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遵义会议时创造性推进群众路线思想建设的三个维度

毛泽东是我党群众路线思想上的创建者。早在1929年，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起草的8个决议案，要求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党的工作要“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系统总结党的“群众路线”，成为我党历史上“第三个使用‘群众路线’概念”，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深刻思考和阐发党的群众路线的第一人 ^[1] 。那么，在1935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成功召开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扩大会议，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主体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他是如何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如果深入研讨，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正是因为毛泽东根据当时特殊的环境，严格要求自己，从转换自身角色入手，从党和红军领导干部要深入调研，掌握实情，有的放矢开展工作；领导干部要善于自己的位置，把自己也当成“群众”，积极为党工作；肩负为革命事业奋斗不息的“革命群众”，要积极同不正确的方针路线作坚决斗争，敢于坚持原则，担负起一个“革命群众”应该担负起的重要责任。正是由于毛泽东从当好领导要深入群众，做领导还要把自己视为群众，革命群众要有坚定地责任担当，从三个不同维度，顽强地与长期在中央占统治地位“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作坚决斗争，展现出一代伟人非凡智慧，从而赢得了遵义会议伟大胜利，为推进中国革命向前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图所示）

一、作为党和红军高级领导干部的特殊“群众”，只有深入群众才能赢得群众，这是毛泽东推进遵义会议成功召开的前提

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全面体现在它的调查研究理论之中，实事求是地掌握真实情况，推进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调查研究作为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央苏区，毛泽东曾先后在江西、福建等地进行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农村调查，深入到群众中了解第一手资料，为中央苏区建设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深刻了解走群众路线的毛泽东在长征途中，正当红军处在极其危难时期，虽然自身受到边缘化排挤，但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的政治局委员的毛泽东，作为一位党和红军的特殊“群众”，他时刻不忘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解决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展现出党和红军领导人的责任担当，这在遵义会议期间得到清楚的体现。

在遵义会议上，当大家听取了博古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对于博古“国民党蒋介石对我们的第五次进攻，我们是没有给予粉碎”，认为这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力量的强大，强调当时白区反帝反蒋运动没有显著进步，瓦解敌军的工作做得差，游击战争开展得更不够，各根据地互相配合不够密切，根据地的后方物资供应工作没有做好等客观原因。作为入会的党和红军高级干部的毛泽东，以特殊群众的角度，用详尽的事实与核心层“三人团”进行了全面批驳。首先，毛泽东对党和红军核心决策层长期表现出来的教条主义，旗帜鲜明、铿锵有力地表达了反对立场，道出了很多人都不敢说的心声，赢得了大家的共鸣，这在与会者的态度中得到清楚的体现。毛泽东针对博古“如果是这样，我代表中央先作一个反‘五围’的总结报告。然后，恩来同志再作一个关于军事方面的报告。报告完了，大家再研讨，提提意见”和博古报告后“对两个报告有什么看法，请大家讲讲” ^[2] 的征求意见，第一个以“群众”的角色义正词严：“我不同意博古同志的报告。” ^[3] 同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博古同志对反五次“围剿”失败的原因总结不是实事求是，而是在替自己的错误作辩护，认为这是“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的第五次进攻犯了军事路线的错误。并高度概括为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个阶段则是退去中的逃跑主义 ^[4] ，展现了党和红军高级领导干部特殊“群众”的魄力。其次，毛泽东以生动鲜活的论据，掷地有声地阐明自己的立场观点，让人心服口服。善于调查研究的毛泽东认为：“为什么敌人的一、二、三、四次进攻，都被我们打败了呢？唯独第五次，我们不能取胜？当然，有一些客观原因，但主观上的原因，博古同志分析得少一些。我想趁此机会，把前后五次战争的基本情况向诸君作一个介绍，道理就明白了。”这是因为，第一次反“围剿”时，敌军是十万，而红军只有四万，是2.5∶1；第二次反“围剿”时，敌军二十万，红军四万，是5∶1；第三次反“围剿”时，敌军三十万，红军三万，是10∶1；第四次反“围剿”时，敌军五十万，红军五万，仍然是10∶1；第五次反“围剿”时，敌军五十万，红军五万余，不包括地方武装，仍然是10∶1，而我们为什么失败得那么惨，连个地盘都保不住，来个大搬家，逃之夭夭。这难道可以说，我们在军事策略方面，没有一点儿过错？ ^[5] 从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具有强有力的说服力。毛泽东根据调查事实，再做深入的分析认为：“前四次反‘围剿’，各根据地同样也是被敌人分割的，根据地范围，比第五次反‘围剿’时还要小，瓦解敌军，白区工作的开展也很有限，为什么我们却赢得了胜利？其实，根据地人民，通过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后方支前的工作是做得很出色的，根据地内的土地革命、经济建设的开展也是好的，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的口号下，广大群众参军参战，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扩红运动形成热潮，十万工农积极分子武装上前线，红军力量空前扩大。前方红军的财政、粮食和其他物质上需要，都得到了供应和保证，这些都是粉碎敌人进攻的有利条件。” ^[6] 。这一切来自于毛泽东长期又详实的调查论证，这不仅体现了毛泽东“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7] 群众路线思想理论的实战威力，同时也进一步证明他“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鲜明的群众路线思想的无不正确性，留给与会者的是无限的震撼。第三，抓住重要节点，从群众深切感受到的问题给以痛击。群众最关心的是身边的事实。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采用定性、切面、到点这样的思路，层层批驳，让与会将士从内心一步步深切的产生了共鸣。针对红军长征中关注的生活保障话题，毛泽东“关于华夫（即指李德——笔者注）同志的工作，我想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不知对不对？华夫同志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还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路、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总部草拟的略图上一画，限定时间赶到打仗，这样哪能打胜仗？这完全是瞎指挥”！ ^[8] 这些饱含群众路线思想的语言，使与会者无不为之动容，正是因为毛泽东采取了这样的步骤，才使得遵义会议更进一步走向深入。正如毛泽东“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共产党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的。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 ^[9]

毛泽东转换角色践行群众路线推进遵义会议革命目标实现示意图

由此可见，正是因为党和红军高级领导干部毛泽东“我们的调查工作，是要有耐心地、有步骤地去做，不要性急” ^[10] ，以积极的态度，创造性的走群众路线，才为遵义会议成功召开奠定了基础，如果毛泽东“没有满腔的热情，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 ^[11] ，如果毛泽东“假若丢掉主要矛盾，而去研究细微末节” ^[12] ，不能详实地占有材料，机智地走群众路线，就不会有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甚至就不会产生遵义会议。

二、作为党和红军中的普通一员的“群众”，只有树立干群一家积极工作的思想，才能凝聚共识，这是毛泽东能够主导遵义会议成功召开的关键

在遵义会议召开过程中，当博古做完报告请大家发言时，当毛泽东第一个表态“我不同意博古同志的报告”的时候，为什么会连续出现洛甫“我也不同意”，王稼祥躺椅里也说“不同意”，其他人都纷纷表态不同意 ^[13] ，到大家倾听了毛泽东“一反往日的习惯，发表了长篇讲话，实际上这是（遵义会议）主要的报告” ^[14] ，王稼祥在躺椅轻轻按住腹部的伤口对大家说，“我同意毛泽东的发言，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之所以失败，我们在军事战略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不能归咎于其他原因，客观因素有一点，但不是主要的”。 ^[15] ，洛甫也表态，“我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对问题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可以说言之成理、顺理成章。他对指挥五次反‘围剿’三个阶段的分析归纳，我很欣赏，指出问题的症结之所在”。 ^[16] 再到“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朱德同志表示对毛泽东意见支持的明确态度 ^[17] ，以致聂荣臻“毛泽东指出华夫同志是瞎指挥，我完全赞成，这，我深有所感。华夫同志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都横加干涉，这不是瞎指挥，是什么”？产生如此一边倒、意见高度一致的情况，原因在于，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把自己视为一个红军普通群众，灵活运用群众路线思想，团结大多数，一步一步把大多数人凝聚起来，才为遵义会议成功召开创造了条件。那么，毛泽东是如何运用群众路线思想，做到这一点的呢？

（一）忍辱负重反映“群众”意见，以切分的方式分化了教条主义集团

从1930年末到1934年，以教条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留苏派压制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毛泽东的领导权逐步削弱和夺取，最终被“靠边站”。红军被迫长征以后，毛泽东根据时局变化，他以一个党和红军普通“群众”的角色，贴近高层领导，反映“群众”心声，由于毛泽东对红军领导高层积极开展的思想政治工作，使中央逐步纠正“左”倾机会主义者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经验神圣化的问题，实现了党和红军的教条主义领导集体有效切分，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奠定了基础。

早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就注重营造机会接近中央领导高层，多次提出过意见，军委内部也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虽然博古、李德没予采纳。为了改变教条主义对党和红军造成的危害，毛泽东从长征开始，他以一个关心、关注党和红军前途的普通角色，积极寻找机会与中央高层沟通、交流、阐述自己正确的意见建议。

开始长征的时候，毛泽东根据李德、博古把政治局委员下分到各个军团去的机会，提出和王稼祥、张闻天分在一块儿，主动要求同张闻天、王稼祥住在一起，为普通“群众”向上反映意见疏通了管道。王稼祥、毛泽东因身体不好，他们两个人利用躺在担架上的机会倾心交谈，也正是这个交谈，酝酿出总结一下中央在军事上所犯的错误——遵义会议。张闻天说，“毛泽东患结核病，是被担架抬着走的，王稼祥、张闻天因身患重病，也是在担架上抬着走的。这一路，毛泽东和王稼祥、张闻天走在一起。这一路，毛泽东向王稼祥、张闻天反复细致地做工作，向他们分析中央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渐渐地，王稼祥、张闻天接受了毛泽东的看法。中央的一些其他领导人，在行军途中同博古、李德等人的分歧也越来越大，从老山界到黎平，从黎平到猴场，一路展开争论”。“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两位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五次反‘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这“对于我个人说来，遵义会议前后，我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接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这对于我，有很大的益处”。 ^[18] 毛泽东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经历了长时间被孤立的痛苦磨炼，他深切地领悟到团结大多数的极端重要性。长征路上，他在中央领导层中一个一个地做工作，让正确的意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这才实现了遵义会议的巨大转折。贺子珍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对我感叹地讲：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贺子珍还说：“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 ^[19] 有一位外国人写过一本关于长征的书，详尽描述了毛泽东和王稼祥在担架上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问题这一段历史，并称之为担架上的谋略。后来贺子珍回忆说：“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上，要重新由毛泽东领导军队，这是要出席会议的二十多个同志举手表决的。毛泽东如果争取不到多数，就不可能实现这个转折。他是在最受打击、最受孤立的情况下从少数变为多数的。为了让更多的同志了解他，了解王明路线的错误，他在上路（长征）以后，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 ^[20] 这些记述可以看出，长征初期逆境中的毛泽东这个“群众”，在党和红军生死的关头，他想尽一切办法，以最大的耐心作高层领导的思想工作，为遵义会议召开奠定了组织基础。

毛泽东是一位善于创造性运用群众路线思想大家，在出任党和红军的高级领导人时，时刻不忘与群众打成一片，在“靠边站”，又主动转换角色当好“群众”，在党和红军面临危难的紧急关头，忍辱负重，以普通“群众”的角色，想尽办法贴近高层领导，积极地反馈群众意见，耐心细致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正是因为毛泽东深刻懂得什么是“群众”这个概念，并不断在自身进行角色转换实践，才为遵义会议的组织召开提供了可能。

（二）积极推动召开会议，让“群众”通过探寻党和红军新出路

有学者认为广义上的遵义会议是一个系列会议，它包括从1934年12月至1935年3月，党中央召开的通道会议（1934年12月12日）、黎平会议（1934年12月18日）、猴场会议（1935年1月1日）、遵义会议（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石箱子会议（1935年2月3日）、苟坝会议（1935年3月10日至12日）等，前三次会议可以说是遵义会议的“准备会议”，后两次会议应是遵义会议的继续会议或者说“执行会议” ^[21]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会议也都是毛泽东灵活运用群众路线思想，一步一步把“群众”创造的成果转化为党和红军长征的方针政策的集中体现。通道会议上，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是毛泽东这个“群众”极力说服博古等主要领导人，建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的结果；黎平会议是在毛泽东的推动下，否定了博古、李德等人提出的坚持去湘西的错误主张（即原定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作出了向遵义方向前进的战略决定，是遵义会议的奠基；猴场会议，毛泽东提出红军应到川黔边界地区迂回战斗，以便粉碎蒋介石的“围剿”，重申了黎平会议的精神，并加强了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遵义会议更是与会“群众”共同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重要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特别是这次会议，它在党和红军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标志着中共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成为中共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开启了以群众路线等重要内容的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全新历程，它所彰显出的革命精神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生动呈现；鸡鸣三省召开的石箱子会议初步落实了遵义会议精神，巩固和扩大遵义会议成果，完成了中央最高层的组织调整任务；苟坝会议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地位，使遵义会议提出的“改组党中央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的任务最终得以圆满完成。

从这些会议我们可以明显地体会到，它们都集中表现出毛泽东如何做好一位“群众”、领导干部也是“群众”、推动革命向前发展是所有“群众”的责任这样的运用群众路线思想。由于毛泽东有了这样的群众路线思想，才逐步使党和红军逐步摆脱教条主义。也因为有了遵义会议这样的经验，才会有1943年6月《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这些是关于党的群众路线精辟的论述和理论基础。而这一切，都成为“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民主团结、坚定信念、务求必胜”的遵义会议精神的内核。

三、作为视共产主义为毕生事业的“革命群众”，只有坚持原则，不计得失，积极斗争，才能推进革命事业向前发展，这是毛泽东最终争得遵义会议广泛支持的重要方式

为了革命事业开展积极的斗争，这是“革命群众”落实群众路线的基本方式。在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作为“革命群众”的一分子，他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教条主义，运用这种有效的方式，采取积极引导、主动出击、全面推动的斗争方式，一步一步使党和红军走出了困境，从而全面赢得党和红军的广泛支持。

（一）引导“群众”开展斗争，是毛泽东推动遵义会议成功召开的基本策略

如果说遵义会议前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是毛泽东以“群众”角色导演的一场场我党高层领导人与教条主义斗争的戏曲的话，那么遵义会议这场与教条主义斗争的大剧的引子，更是以毛泽东为主体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运用群众路线思想演绎出的经典。

首先，最先提议“搞个扩大会议”本身，完全展现了毛泽东引导革命领导集体开展革命斗争的群众路线观，这是为赢得广泛支持的重要方式。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提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同时，会议还作出一项至关重要的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但是，由于“在长征以前，在政治局里我只有一票。后来我实在不行了，我首先做了王稼祥的工作，王稼祥同意了我的观点；又通过王稼祥，做了张闻天的工作。这样，政治局开会，经常是两种意见，一边是我、王稼祥、张闻天，三票；他们那边是四票，一票是博古，一票是李德，加上另两位。每次开会，都是三票对四票，永远不能解决问题。不知开了多少会，一直是三票对四票。后来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就说，老是三票对四票下去不行，我们扩大一下，我把拥护我们主张的下面的人找来，你们把拥护你们的主张的下面的人也找来，搞个扩大会议。这样，才有了遵义会议”。 ^[22] 为了改变这种决策局面，毛泽东运用群众路线思想，提出遵义会议以“扩大会议”形式，听取党和红军多数人意见的群众路线思想方式，从而历史性地推动遵义会议成功召开。1935年1月9日，周恩来与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商定将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内容、范围及可能的组织调整方案时，毛泽东提出“我看这次会议应该扩大范围，除了在遵义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需参加外，把军委的负责同志和各军团的主要领导人都请来参加，他们处在斗争第一线，应该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正如毛泽东回顾中所说，在毛泽东的首先提议和张闻天、王稼祥的附议支持，以及周恩来的共同努力下，博古同意在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是毛泽东的引导，用一个“扩大会议”，扩大了群众，获得了大多数一致意见，这是遵义会议成功召开重要策略。

其次，策划高层“群众”作“反报告”，进一步体现了毛泽东引导“群众”的群众路线思想智慧，这为确保遵义会议成功召开打下坚实基础。

毛泽东首先从中央高层入手，在遵义会议中听了博古的报告和周恩来的副报告以后，以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集体创作，主要以毛泽东的观点为主导、由张闻天执笔写成的“提纲”，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张闻天首先起来作反对中央领导单纯军事防御路线的这个“群众”作“反报告”。正是有张闻天这个“群众”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先站出来，旗帜鲜明而又有系统地批评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途中的错误的军事领导，才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这个“反报告”，标志着他从“左”倾中央领导集团中分化出来，同“左”倾错误路线决裂的典型体现，是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取得的重要胜利。特别是张闻天列举事实说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退出苏区西征途中遭到严重损失，其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犯了一系列不走群众路线犯下的严重错误，这进一步展现群众路线的强大理想，也让在遵义会议上出现了全面的“有意见好好说嘛，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嘛” ^[23] 这样全面体现群众思想的宏大场景。也因为有了这样的场景，才会使得一线指挥员道出了自己深受教条主义之害的心声，彭德怀“今天我想说的，几个月前，我和李德同志、博古同志说过，今天是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全面总结，有必要再说说，因为很多同志没有听到过，不知道。那次战役中，博古与华夫同志坐在瑞金，指挥红军第二次进攻南丰的战斗，连迫击炮放在地图上某一曲线上都规定了。实际上，中国这一带的十万分之一的地图，就根本没有实测过，有时方向都不对。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如果不是红军作战经验丰富，一、三军团早就完蛋了。广昌战斗，完全是同敌人拼消耗，我们损失多大！中央苏区从1927年开创到现在，八年啦，一、三军团活动到现在，也是六年啦，创造根据地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就被你们的瞎指挥送掉啦，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痛’”！ ^[24] 群众的心声通过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方式得到了全面激发，成为遵义会议的高潮。

（二）带头积极主动开展斗争，是毛泽东获取遵义会议成功的重要方式

毛泽东不仅是一个勇于斗争的“群众”英雄，同时也是一个善于斗争的领导大师。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不仅积极动员广大“群众”同错误路线积极斗争，同时，他还处处把自己当作一般群众，勇敢地站出来，勇敢地同教条主义斗争。正是因为毛泽东灵活运用群众路线这一武器，才为他为我党和红军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一方面，毛泽东遵义会议的发言，运用群众路线的方法给博古报告的准确定性，是他赢得遵义会议胜利的核心。毛泽东对博古报告对反五次“围剿”的失败，总结出的那些原因，认为“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的第五次进攻犯了军事路线的错误。并定义为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去中的逃跑主义，他们明显不遵循为了群众、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的定义，不仅在理论上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更重要的是他在深受教条主义之害的红军将士的内心深处产生了震撼，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定义是毛泽东赢得遵义会议主动权的三把利剑。

其次，毛泽东遵义会议发言选择群众最关心的命题切入，体现了他高超的群众路线领导艺术。

长征红军最关心的是军事问题，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把这一群众最关心、关注的问题作为基本的切入点，对过去不走群众路线的军事路线进行了深入的批驳。在他的发言中，“恩来同志企图在全部战线同时阻击敌人，提出过‘全线出击’的口号。在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则变为全线抵御。其实，在战略上这二者都是错误的” ^[25] ，认为要打胜仗就必须遵循“群众”在打仗时的基本规律，提出了“为什么敌人的一、二、三、四次进攻，都被我们打败了呢？唯独第五次，我们不能取胜？当然，有一些客观原因，但主观上的原因，博古同志分析得少一些。我想趁此机会，把前后五次战争的基本情况向诸君作一个介绍，道理就明白了”。 ^[26] 出现这样的严重问题，刘伯承“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诚如毛泽东所分析，我们在军事上犯了严重错误，我同意大家的意见，不再重复了。这些错误，其实过去不是没有发现，但谁敢提？提了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就是机会主义，前途就是反革命。这顶帽子吓死人啊”， ^[27] 直接道出了教条主义者不遵循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

（三）推动“群众”开展斗争，是毛泽东赢得遵义会议最终胜利的基本方式

如果说团结高层是毛泽东取得遵义会议的关键一环的话，那么，切实地走群众路线，全面推动各级与中央高层“左”的错误做彻底的斗争，则是毛泽东最终赢得遵义会议胜利的重要步骤。

毛泽东十分注重听取基层意见，调动群众开展积极斗争的主动性。这在毛泽东革命时期处处都能得到体现，在遵义会议期间，面对中央关于实事求是与教条主义之间的斗争，毛泽东时刻不忘听取基层意见。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回忆说：“我到遵义后，毛泽东同志当天就在他的卧室接见了我……当我谈到部队已经怨声载道时……毛泽东同志肯定了我反映的情况很重要，并要我在会议上发个言。 ^[28] 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毛泽东处处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思想。

毛泽东突出正确引领，主动把群众路线思想成果不断扩展。遵义会议后，由于敌人已逼近遵义，红军即向赤水地域移师北上。面临这样的形势，毛泽东运用渗透的方式，于1935年1月29日，当红一军团第一师准备在猿猴渡口一渡赤水时，毛泽东派红军总司令部一名参谋找来红一师师长李聚奎、政委黄甦、政治部主任谭政等人，和他们谈了“最近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这个会议开得很好，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这次会议所以开得很好，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关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问题，以及部队的缩编问题。关于部队缩编，毛泽东认为“部队到扎西以后要进行缩编，准备把师改为团。你（李聚奎）这个师长就要当团长啦！你看行不”？当李聚奎回答有3000多人后，毛泽东认为3000多人编一个团又太多了一点，并根据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来到扎西，红一军团除把师直属队精简之外，师级编制未变。李聚奎等人第一次听到毛泽东传达遵义会议都非常高兴，印象特别深刻。李聚奎后来回忆说：“当我们听到这次会议‘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时，大家非常高兴。因为这个问题，是长征以来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当时党心所向、军心所归。”遵义会议后，由于军情紧急，来不及传达会议精神。中革军委曾用电报或个别告诉方法先向团级以上干部打招呼，让基层指挥员了解遵义会议情况。据目前有史记载的，毛泽东向红一师干部打招呼，是最先向团级以上干部透露遵义会议的相关情况 ^[29] 。这种根据实际及时把采用群众路线方法取得的成果，再用群众路线方法扩展到更广大的群众之中，这对有效提升红军的积极战斗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有效借鉴，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三维观是当今推进领导干部践行群众路线的深入开展的重要方式

党员与群众，干部与群众，它们有区别，“群众”是指“人民大众”“居民的大多数”，也指“未加入党团的人”。其实少数与多数是相互依存、互为转化的。毛泽东在遵义会议期间，正是从这个角度入手，不断地转换角色，从不同的三个维度积极开展工作，从而赢得了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奠定了基础。

首先，毛泽东为我们如何做好人民群众的领导，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作为党的领导，必须要深入群众，了解群众，懂得群众，真真切切地解决好群众最为关心关注的实际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带领大家干好事业，我们的党才能成为群众的核心。

其次，毛泽东在当领导与做群众这样的角色转换上，为当今的领导干部做了很好的示范。在现实生活中，领导与群众往往有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在领导与群众的变化过程中，认清角色，合理转换角色，主动适应角色，发挥不同角色的作用，在革命事业的道路上谱写出一曲曲壮丽的凯歌。这是当今市场经济下的各级领导干部如何面对仕途沉浮需要积极思考的问题。

第三，毛泽东作为革命大家庭的一员，坚持原则，敢于斗争，为了革命目标奋斗不止，这种精神更是值得我们不断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