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是践行好群众路线的根本

一、遵义会议及遵义会议精神

1935年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会议成员扩大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列席会议的有当时担任《红星报》主编的党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华夫）、翻译伍修权等。这是在中国革命处于极其危急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的成功召开，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遵义会议召开的过程

会议由博古主持，他首先在会议上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的报告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一是敌人力量强大，二是根据地政府和各级组织对战争支持不够。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主动承担了一些责任。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他集中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军事上的错误。他列举了许多事实驳斥了博古关于根据地政府和群众支持不够的说法。他说：“根据地的政府和群众对反“围剿”战争是大力支持的，如果说敌人力量强大，为什么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王稼祥不但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而且表示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张闻天的发言在同意毛泽东、王稼祥的意见的同时强调：在目前这种险恶的情况下，只有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红军，才可能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周恩来发言明确提出要撤换博古的领导职务，建议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红军。在会上发言还有：李富春、聂荣臻、朱德、刘少奇、陈云等，他们一致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赞成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的正确建议，同意撤换博古的领导职务。但博古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不同意大家的批评，李德也为自己的错误辩解、拒绝大家的批评。

（二）遵义会议的意义

1.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会议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改变了行动方针，使党和红军在极端危险的境地保存下来，这对红军胜利地完成长征，开创抗日战争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础，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是中国革命转败为胜的转折点。

2.遵义会议是毛泽东正确军事路线的胜利。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934年10月，我中央红军主力八万余人被迫离开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长征。沿途遭到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经过三个月的连续艰苦作战，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进入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当红军1935年1月7日到达遵义时，已经折损过半，只剩下三万多人。造成这一切严重损失的主要原因是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所致，早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就多次提出过意见，军委内部也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但是博古、李德不予采纳。过了湘江后，毛泽东提出讨论失败的问题，从老三界争论到黎平，从黎平又争论到遵义。在黎平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李德主张红军在黔东北与敌人硬拼，毛泽东主张红军向黔北走，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毛泽东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首先取得了王稼祥、张闻天的支持，在遵义会议前夜，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遵义会议才得以召开。

3.遵义会议开始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这就使党的路线开始转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正确轨道上。会议在组织上作了一些调整，改组了中央领导。会议决定：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指朱德）、周（指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结束后不久，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从此，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路线，给中国革命的成功带来了胜利的希望。历史证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是中国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4.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上成熟的重要标志。遵义会议以前，“左”倾机会主义者奉行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经验神圣化，给我党的毒害是很深的。加上在组织关系上，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就使中国共产党难以独立自主地依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本国的问题。党的许多决定往往都与共产国际的指示或共产国际的代表有关。遵义会议则打破了这个常规，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问题的先例。遵义会议独立自主地制定了党的正确路线与行动方针，独立自主地选择了自己的英明领袖，独立自主地解决了组织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问题。这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没有任何外来“忠告”“帮助”之下，由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做出的，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完全有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内部复杂问题的能力，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已经完全成熟，完全有能力领导中国革命战争。

（三）遵义会议精神

1.坚持真理反对迷信的精神。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特别是湘江惨败后，要求更换领导人的情绪明显滋长，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在血的事实教育下，逐渐改变态度。面对严峻的局势，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敢于在危急关头摆脱共产国际的桎梏，不再迷信王明、博古等教条主义者，不再相信李德这个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而是旗帜鲜明地批判并纠正“左”倾路线，把博古、李德从中央的高层领导地位上拉下来，结束了“左”倾错误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这对中国革命走出困境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精神。实事求是是遵义会议取得成功的关键。如果没有这个关键，还是依赖共产国际，屈从“左”倾错误，就不会有遵义会议的成功，更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成功。正是坚持了实事求是，遵义会议不仅选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而且为顺利完成长征壮举创造了条件。可以说实事求是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以实际行动批判教条主义的典范，是中国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独立自主也是遵义会议精神的鲜明特征，遵义会议正是坚持了独立自主，党才能根据敌我形势，扬长避短，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审时度势发起娄山关战役和遵义战役，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士气，为长征最终取得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3.顾全大局加强团结的精神。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少数服从多数，解决党中央领导层问题的成功事例。充分体现了当时党的领导人高超的领导艺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召开前后，所展示的宽广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胸怀和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不仅为争取和说服那些受过“左”倾路线蒙蔽的人，如王家祥、张闻天等发挥巨大作用，而且对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其中王稼祥是首先提议召开遵义会议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因此直至在“文革”中，毛泽东提及王稼祥时，仍说他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中尽可能多地团结那些站在错误路线的人，除了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王稼祥、张闻天，还有彭德怀、陈云等。由于一大批同志团结在毛泽东周围，集聚在真理的旗帜下，这就形成了拨乱反正的基本力量，为会议成功召开提供了基本保证。

4.发扬民主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发扬民主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遵义会议取得成功的又一基本经验。遵义会议的成功既在于吸纳了一大批具有丰富经验的前线指挥员参加或列席会议，也在于会议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以博古为代表的错误路线，提供了争锋相对激烈辩论的舞台。这不仅为毛泽东陈述自己的正确主张提供机会，也为揭露与澄清当时统治党中央的“左”倾错误路线提供了机会，更为所有参会者表决自己的立场和推举毛泽东重新执掌红军指挥权提供难得的机会。遵义会议结束后，红军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便迅速扭转了被动挨打的局面，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为“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及红军长征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5.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遵义会议扭转了过去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风气，摆脱“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斗争方式，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会议本着“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对博古、李德、凯丰等人顽固坚持错误路线的人，既对他们的错误思想开展了针锋相对毫不留情的揭露与批判，又对其个人采取批评团结挽救的政策。这就避免和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矛盾与冲突，最大限度团结和保护了同志，对保证长征的胜利乃至中国革命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6.坚定信念勇往直前的精神。长征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是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革命意志的最具挑战性的检验。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和长征的胜利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党，中国工农红军是世界上伟大的军队。而支撑这个党和这支军队最根本的力量，就是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和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精神。因为有了这种精神，中国工农红军才能以超乎凡人的意志力，跨过雪山草地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二、遵义会议精神体现了群众路线的作风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在毛泽东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1934年1月，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强调：“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 ^[1] 但是，在“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存在着“群众”范围小、群众路线贯彻不彻底等不足。在遵义会议之前，“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于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疏忽，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 ^[2] 同时，不仅毛泽东被剥夺了对军事的领导权，就是身为军委重要成员的朱德、周恩来，实际上也被剥夺了领导权，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而遵义会议开创了中共反对党内违反民主集中制这一组织原则的胜利斗争的先河。从会议的酝酿、准备、召开、传达的过程来看，这次会议实际上就是一个实行群众路线、恢复集体领导的过程，是在党内生活中运用群众路线的重要体现。遵义会议召开前，随着长征中红军作战的迭次失利，广大干部、战士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逐渐产生了怀疑和不满的情绪。为了听取党内意见，争取党内支持，毛泽东在行军途中与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促膝长谈，共同探讨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导上的错误，在党内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思想动员工作，得到了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大部分中央领导人的认可和支持，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为了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和倾听各方面意见，遵义会议扩大了规模和人数，与会者除随红军长征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还有红军总部、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及中央秘书长，李德及其翻译列席了会议。会上，20多名同志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会场气氛既紧张严肃又热烈民主，在否定“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指导方针的基础上，“使党转到了正确的干部政策和正确的组织原则方面来了” ^[3] 。在充分发言后，会议根据多数人的意见起草了深得全党全军拥护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后，经过调整的党中央密切联系群众，在政治局常委会审议通过后，将《决议》发至各支部学习讨论，凝聚了党心军心。同时，中央领导人集体议事的优良传统也得到恢复。可以说，遵义会议是中共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实行集体领导的光辉典范，是党的建设史上的转折点。

三、以遵义会议精神为镜，认真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发扬民主、坦诚相争、顾全大局、坚持真理、反对迷信、修正错误、坚定信念、批评与自我批评，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是我们党无往不胜的根本，也是遵义会议精神的法宝。

十八大之后，举国上下党风、民风日趋好转，经济社会发展成绩斐然，城镇化建设步伐加快。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公仆意识较淡薄。少数干部缺少事业心和责任心，深进基层、深入群众不够，解决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不够好，没有切实做到换位思考，没有做到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下村常常是“身下心不下”，深入基层真正聆听群众呼声较少，关心群众疾苦不够，作用仅仅停留在传传话、送送信、填填表上，充其量只是个“通讯员”“联络员”。

（二）极少数党员干部对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改进工作作风的新形势、新要求了解深度不够，存在熟悉上的误区，以为只是“一阵风”，没有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极个别党员干部存在侥幸心理，在落实“八项规定”和抓作风建设时弄“变通”，以为只要不撞到枪口上就行，自我约束力不强。

（三）干部作风不扎实。少数干部进取心不强，对自身工作业务不熟悉、不到位，没有明确自身工作职责，工作中心不突出、重点不明显，经常是“胡子眉毛一把抓”，缺少活力、干劲，工作不深入、效率不高。再加上日常工作任务重等因素，一些干部无心工作，想方设法找关系、跑调动，对本职工作常常敷衍了事，“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思上进，消极怠工。

（四）基层干部工资待遇偏低。社会物价不断上涨，基层干部工资待遇普遍偏低，压力大。除掉每月日常生活开销、房贷等，一个月的工资所剩无几，工资待遇低影响了干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说到底是与理想信念不坚定、不牢固联系在一起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执行中央“八项规定”，以及工作、生活中存在的以上问题，究其缘由，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思想认识不够深入，心态不够平衡。极少数党员领导干部官本位思想严重，存在特权思想，以为自己是领导干部，与普通党员、一般干部要有所区别，在享受等方面要高他人一等，否则，还不如不当官。有的党员领导干部盲目攀比思想严重，喜欢与同行比权利，与商人比钱财，与群众比自由，寻求花架子、大场面、图享乐。侥幸心理依然存在，有的党员领导干部以为现在生活水平进步了，吃喝玩乐很正常，只要不把公家钱财拿回家，吃点喝点玩点不算什么。另外，有的以为中央执行“八项规定”只是一阵风，狠刹“四风”也是口头上喊喊，只要不做过头，“对策”到位，就不会出问题。

二是考核体系不够科学，评价较难定性。考核标准看显绩多，潜绩少，比较重视考核一个地方经济指标，和专项工作（活动）外在形式，而对潜绩比较忽视，对采取的工作方法和举措等不够重视，致使发生干得好不如说得好，做得实不如“秀”得好的形式主义现象。考核标准定性多，定量少，评价干部时，一般只有德、能、勤、绩、廉等五项笼统指标，特别是德、廉两项，缺少具体评价内容，存在随便性。评价标准共性多、个性少，不管哪一个层级干部，都是围绕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进行考评，缺少体现不同岗位、不同层次、不同地域要求的各具特点的考核标准，很难把“四风”问题在不同层级干部身上的体现考准、考实。

三是管理制度不够健全，监督不够到位。为加强干部管理，各级领导对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做出具体要求，但是，对干部作风中存在的“四风”问题、“吃、拿、卡、要”问题、“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问题等，没有建立科学的、长效的、管用的和易操作的管理制度，使得有些问题难治理、难定性。同时，少数干部在监督执行有关制度时，存在缺位现象，有时碍于情面，听其自然，未能较好地正风肃纪。

四是鼓励机制不够完善，赏罚不够力度。干部考核评价结果运用不够，对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狠刹“四风”，并做出榜样的单位及党员领导干部，未能从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给予实质性奖励。同样，对在执行中央“八项规定”上打擦边球，“四风”问题中小错不断的单位及党员领导干部，缺少刚性的惩戒举措，使得有些单位及党员领导干部产生了“守纪就是吃亏”“小问题、小毛病没关系”等不良思想和侥幸心理。这深刻说明，理想信念动摇是“四风”顽疾产生的思想根源。我们只有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牢记党的宗旨，努力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才能从根本上祛除“四风”。

综上所述，继承和发扬遵义会议精神，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切实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方法。当中国共产党还不善于使用这一根本工作方法时，党的事业曾遭到惨重的失败。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时期的后期，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严重地违背了党的群众路线，独断专行、盲目决策，致使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遭到重大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长征。长征之初，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者的瞎指挥，直接导致了湘江之战的惨败，使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为3万人。只有到了遵义会议以后，党的群众路线得到完全的恢复，党和红军才重新恢复了往日的生机与活力，从而彻底地摆脱了被动挨打的局面，使党和红军转危为安。毛泽东历来认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尽管广大的民众特别是农民缺少文化，但并不表明他们就没有智慧，由于他们直接从事着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因而蕴藏着无穷的创造力。因此，毛泽东创建红军以来，一直强调要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并发扬了党的群众路线，重新恢复了红军的民主传统，从而使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创造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无数事实表明，长征期间，中国共产党正是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群众路线，才成功地实现了战略转移。整个长征路线就是对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诠释，党的群众路线也因红军在长征中创造的典型经验而得以丰富和完善。在长征途中，没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倾向进行了坚决抵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长征路线就是党的群众路线。

遵义会议以来的历史充分证明，坚持党的正确领导，是我们的事业无往而不胜的根本保证。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狠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是新形势下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大决策，是顺应群众期盼、加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重大部署，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大举措。

重温红军长征经验，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我们必须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坚持人民史观，深刻认识“四风”问题的解决对全党、全社会来说都有重要的、全局性的意义。“民心齐，泰山移”。群众乃国家发展的基础，一个国家，应把群众工作放在首位，一个党员干部也应当把群众工作放在首位，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群众观点都不能丢、不能忘。要号召党员干部树信心、表决心，让干部真正扑下身子，放下架子，多吹乡村自然风，多喝百家大碗茶，多解百姓心中忧，多做百姓心中想，以开展党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要求，要出重拳认真开展“六大行动”和“十个专项整治”，严厉打击在群众中影响较大的不正之风；要下大力气，为群众办事，让群众得实惠，切实为群众谋福祉；要让群众说话，倾听群众声音。称职不称职，群众说了算；效果好不好，让群众来评判，切实拉近党群干群关系，加深鱼水情，进一步弘扬党的良好传统和作风，紧密联系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探索新机制、增长新本领，做到艰苦奋斗、厉行勤俭，求真务实、一心为民，谦虚谨慎、以人为本，为同步建成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样才能凝聚人心，汇集力量，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早日实现，真正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