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黔中布依族礼俗歌

黔中布依族，这里指分布在贵阳市、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龙里、贵定、都匀、惠水、长顺，安顺市的平坝、西秀以及黔西、织金等地的布依族。这部分布依族在文化上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比如，使用的语言属于布依语的第二土语、服饰比较接近，等等。而最为突出的，是黔中布依族礼俗（社交礼俗、婚姻礼俗、丧葬礼俗、新居落成礼俗等）多伴以歌唱。礼俗歌十分丰富，是礼俗的重要组成部分。黔中布依族礼俗歌反映了古代布依族生产生活、道德伦理观念和审美观念。黔中布依族礼俗歌有用布依语演唱和用汉语演唱两种，其中用汉语演唱的礼俗歌中充分体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礼俗及礼俗歌，成了黔中布依族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是布依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这些珍贵的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可以为布依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拓宽新的领域；有助于对民族文化交流以及跨文化传播基本特点、基本规律的认识；还可为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继承和发展提供借鉴；此外，还有助于该地区民族文化建设，活跃民族地区文化生活，促进旅游和民族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一、黔中布依族礼俗及礼俗歌的主要内容

所谓礼，指的是“规定社会行为的法则、规范、仪式的总称” ^[1] 。礼俗，则指礼仪习俗。也就是某个社会群体世代相沿袭的社会行为法则、规范和仪式。尤其是表现在婚、丧、新居落成以及社交等方面的规范和仪式。

礼是一种法则、规范或仪式，表现为礼都是按一定程序和规范来进行的，具有仪式特征，因此人们通常把“礼”和“仪”连起来，于是就有了“礼仪”这样的说法。

每个民族都有礼仪，但不一定每一个礼仪都要唱歌。在布依族中，很多礼仪上都要伴以歌唱，或者念诵韵语。歌（有曲调）和韵语（无曲调，但念诵之词有韵律）在很多礼俗中，是礼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黔中布依族中表现得更加突出。

以贵阳市布依族婚姻礼俗为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特点。在择偶阶段，青年男女通过赶场、节日集会、送亲、做客等机会接触和认识，用对歌形式进行交流。开始并不涉及情爱内容，经多次见面，加深了解，在多次对歌中彼此产生爱慕之情，于是就互赠信物。然后男方家请媒人到女方家提亲。女家应允后，征得女家同意，择吉日到女家定亲。之后，又经过拿八字、合八字等程序，如果男女双方八字合，就择日举行婚礼。每一个程序都伴随着礼俗歌演唱或韵语的念诵。到了婚礼阶段，仪式程序更多，礼俗歌演唱更是丰富和频繁。新娘和送亲客来到寨门口，新郎家早已在寨门处或客人进寨主要路口处摆上一张方桌，桌上放一张木方盘，方盘内有一壶酒和十二个小酒杯。客人来到寨门，主人方就端起方盘，在每个酒杯中斟上八分酒，端起唱敬酒歌，客人也对歌。对唱几首后，客人把酒杯中的酒倒一点在地上，然后把酒杯放在方盘中。见客人不喝酒了，主人于是把客人让进寨子。来到新郎家朝门外，朝门紧关着，客人唱歌，早就等候在朝门前的主人请来的歌手与客人对歌，待客人喝了主人的敬酒后，主人才打开朝门，把客人放进去。这两个程序叫“迎客”或“迎宾”。进新郎家后，要举行一个“交亲接奁”仪式，女方家送亲者把陪嫁物摆在堂屋中以后，请主人家来清点。之后，送亲者念诵一段韵语，唱一首歌。晚上宵夜前在新郎家院坝中，主客有一场“迎风”礼仪，则是主客用韵语相对，也饶有情趣。婚礼期间，每家都要杀两头大猪。正席之日杀第二头猪。杀猪前也有一个仪式，先由主人端来方盘，盘内有酒杯、酒壶、红封，交给送亲客，由送亲客端到厨房，敬厨师酒，请师傅杀猪，一边敬酒一边唱歌。在宴席中，男女送亲客桌上有两碗很特别的肉菜：表面看上去，一碗是切成片状的扣肉，一碗是切成方墩的“墩子肉”。但实际上，送亲客都知道这两碗肉一是没有蒸熟，二是没有切断。因此被称为“莲藕肉”，隐含夫妻婚后就像莲藕一样，感情越来越深，永远扯不断这样的寓意。送亲客要把两碗肉端到厨房，给厨师敬酒，唱歌感谢主人的盛情，赞美厨师的厨艺，厨师和送亲客歌手对唱，回敬送亲客酒，谦称做的不好，没什么招待，请多包涵等等。婚宴一般摆在院坝中，贵客从主人的堂屋中走出来就餐，在下梯坎时，也要以男念诵、女唱歌的方式祝福主人家。贵客来到席前，但桌旁只有两张板凳，客人也要以男念诵、女唱歌的方式念、唱一段，主人方才补送板凳来，客人才能坐下。宴席是以下主家大门正中的梯坎为中轴，按男左女右摆桌子，男女客人坐定后，男念诵安桌韵语，女唱安桌歌。之后，又以男念诵、女唱歌的形式念、唱《发筷词（歌）》、《发壶词（歌）》、《发杯词（歌）》、《发碟词（歌）》、《送调羹词（歌）》、《送发烟袋词（歌）》等，主人方依次给每桌发送或补发送筷子、酒壶、杯子、调羹、烟袋等。这些仪式都完成后，客人就可以开始喝酒、吃饭了。宾主在宴席就餐过程中，同欢共饮，以猜拳方式互相劝酒。规则是：输方先喝一杯酒，再斟一杯酒交给赢方唱酒歌。赢方猜中那个数就以那个数为题唱歌，贺输方，要输方再喝一杯。输方可以还对方的歌，但酒必须喝下去。晚上吃夜宵，也有一系列礼仪，比如“合桌”、“发筷”、“发壶”、“发杯”、“发香”、“燃香”、“发烛”、“主客互相敬酒”、“主客盘根问古”等等。每个环节都有相应的歌和韵语。

布依族礼俗歌都是在各种礼俗场合演唱的，因此其内容都与相应的礼俗有关。比如在迎接客人进寨门的仪式上，主人演唱的内容主要是对客人的旅途劳顿表示慰问，对客人的到来表示欢迎，而客人唱的歌主要是对主人的热情接待和深情厚谊表示感谢等等。客人来到主人家朝门，也要举行一个迎客仪式，客人唱的内容主要是赞美主人家朝门修得好、风水也好，祝愿主人家荣华富贵，主人则自谦，请求客人见谅，不要见笑等等。

除了与相应礼俗有关这一特点之外，礼俗歌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祝颂。祝，就是祝福。这在礼俗韵语和歌中随处可见，如《客发烛词》：

颂，即赞颂。在对唱中，主客双方在自谦的同时，尽力赞美对方。比如主客互相敬酒时唱的酒歌中有这么一段对唱，很能说明这一点：

主唱：

客唱：

第三方面的内容就是对礼俗活动中相关事物的“追根溯源”。这种“追根溯源”相当于讲述该项事物的起源神话。比如新居落成时要举行隆重的上梁仪式，木匠师傅要对大梁的“根源”做一番追溯：

又如在宴席上“发壶”时，也有对“壶”的根源的追溯：

这种“追根溯源”虽然不是完整的故事，但它的意图是说明仪式中相关事物的非凡性和神圣性，进而达到“使人们相信巫术的力量”和“证明信仰的真实”的目的。 ^[3]

布依族礼俗歌中，还有涉及生产知识方面的内容、历史和文化知识的内容以及青年男女互相表达爱慕之情的内容等等，这里不赘述。

二、黔中布依族礼俗歌的演唱形式和艺术特征

布依族礼俗歌的演唱方式，都是在礼俗活动中，伴随着礼俗活动进行的，是礼俗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是配合仪式演唱，所以表演的特点很浓。这里举“开财门”仪式为例。

布依族新居落成后，举行完上梁和撒抛梁粑仪式，木匠就进入下一个环节：钉大门。钉大门时木匠师傅也要念诵韵语：

之后，开财门仪式开始。木匠师傅一人在屋内，一人在屋外，一问一答，对白或念诵韵语。门内问：

通过这样一问一答，然后念诵了祝主家财源滚滚、荣华富贵之类的吉祥韵语之后，屋内人才把大门打开。在婚宴等礼俗活动中，表演的特征也非常浓。在前面的介绍中，可以感受到这一点，兹不赘述。

黔中布依族礼俗歌通常有用布依语和用汉语两种语言演唱，每一种歌都有布依语作品和汉语作品。在调查过程中发现，老年歌手特别是女歌手大多用布依语演唱，中青年尤其是青年人多用汉语演唱。这与黔中一带布依族中青年转用汉语的现实有关。据老年人回忆，四五十年前礼俗歌主要以布依语演唱，只有一些韵语和酒令等用汉语演唱。可以肯定的是，在明清以前，汉族还没有大规模迁入贵州，汉文化也没有大量传入布依族中的历史时期，礼俗歌都是用布依语演唱的。明清以后，布依族歌手逐渐借用包括语言在内一些汉文化元素，形成了礼俗歌中布依语作品和汉语作品、布依族历史文化和汉族历史文化兼容并包的局面。

黔中布依族礼俗歌的演唱大多数情况下是集体对唱，只有在少部分情况下由个人单独演唱或单独念诵，体现了民俗的集体性特征。

礼俗歌作为民歌中的一个种类，与其他民歌一样，在艺术特征上有共同点。比如赋、比、兴以及夸张手法的运用等等，而作为布依族民歌，它又具有布依族韵文的一些独特性。

赋、比、兴是民歌常用的艺术手法。这在黔中布依族礼俗歌中表现也十分突出。对赋、比、兴，宋代的朱熹有一个解释：“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 ^[5] 用今天的话来说，所谓赋，就是直接陈述事实或表达感情，比就是用比喻或比拟的方式形象的表现出来，兴就是以演说某一个事象为由头，转入想要言说的内容。比如在《敬厨师酒歌》中有这么两首对唱歌词：

主（厨师）唱：

客唱：

主客都用直接陈述、直接表达情感的方式，属于“赋”的表现手法。在黔中布依族礼俗歌中，“比”的手法也非常普遍。流行在乌当一带、用布依语演唱的敬酒歌中有这么两首对唱的歌词：

主唱：

客唱：

对唱中，主客双方都采用了比喻的手法：主人用脚趾、手指比喻酒杯，极言家境的寒酸，没有招待好客人请求客人包涵；客人则用缸和箩筐比喻酒杯，极言主人的盛情。

我们再来看运用兴这种手法的作品。花溪一带敬酒歌中，主人敬客人酒时有这么两首歌词：

歌词中“六月荷花开满塘”、“六月荷花满塘开”与歌中要表达的内容没有什么直接联系，只是为了“引起所咏之辞”而采用的“先言他物”的一种“兴”的手法而已。

赋、比、兴之外，夸张也是黔中布依族礼俗歌常用的手法。这些作品中的夸张有量的夸张和质的夸张两个方面。量的夸张指对物的数量或体积（包括容积）的夸大或缩小，质的夸张指对事物品质（质量）和地位的抬高或贬低。比如前面引述的把酒杯比喻为“手指”、“脚趾”或者“缸”、“箩筐”，都属一种体积的夸张。主客通过这种或缩小或放大的夸张，表达了主人的歉意或客人对主人盛情的感谢。而如果是把一般性的物品说成是贵重物品，或把品质好的东西贬成一般性的东西，就属于一种质的夸张。比如这样一首歌：

这里的“龙肉”和“包谷”说的都不是实情。龙肉本不存在，客人到主人家吃的也不一定是包谷，主人唱这首歌，极力夸大客人在家和来到主人家里所吃食品品质的巨大悬殊，也是为表达“不成敬意”这一层意思。

另外，布依族韵文中常用的复沓、对仗和排比手法，这在黔中布依族礼俗歌中也有突出表现。所谓复沓，指结构和意义相同或相近，但个别词或句子不同的句子或段落的重复。前者属于句式的复沓，后者则是段式复沓。对仗和排比实际上也是复沓的一种表现形式，但如果在一对复沓的句子中，上句和下句有的词构成对比和对照关系，一般就称为“对仗”了。排比则是两个以上句子的连续复沓。我们来看乌当一代流行的《朝门歌》中的一节（原唱为布依语）：

这是句式复沓的例子，下句在结构、意义上与上句相同或相近，形成一种两两相对的结构形态。下面是段式复沓的例子：

从结构、内容可以看出，两首十分相近。它们是一种段式复沓。在对唱时，每方都要唱这么两首，第二首虽然在内容上与第一首相近甚至相同，但却不能省略，这是布依族审美习惯和“好事成双”民俗文化心理在民歌演唱中的体现。

三、黔中布依族礼俗歌的文化学价值

直到21世纪的今天，黔中地区布依族仍保持着在礼俗活动中演唱礼俗歌的传统习俗，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通过对黔中布依族礼俗和礼俗歌的考察，笔者认为它有着重要的文化学价值，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首先，对认识和了解布依族的民族文化性格具有重要价值。

布依族的文化性格，主要表现为社会生活的诗性、待人接物的真诚与自谦、注重礼仪等几个方面。

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更是一种诗性的动物。动物都要满足生理需求，但人与低等动物在满足生理需求时表现出了本质的不同：低等动物基本上是直截了当，而人类则是把整个过程仪式化、趣味化，使之充满诗意。各民族诗性表现在不同方面，甚至同一民族不同地区人们的诗性表现也有差异。就黔中布依族而言，在以酒礼作为重要要素的社交文化中就充分表现出了诗性。在这过程中，人们既享受了娱乐的快意，也在机敏和智慧的对唱中获得成就感和创造的快乐。

布依族是一个具有悠久稻作农耕历史的民族，多分布在自然条件比较好的地区，历史上相对较少受到来自自然和外族的强烈挑战和冲击，这种相对富足和稳定的生活使布依族形成了一种温和、内敛和彬彬有礼的民族性格。由于没有敌人，因此布依族与人相处不会算计，也不设防，显得非常真诚。与西方人那种张扬、表现自我、处处都要表现自己的强势不同，布依族表现出了似乎有点过分的自谦。从前面引述的礼俗歌作品不难看出这点。

其次，礼俗歌充分体现了布依族文化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特征。在礼俗活动和礼俗歌中，可以明显看到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汉文化对布依族文化的影响。这里再举一个例子。布依族婚礼大宴，要举行“宾主接风”仪式。接风仪式十分严肃，由主方歌手与客方歌手对白、唱歌，在场人不得随意说话喧哗，更不准嬉笑。我们来看其中一段词：

此外，在酒令中也可以看到此类与诗经等儒家经典相关的句子。这种情况充分说明布依族文化具有很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再次，黔中布依族礼俗歌提供了丰富而直观的跨文化传播及民族文化变迁资料。跨文化传播指不同文化体系文化元素的相互传播。不同文化体系是不同人群为适应自然和社会环境、改造自然和社会环境，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和形成的。不同文化体系人群的交往、战争、征服、贸易、通婚或者相互学习和吸收对方文化，都是跨文化传播得以实现的途径和方式。通过战争和征服强迫同化造成的跨文化传播给弱势民族带来心灵的创痛和仇恨，但正常的跨文化传播对于人类各民族的发展是绝对必需的。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文化是本民族百分之百自创，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中都有相当多的因素是“拿来”的，引入的，也就是说，是跨文化传播的结果。但是在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事象中，哪些文化因素是跨文化传播的结果，我们只能通过比较才能分析和推测。黔中布依族礼俗歌却不是这样，只要稍微有一点汉文化知识的人，就可以直接从其中看到《诗经》、《论语》、《四书》以及其他儒家经典的影子。酒令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汉族文人雅士把儒家经典引入酒令，到明清时期成为一种时尚。而这种在汉族中尚需具备较高知识水平的饮酒游戏居然成了布依族礼俗歌和酒礼韵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说明，自明代开始的汉族向布依族地区大规模移民，特别是明王朝在布依族地区推行汉文教育后，汉文化在布依族地区传播的力度之大。从布依族中大量的布依语礼俗歌可知，布依族本来就有悠久的酒礼习俗，明代起，汉文化大量传入布依族中以后，礼俗歌中就出现了用汉语演唱的礼俗歌。而且由于汉文化的强大压力，布依语演唱的礼俗歌逐渐退居第二位。黔中布依族礼俗歌语言应用的变化，从一个侧面折射了布依族文化变迁的轨迹。

总之，黔中地区布依族礼俗歌内容丰富，有独特和鲜明的艺术特征和重要的文化价值，是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礼失求诸野”，深入开展黔中布依族礼俗歌的调查研究，不仅对研究布依族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探寻中国儒家文化在西南少数民族中的传播与民族文化交流，乃至对黔中地区布依族旅游的开发，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