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鼓，在龙年龙月龙日
时光流转到二〇一二年，这是一个龙年，年中听闻，四印苗将于龙年龙月龙日在龙潭寨祭鼓。这是十二年才有一次的大节（有人说是13年，但四印苗是依十二生肖来算的，我认为十二年的说法不会产生歧义。）信息仿佛从天而降，特别令人兴奋。龙滩寨居住着三百多户“四印苗”。祭鼓的日子，“上十七，下十八”寨子的苗人都会赶来参加。
龙潭寨的四印苗在古代由北方迁徙过来的老祖宗是六个，祭鼓活动也就集中在这六位祖宗的后裔家里进行。王兴邦家是这一个龙年主祭的地点。每一次的龙年祭鼓，都要祭祀远祖簪汪，也要祭祀过往十二年中去世的族人。
一眼望去，这是一片藏蓝色的纯民间节日。在苗乡，再绚丽的盛装其底色都是藏蓝，浓郁沉稳，千年不变。在龙滩寨，这几天必须说农历的日子，才能与节日合拍。头天（虎日）苗人们从藏鼓之处隆重接鼓进寨；第二天（兔日）迎客，夜晚唱诵；第三天（龙日）跳场，夜晚唱诵；第四天（蛇日）凌晨寅时宰牛；最后以送鼓结束。
堂屋里的祭祀仪式
龙年龙月的虎日，沉雄的鼓声在王兴邦家响起。堂屋右侧悬着一面大鼓，一人击鼓，二位苗家芦笙手捧着芦笙边吹边舞，舞步在娴熟中透出一种只能意会的优雅。祖宗牌位下铺设了圣坛，主持仪式者苗语音为““宝冒””。受汉文化的影响，四印苗人用汉语解释，说“宝冒”就是“掌坛师”。我不能认可这样以一种文化为参照系而向其靠拢的翻译，还是还原其““宝冒””的称呼比较准确。这位六十八岁的“宝冒”名叫王兴贵，他身着盛装打坐，手持竹卦，午时开始徐徐唱诵。
大山腹地的清镇市麦格乡龙滩村四印苗祭鼓
祭鼓场上
将祖先的灵魂凝聚在一面木鼓中，还给木鼓“穿衣”保暖遮羞，是信仰，也是苗人绝妙的智慧。六家人在同时举办仪式。在这四天里，沉缓凝重的鼓声回荡在山寨，须臾也不能中断；击鼓人会不时出彩，擂起各种激越活泼的鼓点来。
节日祭祖由家族轮换主持。王老者对我一年年的掐算着说，有的家族要一百多年才能轮上一次呢；而我们家是“磨心”，四十八年就能轮上。他浑蒙的眼里闪出一抹亮光。日子从来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在一个人长长的一生中，能赶得上几个龙年龙月龙日呢？四天的节日犹如深藏于苗人心里的一串珍珠。如此难逢的节庆不需宣扬，敬畏天地祖灵之心就是无声的召唤，周边“四印苗”村寨的上千族人盛装前来参加。
龙日的跳场活动是高潮。按古规，大芦笙场设在收割后的稻田里，支撑起一个高大的鼓架。午时，将鼓从王兴贵家抬到这里，安放到鼓架上，击鼓手庄严肃穆地将鼓擂响，宣告正式开场。
女子不能参跳，而由百余名古代“兵士”和芦笙手分两层绕场舞蹈，正转反转一共九大圈。“兵士”的着装最为炫目——男子头戴斗笠（盔甲），手持长“剑”，下身穿着与女性相同的白底蓝花的蜡染裙子。有的上身穿着西服，下身依旧是象征军服的蜡染裙；背上背着这十二年中去世的老人的衣裤、裙子、头帕和鞋子。在强劲的时尚风中依旧固守不变的古制，透出了四印苗顽强的集体意志。接下来还要倒牛角酒连续敬上九次，这是对先辈英雄征战荣归的犒劳。之后，背有逝者遗物的后人在鼓声中跳芦笙舞。然后将遗物在火堆上熏过，这是对逝者告知今日的祭祀。最后，凡来到芦笙场的苗人和各族观众都可以参与跳芦笙，至夜拆除鼓架方休。
这里没有高音喇叭、没有红绿标语，没有商业炒作，也没有政府部门的“指导”。这在今日，确实是一种难得的享受。人们沉浸在苗乡藏蓝色的节日浓情中，人心会渐渐地远离浮躁而变得澄澈宁静，仿佛回到人类原初的境界。
当天，苗族男子吹起芦笙
“上十七，下十八”寨子的四印苗都汇聚到场上
节日里一个最大的谜团，是连续两个通夜的神秘唱诵。二〇〇一年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红枫湖畔的苗家》一书中，有一篇《跳鼓及打嘎祭祖》，对中寨四印苗鸡年跳鼓有较为详细的田野记录。但对于连续两夜的唱诵，书中全然没有提及。我想不明白，唱诵这个非常重要的、叙述四印苗历史的环节为何会被记录者完全忽略？是中寨不唱，还是因为别的什么缘由？
夜晚的唱诵是由“吴绕”（歌师，苗语音译）进行。苗人只能在龙年学，也只能在龙年祭鼓时唱。鼓声一息，在这里就得等到十二个春秋后的下一个龙年了。七十一岁的“吴绕”王德章告诉我，他这是“第二届”独立唱诵，而73岁的“吴绕”王兴才今年才是首次独立登场，虽然他满腹的歌被族人公认为“懂得最多”，但过去因为兄长在世，“吴绕”的宝座还是可望而不可即。也许正是这种严厉的规则，让四印苗人能够将古风沿袭至今。
老鼓手与芦笙师
老鼓手奋力击鼓
祭鼓跳场
四印苗妇女
跳起芦笙舞绕场
二〇一〇年夏季我第一次来到四印苗地区的猫寨，就发现猫寨的王老咪会整夜的唱诵。唱的是什么？三年多过去了，我曾数次了解，但一直没能弄明白，且求助无解——贵州的苗学专家们听不懂“四印苗”土语；在“四印苗”支系中，没人能够用苗文记录翻译；而王老咪本人，也说不明白自己唱诵的内容，因为其中夹有不少的古苗语二〇一二年九月，我请清镇市非遗中心的朋友录下王老咪的唱诵。他们录了“开天辟地”的一部分，但王老咪说什么也不愿唱诵其他部分，因为龙年龙月龙日的吉辰还没到啊！不能为此违背了祖制。
这次祭鼓，因为是十二年一遇的““宝冒””“吴绕”们的盛会，十多个“四印苗”山寨的唱诵高手云集龙滩河，这个极为难得的机会，让我有幸初窥了“吴绕”的唱诵。
主持场坝上祭鼓的两位四印苗老祭师
几位“吴绕”都说，老祖宗“阿奇王”原来是在“北京”生活。这个“北京”，当是北方的泛指。后来打了败仗，阿奇王王改名“簪汪”，率众一处处地迁徙，一仗仗地打，一次次地败北……“吴绕”王兴才对我数出了四十六个迁徙途中的苗语地名，还有三次大战的地域。而“吴绕”王世昆则又将朱昌分支后的三支苗人的迁徙路线作了详尽的补充，分别又数出七个、十二个、五个苗语地名。
率领苗人们一路迁徙、应战的，是英雄的首领“簪汪”。“簪汪”与苗族英雄“亚鲁王”一样，都是有神性的首领，他率众从“北京”辗转曲折来到了贵州，途中经历了两次大的分支。九个老祖宗家族有六个留在清镇这一方成为四印苗支系，而另外三个家族分别加入了“水家”、“歪梳苗”“白苗”支系。这是他们在唱诵中自述的族群演变的历史。
在迁徙地域上，它的描述比《亚鲁王》更加具体、翔实可考；但在一代代吴绕的口传中，在文化变迁的迅猛潮流中，这些关于四印苗迁徙路程的唱诵也常常令人费解。比如，从北往南的路线，他们唱的都是先到湖南再到湖北，怎么会是这样迂回行走的呢？是歌师记忆有误而导致误传，还是其中另有故事？还有，苗人的宽宏包容也让各种文化融入其间。比如，在不识字的吴绕当中，把“簪汪”说成是“阿奇王”“彭古王”，而一位有着初中文化、工作过的吴绕，就说“簪汪”是“蚩尤王”。依我所想，“蚩尤王”之说当是附会。在多年的田野调查中，我感到不识字的调查对象可能会在一些数据上说不准确，但对人物张冠李戴的现象较少。因为他们对外界的“张冠”知之甚少。所以，我对自己的调查所得，常常会通过不识字的调查对象来检验。有人说，你这是“由高到低”啊！我认为，从民间文化的纯度上看，我也许是“由低到高”哩。
最为遗憾的，是“吴绕”们的唱诵在日渐简化。如今，有关“簪汪”的唱诵只进行三四个小时。也许，留下的是主干，削减的是枝蔓；但枝蔓多由生动的细节构成，它鲜活而富有诗意。在枝蔓的不断散失中，那些诗意的蕴含也逐渐衰减。同是一个大意，但先辈的吴绕能够用精确细致的语言去描述，而后辈的吴绕却更多的是提纲挈领，留下主干而剔除了鲜活的枝叶。要详其原貌，还需要更加深入的田野调查。
唱诵的第二部分是开天辟地。然而，它与苗族中部方言区的《苗族古歌》所唱诵的“开天辟地”大异其趣，而是唱诵一位“欧背佐”的女性始祖。在茫茫无人的大地上，她造山水、树木、种子、秧苗，还造人……
祭鼓之夜关于“簪汪”率众迁徙征战的唱诵，散发着悠远绵长的历史信息。没有任何文字记录，这些唱诵为何能够传诵至今？能够意会的是一种信仰的独特力量，它把苗人在唱诵中对时光、对历史和人本的认识植入了心灵。祭鼓民俗，尤其是关于“簪汪”的一系列唱诵，对学界研究苗族西部方言区的民族史、迁徙史、战争史、文学史、民俗史又是一次重大的贡献。初步判断，这是又一部过去不曾进入学者视野的苗族唱诵，当是一部史诗。我们这一辈人能够把它完整、准确地搜集整理出来吗？我不敢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