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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土归流”：王朝统治的制度化过程
所属图书：《清代清水江流域社会变迁研究》 出版日期：2016-12-01

第二节 “改土归流”：王朝统治的制度化过程

明代之前，作为苗疆腹地的清水江流域并未真正纳入中央王朝的管理体系；明永乐年间，通过“改土归流”，贵州建省，清水江流域设府建县，王朝的力量到达了清水江下游、上游部分地区；清雍正年间，经过武力开辟苗疆，通过设置“新疆六厅”才真正将清水江流域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直接控制之下。

一、“改土归流”与“新疆六厅”

清水江流域的“改土归流”，从明永乐年间开始，以清雍正年间为其高潮，这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 [1]

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的目的是加强对土司的控制与废革，实行“编户齐民，按亩升科”，增加赋税收入，从而强化中央王朝对贵州的统治，“为剪除夷官，清丈田土，以增租赋，以靖地方。”既可削弱土司的势力，又可强化流官统治，增加赋税收入。云贵总督鄂尔泰认为“生界”地方辽阔，“延袤几千余里，民苗密稠聚处一千三百余寨，诸葛营既控其中，群寨复环其外，左有清江，北既可达楚城，右有都江，南亦连接粤境。向因顽苗盘踞各寨巢穴，弃诸上游之界外”。 [2] “其种类蔓延，巢穴险僻为害边氓……惟下游之黎平、镇远、都匀、凯里等处生苗盘踞于黔、楚、粤三省接壤之间，阻隔道途，难通声教，仍然夜郎自大，肆意横行，地方官不敢过问”。 [3]

具体而言，有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雍正六年（1728年）六月，由黎平知府升任贵州按察使的张广泗出兵征讨八寨苗，这是武力开辟黔东南“苗疆”之始。“八寨为都匀要隘，丹江、清江、古州之咽喉，窟穴其中者为黑苗，徃者，半隶夭坝土司，自从将土司戕害后，虽改属都匀府，而流土俱不受制，与化外无殊”。“欲靖苗疆，宜从八寨始。”十月，讨平八寨苗。十二月，“官军下大小丹江”，苗拜、克猛、长寨、古羊等“生苗”145寨“内附”。正因为有讨平之功，张广泗升任巡抚。 [4] 雍正七年（1729年）三月，出兵征剿清江苗。五月，官军攻下公鹅寨，清江平定。同年七月，进兵古州；十一月，清廷再次用兵清江诸苗寨；十二月，添设同知分驻八寨、清江、古州，“俱加理苗同知”字样，添设通判分驻丹江。

第二阶段。雍正八年（1730年）征剿古州来牛、定旦诸苗寨，以开通都柳江。雍正九年（1731年）上半年，讨平上小江。七月，设都江厅，以通判驻之。

第三阶段。雍正十年（1732年），战事又起，主要征讨台拱一带的九股苗。十二月，提督哈元生统领黔楚粤三省官兵“会剿九股苗”。翌年三月，官兵分六路进攻，“破其屯”，“高坡平”，“九股各苗”被迫投诚。于是，在台拱建城设官，隶镇远府。将清江同知移驻台拱，添设理苗通判驻清江。

自雍正六年（1728年）始，至雍正十一年（1733年），历时五年，经过大小战争三十多次，动用湖南、湖北、广东、广西、云南、四川、贵州等七省兵力数十万，先后在苗疆腹地设置“六厅”，即雍正六年设置八寨厅（今丹寨县）、丹江厅（今雷山县），雍正七年设置古州厅（今榕江县），雍正八年设置清江厅（今剑河县），雍正九年设置都江厅（今三都县），雍正十一年设置台拱厅（今台江县）。总称“新疆六厅”或“新设六厅”，分属黎平、镇远、都匀三府管辖，自此，“生界”苗疆被纳入清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 [5]

二、纳粮附籍：“王化”背景下的官民互动

1.“建县当差”

前已述及，唐宋以及元代，中原王朝对清水江地区只是羁縻统治，正式的开发始于明朝初年。明朝洪武年间，朝廷在清水江下游今天柱、锦屏县相继设置了天柱、汶溪、铜鼓、新化、亮寨、隆里等千户所。

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撤靖州卫左千户所，设置天柱千户所。《天柱县初建县治碑记》记载了天柱“乐于向化”的愿望，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守备周弘谟“许以建县当差，诸苗乐于向化，报纳鸡粮千有余石”。仅仅许诺建县，苗民即欣然乐从。后因周弘谟调走而建县之事便搁置起来，于是引起当地社会的混乱。“厥后官迁事寝，戈铤日生，抗粮不输，杀人载道。”万历十九年（1591年）朱梓任天柱所吏目，朱梓“熟悉峒苗情状，惟建县一事可使久安。乃单骑入寨，宣布朝廷德化，许遵旧议建县。二苗老（苗酋傅良嘴、陈文忠）率先诸苗输诚纳款。爱之如父母，畏之如神君。朱以苗裔归附之诚，乃上便宜数十事，切中肯綮”。 [6] 巡抚江东之也有相同的记述：“万历十一年，守备周弘谟奉檄征坌处之乱，令苗输鸡粮，许遵旧议，请建县治。一年之后，盟渝法驰，苗因复叛。惟建县一事，可使诸苗贴服。”因此，当朝廷官员“单骑入傅良嘴之寨，论以朝廷德威，言论慷慨，傅良嘴叩头请罪，愿纳鸡粮为诸苗先，清水江等十八寨莫不输款”。 [7]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天柱所吏目朱梓“抚苗向化，申详兵备道徐公榜、分守道郑公锐、分训道陈公惇临、贵州巡抚江公东之、湖广巡抚李公得阳、巡按赵公文炳会疏，请照武冈、城步例，改所为县，照山东费、剡二县例，以吏员升县令，遂改为天柱县。割会同侗乡、口乡、汶溪并本所苗寨，以成县治”。 [8] 在建造县治过程中，“诸苗自行输木兴工，创造堂宇二所，其文庙、明伦堂等项各有人承造。” [9] “苗粮因建县而纳，不建则不纳，以苗之粮供苗之用，不但县治一新，虽文庙与典史衙门各该认领，是钱粮无不敷也”。 [10] 建县之后，苗民“易刀剑而牛犊，易左衽而冠裳，好勇习战之风日益丕变”。 [11] 天柱建县，意味着清水江下游地区完全正式纳入王朝的运行体系之中。天柱建县之初，隶湖广靖州。清雍正五年（1727年），因天柱县与黎平府接壤而分属两省，不便治理，将天柱县由湖广靖州改隶贵州黎平府。雍正十二年（1734年）三月二十八日，定隶属镇远府。

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置铜鼓卫，属湖广都司。清雍正三年（1725年）改属贵州。清雍正五年（1727年）废铜鼓卫，以其辖地建锦屏县，隶黎平府。道光十二年（1832年），因地狭人少，裁县，以其地改置锦屏乡，隶开泰县，以开泰县丞分驻。

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置五开卫，属湖广都司。清雍正三年（1725年）改属贵州。雍正五年（1727年），废五开卫置开泰县，民国2年（1913年）废开泰县，以其辖地建黎平县。

天柱县由所改县的事例以及清雍正五年（1727年）铜鼓卫、五开卫分别改建锦屏县、开泰县之事说明，明末清初朝廷在清水江下游的建县举措，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朝后期清水江流域“乐于王化”的趋势，既是王朝国家统治秩序向边陲社会扩张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边缘族群对国家权威认同的体现。

2.“纳粮入籍”

通过纳粮附籍，确认自己的户籍身份成为国家编户齐民，户籍成为他们与王朝拉上关系，证明自己正统性的臣民身份。明洪武年间，清水江流域就开始“编户附籍，输粮奉法”。洪武五年（1372年），“洞蛮作乱”，“复命江阴侯吴良率指挥胡海等攻铜鼓、五开、曹滴、腾浪、笃莫、洪州、古州等蛮，平其洞寨百余所，皆编户附籍，输粮奉法。” [12] 随着清王朝力量的不断增强，在康熙初年完成“削藩”大计，尤其是三藩之乱被平定后， [13] 包括清水江流域在内的西南边疆社会渐趋稳定和平静，王朝力量进一步渗透到苗疆腹地。于是，清水江流域沿江各寨或主动或被动地向官府纳粮附籍，反映了清代初期清水江两岸较苗疆腹地更早地进入国家版图的现实。

据相关史料记载，从清康熙年间起，率先纳粮附籍的是土司及其附近的村寨，清水江流域的“化外”“生苗”开始向地方政府纳粮入籍，“生苗”渐次进入“化内”，变成了国家的编户齐民。

最早的是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贵州巡抚杨雍建在康熙二十三年转述布政使柯鼎的一份呈文中说道：“该臣看得黎平府属龙里司土官杨胜梯呈称：始祖有养廉仓米一十二石，又招抚生苗，纳苗粮一十八石七斗。该土官传食有年，今自愿捐报，作为正供，于二十四年起征。虽为数无多，亦见土司急公之意。” [14]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文斗上寨向黎平府附籍纳粮，文斗下寨向镇远府天柱县纳粮入籍。（光绪）《天柱县志》“全图”注明：“文斗下半寨，系柱脱入黎，距柱一百三十里，粮七石六斗六升。” [15] 另据《姜氏族谱·记》记载：“延及高祖凤台公，见势可转移，遂于康熙三十二年，约齐各寨，输粮入籍。时下寨正与上寨隙，不愿同往，见上寨与各寨事成，遂捐银赴天柱投诚。所以一寨隶两属，皆一时之愤致之也。” [16] 是时，因上下两寨不和，上寨财多势大，下寨要争口气，宣称不畏权势，“属天管”，正好旁边就有天柱县，于是文斗下寨“捐银赴天柱投诚”，造成“一寨属两府”的局面，即上寨属黎平府，下寨属镇远府天柱县。相同的情况还出现在锦屏平秋高坝的上寨和下寨，高坝上寨归附清江厅，下寨归附黎平府。 [17] 另据在文斗下寨收集到的民间文献《均摊全案》，记载了官府从乾隆元年至乾隆十年在贵州镇远府天柱县属之居仁、由义、循礼三里实行均田摊粮的整个过程，当时文斗下寨属天柱居仁里。 [18] 这是“化外”“生苗”进入“化内”，变成国家“编户齐民”身份的又一典型事例。

据（光绪）《黎平府志》记载：“（康熙）三十三年八月，清水江韩世儒、米元魁等作乱，官兵往戢之，贼遁走。冬，知府宋敏学、副将罗淇请巡边，以弭奸匪。于是平鳌、文斗、苗光、苗馁等寨生苗皆纳粮附籍。” [19] 民间文献记载了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平鳌寨村民姜明楼等率众向黎平府“输粮入籍”，归黎平府经历司管辖的故事。 [20] 同时，据刊刻于康熙三十六年的《永远碑记》也记载了平鳌寨“输粮附籍”之事，可相互印证。

清朝雍正年间实行“改土归流”以后，国家权威的强化与清水江木材市场的发展促进了边陲与内地的联系，加速了清水江地区的“王化”过程。如乾隆时期《清江厅志》描述：“经圣天子武功文教，恩威四讫，各大吏承流宣化及职此土者加意抚绥，休养生息，服教畏神数十年。向之言类侏离者，今则渐通音问者；向之行类禽兽者，今则渐通礼数矣……经四方流寓入籍者，衣食足而诗书文武孝廉入庠食饩者继起迩来，苗裔竟有通经应试如内地之仲家者，风会骎骎日上矣。” [22]

雍正二年（1724年），平秋、石引、魁胆、高坝、皮所、黄门、瑶白等寨向黎平府附籍，划属黎平府经历司管辖。 [23] 雍正七年（1729年），黎平府招抚清水江边锦屏河口平略一带，共有十一寨，包括苗光（今瑶光）、塘东、翻鄙、俾尾（今培尾）、践宗（今锦中）、俾陇（今培陇）、苗馁（今韶霭）、中仰、鄙亮（今培亮）、苗吼（今裕和）、格翁等，由官府造册入籍。 [24] 另据刊刻于光绪三年（1877年）的《纳粮碑记》也记载了纳粮入籍一事，“雍正七年，安抚苗光一十一寨良民，赋银一十七两七钱七分，同屯粮起解”。 [25] 其他史志如（道光）《黎平府志》、《黔南识略》等也记载了此事。 [26]

到乾隆初年，纳粮入籍的越来越多，据清水江文书记载，在清水江中游培由一带，地方官府清查苗人“绝产”，“谕令入籍为民”。

很显然，在国家王权不断介入的前提下，清水江流域的纳粮附籍从明朝洪武年间就开始了，到清康熙年间，已从下游“熟苗”地区逐渐深入到“生苗”聚居的苗疆腹地。

[1] 详见《贵州通史》第3卷《清代的贵州》，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第56～58页。

[2] （清）鄂尔泰等修，靖道谟、杜诠纂：（乾隆）《贵州通志·师旅考》。

[3] （清）鄂尔泰等修，靖道谟、杜诠纂：（乾隆）《贵州通志·艺文志》。

[4] 刘显世、谷正伦修，任可澄、杨恩元纂：（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十九》，贵州府县志辑第7册，第196～197页。

[5] 详见（清）鄂尔泰等修，靖道谟、杜诠纂：（乾隆）《贵州通志》卷二十四《师旅考》，贵州府县志辑第4册，第474～485页。

[6] 王复宗：（康熙）《天柱县志》上卷《天柱县初建县治碑记》。

[7] 江东之：《建湖广天柱县疏》，载（万历）《贵州通志》卷十九，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第436页。

[8] 王复宗：（康熙）《天柱县志》上卷《沿革》。

[9] 王复宗：（康熙）《天柱县志》上卷《建天柱县咨文》。

[10] 江东之：《建湖广天柱县疏》，载（万历）《贵州通志》卷十九，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第438页。

[11] 王复宗：（康熙）《天柱县志》上卷《风俗》。

[12] （乾隆）《开泰县志》春部《师旅志》，第45页。

[13] 三藩之乱时，清水江流域是双方作战的主战场之一，许多土司是追随吴三桂与清王朝作战的，战后许多土司被裁撤就是明证。据清史专家考证，吴三桂、陈圆圆的墓在今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岑巩县马家寨。详见腾绍箴：《吴三桂墓碑考》，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李治亭：《寻访吴三桂后裔与陈圆圆归隐处》，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14] （清）杨雍建：《抚黔奏疏》卷六，《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三十三辑，第1213页。

[15] （光绪）《续修天柱县志》之《天柱县全图》，见天柱县志办编：《天柱县旧志汇编》，第14～15页。

[16] 见锦屏县文斗上寨《姜氏族谱》。

[17] 锦屏县平秋镇志编纂委员会编：《平秋镇志》，2010年印刷本，第466页。

[18] 详见张应强：《民间文书〈均摊全案〉介说》，载《华南研究资料中心》第30期。

[19] （清）俞渭修、陈瑜纂：（光绪）《黎平府志》卷五下《武备志》，贵州府县志辑第18册，第37页。

[20] 平略镇志编纂委员会编：《平略镇志》，2011年印刷本，第48页。

[21] 《永远碑记》（康熙三十六年），碑立于贵州省锦屏县平略镇平鳌村风雨桥旁。

[22] 胡章：（乾隆）《清江厅志》卷一《序》，贵州府县志辑第22册，第348～349页。

[23] 锦屏县平秋镇志编纂委员会编：《平秋镇志》，2010年印刷本，第6页。

[24] （清）俞渭修、陈瑜纂：（光绪）《黎平府志》卷二《地理志》，贵州府县志辑第18册，第1153页。

[25] 《纳粮碑记》（光绪三年），碑立于锦屏县河口乡塘东村。

[26] 详见（道光）《黎平府志》卷四第298页和《黔南识略》卷二十三《开泰县》，第192页。

[27] 《清江清军理苗府刘为禀恳给照事》，笔者2011年7月31日在剑河县南加镇拍照收集，文书由培由村杨再余族长保存。

清代清水江流域社会变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