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到青铜器在吼：威宁中水考古散记

长期以来，因为重要而丰富的考古发现，威宁中水与赫章可乐、普安青山一起，被誉为贵州夜郎考古的三大重镇。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先后在该地区展开过近十次的考古调查，进行了三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发现十余处距今三千年至两千年左右的重要古代遗存，出土文物近千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随着考古工作的逐步深入，许多问题并未逐渐明朗，反而迷雾重重。

发现中水

中水是贵州最西边的一个富庶小镇，距威宁县城约100公里，而去云南昭通仅20公里，地形上也与昭通连为一片，处在昭通坝子的东缘，乌蒙山中段西麓。前、中、后三条河及其支流贯穿坝子，形成高山、阶地与河流交相辉映的地理景观。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物产丰美，自古就是人类栖息的理想之地。大约在距今三千年左右，开始有人群把家安在那些近河的高敞阶地，并开始种植稻谷，创造绚烂的文明。考古资料显示，自此之后的约一千年间，人类在这片土地上的活动异常频繁。那些当时供生活所用的平凡之物，用于祭祀的神秘器皿，废弃的村庄和逝者的遗骸，被随手遗弃或精心掩埋，而后，被岁月渐渐尘封，生活于斯的先民也不知所终。数千年后，始有考古者循着那水草丰美的河流，透过厚厚的黄土，来寻找当时的村庄和关于那逝去了的点点滴滴。

我生也晚，不能一一经历那过去的事。可是我乐于去了解它，愿意去感受先辈们的艰辛历程和忽有发现的美妙心情。他们在乡野留下探索的足迹，被后来者，还有那淳朴的乡民所记忆：竟可以如数家珍地追忆起到过这里的每一个考古者，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早已仙逝，竟连我都从未有缘得见。他们也记得我，当2004年秋我随大部队进驻中水展开为期三月的大规模考古发掘时，他们中有人指着我说，你前年来过。留着长发的我，容易被人和当地不良青年联系起来。曾有赶场归来的妇女看见坐在路边休息的我，突然一阵狂奔，跑出百余米后，再回头看我是否撵上去，有抢她的意思。

村民的记忆中，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就有一个骑着马的女考古学家来过这里，她在河里拣到磨得光生的石刀，发现了大河湾遗址。通过翻检资料知道，这位正是贵州考古的元老之一，已故陈默溪先生。此后几年间，又有张以容、宴祖伦、李衍垣等先生对大河湾遗址进行复查。他们中的两人，如今也已故去。这个时期的中水，虽有一些发现，但仍和贵州无数的小镇一样默默无闻。情况在1977年有了变化。这年冬天，何凤桐先生在梨园一带征集到一批当地改土时出土的青铜器，梨园的战国至东汉墓地被发现。之后的1978年和1979年，针对梨园墓地所进行的发掘取得重大突破，中水成为众所关注的焦点。

1977年前后的贵州考古，在“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春风中，捷报频传。就在中水汉墓被发现的前后，宋世坤、熊水富等先生发现了可乐墓地，万光云等先生发现铜鼓山遗址。贵州考古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但随发掘的热潮消退之后，中水又渐渐淡出普通大众的视野。1995年，时在中水财政所工作的杨吉民将几件当地出土的文物送至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后考古所派出队伍再赴中水调查。当考古者手中的探铲深深扎向大河湾的黄土，意外再一次降临——两个炭化稻谷坑被发现，后经碳素测年，其年代在距今三千一百年左右，成为贵州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稻谷遗存。

而一切并未就此终止，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在后来的调查和发掘中不断涌现，把考古者引领向一个惊异而迷惑的奇妙世界。今天，在追忆那些逝去了的岁月时，有些名字，有些日子，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稻谷坑之谜

吴家大坪稻谷坑自发现以来，由于其本身所蕴涵的重要学术信息，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为进一步解决坑的分布范围和性质问题，2002年秋，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再度派出队伍赴中水调查，对吴家大坪进行较全面的钻探，同时在周围展开考古调查。

发掘中的鸡公山遗址

由于水源充裕，气候适宜，中水向来有种植稻谷的传统。历史上，这一带曾被称为稻田坝。三千年前稻谷遗存的发现，丰富了人们对贵州高原稻谷种植史的认识。

我们的调查，主要围绕发现稻谷遗存的吴家大坪展开，一边钻探，一边对周围进行调查。最初的钻探用洛阳铲——这种由洛阳盗墓者所发明的有效工具进行，后来采用挖小探沟的方法进行。根据所发现的两个稻谷坑都是用红烧土作为填土的经验，调查以发现红烧土为目标。在此基础上，我们选择了其中一个烧土坑进行试掘。揭开耕种的松软土层，即露出略呈梯形的烧土坑，由于土色与周围悬殊较大，坑的范围十分清晰。用锄头一层一层小心翼翼向下清理，填土中混有许多陶器碎片。下掘约50厘米时，已经接近坑底，领队张合荣副研究员提醒稻谷可能快出现了，遂将掘出的大块烧土掰碎细细查看。果然，那红色的土块中镶嵌着无数密密麻麻的黑色的点，取出看，竟是保存异常完好并已通体发黑的米粒，数量颇多。这个坑被编为三号坑。据回忆，之前发掘的两个坑稻谷较这次发现的多，坑底是一层数厘米厚的纯粹的稻谷，而不是与泥土混杂在一起的。当时，它们被视作墓葬。三个稻谷坑里，除二号坑内发现一件磨制石凿外，未发现完整器物，也未发现人骨，这种情况与埋葬逝者遗骸的墓葬存在区别。一般情况下，墓内应该有遗骸，至少保存有牙齿等不易腐化的部分。此外，在古人“事死如事生”的观念下，墓内还应该有供死者在另一个世界使用的随葬品。因此似可推断，它们不是墓葬。

调查过程中，我们又不断得到老乡挖地掘出稻谷的线索。经过近两周的调查和钻探，发现疑似稻谷坑在吴家大坪零零星星有上万平方米的分布。这些发现令人振奋，却也使人心生迷惑：这些土坑到底是干什么用的，若不是墓葬，它们又是什么呢？

直到两年后，鸡公山遗址的发掘和重要发现，才使得正确解释这种现象成为可能。鸡公山遗址出土了一批圆形土坑，内有大量完整陶器、炭化稻谷颗粒，部分坑中还发现可能为祭祀用的扭曲变形的儿童遗骸。变形人骨成为解读神秘土坑性质的关键，最后发掘者和前来参观的同行大都倾向于认为：这些土坑与某种仪式活动有关。反观吴家大坪的稻谷坑，它们是与祭祀有关的某种遗存的可能性似得到支持，它们不是一种孤立存在的现象。

从某种意义上讲，考古学家所从事的工作无异于盲人摸象，我们无法窥知逝去世界的全部，面对的永远是被岁月击碎的文明碎片，然后用各种方法将之缀合，尽力去了解那个世界的全貌。一如盲人们对大象的解释，考古者对废墟所作出的各种解释是困难而危险的，这其中包括对中水神秘土坑的解释。面对它们，我希望自己是三千年前世界的幸存者，在听罢盲人们大象如绳的奇谈后，将他们无情嘲笑。

“我听到青铜器在吼”

也就是在吴家大坪遗址钻探的同时，我们了解到一条重要的线索：有人在离中河不远的一座山上耕种时挖出过麻砂罐——这是老乡对那些据说是矮国人使用过的陶罐的形象称呼。当事人被立即寻访到，走过一条羊肠小道，考古队员被带到一座海拔1936米的高山。山上遍地石头，较平缓的一面已被垦为耕地，种着包谷，另一面较陡峭，山脚有小溪蜿蜒。爬上山巅的时候，所有人汗流浃背，气喘吁吁，而当遍地与吴家大坪面貌相同的陶片跃入眼帘时，兴奋取代了一切。这种快乐，远甚于猛然邂逅心仪已久的美丽女郎时的不能自已。

鸡公山，是这座山的名字。后来，它成为三千年前人们在这里所创造的灿烂文明的代名词。如果可以，三千年前，我会把这山的名字喊得更加优雅和别致，因为这个名字将永载考古史册。

2004年的冬天，因为考古队的进驻，在时隔三千年后，鸡公山再度成为人们活动的中心，喧闹异常。这是那些已经远行的先人用鸡骨在火塘旁占卜时所未曾预测到的。整个山头被白色细线分割为近百个方正的方框，在考古者的指挥下，数十位民工挥汗如雨，一场声势浩大的发掘就这样开始，而一系列令人震惊而迷茫的考古发现也将陆续从黄土中呈现。

鸡公山出土铜锛

最初的发掘波澜不惊，井然有序。考古队在进驻中水之前，便有细致的规划，鸡公山的发掘只是所有4个发掘地点中的一个，因此只在这里投入了不多的人力，而当神秘土坑不断出现、大量完整陶器陆续出土时，打乱了最初的发掘计划。由于人力的原因，多个地点被迫叫停，全线支援鸡公山。一时间，山巅人头攒动，出现农村自大集体解散以来少有的聚众劳作的热闹景象。

神秘土坑是在激烈的争辩中越挖越多的。由于坑壁有用青胶泥涂抹再经火烧烤的现象，坑内有大量红烧土和大块木炭，所以刚出现时大家倾向于认为是灶坑；接着各坑内出的完整陶器越来越多，最多的达10多件，遂开始有人怀疑灶坑说，提出是陶窑的可能；后来，人骨在部分坑中被发现；再后来，半数以上的坑内填土中浮选出炭化米粒；于是祭祀坑说出现，争论也进入白热化。在争论中近80个土坑被发现，200件以上各种形状的陶器在坑中出土。与此同时，11座埋葬逝者遗骸的长方形土坑现身，死者还保持着被放入墓坑时的安详姿态，骨架保存较好。

这个时候，民工中开始流传说村上某人傍晚路经鸡公山下时，听到有青铜器在吼。这个听起来荒唐的传言却即刻得到印证——清理墓葬时，在一部分死者的耳畔发现青铜小圈，当系其生前作为耳环的装饰。不久之后，一件硕大的青铜锛在一个灰坑中出土。数量不多的铜锛和耳环，是贵州在毕节青场发现铜镯和石范后再度发现的早期铜器，昭示着大约在距今三千年左右，贵州高原已经迈入青铜时代的门槛，因此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我听到青铜器在吼！”一句痴人妄语，颇具创造性的诗句，却是对贵州青铜时代来临的欢呼和呐喊！

夜郎，消失在西南边陲的神秘国度

从鸡公山时代下延约一千年，历史进入文献记载中的夜郎时代。在距今三千年到两千年的时光里，中水先后出现了以鸡公山遗址、红营盘墓地和银子坛墓地为代表的三种面貌不尽一致的文化类型。粗略估计，鸡公山时代存在于距今三千年左右，为中原纪年的商周之际，这个时期，云贵高原可能刚刚步入青铜时代。红营盘时代的居民大约生活于公元前500～前300年的春秋中晚期。银子坛时代的居民生活于战国中期至东汉初年，这个时段刚好可以和文献记载中的夜郎对应，因此银子坛墓地所代表的文化长期以来被视作夜郎或其旁小邑的文化。而云南昭通境内类的似遗存则被云南考古学家认为与滇文化关系密切。

从自然地理的角度考察，中水处在昭通坝子的东缘，再向东，则有云贵高原面上最为雄浑的乌蒙山兀然耸立，使得东西的沟通较为困难。也就是说，在地理单元上，中水与昭通是一体的，驱车自中水往昭通，望眼皆是平坦的高原面，这就是滇东北的昭鲁坝子。今天，坝子往往是云贵高原上人们经贸往来、文化交流、政治生活的中心所在，一些相对大的城市都坐落于盆地中。而这一切都是有其历史渊源的，古代人们的生活未尝不是如此。

考古调查已经发现，与鸡公山遗址文化面貌相同的遗存在昭鲁坝子内有广泛分布，目前已经发现十余处；与红营盘类似的遗存目前在昭通发现两处；与银子坛面貌一致者数量亦不菲，它们更多地分布在西面的昭鲁坝子内，中水仅是上述文化分布的边缘地带。讨论中水的文化归属，离不开昭通、鲁甸坝子这个大背景。蜀汉时期，朱提郡在昭通的设置，使其进一步成为滇东北、黔西北的政治中心。

这个地区在距今3000～2000年间所依次呈现给我们的三种面貌不同的文化，说明了什么？它们是同一族群在不同历史时代的创造或是在这一千年间，有不同的民族集团先后占据了该地区？它们和夜郎到底是什么关系？目前的发现还不足以回答上述疑问。比较明确的是，云南方面，由于“滇王之印”的发现，滇的政治中心已经比较明朗，这个文化的人们在战国秦汉之际，创造了绚烂神秘的青铜文化。而夜郎，这个曾与滇一同接受汉帝国封赐金印的国度，它的中心所在仍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就考古呈现的物质文化而论，银子坛时代的青铜文化受到滇的强烈辐射，目前在这里发现的绝大多数青铜器在滇文化中均可找到与之相类似者。也就是说，它们和滇的关系密切，处在环滇池区域的滇国中心，是中水银子坛时代居民交往的重要选择对象，他们通过曲靖，即所谓的南夷道，与滇国中心取得联系。因此那种将中水与可乐一并视作夜郎或其旁小邑的意见也许应进行再思考。

夜郎，这个号称西南夷最大的国度，怎么就这样神秘消失了？目前的考古发现仍不足以解开谜底。关于夜郎的各种争论势必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会持续不断地交锋。

红M21死者头部饰品

鸡公山器物坑

从鸡公山到银子坛

考古研究中，将同一时代有共同特征、有一定分布地域且进行过深入工作的一群物的组合命名为一个文化，其前冠以发现地的名称，例如仰韶文化、良渚文化等。昭鲁坝子内距今3000～2000年左右依次出现的分别以鸡公山、红营盘、银子坛为代表的三类古代文化遗存，似也可分别命名为三种文化。它们都分布在昭鲁坝子内，特点鲜明，与周边地区的发现绝不类同，在威宁中水、鲁甸马厂和昭通营盘等地，诸种文化的分布地出现重合的现象。

对此，我们可以给出两种不同的解释：首先，三种文化是同一人群在不同历史时段的创造，也就是承认它们之间存在传承关系；其次，在历史上，有不同的民族集团分别占据这一地区，并留下了他们自己的创造，即这些遗存是民族集团移动的结果。我们不妨再回过头来重新梳理一下三种文化间的关系，以求得到一种更接近真实的可能。

鸡公山遗址出土的石刀

银M15出土铜手镯

历史上，成都平原由于丰富的物产与资源，以及沟通南北的地理优势，一直是西南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大约在商周之际，蜀国活跃在成都平原，众所周知的三星堆遗址即是蜀之遗存。蜀国杜宇王朝的缔造者杜宇氏，由于杜鹃啼血的悲情故事而广为人知。他对蜀国的重要贡献就是“教民务农”，在化为杜鹃之后仍啼血归来，催民“布谷”。有趣的是，文献记载中，杜宇来自朱提即今昭通地区，也有记载说他娶了一名朱提的女子，总之与这个地区有着密切联系。鸡公山文化发达的陶器制造技术、大量稻谷遗存所展现的农作水平以及鸡公山所见的祭祀遗存，表明这一文化已经发展到一种较高的程度，也为杜宇或其妻子来自朱提的传说提供了可能。此外，这里发现的一部分器物确实与成都所见者有一定的相似性，这可能并非巧合。

举出这个例子，旨在说明鸡公山文化的发展程度，而文献与出土物的对应，考古学家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但不妨将之视为一说，如果这种可能性成立，就可能部分修正我们既有的知识——一般认为文化总是由发达地区辐射向落后地区的，在这个事件中是由成都辐射向周围地区。鸡公山时代的居民，确实受到了北面文化的影响，两件被认为是北方氐羌民族使用的双耳罐在遗址中被发现，这是人群相互往来的证据。

鸡公山时代，青铜器开始在黔西北地区滥觞。而在相隔大约五百年后的红营盘时代，青铜器已经较为流行，死者普遍佩戴青铜装饰品和武器。而在陶器制作上，两者已经风格迥异。其中部分青铜剑，似受到了北面巴蜀的影响，所出青铜钺则显系中原之物，而更多的则有鲜明的地方色彩。银子坛时代代表的是这一地区青铜文化的高潮时期。陶器所呈现的面貌，又与红营盘不同。一组带有刻划符号而被部分学者认为系古之彝文的陶器大量随葬在墓中。

银子坛墓地一隅

对陶器这种易碎的物品在一千年间三次较大变化，似乎是可以理解的。想想近一百年来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从鸡公山到银子坛时代的居民们，一直恪守不变的是对身体进行精雕细琢的装饰习惯。装饰集中体现在耳部和手腕上。鸡公山墓葬中的死者用铜环装饰耳垂、玉镯佩于手腕，这种习俗在以后的红营盘和银子坛时代愈演愈烈，红营盘墓地里一位死者右耳悬挂3枚玉玦，左手戴4件铜镯。银子坛墓地里，手镯数量最多的死者，竟达15件之多。人体装饰作为文化的一部分被传承。考古发现表明，西南夷地区装饰之风颇盛，而类似的装饰在巴蜀文化的墓地里并不多见，这是这个人群源自云贵高原的一个例证。

中水遗址群考古发掘现场

在较短的篇幅里，我们无法细细讨论从鸡公山到银子坛文化的变迁轨迹。但一些蛛丝马迹已经表明，三种面貌不同的文化应该是同一个人群在不同的历史时段，不断接受外来影响而造成的，他们在传承与嬗变中走过一千年的光阴。而随汉武帝经营西南夷的步伐，大量移民进入这一地区，在文化上，这里与全国大多数地区一样，走上了夷夏一统的两汉时期。

两千年后，回望那些逝去的时光，那些仙逝的先民，那些已经融入我们传统的古之文化，我们已然迷茫和陌生。

200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