边上的一个普通村庄，“江边”一名由此而来。洪渡河蜿蜒向北，于沿河县洪渡镇与乌江汇合，复北去，在涪陵注入长江。文献记载显示，“江边”一名明代已有，当时这里出了一时并美的三位名人：御史申佑、知府邹庆、举人邹奭。云南姚安知府邹庆死后葬于故乡，他的墓至今仍在，坟头数人合围的4株古柏昭示着墓葬年代的久远。后来行政区划几经更迭，现在这里属龙潭村下坝、青杆两个村民组，但江边、朱砂等地名仍在沿用。居民多姓邹，谚曰：“江边十八寨，寨寨都姓邹。”传说邹氏始祖逆江而来，行舟至此，忽有鱼儿跃入舱中，喜此有鱼米之美，遂定居下来，后来以经营水银致富。故事代代相传，却没有人知道具体的时间。一些证据表明，故事发生的时间可能是明代，因为明时务川朱砂、水银经营状况空前，洪渡河两岸现在广为人知的遗迹多创自明代，除那时的桥与驿道，还有随处可见的被后人盗空的明墓。然而这样的情景也完全可能发生在遥远的汉代，那时，这里也许是个繁华的集镇，江上舟楫穿梭，人声鼎沸。光绪《务川县备志》就记载了清时邑人申尚毅倡议疏通河道以利舟楫之事，后因经费无措而作罢。

然而，很长时间以来，村民们并不知道他们就生活在汉人的废墟上，他们的屋子下面甚至叠压着汉代的坟冢——这种用砖券起来的空洞，被村民冠以好听的名字——“花屋”，在他们的想象中，那是古人住过的房子。漫步在江边的田间地头，厚重的瓦砾和装饰有复杂几何纹的砖屑俯首皆是，有些砖上还铭有“富贵”二字，它们都是汉代的遗物。这些被庄稼人随手弃置道旁的寻常之物，却成为考古者解读那段两千年前在此上演的故事的关键。对两座汉代窑址的清理发现，其中一座用以烧瓦，而另一座窑址内仅出汉砖，用以烧砖无疑，砖的尺寸和纹饰都能与墓葬用砖吻合。因此，当时的居民是就地烧造砖瓦，瓦供生者苫其屋顶，砖却用以营造死者在另一个世界的居所。两千年后，情况却有了些变化，“花屋”上的“花砖”，凡是被村民发现了的，均被挖回，用以打灶或建房。在江边至官学一带，几乎家家户户的灶头均可看到这种体形硕大的青砖，竖立二砖，上横一砖，一个灶洞就做好了，而且大小十分合适。更有甚者，整栋房子均用汉砖砌就。官学场上一栋烘房正是这样的“杰作”。房主70多岁的老太太带我们到取砖的地点，说：“全部都挖起来啰，里面还会有什么嘛？你们找这做什么用？这东西重得很，一块20多斤，我幺儿背了好几天啊。”村民邹书洪厨房的一壁全用汉砖砌成，他因此出了名，上了电视，每每在考古工地怠工时，众人就取笑他：“你是上过电视的人，觉悟一定要高啊。”

这些破坏性的活动，却往往成为我们寻找汉墓的线索。站在汉砖砌筑的现代房屋前，身为考古者，我不知道该欢喜还是忧伤，只清楚地知道，这不是每个民族都可拥有的奢侈。

务川大坪汉墓出土的陶俑

他们从何而来

汉代是一个十分重视丧葬礼俗的时代，事死如事生，流行厚葬。自东周礼崩乐坏以来，流行于商周时期的鼎、簋等青铜器的礼器色彩逐渐淡化，汉墓里所反映的世界已经十分世俗，是生者世界的一种生动反映。所以墓内往往出现各种各样数量不菲的随葬品，从用以储存食物和进餐的各种容器，到用以化妆的铜镜、砚板，到供墓主人在阴界差遣的仆人俑，到各种房屋、灶、井、畜栏和家禽的模型等，可谓一应俱全。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墓葬的出土物，来研究时人的生活。

在大坪，汉墓的形制从早到晚经历了一些变化，大致是土坑墓早，岩坑墓次之，砖室墓最晚，但不绝对，砖室墓流行后，土坑墓仍在沿用。随葬器物先是以各种容器为主，后来流行各种模型，有房屋、人、动物、井等。墓主人的遗骸因为酸性土壤的腐蚀，多基本无存，而少量尚存遗骸痕迹的墓内多葬有两三人，他们可能是夫妇，也可能是父子或其他关系，墓葬被多次掘开，葬入死者的情况在汉代并不鲜见。由于墓葬的规模较大，除地下有墓圹外，地表还垒起硕大的封土，十分醒目，所以多数墓葬早年即遭受盗扰。即便如此，我们仍能根据残留的蛛丝马迹，复原出一些当时的情形。

动物俑

整体而言，这批墓葬和贵州南部，如安顺、兴义等地的汉墓存在一些差别，而与重庆境内长江三峡地区的汉墓接近，具体表现在墓内随葬品与墓砖形制等方面。比如，被认为是秦文化遗物的蒜头壶在贵州南部的汉墓中基本不见，这里则出土较多；而带有巴蜀文化特征的铜鍪等遗物，在大坪汉墓中也较为多见；大坪汉墓的墓砖与洪渡河下游洪渡镇发现的墓砖相同，与峡江地带的汉砖相似，等等。这种相似性表明大坪汉墓与峡江地区汉墓是一个整体，而与贵州南部汉墓略有区别。从物质遗存所反映出的考古学文化上看，大坪汉墓群中存在较多汉、秦和巴蜀文化的影子。务川境内目前尚未发现早于汉代的遗存，我们无法知道其中是否融入了当地早期文化的某些因素。我们可以将大坪汉墓看做是峡江地区汉晋文化对黔东北的一种延伸与渗透的结果，这个时间最早可追溯到西汉早期。文化因为人的流动而传播，我们可以这样推测，西汉早期，活动在峡江地带的某个或某几个人群，溯乌江及其支流或其他途径，进入黔北。

他们因何而来

朱砂的出土，无疑是此次发掘最为重要的发现之一。所清理的36座汉墓中16座出土朱砂，占墓葬总数的44.44%。朱砂多成堆放置于墓底，并多与钱币混出。对此，我们会自然地提出两个问题：朱砂从何而来？在墓中做何用？对第二个问题许多学者进行过研究，认为有宗教用途。当地阴阳先生在现今的丧葬活动中仍偶用朱砂，其所起的作用据称可“呼龙接脉”，因为朱砂是一种浑然天成的灵性之物，在一处风水不佳的地势，投以朱砂，可沟通地气，将好的龙脉引过来。

提梁铜鼎

陶辟邪

房屋模型

朱砂从何而来？自古至今，湘、黔、渝毗邻地区，即贵州的铜仁、万山、务川，湖南的凤凰、新晃、保靖和重庆的酉阳、秀山一带，就是朱砂的主要产地。其中，务川已探明汞矿储量占全国的22%，保靖有储量占贵州储量的60%以上，在全国均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文献的记载，务川朱砂开采的历史至迟可上溯至明代。明代嘉靖《思南府志·地理志·风俗》称居人以“采砂为业”，又因“务川有砂坑之利，商贾辐辏，人多殷富，善告讦，难治。长吏多不能久，必以罪罢去”。务川老虎沟一带，至今仍遗有许多仅能容一人匍匐前行的小矿洞，民间传说此系麻阳人所为，并称麻阳人身材矮小，行动敏捷，善采丹砂。见风即化，麻阳在今湘西，唐置。宋朱辅《溪蛮丛笑》“辰砂”条记，“麻阳即古锦州，旧隶辰郡”，“辰、锦砂最良”，“砂出万山之崖者为最，仡佬以火功取”。这些矿洞可能是明代的遗存，也可能早至宋代。

中国古代，朱砂有彩绘颜料、药品、炼丹原料和宗教物品等用途，历数千年而不衰。朱砂的使用至迟可追溯到六千多年前的河姆渡遗址。自战国时期起，由于炼丹术的兴起，朱砂成为炼丹的主要原料之一，经秦汉，在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直至宋代都有相当的发展。秦汉时期，由于朱砂的广泛使用，需求也特别巨大。众所周知的例子是秦始皇陵“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由于汞矿是提炼水银的主要原料，始皇陵对汞矿（朱砂）需求之大可以想见。此时，更有人因开采朱砂而名留青史。《史记·货值列传》记载：“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始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文献记载乌江流域从很早开始，当地居民如濮人、巴人、楚人、土家族、苗族、仡佬族等就对朱砂进行了积极的开发和利用，从而使朱砂开采成为乌江流域最古老的产业之一。结合朱砂开采的历史和务川丰富的朱砂蕴藏，我们完全可以推测，墓内朱砂应产自当地。北京大学科技考古中心对朱砂标本的硫同位素分析结果验证了这一推断，即墓内朱砂产自当地。虽然有人根据文献的记载证明贵州早在两汉时期或更早的商周之际就开始了汞矿的开采，但因在古今地名的对应上的诸多疑点而使相关论述具有不确定性，大坪汉墓的发掘成果用铁的事实表明，贵州朱砂开采的历史可以上溯到两汉时期。这一发现可能改写贵州矿产资源开发史。

如前所说，大坪汉墓是两汉时期峡江地带人群移动进入黔北的结果，那么，他们因何而来？墓内朱砂已给出答案，当地丰富的朱砂蕴藏可能是促使开采者进入该地区的重要原因。汉王朝对边疆的经营，除了政治、军事等因素的考量外，对重要资源的控制可能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佛光初现

大坪第10号汉墓中出土的一件摇钱树树干上的佛教造像，是这次考古发掘最为重要的发现之一。这是一座用砖砌筑起来的墓葬，砖室长度超过6米，墓葬早年被盗，但仍出土了50余件文物，其中就包括这尊装饰在摇钱树上的佛像。这不是贵州目前发现的唯一早期佛教造像，但可能是年代最早的一件。20世纪50年代后期，清镇一座石室墓内曾出过两尊佛教造像，但却在近四十年后才被四川大学罗二虎教授从库房中识别出来，墓葬的年代被定在东汉末年至蜀汉之际，佛像自然也属于这一时期。研究者据此认为，东汉末年前后，佛教艺术和佛像已经通过西南地区盛行的摇钱树这一媒介，开始自四川传入贵州地区。

大坪汉墓出土的朱砂

摇钱树是公元1世纪至3世纪，流行于巴蜀文化圈内的一种地方性文化遗物。而其分布区域涉及四川、贵州、云南、陕西和青海等省，以四川的分布最为集中，这里似乎一直是摇钱树的生产中心。它被视作一种沟通神、人、天地的神木。带佛像的摇钱树出现的时间略晚，目前已知最早的带佛像的钱树出自丰都延光四年（125年）的一座砖室墓内，其流行的年代约自东汉中期至蜀汉时期，即公元2世纪至3世纪中叶，大约一百多年。大坪汉墓出土的佛教造像与丰都所出者十分接近，其年代也应大致相当，即为东汉中期前后的遗物。这一发现，将佛教艺术和佛像传入贵州的时间提前至东汉中晚期。

佛像在摇钱树上的出现，反映出佛教在初传时期依附于神仙道术而光大其事的特点。即这时的佛可能被当作与西王母有着一样法力的神仙人物崇拜，摇钱树上的西王母造像是十分普遍的。在中国境内的初传时期，佛教是依附在中国传统的神仙信仰体系里进行传播的，后来随道教的兴起和佛教的兴盛，佛教才渐渐从道教中脱离出来。

大坪汉墓出土的铜摇钱树佛像

逝去的风韵

考古发现的材料永远是死的，需要考古者对其进行解读，并寻出规律性的认识。前故宫博物院院长、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将考古学家所从事的工作，概括为“透物见人，以物论史，代死人说话，把死人说活”。透过大坪汉墓，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些认识：墓葬的主人生活在两汉时期，他们在文化上与峡江地区的同一时期文化是一体的，他们已经懂得开采和使用朱砂，佛教艺术也已开始在此传播等等。这中间，朱砂的开采和佛教艺术的传播，可能改写我们既有的认识，因而有着非同凡响的意义。我们可以进而推测，这个人群来自峡江地带，朱砂正是吸引其进入该地区的直接动因。

考古活动在揭开一些谜团的同时，也带给我们更多的谜团，这是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所决定的。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物质遗存，然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又有多少东西可以遗留下来，供我们去细细发掘，细细研究呢？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考古学家所从事的是盲人摸象一样的工作，你永远无法窥知那个业已逝去的村庄的全貌。它也许是洪渡河边上的一个码头集镇，大量货物在此汇集，然后顺江而下，出洪渡，下涪陵，销向全国，这其中就包括朱砂。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后来不知所终，或者成为当地居民的祖先，或者又迁往他乡。对未来的探索没有止境，对过去的探索亦然。针对大坪汉墓和汉代遗址的发掘工作才刚刚开始，随着发掘工作的逐步开展和研究的不断深入，有望进一步揭示更多黄土下的秘密。

这里曾经发生的很多故事，似是一缕逝去的风，我们知道它曾经来过，却不知它吹向何方。

2008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