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节快活办节难
二月场以及贵阳各地花场有许多如今还在继续，怎奈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花场及其文化内涵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变异。
看了二月场和祭鼓两个节日，感觉到这里有官方参与主导办节和纯民间过节的两种模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基本上以后者为主，以后则颠了个儿。
二〇〇八年我走到石头寨二月场的场坝上，乍一看去，仿佛不知今夕何夕，身在何处了。场上搭了气派的大舞台，高音喇叭震天响，还挂了大红横幅，气球拖着标语在空中高高飘扬。“二月场”这个传统的“土名儿”没能登大雅，横幅上写的是“东风镇云锦村石头苗寨苗族文化艺术节”。
花场外，苗族女子饮酒
场上的活动分成了三块：朗场、舞台演出、老年腰鼓比赛。朗场是民间自古传承的民俗，自然是苗族民众最大的热点，就像条条小溪奔大河，它们会自然地、激情地奔涌而去，不需人为的组织；而舞台演出是官方组织的，重头戏是流行歌曲、舞蹈。演出被纳入了一种既定模式，看上去，很难分辨它的诞生与流行地点，这台节目与任何一个地方的官办节日演出大同小异。老年腰鼓比赛则是正在从城市老年娱乐向近郊农村拓展的一项群众活动。参与者都是汉族村镇里相对年轻的老太太。这样，通过各级官方人士的辛勤工作，把一个苗族极为独特的“二月场”变成了东西南北遍地开花的“文化艺术节”。
这样的事情在当今已成惯例。为何？
东凤镇云锦乡石头寨苗族文化艺术节
我想，这是办节者在左顾右盼追赶潮流，目光游移，眼花缭乱而没法聚焦在自己的地方民族文化上。从众的东西是最不担风险、最容易操作的。办节者对这方水土最宝贵的、丰富无比的东西缺少底气，缺乏文化自信。于是，就做一些随处可见的、大众化的东西。他们也许很少想过，文化的魅力是什么？是它的独特性、多样性，还是趋同性、单一性？答案自然是前者。潮流变幻无穷，“流水淘沙不暂停，前波未灭后波生”，而自己地方民族的文化历经千百年传承，是声光焕发历久弥新的。
在举办跳场的苗族地区，都有民间的自然领袖苗王、寨老等。他们多年来形成了在村寨统领民俗活动、进行民主议事的传统习惯，在民俗活动中具有无可取代的权威性。而官员习惯于按主观意志、按既定套路布置任务，推动下面层层执行。在一些地方，随着各种“运动”的消长，无形中就以基层行政干部来取代苗王、寨老等自然领袖，形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工作惯性，没有把民众的意愿放在第一位，在民俗活动中没能尊重民众的主体性。这在“办节”的过程中体现得比较充分。
一种民俗之所以能够古今传承，是因为信仰文化主宰了民俗活动。苗族民众相信，通过祭祖、跳场等民俗活动，自己能够与老祖宗沟通，能够将老祖宗请来与后辈团聚，得到祖灵的庇佑。这是非常庄重的大事。而一些地方的行政官员，却以为节日是信手拈来，有钱就能办的，忽略了它的核心是民间信仰。撇开了信仰去办节，即便有一时的轰动效应，但它是无根之花，只能绚丽一时。“丰悴有时，一去一来而不可常”。那样的节日是将民俗泛化、庸俗化了，往往会造出一些“伪民俗”，不被老百姓认可。
文化保护是涓涓细流，润物无声；办节则是短平快、吹糠见米。节日有着民族发自内心的文化情怀，办节则是与外力“打造”相连的。
在浮躁的时代，办节是通往“政绩”的快车道。办节与深入调查研究、抢救、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的细致工作相比，方便快捷更有吸引力。在偏离了科学性轨道的“政绩观”支持下，地方办节、“打造”民俗形成热潮。恕我直言，在民间文化领域内，“打造”是需要慎之又慎的事，否则，老百姓不认可的、非驴非马的东西会泛滥开来，种种“打造”会把民俗推向虚假化、政绩化，贻害无穷。办节风的兴盛，导致了铺张浪费、脱离群众，不利于“非遗”保护的深入开展。
以祭鼓为例，清镇市民委的做法就有自己的特色。市民委对这个节日给予经费支持，即对龙滩寨办事的六家每家给予一千元的补贴，主家给予一千六百元。除此之外，民委没有插手任何具体事，让民间自己去办。在筹备阶段成功与否，民间要看寨老、“宝冒”、吴绕等是否积极参与，细节做得是否周全。龙滩寨六十八岁的“宝冒”王兴贵告诉我，就以学唱来说，平常年份把师傅接来后，在屋里只能“打话”教，而不能“唱明”，即必须使用隐语。否则会引起不顺。只有龙年可以在屋里教学。他又说，我平常唱错句把没问题，祭鼓时如果唱错了，就拿不住“鬼”，“鬼”就会“犯案”。做“宝冒”要会“打片片”（卜卦），要会看顺与不顺。祭鼓用的牛也大有讲究。王兴才说，这个龙年他是到卫城去买的黄牛，公牛母牛都可以，大小也不论；但毛色要纯，不要花毛，也不能断角断尾。这些民众极为看重的东西，外人并不知晓更没必要干预；而如果各级领导直接插入指挥，难免不会发生一些指驴为马的事情贻笑大方。
一个节日过得好不好，该怎么衡量呢？
清镇市麦格乡龙滩寨二〇一二这个龙年的祭鼓节，外界看起来过得相当圆满。最后的一个重要仪式是杀牛祭祖，我因故没能参加。在龙滩祭鼓结束两天后，我又回访了这个山寨。鼓声早已停息，寨上也不再车水马龙而恢复了世世代代的宁静。祭鼓期间，“宝冒”王兴贵忙得无暇与我们说话。此时，他从正在翻耕的水田里赶来了，双腿沾满烂泥。这就是“宝冒”的日常状态。很难把眼前这位老农与两三天前着盛装端坐圣坛的“宝冒”联系起来。他与我们一见如故，声声抱歉祭鼓时太忙，怠慢了客人。
我们聊起了那天杀牛祭祖的事。他的神情明显不如祭鼓时那样昂扬，祭鼓那天的精气神儿此时在他身上已全无踪影。他断断续续地说了些自己学做“宝冒”的经历。他说，一个寨子只有两三个“宝冒”。年代久远，龙滩寨上家家户户盖了新房子，却几乎已经没人会做“宝冒”，逝去的祖先由谁来祭祀呢？有钱又咋样？有那么一天，你就是捧着一堆钱也找不到人会做了。这是寨上的大憾。于是，他跟随师父王德安学做“宝冒”。中寨、木林是鸡年祭鼓。一年多以后，鸡年就到了，师父让他到那两个寨子去“掌坛”。他开始有些害怕，自己如若做不好，就会灾祸临头。在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笼罩下，他小心翼翼，做下来非常顺利。
说到这里，他声言要告辞了，说活路耽误不起，水牛还拴在田里，自己要赶去犁田了。我一再挽留他再聊一会儿。他突然嗫嚅着说：“我在中寨、木林都做得很顺当，唯独在这里有点歪了！”我没听明白他的意思，什么叫“歪了”？他只得涨红了脸说：“那晚上打牛时，牛鼻绳打脱，牛跑了。大家追了一个多小时，才把牛追上。主要是栽桩的时候没有下跪。老祖宗看到牛走的，看到的……”他絮絮叨叨地，一再解释那晚发生的事情。哦，原来是那晚出了一点小意外，但并没有造成任何看得见的损失。我也没怎么在意。
稍后，我访问另外一位吴绕王兴才的时候，他一见面就忧心忡忡地说：“我们寨子打牛没有搞好，“宝冒”记错了，鼓是不能先进家的。他这一错，准备杀牛时，牛的脚绳和鼻绳都断了。可怜寨上人追了一晚……”我说，牛不是追回来了吗？“追是追到了，不吉利啊。大家担心的是，出了这样不该出的事，日后寨子能不能平平安安……”
哦，原来是这样。这次祭鼓活动是否成功，外人看的是程序上热热闹闹，方方面面都过得去，没出大事故；而当地苗人们看重的则是老祖宗保佑后人平安，这个终极目的是否达到。这种差别的根源就是信仰，信仰的有无决定着人们对事物的判断。如果不为信仰，四印苗人压根儿就不会举办这间隔十二年才有一次的、隆重的祭鼓。四印苗的习俗，在我二十余年来所行走的苗寨中，特别让人为之惊叹，感觉心跳。
民间过节与官方办节有不同的判断标准。民间衡量一个节日过得好不好，民众人人心中有数；官方评价一个节日办得成功与否，各级领导、报刊舆论起决定作用。民间的这个标准隐隐约约贯穿了节日的始终。当我们看待一个民族节日，一个“非遗”事项的时候，只有站在当地民众的立场，尊重百姓的信仰，才能去伪存真理解事项的本质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