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轰动贵阳的“苗夷文物展览会”
贵州少数民族在这片高原上生活了数百年乃至数千年，却难以进入中原的学术文化殿堂。一九〇二年，受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大学的派遣，日本人类学博士鸟居龙藏对中国西南苗族进行考察时来过贵阳，并作学术考察。在落后地区往往有这样的现象，即地域人文研究是由外来力量推动的。但这种研究有很大的局限性。正如大夏大学著名社会学、民族学家吴泽霖、陈国钧所言：“日人鸟居龙藏以民族学的方法，做过一次调查，但调查的区域太小，所得的资料，仍极有限，不足以餍科学上的要求。”陈国钧又道：“然吾人以科学眼光观之，外人之研究工作实绝不足道，一则因无缜密之记音符号与方法……”（《贵州苗夷社会研究》，民族出版社，二〇〇四年一月）
抗战时期由上海迁到贵州的大夏大学，有一批我国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家，他们第一次用现代民族学的观点，对贵州少数民族文化进行了深入考察。当年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写道：“吾大夏大学迁黔后，即以研究西南各种问题为务。西南各种问题中，尤以苗夷问题为最重要。”（同上书）一九三八年春，该校设置了社会经济调查室，一九三九年更名为社会研究部，由吴泽霖和陈国钧主持。
百年前着节日盛装的苗族妇女
百年前青岩地区的布依族母女
这批学人当年的研究，不论在主观还是客观方面，都有拓荒意义。这项工作是当年的国民政府所倡导，从一九三九年春至一九四〇年春的三次调查，是受中央内政部、贵州省教育厅民俗研究会和贵州省民政厅委托进行的，分别历时八个月、六个月和五个月。而一九四〇年三月至一九四二年冬的三次调查，则是社会研究部独立进行的，分别历时一年一个月、三个月和近三年。这样连续的专业调查，学术成果丰硕。从其成果的字里行间，能够看到一颗颗赤诚的学术之心。
当年这一批学者在社会学、民族学、语言学诸多学科上都有独特的造诣。他们大多曾经漂洋过海历经磨难苦求学术之经，对这些学科有良好的基本素养，掌握了这些学科在世界学术研究前沿的状态。那时，学者们都还年轻，被理想之光辉照着，正值想干一番事业的时候，因抗日战争爆发而随校迁黔。教授们看到这里不像他们所生活的上海北平等大城市，西洋之风劲吹；这里还保存了相当程度的原始习俗，千百年前老祖宗传承的文明还在延续。然而，这种文明被内地城市人视为“野蛮”“愚昧”，种族歧视之风颇盛。贵阳一些人常常用“苗子”来蔑称少数民族，更鲜有人放下“身价”对之进行研究。内迁的学者们用学术的眼光来审视这片神奇的高原和众多民族缤纷的文化，直觉上就领悟了这片土地深厚的学术蕴藏。这里是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学术研究的处女地。大夏大学的内迁，是一种双向的缘分。
通过艰苦的田野调查，他们对中国西南的这一隅有了切肤、入心的认识；而贵州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习俗，也由此揭开面纱让外部世界初识。在学术观念上，他们实践了“文化相对论”的主张，认为每一种文化都具有其独创性和充分的价值，在比较各民族的文化时，必须摈弃“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从事情发生的文化背景来判断是非曲直。相反，以调查者自己身份、族群的价值标准来衡量其他民族的行为方式是不对的。
大夏大学教授们的研究，大多走出了贵阳，深入到了贵州的各少数民族地区。其中研究贵阳的篇章，为贵阳市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民族学、民俗学史料。
在当年抗战如火如荼，财政极其艰难的状况下，他们的调查研究成果得到了出版、展览和保存实属不易。学术从来是少数人的工作，如何让学术成果走出象牙塔进入寻常百姓的视野，举办展览会是最直观的手段。在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就利用自身条件，在大后方的贵阳举办了三次展览。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样直观的展示，贵阳许多市民对少数民族的认识还会停留在一无所知的阶段。这个展览，在国内是破天荒的首次，在贵阳的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当年，城里人的衣食相对好一点，但生活却平平淡淡的有如一眼就能望穿的平地；少数民族饱受饥寒，日子却是有峰峦有峡谷，时而惊心动魄，时而亮光闪闪——那是一串串节日，组成了他们苦难生活的闪光点。展览把与这些闪光点有关的事项、器物集中起来向贵阳民众展示，犹如在山城燃起了一团热烈的火焰，引起街谈巷议。
在民间实物部分，分为三个大类，最醒目的是服饰。在日常服装上，城里汉人是华丽与褴褛因人而异的。过去被人们所忽略的苗人的盛装服饰却是族人都有，式样统一，过节时族人个个都穿着的。单是这种平等的、有如戏装般的绚丽华美，就倾倒了观众。在贵阳市花溪、乌当一带，展出的上衣是贯首式，这种衣衫不需像城里流行的女子旗袍那样修身合体，而那粗犷大气的裁剪手笔特有大家风范，为当年领风尚之先的艺术界人士所称道。女装挑花背搭带（苗语音“格棒”）在胸前呈十字交叉状。这是纯装饰性的，挑花手艺非常精致，领口镶有白边，犹如一面旗子披于肩上，又被汉语翻译为“旗帜服”，这个概括相当准确。女下装为中长的百褶裙，那裙子的布是用麻织成的。贵阳周边的苗人都种麻，收获后刮皮、绩麻、织麻布，用自种的蓝靛草染麻布，做裙褶，缝制百褶裙。苗人的生活古风犹存，正如南宋诗人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所写：“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在“跳花场”等节庆，花溪一带苗族男子头缠盘状或人字形状青黑色布帕遮掩了头发。上衣为家织蓝布右衽长衫。外为挑花背带。下着长裤。腰上系的长围腰被鲜丽的挑花纹样铺满，已经看不见藏蓝色的底布。这在汉族古今服饰中都是绝对没有的。展览人的这般介绍，让城里爱好刺绣的女性观众惊叹不已。其实挑花这种手艺在贵阳汉族女子中也有流传，但她们是用一种白色的十字布来做的，如果没有十字布，就要在布的正面数纱来绣。而展出的挑花苗装却是在布的反面绣的，称为“反面绣花正面看”，这种工艺在绣制过程中能让绣品保存得更完好无损。这样复杂精致的工艺也让贵阳人眼界大开。
但贵阳苗人的服饰又绝对不是一两种、三五种能够概括的。比如高坡式、卡罗式、摆榜式、中排式、摆金式，主要分布在贵州省贵阳、清镇、平坝、长顺、龙里、贵定、惠水、平塘等贵阳周边及其延长线上的县（市）。上衣为对襟开胸衣。这些女装中最突出的特征是衣背绣饰方块图案或另有一块背牌，一般用络缨或海贝装饰。在远离大海的内陆贵阳，单是这海贝的装饰物就是有着丰富文化内涵的饰物，从中可以看出苗人由东海之滨长途迁徙而来的历史印记、审美习俗。下装为百褶裙。贵阳市高坡乡的高坡式女盛装的背牌由两块长方形的布做成，上面用挑花绣满各种花纹图案，缀有海贝和银铃，一个女子单是制作一副背牌，就需要一年的农闲时光。背牌的制作非常精美，且与当地“射背牌”的习俗密切相关。除刺绣之外还有捺锦，即织锦，是用手工织机编织出来的。这种织锦机的设计制作，真是苗人智慧和审美的结晶。因为织机经纬的限制，这些原本就富有山高水阔的想象力的图案，直接被几何图形化、抽象化了。这与现代艺术特别契合，那种艺术化的韵味能够直入人心。
还有蜡染。熟悉中国古籍者知道，蜡染，古称“蜡缬”。据考证，“蜡缬”的概念在文献中最早的记载是唐代慧琳的《一切经音义》卷五十之“众缬”：“今谓西国有淡歰汁，点之成缬，如此方蜡点缬也。”蜡染曾经在我国中原地区和世界上一些热带亚热带地域广泛存在。而后来，这种技艺大面积消失，已经无影无踪。只有生活在山里的民族苗、布依、瑶、仡佬等传习了这份手艺，而成为珍贵的历史见证。他们的衣裙、被盖、包单等常用蜡染作装饰。展览会介绍了蜡染的主要方法。蜡染是用蜡做防染材料的传统手工印染技艺。将蜡液用蜡刀蘸上，在白色的土棉布或麻布上绘出花、鸟、虫、鱼或是几何纹样，然后浸入蓝靛缸，用水煮脱蜡、漂洗，蓝靛染过的布上即现白色花纹。这种蓝白色的纹样沉稳、大方、雅致。观众对这一闻所未闻的技艺赞叹不绝。
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五日的《贵州日报·社会研究》第三十六期柴骋陆的文章写道：“我们除了赞叹她们的绣花技术之外，尤应该称赞的是她们自给自足的精神。她们从种棉纺纱起，一直到做成一件衣服，可以全不要外人帮助，所以她们需要于汉人的，只有食盐一样。关于绣花，她们的一种坚韧毅力，也不可及，往往有费时数年，才绣成一件衣服的，这于姑娘们预备嫁衣时，可以见到。”
第二大类是器具。器具分为用具和乐器。用具有鸟枪、火药、火柴包、捕鼠弹弓等捕捉用具。这些用具制作精巧，可以作为生活类的美术作品来看待，工匠的技艺卓绝。乐器类展品有三尊大铜鼓。铜鼓本身，具有原始宗教的、音乐舞蹈的多重功能。可以说，铜鼓是多种文化的集合体，不论你从哪个角度切入，都能有新鲜的认识和感受。铜鼓最为珍贵之处，在于它绝不仅仅是一面鼓，一件乐器，它历来被人们视为具有神圣的生命。它是权力的象征，是节日的圣器。铜鼓演奏时悬挂在木架上，每面铜鼓有两个鼓手，前面的鼓手持鼓槌敲击铜鼓鼓面，后面的鼓手则拿木桶对着铜鼓的底口前后推动，形成共鸣，使鼓声浑厚深沉，有如波浪起伏，仿佛能进入层峦叠嶂的心腹。铜鼓平日里由寨老秘密保存，启用前要郑重举办仪式。
展品还有大中小号的十支芦笙。芦笙当年也称六笙，因为它有六根笙管，贵阳方言的“六”与“芦”同音。芦笙不仅用于吹奏乐曲，它同样是节日的圣器。五六个芦笙手组成一个芦笙队。那是一种音乐效果的组合。大芦笙是将笙管加高，音量放大的芦笙。吹奏起来浑厚洪亮，声音犹如铜鼓，穿透力特强，能传到大山深处。另有一种用竹子精加工成小喇叭和一个倒挂竹筒，配装在芦笙上把音量扩大，这种芦笙也叫大芦笙，它吹奏小调时，缠绵婉转，特别动人。还有中芦笙、小芦笙。贵阳郊区还有一种别致的、笙体为弓形的“弯弯芦笙”。在跳场活动中，迈出的各种舞步都受芦笙节奏的指挥。展出的还有仲家（即布依族）的月琴，侗家的琵琶胡琴、牛把腿等。可以想见，当年从寻访到发现，又搜集如此多的展品，且有铜鼓这样的珍品，还要运回学校布展，大夏大学的师生们付出了多少艰苦的努力。
第三大类是文字。苗族、布依族、侗族都没有通用的传统文字。但展览会上却展出了四种少数民族文字。它们是：一、苗夷古文。“红岩碑”是其代表。红岩碑是深藏贵州省关岭自治县城东约十五公里晒甲山半山的一处神秘景观。在长十米、高六米的范围内，有一片用铁红色颜料书写的古文字，文字大小不一，大者如人，小者如斗，它像文字又像图画，当地百姓称之为“红崖天书”。有关其文字记载曾较早见于明嘉靖二十五年（一五四六年）。贵州普安州（今盘县）诗人邵元善写了一首《咏红岩》诗：“红岩削立一千丈，刻划盘回非一丈。参差时作鼎钟形，腾踯或成飞走象。诸葛曾闻此驻兵，至今铜鼓有遗声。即看壁上纷奇诡，图谱浑疑尚诅盟。”（《黔诗纪略》卷八）。展览首次把神秘的红崖天书照片向贵州人展示。近百年来，“红崖天书”引起了众多中外学者的研究兴趣，曾有“诸葛碑”、“古彝文”、“自然石花”等推断。据说郭沫若、丁文江等著名学者也曾尝试破译，但一直没有定论。展览会上被称为“夷文”的，有一幅字，拓本有济火残碑，雷公坪夷文残碑等。展品中还有水书和大花苗文。水书是供祭祀用的古老的、包含了许多象形文字的活态文字。水书只有几百个字符，它只在本民族的少数男性祭师中传承，并未在日常生活中通用。大花苗文，是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交汇的年代，英国传教士柏格里在威宁县石门坎等地传教时，他用罗马字母拼写大花苗的语音制定出来的文字。柏格里将这种苗文教给当地苗人学习圣经和文化知识。据说当年有几万苗人学会了这种苗文。大花苗文字诞生之地贵州威宁县石门坎，是极为边远贫穷的地域。大夏大学师生们能够深入到那样的穷乡僻壤做田野考察，并带回了文字这样需要反复深入研究的资料，太难得了。其实，就是今天的贵阳人，到过石门坎的也极少。
展览的另一个部分是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的研究成果。
第一大类是图表和《百苗图》。包含社会研究部的调查大纲，贵州苗夷分布图和苗夷语言分布图。这两大幅图看似平常而来之不易，是深入调查的产物。它凝聚了研究人员的心血，有着深远的学术意义。展览会还展出了清朝时期绘制的《百苗图》。我国古代帝王常常会命人绘制一些民族服饰的图画资料，呈贡朝廷。这就是画史上所说的“职贡图”。这种风气清代中期最盛。据记载，乾隆皇帝曾于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年）发过旨谕：“我朝统一区宇，内外苗夷，输诚向化，其衣冠状貌，各有不同。著沿边各督抚于所属苗、傜、黎、僮以及外夷番众，仿其服饰，绘图送军机处汇齐呈览，以昭王令之盛。各该督抚于接壤处，俟公务往来，乘便图写，不必特派专员。可于奏事之便，传谕知之。”六年之后，《清职贡图》诞生，收集了当时的各种少数民族“共三百余种，分图系说”。“每图各绘其男女之状及其部长属众衣冠之别，凡性情习俗，衣食尚好，罔不具载。”贵州处于多民族地区，可供绘图的素材比较多，绘制者将各民族统称为“苗”，于是便取名《百苗图》。
第二大类是著作。内容有论文集，包括在《贵州晨报》《贵州日报》出版的社会旬刊合订本，《民族学论文集》第一辑；社会调查部编撰资料、调查报告二十多种。《炉山县苗民调查报告》《定番县苗民调查报告》《贵州省西北路各县苗夷社会调查报告》《定番县乡土调查报告》《炉山黑苗生活》《安顺苗夷生活》《荔波水家生活》等；研究部自行出版摄影集《苗胞影荟》和《乙种丛刊》五册，《社会研究部概况》一册（油印一千份）。与文通书局联合主编出版了《贵州苗夷研究丛刊》共六册，等。还有“字汇”，《贞丰仲家字汇》《威宁大花苗语字汇》等。
第三大类是摄影。当年照相机还远未进入民众生活，大夏大学的学者运用自己手中的相机和摄影艺术，留下了极为珍贵的照片，并扩印展出了几百张。观众对此特别感兴趣。展览会还陈列了一部已经上市销售的《苗胞影荟》展品计二千余件，是社会研究部4年来的搜集、研究的集大成。四年时间，这批学者没有个人大部头的专著问世，但田野调查却是一步一个脚印。他们为抗战培养民族人才，把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引以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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