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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社会的兴学活动：以地坌村为例
所属图书：《清代清水江流域社会变迁研究》 出版日期：2016-12-01

第五节 村落社会的兴学活动：以地坌村为例

时至清代，清水江流域在王朝国家倡导和民众响应下，村落兴学活动得到较快发展。地坌村可谓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村落，本节即对其兴学活动进行勾勒，以呈现清水江流域乡村社会的教育概貌。

一、地坌的自然环境及其移民 [1]

在地坌，有“唐蒋杜杨是地主，彭李是后来人”的传言。据记载，蒋姓是最早迁入地坌的，蒋姓原籍江西南昌丰城，南宋宝祐五年（1257年），蒋朝祥迁居湖南会同远洞蒋思寨，后又迁居会同地灵，南宋景定四年（1263年）由地灵迁居天柱竹林地坌，成为地坌开基始祖。据地坌《彭氏家谱》记载：“我始祖彭锭公于大宋末年由江西吉安府太和县乔迁湘西渠阳府所属之伍塘冲”，并娶妻生子，从此定居下来，成为“靖属会地之开基始祖”，明洪武初年由湖南靖州迁居天柱由义里菜溪，彭美玉、美珍、美华、美胜、美若五公于明景泰年间同迁地兴团（今地坌），成为地坌彭氏的开基祖。据《李氏族谱》记载，“吾先世居山东古青莒州沂水县，……一世祖裕于南宋绍兴戊午因奸（秦）桧弄权，致仕游会（同）靖（州），先住天柱远口中团”，后迁地坌。 [2] 唐姓在清朝从天柱竹林杨家迁居地坌。根据《彭氏家谱》，现立于竹林乡地坌村风雨桥头的《公议封碑》记载以及对及其所聚住的实际村落布局考察可知，清代道光年间地坌村至少有彭、李、蒋、潘、杨、唐、刘、傅等姓氏民众。彭、李、唐、蒋是目前地坌村的四大姓氏，其中又以彭、李姓氏人口最多。

二、起秀斋与学校的创办

“从来十年之计树木，百年之计树人。而知兴学造士作育人才，非豫不立也！” [3] 族学，即宗族塾学，有着家塾、义塾、社学、义学、公学等不同的称呼，有的甚至叫书院，是宗族组织对青少年族人进行教育的机构。办学校，兴教育，是清水江地区“内地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举措。中央王朝以科举取士，在传播儒学和王朝意识形态的同时，亦给予边疆地区进入体制内的机会。地方社会顺势而为，一方面借以与王朝国家的合作而获得进入主流社会与文化的晋身之阶，另一方面，亦凭借王朝国家的力量得以重构自身在地方社会里的精英身份。各宗族为了培育子弟参加科举，乡绅们都争相参与合办书院。在培养科举人才方面，彭氏宗族同样充分显示了其大族的实力。

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立于天柱县地坌村的《起秀斋碑记》，强调了地方社会兴办教育的重要性，“家有塾、党有庠、州有序，所以崇教化而作人材，兴礼仪而美风俗，意甚善也！益教化行，虽中材可进于君子，愚柔可变为眀强。学校之系于人讵浅鲜哉！顾州县设学多在城中，乡民子弟住居辽远，未免负笈之烦，并苦薪米之费。大乡巨堡听其备置社学，一区择学优行端者充为社师，凡乡民子弟有志学文者俱入学肄业是亦！三代党庠术序之法，俾穷乡僻壤咸知向学之意。”同时希望通过办学而为国家“兴学造士”，“吾乡子弟优游其中，读唐虞三代之书，遵孔孟朱程之学，仿白鹿洞规条以树之仪节，仿先正限年读书法，以立其课程，积年累月，涵濡渐染，以此为希圣希贤阶梯，坾见凤鸣朝日，龙躍云津，宁仅沾沾文艺之末哉！后之人居是斋者，尚其顾名思义，以仰副朝廷兴学造士之意，吾乡其有厚幸焉！” [4] 民国年间，地方乡绅一如既往地充分认识到兴办学校的重要性，《重建起秀斋碑文序》继续强调“党有庠而乡有序，家有塾而国有学”。 [5]

地坌的办学活动得到了地方父老的大力支持，据碑刻记载，文庠生彭勷谟看到地坌“旧无学馆，就僧寺读书，以寺宇狭隘，且近居民时多往来之扰，复有梵偈之晓，苦无静功”，便请命于父兄，并“商同堡耆老”，“佥曰：可。”于是，决定兴办学校。校址的选择也颇费心思，传统社会中，老百姓不管做什么事都要看风水、算日子，学校也不例外。起秀斋的选址在村“居左之田中”，“其地自天华山叠下，前有溪涧环绕，后有岗囗峙立，跨亩而东梵宇森然，复折而西层阁献秀，山水平豁而爽朗，识者谓其有锺灵之象。”于是，彭勷谟“遂捐田建学” [6] ，兴建起秀斋。

经过数十年的资金积累，地坌人从清乾隆年间开始修建学馆，共“设立内外两斋学，一曰静虚，一曰启秀”。 [7] 启秀斋从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年开始修建，历经4年，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才告完工，“乾隆十七年三月初八己巳日辰时竖内进，二十一年丙子岁七月二十一日竖外进”。其规模为三进，“其学舍三进，每进三间”。其设置“内立先师位，中为讲堂，前为门面，斋分左右，厨灶器具咸备，且其中凿石为泮，取思乐泮水之义也！引活水入池，取朱子源头活水来之意”。 [8]

地坌村另一所学校静虚斋则由地方精英捐资修建，“静虚斋之建，惟公（即彭勷谟）实倡义举，捐地基以立讲堂，开泮池以策垣墉，置学田以备束修之费，不知几经筹划焉。” [9] “静虚一斋，创自伯翁丕显，而翁（即彭勷典）实与［赞］勷同，捐地基资费。” [10] 学校即将竣工之时，天柱知县谢圣纶 [11] 途经此地，欣慰地为学校题字，以示勉励，当工程“粗峻，邑候谢公因过其地，题以额曰：静虚。盖示以圣学之要而勉”。 [12]

据天柱坌处镇抱塘村《凤鸣馆碑记》载：“我团原有旧馆，世讲学其中，奈基非久臧，数徙靡定（屋），竟未有名焉。至乾隆丙辰，于村左选地，卜其山明水秀，峰峦排列，复迁于斯”；到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因“视其旧馆窄狭”，故“鼎新重建”。 [13] 据《重建桂林斋碑记》记载，竹林乡秀田村原有旧馆——振英馆，道光年间重建新馆，更名为桂林斋，“急急兴学”，培养人才。 [14]

三、文昌会与办学经费的筹措

在中国乡村社会中，兴办学校需要大量资金，在不可能一下子拿出大量资金的前提下，先成立基金会一类的机构后逐年生息，达到建校所需资金后，再开始兴建学校。地坌村解决办学经费的方法主要是通过设立文昌会、依靠捐资来筹措经费，然后利用所筹经费再购买学田，与之相伴的还有个人捐赠等。

1.“生息”

地坌彭氏族人首先倡设文昌会，筹措开办经费。雍正十年（1732年），地坌的彭美玉、美珍各出本银二两，彭勷朝出银一两开始筹集办学资金，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共得银二百余两，据《起秀斋碑记》（乾隆四十七年）记载：“雍正十年内岁在癸丑，彭公美玉、美珍各出本银二两，师伯彭勷朝出银一两约定逐年生息，以为异日建学之资。至乾隆十七年，先师彭勷谟、师叔彭勷典善继善述，另出家资建造学馆两进。从前所出之项仍然生发，至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共得银二百余两。陆续置买田丘计二百余稨，俾将来聘师有资。” [15] 据《文昌会碑》（乾隆五十七年）记载，生员彭兴的“先伯父立馆后，恐后人艰于就学，特置产业以为聘师之资。偤（犹）虑所出无几，师奉有空，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约十六人各出赀一两作会，曰：文昌”。 [16] 而在其旁边竹林乡的秀田村，桂林斋“在嘉庆丙辰（即嘉庆元年，1796年），首士唐亮彩、绍山、宗一、克邦等约众设文昌会，捐资生放，殊费□□□□□金数百，置田数十顷”。于是，秀田村的子弟有了读书之地，从此唐氏族人“养正有资，陶成有籍，英材蔚起”。 [17] 在天柱县蓝田镇都甫村，据《万载常碑》记载，罗姓族人在设立族学之前，先设立文昌会，通过“生放滋息”， [18] 为族学筹措办学经费。由此可见，在清水江流域的苗疆社会中，设立文昌会来筹措办学经费是一种常用的手段。

2.置产

族学的经济支柱是族产、学田，为解决学校办学所需经费方面的后顾之忧，确保族学教育有足够、稳定的经费来源，各宗族不断开辟增加族产、学田的途径和方法。利用文昌会的钱“轮流生息，陆续置产”，据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生员彭兴的“先伯父立馆后，恐后人艰于就学，特置产业以为聘师之资。偤（犹）虑所出无几，师奉有空，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约十六人各出赀一两作会，曰：文昌。盖欲裕文教之昌明，聊修祀典于万一耳，爰以会轮流生息，陆续置产，并先年所遗田为每岁束修之费，逐年帝证之需，诚一举而两得者也”。购置学田，仅据《文昌会碑》记载，五契可供粮一斗一升二合八勺一抄三拃四圭八粒九粟八黍，共价银196两。 [19] 据《起秀斋碑记》记载，乾隆二十八年，陆续在地坌及其周边地区置买田产，通共中下田41丘，共册载禾二百四十七稨三手，通共粮一□四斗四合四勺四抄三撮七圭五粒四黍。此后，又增加四丘，共粮二升五合六勺二抄二撮八圭三粒四粟四黍，契载价银六十五两五钱。 [20] 据《重建桂林斋碑记》记载，秀田村的民众从嘉庆年间开始“约众设文昌会，捐资生放”，等筹集到足够经费、购买学田“数十顷”后，“鸠工庀材”，唐氏族人36人捐钱，契买田大小16丘，田共去价银七十五两一钱，共计中禾八十余稨，下禾二十二稨十手，实载粮八升二合多。 [21] 据《起秀斋碑记》记载：“从前所出之项仍然生发，至乾隆二十八年共得银二百余两。陆续置买田坵约计二百余稨。俾将来聘师有资，兴贤易易斯成法，良意羡与窦氏之义，方若合符节矣！棫朴菁莪千秋遗爱，腾蛟起凤百代流芳。”

3.捐赠

鼓励族众自愿捐赠，当地民众颇为踊跃地捐田捐钱以创办学校。据《起秀斋碑记》统计，共有彭、李、蒋、刘、林、杜、吴、姜、侯、杨等姓氏85人捐钱，其中尤以彭、李为最。如彭勷典与彭勷谟两人捐校址捐田捐银，彭氏兄弟二人共捐中田八丘，共禾一十五稨，共粮一升一合九勺四抄八拃四圭七粒二粟外，两人还分别与儿孙一起各捐银七十两零五钱。 [22] 不少宗族购买田产作为学费捐给学校，如彭氏购买“土名下妈羊静虚馆烧香田一处，上下共计田八丘，载粮三升七合五勺，系真公与彦魁公二人在馆训课，各捐束修谷三年聚成，契买此业”。 [23] 这些学田，保证了起秀斋的正常教学。竹林乡秀田村学校以前叫振英馆，“唐纯厚、纯辅同捐学馆基址，横直共计四丈三尺”，最后建成学馆，并改名为桂林斋。

四、兴学活动的社会影响

1.为地方培养了一批社会精英

科举制度为社会庶民阶层向精英阶层的流动、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创造了机会。更为重要的是，到了清初，彭氏第七世也就是迁居地坌的第二世彭氏族人中就有3人通过科举考试成为生员，其中彭述贤成为文庠生， [24] 天柱“时未归黔”，只能“入湖南靖州学”， [25] 但这是地坌彭氏宗族中的第一位生员，对彭氏进入士绅宗族之列具有开拓之功；不久之后，同辈族人中还有彭述谟、彭述仁也先后成为文庠生， [26] 进一步壮大了彭氏在当地的实力和影响力。

家族自身对教育文化的重视使得人才辈出。在彭氏迁居地坌的第一辈人中，对教育就非常重视。彭美珍（1557～1621年）在其子彭述谟刚成人时就让其进私塾读书，“甫成人即令就学。公性敏，读群书，过目不忘，为塾师所器重，年方弱冠，名列黉宫”，后成为文庠生。其有立德、立功、立言，“敦孝行以尽子职，德也；创学馆以育人才，功也；辑帝训以广教化，言也”， [27] 后又“倡造文武学馆，并捐产业入”。 [28] 正是在此激励下，彭氏家族耕读之风愈盛，迁居地坌的第三世中，族人考中文武庠生者已达7人之多，其中彭述谟的儿子中有3人成为庠生，其长子彭常德（1647～1729年），武庠生，榜名彭达；次子彭常静（1652～1721年），武庠生，号定远，榜名彭清；三子彭常辉（1658～1728年），庠生，号卜年，榜名彭发。被称为“四世书香”。 [29] 同族的彭述诰“勤于诵读，性颕异，甫讲便通文理，使得久于其业”， [30] 他的儿子中有2人成为庠生，其长子彭常仁（1639～1688年），文庠生，榜名彭兴，字翼远；次子彭常义（1645～1710年），优廪生，榜名彭第，字超远。由此可见，彭氏士绅宗族至此已初具规模，自此之后，彭氏宗族历代都有族人通过科举考试取得生员资格， [31] 可以说，到了清代，地坌彭氏从第七世开始就逐渐形成“耕读之风”，堪称“宇内望族，诗书传家”的士绅宗族了。 [32]

塾师一般是聘请，或由宗族中文化程度高的族人担任。为使子弟能够出人头地，不惜重金聘请名师，据《彭氏族谱》记载，彭勷朝聘请龙炳在天华山任教，彭氏弟子在苦读十二年后，称为府学中的佼佼者，“延请龙炳老夫子授读于天华山，功苦十二年，厥后文思俱进，父（及彭兴，笔者注）方弱冠，叔（即彭第，笔者注）年十八，府县录试，互相压卷，而叔更首拔府长案。” [33]

地坌族学开办后，彭氏就人才辈出，“未几载，果尔文武入庠者相继二十余人，食廪饩列成均者亦复不少。” [34] 由此可见，正是有像彭氏那样的宗族对文化教育、科举的不懈追求，才会在苗疆乡村社会产生如此众多的知识精英。

2.推动了教育的普及化进程，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清水江流域村落的兴学活动主要承担地方民众的初级教育的功能，以“识字明理”为目标，因而是面向整个村落的，即便是人口较少姓氏的子弟也都可以入学，同时，不论贫富都可以接受教育，从而弥补了国家教育的不足，提高了清水江地区百姓的识字能力，促进了清水江流域教育的普及。教育的日渐普及反过来又促使更多的人倾心于科举，科举制以儒家经典为考试范围，促使少数民族地区民众对清王朝及中原主体文化——儒家文化的认同，从而加速了清水江流域的“王化”和“内地化”进程，增强了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推动了地方社会的进步。

[1] 地坌村的自然环境可见本书第四章第三节。

[2] 天柱《李氏族谱》，1987年印刷本，第66页。

[3] 《起秀斋碑记》（乾隆四十七年），碑立于天柱县竹林乡地坌村风雨桥头。

[4] 《起秀斋碑记》（乾隆四十七年），碑现立于天柱县竹林乡地坌村风雨桥头。

[5] 《重建起秀斋碑文序》（无立碑年代，根据内容看应该是在民国时期所立），碑现立于天柱县竹林乡地坌小学背后水井旁。

[6] 《起秀斋碑记》（乾隆四十七年），碑现立于天柱县竹林乡地坌村风雨桥头。

[7] 《重建起秀斋碑文序》（无立碑年代，根据内容看应该是在民国时期所立），碑现立于天柱县竹林小学后面的水井旁。

[8] 《起秀斋碑记》（乾隆四十七年），碑现立于天柱县竹林乡地坌村风雨桥头。

[9] 天柱（民国）《彭氏家谱》卷之一《皇清待诰封修文郎堂伯祖丕显公传》。

[10] 天柱（民国）《彭氏家谱》卷之一《大诰封岳翁慎徽公传》。

[11] 谢圣纶，举人，福建建宁人，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任天柱县知县。

[12] 《起秀斋碑记》（乾隆四十七年），碑现立于天柱县竹林乡地坌村风雨桥头。

[13] 详见《凤鸣馆碑记》（乾隆二十一年），现立于天柱县坌处镇抱塘村小井坎上。

[14] 据《重建桂林斋碑记》（咸丰四年）统计，碑现立于天柱县竹林乡秀田村唐氏宗祠下坎。

[15] 《起秀斋碑记》（乾隆四十七年），碑现立于天柱县竹林乡地坌村风雨桥头。

[16] 《文昌会碑》（乾隆五十七年），碑现立于天柱县竹林乡地坌村风雨桥头。

[17] 《重建桂林斋碑记》（咸丰四年），碑现立于天柱县竹林乡秀田村唐氏宗祠下坎。

[18] 《万载常新》（嘉庆十七年），碑放于天柱县蓝田镇都甫村一罗姓人家的屋檐边。

[19] 《文昌会碑》（乾隆五十七年），碑现立于天柱县竹林乡地坌村风雨桥头。

[20] 《起秀斋碑记》（乾隆四十七年），碑现立于天柱县竹林乡地坌村风雨桥头。

[21] 据《重建桂林斋碑记》（咸丰四年）统计，碑现立于天柱县竹林乡秀田村唐氏宗祠下坎。

[22] 据《起秀斋碑记》（乾隆四十七年）统计，碑现立于天柱县竹林乡地坌村风雨桥头。

[23] 天柱（民国）《彭氏家谱》卷之二《修建志》。

[24] 彭述贤，榜名勷朝，字廷佐。

[25] 天柱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建县，隶湖广靖州直隶州。清雍正四年（1726年）改隶贵州黎平府，雍正十二年（1734年）改隶贵州镇远府。

[26] 彭述谟（1603～1678年），文庠生，榜名勷谟，字丕显。彭述仁，榜名介寿，字纶音。

[27] 天柱（民国）《彭氏家谱》卷之一《皇清待诰封修文郎堂伯祖丕显公传》。

[28] 天柱（民国）《彭氏家谱》卷之一《善行传》。

[29] 天柱（民国）《彭氏家谱》卷之一《皇清待诰封修文郎堂伯祖丕显公传》。

[30] 《文昌会碑》（乾隆五十七年），碑现立于天柱县竹林乡地坌村风雨桥头。

[31] 详细记载可见天柱（民国）《彭氏家谱》卷之首《绅士类》。

[32] 天柱《彭氏族谱》卷一《商贤词谱序》，1985年印刷本。

[33] 天柱（民国）《彭氏家谱》卷之一《先父大人翼远公征文传行实》。府考终场时列第一名者，谓之府长案。

[34] 天柱（民国）《彭氏家谱》卷之二《祠堂记》。

清代清水江流域社会变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