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遵义会议精神中的军事民主及其当代价值

军事民主是我军三大民主之一 ^[1] ，是最终获得军事胜利的重要保证，是我军在长期革命战争和建设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实践证明，军事民主对发挥官兵的主体地位和创造精神、圆满完成作战任务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为我们深刻认识军事民主的价值提供了实践范本，对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

一、湘江战役后的三次会议为实现我军军事民主打下了重要基础

1934年11月发生的湘江战役，是红军广大官兵同国民党军队展开的“殊死一搏”。虽然突破了蒋介石重兵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敌军妄图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图谋，但红军自身的损失也殊为惨重，从长征出发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更为严重的是，蒋介石已判断中央红军将沿湘桂边界北上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是集结数十万兵力，构筑坚实碉堡，步步为营，企图将红军一网打尽。而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不顾当前的形势，仍坚持按照原定计划前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红军的命运危在旦夕。在此紧急关头，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已离开红军领导岗位）的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建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既定计划，立即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一带开辟根据地。中央先后召开了三次重要会议。

（一）通道会议

1934年12月11日，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此举行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张闻天、周恩来，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等多数同志赞成和支持毛泽东转兵贵州的建议。李德、博古（当时中央负责人）不同意，坚持要到湘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中革军委命令部队“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 ^[2] 3天后，红军突破国民党军在贵州东南的防线，一举攻下黎平。

（二）黎平会议

尽管初步摆脱了敌军的围追堵截，但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经过研究，中央政治局决定召开一次专门会议，就红军的行动方向展开讨论。毛泽东再一次提出向黔北地区进发，在四川、贵州边界地区建立根据地。毛泽东的这一建议立足实际、着眼长远，分析得十分透彻，得到与会多数同志的赞同。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3] 这次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彻底纠正“左”倾军事错误创造了条件，明确指明了未来的主要战略方向就是到黔北即以遵义为中心的地区开辟根据地。但是，李德和博古仍不甘心放弃他们的错误决定。时任政治局委员的张闻天表现得很忧虑，他在和王稼祥交流时，认为：“还是要毛泽东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 ^[4] 王稼祥当天晚上就将张闻天的想法打电话告知了彭德怀和毛泽东。这个消息在军团的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议，让毛泽东来指挥部队。

（三）猴场会议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分左、中、右三路，经过贵州腹地向黔北进发，连克7座县城，12月30日，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今贵州瓮安县草塘镇）。乌江自古天险，两岸陡峭，水深流急，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如果过不了乌江，最后还是一条不归之路。所以，到达猴场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经过大家的充分讨论，作出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这个《决定》实际上是对黎平会议上毛泽东主张的进一步支持与确认，强调“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 ^[5] 变相剥夺了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会后，红军快速渡过乌江，把国民党的部队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并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获得宝贵的休整机会。

从通道会议开始，正是运用军事民主的策略方针，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一起为挽救党和红军展开了积极的斗争，为在思想上、行动上、组织上统一认识、解决分歧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遵义会议中的军事民主氛围论析

中央红军开始进行战略转移后，广大官兵明显有一种“屡战屡败”的感觉，一次次处于绝境之中，与前四次反“围剿”取得的胜利形成强烈对比。特别是在长征开始时，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因生病坐担架，在一起经常交换意见，话题主要集中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原因教训上，张闻天与毛泽东的看法逐渐趋于一致，感情上也更为融洽。他和王稼祥都认为，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的战略战术错误所致。由此，他们认识到，这是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军事指挥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后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召开一次会议进行检讨反思显得尤为迫切，1935年1月15日，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召开了。

（一）会议的主要议题

“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6] 首先是当时的中央负责人博古作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虽然也说到了一些主观指挥上的错误，但更多地强调的是客观困难。他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队的力量过于强大，敌军兵力达50万（我军仅3万多人），并且还有帝国主义的经济援助和军事顾问的帮助；苏区的物质条件较差，各种物品供应短缺，武器枪支配备严重不足；瓦解白军的工作做得不够深入，相当薄弱，游击战开展得较少；苏区红军之间的呼应不紧密。他坚决不承认他和李德并没有听不进正确的意见，也没有在军事指挥上有错误。紧接着，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他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他主动承担责任，作出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

（二）张闻天的“反报告”

在听了两位主要负责人的报告后，政治局委员张闻天首先发言（又称“反报告”）。按照和毛泽东、王稼祥商量的意见，他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正是由于博古、李德军事指挥的失误才导致了红军有生力量的重大损失。这表明张闻天已从“左”倾中央领导集团中分化出来，从而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作了铺垫。

（三）其他同志的发言

在张闻天作完“反报告”后，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大约讲了一个多小时，详细分析了错误军事指挥的症结，深刻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紧接着，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发言和张闻天的“反报告”，明确提出应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政治局委员、红军总司令朱德声色俱厉地说要追究中央领导的错误，强烈谴责他们排斥毛泽东的做法，指出只依靠外国人打仗是根本错误的，要为根据地的丢失、5万多官兵生命的牺牲负责。来自作战前线指挥的各军团领导同志，皆以自身实践历数“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纷纷赞同毛泽东的发言和张闻天的“反报告”，基本形成了“一边倒”的趋势。周恩来是军委负责人，他承认自己的不对，再次主动承担责任，同时还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对毛泽东的发言和张闻天的“反报告”，周恩来表示完全同意，推举毛泽东指挥部队。此刻的博古尽管受到大家的批评批判，但并没有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出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李德则神情沮丧，始终为错误军事路线辩护。会议经过充分讨论，认为：“不能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我们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 ^[7] 会议指出：“我们党正是由于在这个时期军事指挥上以及西征中的决策基本上是错误的，因此在保卫苏区与顺利的粉碎五次‘围剿’的意义上来说，以及达到西征军预定的湘西目的地来说，是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 ^[8] 会议决定，要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改善军委领导方式。1月17日，会议结束时作出四项决定：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常委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三人团 ^[9] ，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 ^[10] 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成为常委，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是党和红军的一件大事。正如张闻天自己后来所说：“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11]

（四）《遵义会议决议》

遵义会议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再分工，决定以张闻天代替博古任总书记，在党内负总责；毛泽东协助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博古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1935年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云南扎西（今威信县城所在地）地区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这是一个具有极其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文献。《决议》用大量篇幅系统批判了博古、李德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指出：在兵力运用上应集中优势兵力而不是分散兵力，分兵主义的结果就是使兵力处处薄弱，被敌各个击破。在粉碎堡垒主义的方法上，应采取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在堡垒线内，即是待敌人前进时大量消灭敌人的部队；在堡垒线外，即是在红军转到广大无堡垒地带活动时，迫使敌人不得不离开堡垒来开展运动战。在对付敌人持久战的方法上，应使整个战争的持久战与每个战役的速决战结合起来，保持有生力量，等待有利时机，决不能采取拼命主义。《决议》还严肃批评了博古、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压制不同意见的粗暴领导作风，强调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的领导方式。正是在反复的军事民主实践中，《决议》所阐述的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构成我军军事指导思想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遵义会议精神中的军事民主对当前开展部队实战化训练工作的重要价值

时光荏苒，距今已过去近70年，这次党和红军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召开的遵义会议为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它集中纠正了“左”倾军事错误和宗派主义组织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对党长达四年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不可否认的是，遵义会议前后实行的军事民主对于红军后来的发展壮大、战斗力的不断提升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今天，虽然战争的硝烟似乎并没有遵义会议时那么浓烈，但由于我们面对的国际国内环境更加错综复杂、使命任务更多更新更全，作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必须时刻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在充分发扬军事民主的过程中，全面提高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为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而奋斗。

（一）发扬军事民主是开展实战化训练的重要抓手

习近平同志指出：“部队实战化水平，决定着部队能不能打仗、能不能打胜仗。要始终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切实把部队实战化水平搞上去。” ^[12] 我们要从回顾我军发展历史特别是诸如遵义会议这样重要事件中，认清我军在军事工作中开展以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和评指挥、评战术技术、评纪律作风为主要内容的军事民主活动，对调动广大官兵练兵杀敌的积极性、集中广大官兵智慧、形成克敌制胜的强大力量所起的重要作用；对于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全面加强部队建设产生的重要意义；对于持续掀起大抓军事训练热潮、研究战争制胜机理、达成训练与实战的一体化所提出的更高要求，从而促进训练任务和军事工作的全面落实，提高训练质量和效益。

（二）充分发挥官兵的聪明才智是推动实战化训练向纵深发展的重要途径

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我们看到，遵义会议上营造出来的军事民主氛围，不仅有需求（打败仗、腹背受敌、全军覆没的危险，党和革命事业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等因素），而且有人才（中央领导、红军各方面军指挥员、战士的热切期望和盼望）。正是在大家群策群力、反复争论讨论的情况下，才会有正确的意见建议为广大官兵接受，成为党和红军转危为安的重要前提。今天在开展实战化训练实践中，既需要激发高中级干部的战略思维能力与素质，又需要调动普通干部的主动性、积极性，还需要挖掘广大战士尤其是那些中高级士官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坚持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打仗需要什么就苦练什么，部队最缺什么就专攻精练什么，把实战化贯穿渗透于军事训练全过程各领域，改变军事训练和打仗只是少数领导的事情之困局。

（三）创新军事民主的方式方法是推动实战化训练水平上新台阶的重要保证

用好民主渠道，把军人委员会作为发扬军事民主的重要依托，通过这一组织形式问计于官兵，集思广益。广泛进行调研、讨论、思辨，只要有道理的、能解决问题的方法都可以拿出来让大家议、让官兵评，取得“最大公约数”。完善相关政策制度机制，对新颖、有创新的建议及时采纳，对相关人员给予重用，形成正确导向。坚持领导带头，扑下身子、放下架子，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先当学生，后当先生”，经常深入基层，面对面听取官兵意见，与官兵平等讨论、探讨对策，持续在全军掀起研究训练、大抓训练的热潮。

总之，遵义会议精神中所蕴含的军事民主，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乃至将来，在军事斗争实践中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反思，为我军的全面建设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