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精神的产生机理探究

一、遵义会议精神的科学内涵与结构

（一）遵义会议精神的内涵

与“长征精神”“西柏坡精神”不同的是，遵义会议精神的科学内涵，尚没有官方标准表述。笔者认为分析“遵义会议精神”的内涵，应该深入地分别从本质、语义分析、语境分析等角度加以认知，才能更清晰、透彻地理解遵义会议精神实质。

从本质上来说，遵义会议精神是一种意识。意识是知、情、意三者的统一。知：指人类对世界的知识性与理性的追求，它与认识的内涵是统一的；情：指情感，是指人类对客观事物的感受和评价；意：指意志，是指人类追求某种目的和理想时表现出来的自我克制、毅力、信心和顽强不屈等精神状态。

实质意义上，遵义会议精神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追求、思想路线、行为准则、工作作风等在精神上的集中反映，是从遵义会议所形成的决议以及参加会议的党内政治家的政治、军事等思想观念中提炼出的本质、核心和灵魂，能对社会行为与意识产生积极的启蒙感召和引导等作用的科学的文化精髓。

（二）遵义会议精神的系统结构

笔者借鉴精神动力结构学说和统一价值论学说，认为遵义会议精神是一个拥有复杂结构的系统意识。

1.认知动力。认知是人的大脑对于客观外界的主观反映，是实践主体对于客体的积极思考、能动探索与理性把握，是不需要考虑人的利益需要，没有任何主观偏爱，是对非价值事实关系的纯粹中性的反映活动。

2.情感动力。情感是主体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产生的对于某一客观事物的态度倾向，是同主体社会性需要相联系的主观体验与心理现象，是非中、有一定主观偏好的反映活动。情感的实质是一种特殊的认知。

3.意志动力。意志是主体有意识、有目的地调节和控制自己的思想行为，克服困难，向着预定目的不断前进的一种执著心理以及在此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自我克制、毅力、信心以及顽强不屈的精神状态，是非中性、能动的、创造性的反映活动。意志的实质是一种特殊的情感。

认知——情感——意志，三者缺一不可，交互作用构成精神（意识）结构。认知解决的是“是如何”的问题，情感解决的是“应如何”的问题，意志解决的是“怎么办”的问题。基于此，关照遵义会议精神的系统结构，笔者设计了结构图1。

图1

1.认知层面。这是遵义会议精神结构的基础。主要表现是求实精神。求实精神的本质内涵就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与活的灵魂就在于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遵义会议中的求实精神既体现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不照搬、不误解；也体现在对中国国情和革命战争发展实际的实事求是。因此，可以说遵义会议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只有在认知层面做到实事求是，才能深刻认识中国的国情实际，因地制宜地采取有利的发展途径。遵义会议以前的三次“左”倾错误的产生就是在认知层面就没有坚持实事求是精神，只是一味地唯共产国际知识马首是瞻，而错误地估计国内形势，才造成了一次次的严重损失和曲折。

2.情感层面。这是遵义会议精神的高一级层面。主要表现是理性精神、讲究团结的批判精神、热爱并忠诚于党的事业的精神。

（1）理性精神是实事求是精神上升一个层次的意识状态，是能够冷静、客观、沉着地认识、处理现实中的各类问题的主观意识。缺乏理性精神，哪怕在对事物认知的过程中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也可能由于情绪、环境等因素的制约，而做出错误认知和决策。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就是坚持理性精神的结果，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出现的错误路线所造成的客观后果，经过冷静思考和分析，认识到了错误路线的危害和产生根源，果断地通过召开遵义会议，充分发扬理性精神，制定出了正确的军事路线，选举出了新的组织领导机构，在重要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的生命。

（2）讲究团结的批判斗争精神。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维护党内团结的重要手段，是我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在遵义会议前的许多年中，“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党内搞宗派主义，对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追究个人责任，实行组织处理，用打击敌人的手段对待自己的同志。遵义会议则充分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所具有的鲜明的自我批评、自己起来纠正错误的斗争精神。毛泽东等人在会上既严肃批评了“左”倾领导者在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又允许犯错误的同志作自我批评。会议取消了“左”倾领导者在军事上的最高指挥权，但并没有单纯地追究他们的个人责任，而是耐心地帮助和支持他们从思想上真正认识自己的错误，吸取经验教训。这种自我批评的方式使与会的大多数同志认清了错误，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 ^[1]

（3）热爱并忠诚于党的事业的精神。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秉承着对中国共产党所担负的重大历史使命和伟大事业的无限热爱与忠诚情感，也正是这份浓厚而深重的情感激励着、鼓舞着、支持着他们为了党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而忘我的工作、无私的奉献自己的所有能量，特别是在重大的历史关头和转折点，更是能够挺身而出，敢于并善于坚持真理。

3.意志层面。这是遵义会议精神的更高级层面。主要表现为独立自主的精神、坚定执著的精神、发扬民主的精神和创新精神。

（1）独立自主的精神。独立自主是运用实事求是思想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升华，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1943年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以前，一直是它的一个支部。从党的成立到遵义会议召开前，中共中央召开的多数会议都要完全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决议办事，而且往往又都是在共产国际代表出席指导下来解决问题的。在中国问题上，共产国际曾提出正确的意见，也有不少错误的意见。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与共产国际无法取得联系的情况下独立召开的。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我们认识中国，……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2]

（2）坚定执著的精神。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就是凭借一种坚定执著的精神，这种自我磨炼的砥砺意志及耐劳耐苦精神、克服困难、战胜邪恶、不怕挫折的坚强毅力。他们清晰地认识到在实现理想和信念的征途上，困难与曲折在所难免，他们能够忍受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冲突和挫折，经得起一切不幸遭遇和打击，具有坚强的意志和毅力，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取得事业成功的人格品质。

（3）发扬民主的精神。遵义会议前相当一段时间，党的民主集中制是不健全的，特别是党内流行家长制和惩办主义，动辄实行所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危害很大。遵义会议树立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典范。会议一方面对“左”倾路线的严重错误进行严肃认真的批评，并从组织上作了调整；另一方面又不是单纯地追究个人责任，而主要是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既弄清思想、分清是非，又团结同志、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3] 遵义会议发扬了党内民主，各抒己见，坦诚交流了不同意见，即使是尖锐对立的观点、激烈的争辩，最后也能在服从真理、服从中国革命的根本利益，在尽快摆脱所处险境的大前提下，通过民主集中，形成统一认识。

（4）创新精神。遵义会议精神中的创新精神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保持与时俱进，坚持锐意创新，敢于突破、敢于质疑，凭借日新精神和破旧立新、追求超越的能力，不人云亦云，不随波逐流、不迷信传统与权威，能够着眼于现实和未来，能对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做到扬弃，有改革现状的强烈要求，突破陈规的进取意识，在为社会进步贡献力量的同时，实现自身价值。

二、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框架原理

历史制度主义是西方20世纪9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的一个政治社会学流派，属于新制度主义的三大流派之一。历史制度主义一方面继承和改造了政治科学中的旧制度主义，而且还在对行为主义作出反思的基础上承接了集团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的一些分析视角，同时吸纳了历史社会学的有关理论资源。既继承了传统制度研究对宏大政治变革和制度变迁的传统，同时又引入了行为主义对行为主体在制度变迁中具体行动和特定历史阶段的重要作用，形成了综合性的中观分析方法。其标志性特征是将历史维度纳入制度分析之中。

历史制度主义中的“制度”的含义。关于制度的概念。在历史制度主义那里，制度的定义相对比较模糊，Thelen &Steinmo是用举例的方法来解释制度的，他们把正式的政府结构如国会、选举法，社会结构如各种社会阶层都看作是制度 ^[4] ；彼得·霍尔认为制度是正式的规则、非正式程序，日常惯例、服从的程序、连接不同政治体和经济中人的关系的标准操作程序等。 ^[5]

三、遵义会议精神的产生机理

传统研究遵义会议精神的理论文章，基本上已经比较深入地探究出了精神内涵，但是对于遵义会议精神的产生机理，尚缺乏一定的研究。本文尝试利用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框架，将遵义会议纳入中国共产党从土地革命历史时期向抗日战争时期过度的历史进程之中，充分认识到遵义会议在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交替过程中的关键节点地位和作用。深刻指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伟大成果和遵义会议精神的产生是对旧制度体系打破之后，建立的新的制度体系。笔者对此进行了总结，最终得出了如下的框架图，如图2所示：

图2

本文研究中，将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6年）深刻受到共产国际指挥影响的三次“左”倾错误路线和相应建立的党内组织机构均视为旧制度体系。如图3所示：

图3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接连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尤其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大损失，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严重阻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诚然，这三次“左”倾错误的产生与形成有着深刻的国情背景，当然也有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原因，但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关键因素，就是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在指导中国革命的政策与策略上存在“左”倾错误。1928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六大”通过的《共产国际纲领》和提出的“第三时期”理论，标志着“左”倾错误系统化、纲领化和理论化，标志着“左”倾错误在共产国际中占统治地位。

尽管史学界普遍认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是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但是，笔者认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所解决的实际问题远非如此，而是打破了盲目接受共产国际的遥控错误指挥，清算了由于共产国际的影响而发生的三次“左”倾错误路线在党内的恶劣影响，是从不切实际的错误的旧制度体系向结合中国国情实际的正确的新制度体系过渡的重要转折点。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解析制度变迁的逻辑，笔者认为可以分别从制度变迁的背景、经过、路径等逐一加以分析，对照图2所示，能够更加清晰地理解这一历史进程。

（一）制度变迁的宏大社会背景

新旧制度体系的过渡正处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向抗日战争时期过渡这一宏大的社会变迁背景之下。这一过渡时期的中国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社会结构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对于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阐述地非常形象，“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军阀和管理各省的小军阀同时存在，反动军队中有隶属蒋介石的所谓中央军和隶属各省军阀的所谓杂牌军这样两部分军队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 ^[6]

对于当时中国的文化结构变迁问题，笔者认为单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向抗日战争时期过渡而言，主要的还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文明对话问题。当然，必须承认这一对话过程是艰难而曲折的。党内存在的几次错误路线，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错误路线的倡导者只是一味地照搬照抄、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而且否定传统文化的精髓与力量，试图割裂中国文化、中国国情实际与中国革命发展的关系。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的倡导者则是坚持实事求是，重视结合中国国情实际和文化传统发展马克思主义，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以三次“左”倾错误路线为代表的旧制度体系，就是由于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当时逐步发展变迁的经济、文化、社会结构和现实。

（二）制度变迁前的时段：向阈值临界点的位移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的发展就是一个旧制度体系内部矛盾量变积累的过程，当旧制度体系内部主要矛盾无法在原有制度框架内解决时，加之当时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以及国际环境的风云变幻，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疯狂掠夺和肆意横行的得寸进尺，使得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在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构想将要适时加以调整。基于此，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主力被迫退出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就成了旧制度体系向新制度体系过渡的一个阈值临界点。

（三）制度变迁的路径决定

所谓“开放”就是指旧制度体系具有很高的包容性，有允许被改造，甚至是大幅度改造的机制。所谓“闭锁”是指某个系统与外界隔绝，不相联系。制度闭锁也就是因为旧制度体系路径依赖的严重性使得旧制度体系在面临挑战的时候采取敌视、避让、自我封闭的对策，而致使本身拒绝变迁的一种状态。 ^[7] 以三次“左”倾错误路线为代表的旧制度体系的典型特征就是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和对共产国际政策的迷信、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合时宜的解读。每当就制度体系面临挑战时，主要是一味的自我封闭、一意孤行，根本听不进正确观点和意见。由此，若想实现旧制度体系向新制度体系转变，其路径只能是彻底打破旧制度体系的封闭状态，通过非正常制度变迁的形式——制度断裂来实现。

在这个制度断裂过程中，尤其是在“关键节点”时期会有激烈的新制度体系内部成员认同差异的较量、旧制度体系内部成员的博弈以及新旧制度体系之间的对撞与妥协。遵义会议就是这一制度断裂过程中的出现的“关键节点”。面对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一轮比一轮激烈的军事打击的外压攻击力，重要的是党内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坚持者对旧制度体系所造成的深重损失的反思，遵义会议就这样出现在了历史舞台之上，会议上毛泽东同志的发言，内容主要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包括了如何研究战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战争、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围剿”和反“围剿”、战略防御等多个方面，非常系统、准确、客观地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些宝贵理论成果的形成就是源于毛泽东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过程中，特别是在和旧制度体系斗争过程中，总结出的军事理论精华。因此，遵义会议确实纠正了我党的军事路线。当然，制度断裂后，新的制度体系就会正常地立刻建立，这其中还需要一定的条件和时间，同时在新的制度体系建立过程中，仍会存在新旧制度体系力量的反复较量。后来的瓦窑堡会议、洛川会议则是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向抗日战争时期过渡期间出现的一个个重要的“关键节点”。

遵义会议精神就是诞生于新旧制度体系激烈交锋的关键节点上，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凭借着实事求是精神、理性精神、讲求团结的批判精神、独立自主精神、创新精神等，才顺利促成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同时也为后来中国革命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