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场的波折
贵阳市乌当区文化馆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驿站。我在那里生活了十年，它比“文革”的起始稍迟两年，有八年光阴是与“文革”重合的。在那个年代，我经历、观看了多少大大小小的、曲里拐弯都可以“上纲上线”的事件，那些事件的每一道褶皱，都留下了我青春的印痕。如今一切都如流水般逝去。我不是一个有忆旧情结的人，但当我的手伸向键盘开始敲击“乌当”这两个字的时候，有一件小事，就不屈不挠地扑面而来，叫我至今难以忘怀。
二月场上初试身手的苗族少年
记得我到文化馆上班不久，一九七〇年春节刚过，馆长宣布了一个由上级单位区革委政工组布置的任务——为“破四旧”，全馆出动劝阻石头寨的苗族跳场。场期是从一九七〇年农历二月十四——十六日，老百姓称“二月场”。那时候，“任务”似乎有一种令人恐怖的神圣感，你只要稍稍地往偏处想想，都会有点儿惶惑而不敢外露。就在这个当儿，一位“老乌当”朋友悄悄地、神秘地告诉我，到时候苗人们会身穿绣花衣、花围腰、百褶裙从四面八方涌来，小伙子会穿得比女孩还花哨，他们要吹芦笙“朗场”。时辰一到，苗人就像潮水谁也挡不住，那是奇观啊，你在任何别的城市都看不到的；不，你就是呆在文化馆所在地新添寨也休想看到！
真的？这消息让我心中升腾起一种莫名的兴奋。文化馆的日子有如老牛拉磨，漫长得无完无了，乏味得只想逃离。没想到，苗乡竟有这样热闹的二月场。我天天期待着，特别想去见识一下“朗场”那样的大场面。当日子一天天迫近的时候，馆长又不提“全馆”去石头寨的事了。到场期的前两天，我终于忍不住问了。馆长似乎已经忘了他当初的话，而说这“劝阻”是政治任务，不是一般的下乡。像你这种刚出校门又不会苗话的，去了你怎么开口劝？轻则挨骂，重则挨揍！闹出问题来，我没法向上级交代啊。我这才想起任务是“劝阻”而不是观看。我还是不甘心又争取了一番，但馆长丝毫不松口，我无语了。后来得知，馆长也不懂苗语。我悟到，在上峰眼中，自己虽年轻，却也没跳出“臭老九”之列。到了跳场那天，眼睁睁看着正副馆长二人背着相机骑上自行车，潇潇洒洒地往石头寨去了。
散场两天后，失望中我偶遇常年在乡下跑的老郑，他是本地“根正苗红”的苗族。他说，怎么不见你去石头寨二月场？我只好说，馆长怕我不会苗话，劝阻不了，不要我去。“劝阻？开玩笑！我们苗家玩了几百年的场，就像打雷下雨，天王老子也阻挡不了啊！我老家那两天都是开流水席，肉是没得，酸菜包谷饭尽饱，便当酒尽醉！我要是年轻点，都要上场子‘朗’几转哩！你们的馆长，还不是在我家喝酒！”我恍然明白，馆长是怕我去了妨碍他们“执行任务”啊。老郑说，这二月场是七年当中玩三年，明年你来就是，到我家喝酒！
于是，我就有了一个“明年”的希冀。
没想到，第二年却因为市文化宫一位老师的推荐，我参加了一个革命现代京剧《苗岭风雷》的创作组。其实，我除了小时候囫囵吞枣地看过一些老京戏之外，对京剧不甚了了，对现代戏更是完全陌生。进剧组后，就有了一个到石头寨的花场上“体验生活”的机会。对于我来说，是圆了一个去看花场的梦。
在军代表的率领下，我们乘一辆大客车前往。军代表交代了一系列注意事项，并说，这是一个本来应当破除的“四旧”活动，我们此去是借用它的形式、外壳搞创作，旧瓶装新酒。要以“四新”的精神去破除“四旧”……我来不及去消化这些云里雾里的话，内心压抑不住的窃喜阵阵涌来——因为创作组要去，省级革委会专门打了招呼，区革委今年不再派人劝阻这个“四旧”活动。不管怎么说，有军代表率队，我们今年就能堂而皇之地前往观摩苗家的二月场。有这个，我就心满意足了。
汽车在那个年代还是奢侈品，深山里的苗族老人有的甚至还不知汽车属何方神圣。苗人们都是双脚走来的，近些的有十几里到几十里的路程，比如花溪、都溪、高寨、龙洞堡等。还有来自远方的苗人，他们从平坝、甚至黔西等百里之外徒步而来，脚步虎虎生风，土路上的尘埃掀起了团团灰雾。颇有黄尘滚滚不见路的景象。这时，你才会明白何谓风尘仆仆。在路上，苗人们衣衫有些褴褛，老奶们一个个背着大包袱，年轻人却空手空脚的。这些年轻人是不是有些懒惰？后来才明白，那包袱里是祖辈传承下来的盛装银饰、有如身家性命一般的贵重之物。在路上，年迈的母亲还不放心把它交给年少的孩子。要到临上场的时候，才解开包袱拿出宝物来给他们一一换上。
当年的花场上，还和数十年乃至上百年前一样，纯净得没有一点儿塑料或是工业品的气息。场坝中间临时栽了一棵粗壮的青竹子，那是旗杆，苗语音为““怎舵””。““怎舵””顶端飘扬着一面三角红旗，旗上是毛笔书写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八个大字。稚拙的墨迹让人不由得心生一缕温情。不过，军代表的目光非常敏锐，他笑容温婉却是斩钉截铁地对我们说，这是个“原则问题”，只是今天这种场合不好多说，但大家得心中有数，下一步搞创作要注意，决不能让“四旧”复辟。我恍然明白，这八个字似乎已是“前朝”语言，与““文革””的大批判语汇大相径庭。接着，军代表又把这话对苗王说了。但栽““怎舵””的苗王不识字，怎么听不明白军代表的话，不懂得这旗子上的字违反了祖辈的哪规哪款。他还说，老祖宗传下来的吉言嘛，不那样写，老祖宗也不认啊。军代表只得让“苗王”在身边坐下，继续耐心地深批八个字的问题。
二月场上“朗场”的苗族青年男女
这时，全场的苗人都看到军代表与“苗王”和和气气的并排坐着说话。朗场的苗人并不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更不知道军代表对此并不赞成。但他们的公众形象就是一块最好的招牌！这个美丽的误会无疑给禁了几年的“二月场”正式发放了“通行证”。从那以后，“劝阻”戛然而止，区革委政工组也就顺水推舟，任随苗人跳场了。
最让我开眼界的，是在那个“蓝蚂蚁、灰蚂蚁”统领时尚的年代，二月场上这片让人眼花缭乱的迷人色彩，它让我兴奋莫名，就像进入了童话世界。苗人的着装大体一样，绚丽典雅。仔细看，姑娘们的挑花上衣宛如鲜花盛开，百褶裙是挺拔的麻布做成的，最多的层层叠叠同时穿上了七八条。有的穿得裙角往上翘，极富立体感。而后生用黑丝帕包成大包头，身穿披带、花围腰、花裤带。花围腰上面挑满了鲜艳的图案花，已经看不出青布的底色了。在那个年代，后生的着装真是惊世骇俗啊。好些年以后我才知道，他们是同支系的苗族，所以着装相同。
场坝是一块原属于国营种猪场的大田。为了迎接二月场，种猪场特地让田土放空不种小季作物，他们知道，就是种下也是白白浪费种子。苗人们在田里围成一个大圈子“朗场”，即迈着舞步转大圈。男子吹芦笙，女子舞蹈……苗人们忘情欢跳，田坝上尘土飞扬。
一个苗家老奶，要给一队（八——十二人）朗场的姑娘后生每人发一团糯米饭和一小片肥得流油的腊肉。在那个包谷饭都难以饱腹的年代，腊肉这种只有过年才能品尝的美味，居然不论相识与否，人人有份。这让我立即感到自己的寒碜。苗人平日里比刚够温饱的我们贫穷得多，但在这花场上真是豪爽大方，气魄十足！
我突然发现，一位我下乡时一同割过谷子的苗族姑娘也在“朗场”。她在大田里一身泥水寡言少语，但割谷子的速度是我的一倍，她曾经手把手纠正我拿镰刀的姿势。而此时的她全身盛装，环佩叮当，声光焕发，俨然是一位美丽端庄的公主！她踩着芦笙的节奏随队伍“朗场”。我想追上她，却发现她的注意力集中在旁边吹笙的、来自远方的后生身上。一种真诚朴实的情愫在他们之间传递着、升腾着，让二人忘乎所以。
据说，晚上一轮圆月升起时，一把把黑布伞下，是一个个温情的小天地。好奇心和想象力让人又生希冀。不过几个小时后，我们就被召集上车了。“苗王”长长地吐了口叶子烟圈呛得我直咳嗽，几位苗人朝我顽皮地笑笑，我忽然感觉到他们如释重负。这些年的“劝阻”想必是给他们留下了深痛巨创的，只是他们当着“上级人”嘴里不说罢了。也许，我们这些在军代表率领下的外来人走了，苗家会跳得更欢，把这些年来被“劝阻”压抑的激情尽情释放啊。
我们的“体验生活”只能是蜻蜓点水，能够白天点上几滴水就算不错了。这次难得的经历，在我脑子里留下了一长串问号，也让我对苗族这个历经苦难却又快乐无比的族群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后来，我曾多次观看看苗人的“二月场”。但仅看表象，永远只能停留在“看热闹”的层面。一个民族的心扉不可能随随便便朝观光客敞开；要理解一个民族的内心世界，我们还有长长的路需要跋涉。我几次追踪去到了那几个轮流主办跳场的苗寨，走进苗王和苗民家里作客，和他们摆古聊天，说起那些当年我们都经历过的大物小事，那些兴奋与惶恐，欢乐与愁苦，他们严守的一扇扇奥秘之门才逐渐向我开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