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木岭的“牵羊”与传说
正月初九，桐木岭花场上的苗族青年
贵阳市郊花溪桐木岭的花场，是贵阳市郊规模最大的花场。它是在每年正月初八至初十举行。
一九六四年我在贵州大学读书时参加“四清”工作队，一位队员老龙是桐木岭苗族人，他与我相处甚好，便断断续续给我讲述过有关桐木岭苗族跳场的故事。那是我第一次听闻苗族习俗，事后我还用日记本追记了一些细节。五十年过去了，那些场面想起来还历历在目。
跳场是由唐姓人家主持的，称为“场主”，但并不是固定的一个人。那是一个“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所以，场主在土改时划定的阶级成分不能高于中农。跳场的苗族是青苗，头包尖角，与上衣同为古铜色，百褶裙是藏青色，与我们常常在花溪见到的花苗衣着不同，语言也不大相通。啊，原来苗族之间有这么大的差异！老龙的话仿佛为我眼前打开了一扇门，能够略窥里面五彩斑斓的神秘世界，但我当年一点儿也没想过，那道门槛有朝一日会让我进入。真是一切都属未知，一切皆有可能啊。
参加跳场的都是年轻小伙子和姑娘，比当学生的我还年轻得多，小孩子也涌来参加。开场前，要在场地中央栽一棵“花树”。这里多松林，“花树”就是一株松树，剔去树干的皮和枝丫，留着树梢的三层枝叶，看上去就像一蓬花枝。开场时，由几位唐姓的青年吹芦笙走在前头，几个姑娘随后走几圈，就完成了仪式。老龙悄悄告诉我，从前跳场是要烧香燃烛放鞭炮的，现在都不敢搞了，怕被人说是封建迷信。但有的边远地方还是要搞，这是老祖宗传下的规矩。
跳场的主要活动是“牵羊”，也就是男女青年的交友活动。
青年男女刚来时，因为长途跋涉，穿着日常劳动的便装，看去有些灰头土脸的。但在开场之前，犹如“灰姑娘”一样，奇迹出现了，不是仙女而是姑娘们的母亲，在跳场的场边上，解开包袱，帮助姑娘摇身一变成为盛装打扮的美丽少女。年轻女子头上包有尖角。姑娘戴几只银项圈，头上用头巾包成前后两只尖角，前一个尖角顶上有丝线做的飘飘缨须，这是未婚姑娘的标志。衣裙由古铜色与藏青色搭配，协调讲究，让人眼前一亮。姑娘手持布带子，准备跳场时“牵羊”用。小伙子穿长袍，包长头巾，银项圈也戴上了。他们系六尺长的宽腰带，这是最重要的一件饰品，没有它，就没法牵羊了。
正月初九，桐木岭花场上的苗族儿童
在牵羊正式开始前，姑娘们要在小伙子堆里一个个地细看自己将要挑谁作为牵羊的对象，而有些聪明过人的姑娘怕自己的犹疑会让小伙子不快，而装作不太在意，却在心中默默细选。牵羊由姑娘挑选小伙子，是一大特色。小伙子打扮好之后，就吹芦笙绕着花树行走，后面跟着一群姑娘。他们一批批地行走，围成一个二三十米的大圆圈，那种隆重热烈的场面听了就让人向往。
姑娘们把手中带子的一端，插在选中的小伙子背后扎紧的腰带上，自己牵着另一端跟着小伙子行走，这就是牵羊。一个小伙子会有几个姑娘去牵羊，年龄大致相当，但姑娘往往看去比小伙子稍大一些。也有很小的小姑娘出来见世面，由妈妈代为插带，而让女儿去牵羊。小伙子被牵羊多的，身后会形成一个气派的小扇面，小伙子心里暖洋洋的，走步格外精神，随同前来的亲友们也跟着快活。牵羊的活动要持续两三个小时。这种近距离的、几个女孩牵羊一个男孩的场面特别有意思，能够传达许许多多平日里难以表达的情愫。当场主宣布牵羊结束时，姑娘们稍稍用力，就把带子从小伙子的腰带上扯下来了，但他们的心已经被无形的纽带牵连起来。
在跳场的三天里，都会有牵羊活动；第二天最热闹。而且头一天牵上的人，在这三天里都不能变换。但有一个随牵羊之后继续的“走生年”活动来弥补，这是扩大交友面，充分体现了苗族青年男女社交的丰富性——未婚的青年男女是自由的，他们都要在这个时段同牵羊以外的异性走一走。这时，不用牵羊了。两个小伙子吹芦笙，两个姑娘则跟着走。小伙子可以在与前面的姑娘走了几圈后，又转而寻觅站在一边的另外两位姑娘来与自己走生年。如果说，牵羊是由女性挑选男性；那么，走生年就是男性挑选女性了。走生年的时间不长，大约几十分钟就结束。老一辈苗人对此考虑得非常周全啊。在第三天的走生年结束后，还要由场主主持，举行扫场仪式，形式与开场相同，但吹芦笙行走的方向与之相反。这之后，男女青年就各自分别了。
牵羊只是拉开了青年男女交往的序幕。临别时他们会相约交往的异性朋友到自己家做客，还要经过长时间一系列的交往，最后若双方有意，男方便由父母请媒人前去提亲。由此可见，桐木岭苗族青年男女婚姻的核心是自由恋爱，父母是在尊重儿女选择的前提下履行手续。善待民俗，会发现其中能够世代传承的精髓，这是很有意思的。
一九八〇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曾两次去看过桐木岭跳场，那是正月间，毛风细雨冻得人瑟瑟发抖，与花场上热气腾腾欢天喜地的气氛反差极为强烈。观众大约有两三万人。我好不容易挤进花场去，那场面与一九六〇年代的氛围已经有了很大变异。仪式性的活动比如开场、扫场等已经可以名正言顺地按老祖宗的规矩办事，而年轻的姑娘小伙在衣着打扮上，都加进了过去不可想象的现代元素。牵羊人的之间的语言对话，也是苗汉夹杂了。
关于跳场的传说，早在一九四〇年，著名社会学、民族学、教育学家吴泽霖先生，就仔细调查过桐木岭的花场，并考证了它的缘由。这个传说与上文提及的都溪、石头寨、高寨关于“二月场”的传说有许多相近之处，但更为详尽。随着一代代传人的老去，民间传说在口口相传中逐步变异，有的枝蔓丛生，有的则越来越简略，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主干。所以，一九四〇年吴泽霖先生的调查就显得尤为可贵。吴先生当年调查的传说如下：
宋朝时候，有个苗王名叫杨令公，住苗王坡，生有八男二女，另有一位苗王名叫黑人庆，居住龙里朵。有一天黑人庆路过杨令公门口，被令公的二女看见，她们就把他约到家里来并且很殷勤的招待他，叙说了许久，二女就爱上了黑人庆，等他告辞回去的时候，二女就为之送行，并且双方议定日期会合（会合者即苗人称为玩姑娘），随后黑人庆与二女就玩了几年，那时杨令公正好种有一园黄瓜，以结实多少，逐日数之，有一天，此二女中的一个，偷了一个黄瓜吃了，等到令公发现少了一个，就问他二位姑娘说“你们吃了黄瓜没有？”二女都说我们不知道，后来令公又连问几次，二女还是不承认，直到令公说出吃黄瓜的人就会被老虎吃的话，二女都被吓得全身发抖，其中一女就说，“爷，黄瓜是我吃的”，令公就说：“早就对你们说，你们总不肯承认，可现在没有办法想了”，果然有一日，二女去玩郎房等黑人庆，谁知一只老虎就在玩郎房，一等二女进去，就把一女吃掉，另一女就连忙爬到郎房梁上去躲避，等到黑人庆回来，看见郎房楼上有鲜血滴下来，黑人庆将刀一晃，血就滴了一刀口，人庆说：“恐怕是我情人的血”说完就手执杀虎大刀跑上楼去把老虎杀了，黑人庆抬头一看，只见一女抱在郎房楼上，一女被老虎吃了，人庆为得救一女，却把刀壳一个，仙鞋一对忘掉在郎房里，就回来了。杨令公等到天晚，还不见二女回去，就跑到郎房去看，只见人虎死在一堆，旁边有刀壳及仙鞋一对，就把它拿了回家。令公对于这场惨事，无法调查，只有到正月春节，举行苗族跳花场；先后跳三天，令公并通知各地方青苗在正月初八初九初十，三日到桐木岭地点，跳花场。到了这几天，果真各方的年青苗族男女，都到桐木岭地方来参加，跳完了他们又各自回家去，到初十的那一天，令公就对一般后生们说：“你们哪个有力能配得上这个刀壳子哪一个的脚合得上这双仙人鞋子，我有一个女子嫁给她做妻子。”于是全场的男子，个个都拿着刀去配壳子，用自己的脚去穿仙鞋，结果都不能合，到后来黑人庆来，再去配合，原来两样东西都能合上，丝毫无差。于是令公就把他的一个女儿又嫁给黑人庆为妻，所以现在苗族春节的跳舞，跳花场，都是根据黑人庆与杨令公而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