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慧的苗家女子
我在贵阳市郊的一些苗族村寨游历，发现苗族女性在文化传承上撑起的不只是那“半边天”，而是苗文化博大璀璨的天穹。
乌当区水田乡安多村地处高寒山区，一九七一年我下乡“补台”，在它山脚下的水田公社三江大队住过一年。闲时曾把三江周边的村寨一一走遍，唯独没有去过安多。安多是一个高山苗寨，深藏在云雾山里。那时候不通公路，只有山间小道与外界连接。三江农民提起安多，一再摇头，说那里大半年毛风细雨雾气哈哈，入冬后雪大凝大，走路“跟斗扑爬”。又说那里是四印苗寨子，习俗不同话语不通，去了当天赶不回来，哪家都没有被子，没法住下，云云。没人愿意与我同行，只有作罢。安多在我脑子里留下了一个神秘的印记。
修文皮家寨身着“特大号”蜡染印上装的王老奶（前坐右）
没想到，几十年后的二〇一三年八月，我终于到了安多，这天云开雾散，天蓝得透明，一眼能望穿天际。面包车在森林公路中穿行，清新的山风一路相随，绿海无涯绿浪连天。安多的幽谧在我眼前一一显现。
承担了记录四印苗古歌重任的修文皮家寨女子王成艳（右）
车到安多小学门口，那里已经聚集了一批盛装的苗族女子，正在等着我们。八十岁的苗族吴老者是我久仰的老人，据说他会许多四印苗古歌，包括我最近三年多来一直关注的《簪汪》歌。老人说话中气很足，语音在屋子里似有回声。吴老者却说他会的歌不多，特别是《簪汪》歌他不会唱。寨上别的人也不会唱。因为要鬼师才会唱《簪汪》，而安多在三五年前还有鬼师，现在没有了；做法事都要到清镇市麦格乡龙窝村去请鬼师。民间传言常常是这样，当你满怀期待去寻觅什么的时候，它却会以另一种情形呈现。这也是田野作业的难点和乐趣。
安多中年以下的男子都不会说苗话了。只有一些女人还会。为什么？因为女人好些都是清镇市麦格乡嫁来的，那是可以引以为骄傲的故乡，那里是四印苗习俗之发源地。她们未嫁时，一直生活在四印苗的传统文化氛围中，母语就是苗话，自然而然就带过来了。安多五十八岁的村主任王天义说：“我能听懂苗话，但已经不会说了；我的苗话比不上这些从麦格嫁来的女人。”这些嫁过来的女人平日里生活在安多，婆家人都不会苗话了，她们也只能说“客话”（汉语）。但只要有空闲，她们就会聚在一起说苗话、唱苗歌。这种四印苗文化的氛围，是她们不可或缺的人生需要，能让她们心神宁静。
开阳高寨苗族女子
开阳高寨苗族女子舞蹈
开阳高寨苗族女子
开阳高寨苗族女子
与安多的苗族男子都穿衬衫、T恤相比，妇女还有一批人穿四印苗服装。从麦格龙窝嫁来的王士秀就是一位。她已经四十四岁，曾经上过小学五年级；在四印苗人中，算得“高文化”了。满面的皱纹让她笑起来像一朵绽开的秋菊。她穿上四印苗盛装在院坝里载歌载舞。她告诉我，安多人虽然大多不会说苗话了，但苗家的挑花并没有丢下；从小姑娘到几十岁的女子、到七八十岁的老奶，人人都会挑花。今天穿盛装的女人们，服装都是各人自己手工做的。这个现象耐人寻味——安多当地女子失去了说苗语的环境，苗话已经丢失殆尽；她们千针万线地绣制民族服饰，是为了什么？王士秀说不出更深的道理，她只是用最朴素的语言回答：“绣花出在手上，一辈辈人都是从小就学会了。女人们生来爱穿老祖宗的花花衣裙。”这样，四印苗衣裙就传下来了。这是否能够印证，传承千百年的优秀文明是不会消失的呢？我不敢如此断言，只有衷心祝福。
出乎预料的是，王士秀会唱一部分四印苗古歌。她是在家乡听叔叔唱诵学会的。原来，她叔叔就是前文提到的清镇市麦格乡猫寨那位知名的歌师王老咪。每逢大的节日，比如正月初五的年场，十二年一次的祭鼓，安多的苗人都要穿盛装回到清镇麦格乡老家去过。老家的二月场，是她们对歌的最佳场所。王士秀在那里能和家乡人尽情对歌，太阳接着星星唱，那是她生命中特别忘情的时刻。
教师王大英
开阳平寨小学苗族女童春蕾班合影
息烽青山乡刘敏制作的传统青苗服饰
清镇麦格乡四印苗小作坊晾晒的蜡染裙布
四印苗古歌只在族人内部唱诵，外界对此一无所知。为了将它记录、翻译出来，有关部门寻寻觅觅长达三年光阴，却都没能找到既懂得四印苗的语言，又会苗文或是愿意学习苗文来做记录的人。正是“好事多磨”，磨得人差不多心灰意懒。三年后，在贵阳市非遗中心的努力下，一位年近而立的四印苗女子王成艳走出来了。她是修文县谷堡乡红星村皮家寨人。她愿意学习苗文记录古歌，一腔热忱。但是，她幼时家贫，只上过小学四年级。以这样的文化程度，她能够学会苗文吗？大家都不无疑惑；但若不派她去，也许再过三年也还是一事无成。
开阳平寨小学苗族女童春蕾班的课堂练习
王成艳独自一人去到了紫云自治县《亚鲁王》观音山工作站，参加那里的苗文培训班学习。几天以后，我打电话询问她的苗文老师杨正江。小杨对她赞不绝口，说她特别质朴、有灵性，加上小学汉语拼音的基础，别人休息了她还在加班加点学习，现在已经学会了苗文记音，再巩固两天就能“毕业”了。
我深信王成艳这个苗族女子的聪明勤奋。和王成艳的初次接触，就感觉到她的眼神特别专注，似乎天生是一个学什么都能够投入的人。这让我想起十年前在岜沙苗寨接触过一位苗族女孩，她只上过小学三年级，但自学能力特强，书写流畅、字迹清秀，写信、发手机短信颇有文采。这些苗族女子都聪明好学，有极大的潜力，只是因为“生错地方”，没能继续上学，只要给她们提供学习机会，她们那颗灵敏颖悟的心可以接受各种新知，飞速进步是未可估量的。
乌当下坝卡堡苗族“老蜡染”服饰
息烽青山乡刘敏改良后的青苗服饰
息烽青山乡刘敏改良后的青苗服饰
王成艳回到修文以后，果然不负众望，承担了记录、直译四印苗古歌的重任。我最近看到，她已经用苗文记录了二千八百行古歌。我初看了一下，感到她也许还没有明白翻译的含义，但却在顽强的做着——其中的大部分，她是用苗文记录了一遍古歌的发音，然后又用汉字再记录一遍古歌的苗语发音。后面这道工序显然是“蛇足”，这似乎是她的无奈之法。因为古歌有许多古苗语，她会发音，但也不明白其意。如今，她把音记下来了，只是万里征程第一步；接下来还得反复比照、琢磨它的意思，这对于一名学者也并非易事。她要走的路，还遥遥无尽头啊。
与许多地方的蜡染作坊化、商品化的情形大不一样，蜡染在贵阳市开阳县的高寨乡一带，还是老奶奶、小媳妇、大姑娘的手艺。当地苗族还遵循古俗生活，女孩子嫁人还是人生的第一使命，其他似乎都得遵从这一目标。所以，女孩们十多岁以后就必须呆在家里蜡染绣花做嫁衣；与继续上学相比，出嫁似乎是女孩子们更加重大的人生课题。
二者真是这么水火不容吗？这个问题曾经萦绕在苗族女教师王大英心里。怎么办？王老师是本地女性，她既是教师又是女孩的母亲。她想，如果自己不担起这副担子，女孩们上学的问题就无解了——一九九四年她在自己任教的小学里办了一个“春蕾”女童班，每周上两节工艺课，教女孩们学习蜡染、刺绣。办这个班要想收到成效，绝不是三月两月、一年半载的事。这份技艺，是苗家女人一生一世的大事，她既然开了头，就没有回头路了。她用心血培育的“春蕾”一年年地绽放、结实，一直坚持了十几年。直到那一天她退休，不再肩负教师的担子了，而她的“春蕾”还在继续。她还是到学校尽义务哺育春蕾班的女孩们，这似乎成了她的生命本能。
女孩们在“春蕾”班既能读书，又能学习苗族女性的必备技艺；这不仅对技艺的传承，而且让她们的人生之路变得五彩斑斓。过去，一些女孩没上两年学就不得不辍学回家做嫁衣，十五六岁就按家长的意愿出嫁，几乎没能领略到青春的乐趣就做妈妈、做婆婆了。“春蕾”这个班级引领苗族女孩们在青春的岁月里流连，她们对文化知识和工艺技能都产生了浓郁的兴趣，眼睛亮了，脑子开窍了，在学习中看到了自己前程的美好，便自然而然地把婚龄推迟到二十岁以后了。一名女教师引领了一批批苗乡女孩，让她们把过早的岁月重负变成了一段可以终身持续的快乐人生。这是母亲的职责，这是教师的职责，二者已经融为一体，已经超越了一位单独的母亲和教师，也是王大英当初所没有想到的。
我看了王大英学生做的蜡染，问女孩们那些蜡染图案的含义是什么，她们只说是花草、鱼儿、蝴蝶这些具象的图案。我问，为什么要画这些花样呢？学生们瞪大眼睛摇摇头。我再问王老师呢，她说，这里面的道理要寨上八十多岁的老奶才懂得呢。我说，那你没有问问老人？她眼里透出茫然，表示没有想到这个。王大英一九六〇年上过初级幼师，曾经是全国优秀教师。她不无尴尬地对我笑言：“我是个能够办事不能考试的教师啊。”
其实，苗族服饰的传统纹样都是有传说故事，有文化含量，有民间信仰的。正因为信仰，它们才能够千年传承不衰；苗族服饰艺术的文化蕴涵就像一片大森林。苗家女性生活在这郁郁葱葱的大森林里，一步步往里走，会有一层层新的发现。我曾经与王大英聊过，如果只是传承技艺，何必要花这么大的工夫延续手工技艺呢？那样，随着时光的流逝，最后就是摈弃手工而搞机器作业了。路子会越走越窄，技艺也终将失传。她连连点头。但我最近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告诉我，那个懂得蜡染图案的老奶已经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