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恩来对遵义会议精神形成的作用

1935年1月15至17日党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央红军长征中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它结束了“左”倾错误路线在党中央的军事领导，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它化危机为转机和动力，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作为“三人团”成员之一，当时周恩来在党和红军中的身份和地位重要而特殊。周恩来以其实际参与领导红军长征和直接指挥作战的核心领导人的身份和地位，主动接受朱德的正确建议，勇于自我批评，善于协调和团结，对遵义会议精神的形成起了关键作用。

一、周恩来对遵义会议精神形成所起关键作用的原因

遵义会议精神即“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坚定信念和坚持群众路线”的精神。客观地说。周恩来对遵义会议精神的形成起了关键作用。为什么周恩来能起如此重要的作用呢？“水有源，树有根”。我们分析，主要原因如下：

主观原因。周恩来长期在中共中央工作，先后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长和中央军委书记，是党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主要领导者。1927年领导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1929年给中共红四军前委发出“九月来信”，明确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维护毛泽东、朱德对红四军的领导；1930年10月负责制定全国红军发展计划，决定以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活动区域为中央革命根据地；1931年底到中央根据地任苏区中央局书记；1933年春与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取得了中央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团伏击歼敌的范例。周恩来是在中共中央领导岗位上成长起来的既有卓越优秀政治素质又具有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和斗争艺术的深孚众望的领导人。所以，周恩来的决策与判断会影响到红军的决策问题，同样对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特别是对遵义会议精神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是必然的。

客观原因。当时党和红军亟需由一个懂得中国革命和战争规律的领导人来带领党和红军摆脱困境，突出重围并走向光明与胜利。周恩来虚怀若谷，为了中国劳苦大众的解放不计个人地位的进退。原因可能是他曾留学日本、西欧，接受过较为全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深受恩格斯的影响。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后说过：“我不能否认，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40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时期，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够做到，至多有几个专门的领域除外。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马克思比我们大家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当然的。” ^[1] 周恩来像恩格斯那样，摆正了他和毛泽东的职位关系，甘居于助手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他力推毛泽东为中央领导的核心人物，就是理所必至，势所必然。我们可以通过周恩来与博古的谈话加深体会。遵义会议之后，在云南省威信县水田花房子村，周恩来对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博古说：从内心讲，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都不合适做领袖或主帅。在谈到拥戴毛泽东作为领袖时，周恩来说：“在黎平我排除了李德。因为我深信以老毛的才能，一定能率领中央红军走出困境。希望你能支持我，抛弃和老毛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监理无产阶级新政权这个大局。” ^[2] 之所以能如此，另有一个原因是周恩来为当时“三人团”之一，“三人团”对长征红军行动拥有决定权，他主要负责军事计划的实施。周恩来一方面努力做好各项工作，另一方面利用自己的地位，在自己职权所及的范围内尽量地为革命负责，对错误路线及其决定进行一定程度的抵制和纠正，这就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做了铺垫，并由此产生了影响深远的遵义会议精神。毛泽东曾对贺子珍说：“那时候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3] 同理可知，没有周恩来，遵义会议精神也是不可能形成的。

二、周恩来对遵义会议精神形成所起的关键作用

综合近十年来有关周恩来与遵义会议及其精神的研究成果，可以得出如下共识：“遵义会议从酝酿——准备——召开——完成的全过程，每个关键环节都贯穿着周恩来从思想上与毛泽东趋于一致到更好的合作过程。” ^[4] 关于这一点金朝晖说过：遵义会议前，周恩来同“左”倾错误路线决裂是遵义会议得以顺利召开的关键；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肯定与举荐是毛泽东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的关键；遵义会议后，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的尊重与维护是毛泽东领袖地位确立的关键。 ^[5] 所以，周恩来对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特别是遵义会议精神的形成所起的关键作用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周恩来为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及精神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几次重要中央会议，采纳了毛泽东改变战略方向的正确主张，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第一次是1934年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会议讨论了红军行动方向的转向问题。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鉴于在去红二、六军团的道路上蒋介石已设重兵，红军失去到达湘西的先机，建议转向敌人薄弱的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周恩来支持了毛泽东提出向贵州进军的建议。据李德后来回忆说：“（通道会议上）他（毛泽东）不仅得到了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 ^[6] 会后，周恩来部署和指挥了转兵问题。但李德、博古执意原来的战略方针不变，于是在1934年12月18日再次举行黎平会议，讨论了今后的战略方针问题。会议上，周恩来不顾李德和博古的反对，坚决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并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地带建立新的根据地。此外还决定，基于中央内部的争论，会议决定到遵义后开会总结讨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指挥的经验与教训。据陈云回忆说：“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 ^[7]

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周恩来坚定地、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确定了红军前进的正确路线，使红军摆脱堵截，获得相对稳定的时间，遵义会议得以召开。

（二）周恩来在纠正“左”倾军事路线，恢复实事求是的军事思想，排除“左”倾指挥错误中起了关键作用

遵义会议是一次检讨军事路线和军事领导的会议，会前对“左”的军事路线错误的认识和排除错误的军事领导是这次会议能够成功的重要条件。周恩来在这一斗争中起了关键作用，他曾说过：“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 ^[8] 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则是通过党的决议的形式否决了李德的错误方针，完全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对李德的指挥权提出了挑战和反对，但李德仍坚持错误主张，于是1935年1月1日召开了猴场会议，并明确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上作报告。” ^[9] 这样就限制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恢复了军委的集体领导，使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在军事指挥中开始真正发挥作用。

（三）坚定地站在毛泽东的一边是会议胜利的关键因素

遵义会议的目的是要求反思失败的原因，改变李德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会议上，博古作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总结报告，他主要是从失败的客观原因上分析“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及其危害，完全不反思自己，不承担责任。周恩来则做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副报告，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军事指导和军事路线，坚决支持毛泽东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路线错误的批评，同时竭力推举毛泽东为我党我军领袖，指出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

周恩来严于责己，宽以待人，从不文过饰非。他在发言中主动承担军事指挥错误的责任，并进行了自我批评。所以，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 ^[10] 而周恩来也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11] 会议后常委分工时还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12]

遵义会议为什么开得成功？周恩来的卓越贡献是无可厚非的。正如遵义会议后不久，毛泽东在接见红一师领导时说的：“最近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这个会开得很好，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这次会议之所以开得很好，恩来起了重要作用。” ^[13] 这更对我们以后革命道路的选择、路线的决策、实施的方法等一系列问题找到了突破口。

三、周恩来与遵义会议精神的意蕴

（一）“实事求是”是遵义会议精神的核心价值

实事求是是中国人走好自己道路的必然选择，是贯穿马列主义的一根红线。这就要求我们按客观规律办事、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真理、与时俱进等内涵。在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系列会议过程中，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革命实践中得到了恢复运用和体现。在遵义会议前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上，周恩来等根据当时的敌情变化，否定了博古和李德坚持到湘西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为红军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遵义会议对“左”倾错误的军事领导和指挥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会上对博古和李德的严厉批评也是实事求是的，对他们既不是否定一切，也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遵义会议是正确开展党内斗争、树立实事求是新风的典范。在遵义会议后召开的苟坝会议上，中央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变化了的敌情否定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正因为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才分清了长征以来的大是大非问题；正因为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才作出了正确的抉择，抓住了主要矛盾，解决了当时最突出、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正因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在土城战役不利的情况下，及时作出撤出战斗、西渡赤水的正确军事决策，才有了四渡赤水和后来长征的胜利。可以说，遵义会议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实践基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遵义会议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二）独立自主是“遵义会议精神”的价值取向

独立自主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独立思考，结合自己的实际，探索创新。遵义会议就是第一次在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下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独立自主地解决问题的开始。

从中共二大到到1935年遵义会议的召开，党一直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共产国际的组织领导。共产国际对中共有过不少正确的指导和帮助，但也犯了很多错误，主要的就是粗暴地干涉中共的内部事务和脱离中国实际的瞎指挥，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沉痛的教训使中共逐渐认识到坚持独立自主的重要性。毛泽东曾谈到：“从一九二一年党成立到一九三四年，我们就是吃了先生（指共产国际——引者注）的亏，纲领由先生起草，中央全会的决议也由先生起草，特别是一九三四年，使我们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从那之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14] 。遵义会议的成果，是中共在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取得的。从客观来看，敌人破坏了党中央与共产国际进行通讯联系的电台，中共处于“同外界的完全隔绝”的状态；从主观来看，经过14年的艰难曲折，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一系列挫折，以周恩来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从实践中深刻意识到，要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走自己的路。而遵义会议正为贯彻独立自主思想提供了历史机遇。如果说遵义会议前，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正确方向和创造精神，由于受到“左”倾教条主义的压制和毛泽东在党内被排斥而未能被全党所认识的话，那么，遵义会议则成为中共独立自主解决党内重大问题的新起点。

（三）坚定信念是“遵义会议精神”的前提条件

坚定的信念是建立在正确的世界观之上，对党的事业务求必胜的信心，敢于正视困难、全力以赴的英雄气概。当年的长征，无论是对中国共产党还是红军来说，是对他们生命和革命意志极限的挑战，而正是由于坚定的信仰和必胜的信念，才能使他们历经磨难而不垮，屡遭挫折而不散，红军长征得以胜利。而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在周恩来的推举下，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正确领导集体，使错误路线得以纠正，正确路线得以确立，使全体共产党人更加坚定了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革命必胜的信心。而今天的我们也需要坚定树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发扬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所以说，遵义会议具有坚定信念的典型特征。

（四）群众路线是“遵义会议精神”的制度体现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根本法宝。周恩来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最早提出者。早在九月来信中，他就三次提到群众路线。1934年1月，毛泽东也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强调：“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 ^[15] 但是，在“左”倾路线占上风时期，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存在着“群众”范围小、群众路线贯彻不彻底等不足。更甚，“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李德）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于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疏忽，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 ^[16] 同时，身为军委重要成员的朱德、周恩来也被剥夺了领导权，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遵义会议开创了中共反对党内违反民主集中制这一组织原则的胜利斗争的先河。从会议的酝酿、准备、召开、传达的过程来看，这次会议实际上就是一个践行群众路线、恢复集体领导的过程，是在党内生活中运用群众路线的重要体现。

会议上，同志们更是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会场气氛既紧张严肃又热烈民主，在否定“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指导方针的基础上，“使党转到了正确的干部政策和正确的组织原则方面来了”。 ^[17] 在充分发言后，会议根据多数人的意见起草了深得全党全军拥护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后，经过调整的党中央密切联系群众，在政治局常委会审议通过后，将《决议》发至各支部学习讨论，凝聚了党心军心。同时，中央领导人集体议事的优良传统也得到恢复。可以说，遵义会议是中共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实行集体领导的光辉典范，是党的建设史上的转折点。

总之，遵义会议是在周恩来的正确领导和不懈努力下才得以胜利召开的。他阐发并弘扬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坚定信念和群众路线”的精神实质。因此，周恩来对遵义会议精神的形成起了关键作用，立了第一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