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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贵州抗战文化研究
所属图书：《我与贵州的故事》 出版日期：2014-12-01 文章字数：4621字

我与贵州抗战文化研究

谢廷秋

抗战胜利至今六十八年过去了，那场战争的硝烟已在中国上空消散殆尽，渐行渐远的历史使人们只能看见其背影。北平卢沟桥、上海八一三、南京大屠杀、山东台儿庄这些耳熟能详的字眼还会勾起人们对那场血腥战争的回忆，这些地名与那场战争的联系也会在人们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而远在中国大西南的贵州与抗战的深刻联系有多少人清楚呢？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一段给贵州文化、教育带来巨变的历史是无论任何不应该被人们遗忘的。

20年前的1993年暑假，我作为贵州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师第一次到贵州遵义湄潭县去给贵州师大函授班的学生上课，一到湄潭我就惊异于这个小县城的绿化、干净、优美、文明！那时候我已经到过贵州的很多县城，没有哪一个县城能像湄潭这样征服我。我当时住在湄潭文庙边上的县委招待所，课余我无意中走进了文庙，一段历史展示在我的眼前：一所著名的大学——浙江大学——抗战时期在湄潭坚持了七年。我突然明白了湄潭征服我的理由：雁过留声，人过留痕。浙江大学的湄潭七年给这座小城留下了深深的文化痕迹！我循着文庙内解说词的展示，在小城一一找寻浙大的足迹，那时还没有“大学城”的概念，可是60多年前的湄潭却是地地道道的“大学城”（浙大分布在小城及周边的各个角落）。通过找寻，历史在我眼前渐渐清晰。

1937年秋，抗日战争爆发，浙江大学被迫西迁，700多名师生，在校长竺可桢率领下，先后在浙江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广西宜山，贵州青岩等地辗转迁徙，最后于1940年抵达遵义、湄潭，历时两年半，横穿6个省，行程2500多公里。在国难当头、物质匮乏的恶劣环境中，德高望重的竺可桢，倡导“求是”学风，广纳学者名流，汇集一代精英，坚持流亡办学。遵义、湄潭敞开胸怀接纳这所流亡大学。浙大师生胸怀报国之志，力克千难万险，潜心研究，孜孜以求，取得许多科研成果，培育一代“求是”学人，使浙江大学成为中外著名学府，被人誉为“东方剑桥”。

湄潭文庙始建于1620年（明万历四十八年）。1940年起浙大在湄潭办学7年中，图书馆、分部办公室和部分教室设于文庙内。竺可桢、苏步青、贝时璋、王淦昌、谈家桢等教授在此工作。1943年10月，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曾来此讲学。1946年，浙大回迁。1990年7月，“浙江大学西迁历史陈列馆”在文庙落成，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教授题写馆名。

唐家祠堂位于湄潭县内。1940年，浙大化学系办公室、实验室及部分教室设于唐家祠堂，贝时璋、谈家桢等教授在这里工作多年。

浙大礼堂旧址位于城北湄江河边。1940年，浙大在城北湄江河边修建礼堂及男生宿舍仁、义、礼、智等斋，全为木结构穿斗式青瓦顶。又在江边修建体育场、游泳池。解放后旧址改为湄潭第一中学校舍，现仍存体育场、游泳池。

理学院旧址位于湄潭县城西。1940年浙大理学院迁湄后租用双修寺，物理系主任王淦昌教授在此工作、生活。另外还修建了一幢二层悬山青瓦顶物理实验大楼。

畜牧实验场旧址位于湄潭县西4公里。1940年，浙大于土地垭山下建畜牧实验楼。楼为木结构穿斗式悬山青瓦顶，一楼一底。解放后改为国营林场办公楼至今，整座建筑现基本完好。

贺家祠堂位于湄潭县西郊。1940年浙大农学院迁至贺家祠堂办学，并在周围租地200亩开办农场，开展教学实验。

湄潭县永兴镇万寿宫位于永兴镇四街。1940年春，浙江大学一年级迁永兴镇办学，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曾在此学习一年。教授楼旧址在万寿宫东侧，当时租用民房作教授宿舍，校分部主任储润科教授等在此居住6年。今保存完好。

附中旧址位于湄潭县。1940年浙大将实验中学与湄潭县中学合并，在县中学上课。校舍包括礼堂、教室和师生宿舍多幢。校园原有一株大皂角树，迄今仍生机盎然。

“湄江吟社”旧址位于湄江边。1943年2月，湄潭茶场场长刘淦芝常邀浙大教授品茶谈诗，评论时局，组成“湄江吟社”。成员有数学系主任苏步青、中文系主任祝廉先、化学系主任王季梁、农学院教授张鸿漠、外文系教授郑晓仓等。先后举行8次诗会，成诗100余首，后编辑出版《湄江吟社诗存》。

湄潭县郊的西来庵始建于明代，依山就势而建，由正殿、厢房、阁楼组成，占地400平方米，存摩崖石刻数方。环境优美，是浙大师生郊游和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的处所。

在湄潭浙大附中旧址竺可桢像前与附中校长合影

这就是68年前的贵州湄潭，一座小城、一所大学浑然天成。小城滋养着大学；大学反哺着小城并改变小城的面貌。

据有关材料显示，在解放后的学部委员和两院院士中，有竺可桢、苏步青、王淦昌、贝时璋、谈家桢、谭其骧、李政道、程开甲等45位曾在流亡办学中的浙大工作、学习过。浙大亦为穷乡僻壤的湄潭播下了现代科学文化的种子，对日后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浙大在湄潭共进行了72个专题项目科学研究，其中结合湄潭实际进行研究的有《湄潭的气候》《湄潭茶树土壤的化学研究》《湄潭的五倍子》《湄潭动物志》《湄潭红糖发酵试验》《草药在湄潭包谷酒制造中的意义》以及对水稻、白木耳、油菜、刺梨等研究项目等33个。另外还有《茅台酒的研究》《遵义锰矿的研究》等等。浙大在湄潭创办了附属中学，为当地中小学教育发展、民众素质提高做了拓荒性的工作，使当地许多青年受到良好的教育。浙大在改善湄潭的卫生等公益事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开展了一场浩大的文明传播运动。针对贵州抽鸦片者众多且难戒绝的情况，竺可桢校长曾亲自组织学生为贫苦烟民戒毒募集经费，学校还与地方政府合办了一所戒烟所免费为穷人戒烟。贵州地处偏远，民风保守，男女间不能直接交往，男女更是不平等。浙大除普及教育、提高民众素质外，还以身示范，要求师生，不论男女，一起研究学问，同台演出，一起散步、闲谈。夏天，男女共同举行游泳比赛，学校还组织男女学生到湖边进行野炊活动，他们自然、大方、开朗。这种男女平等，相互友爱的交往，冲击了当地的封建意识，改变了民风。

回到贵阳，我多次给学生讲起湄潭，讲那些金字塔上的精英抗战时期在湄潭的奋斗，给湄潭带来的深刻变化。我下决心要写出这段历史，写出湄潭与抗战的联系，写出贵州与抗战的血肉联系。我与贵州的抗战文化研究就此拉开了序幕！

后来，我到了独山、到了镇远、到了黄平、到了晴隆，每到一处我都会留心历史的印痕。很多年过去了，我带着我的研究生到图书馆查阅了无数的资料，多次亲历湄潭、独山、镇远、黄平、晴隆，终于写下了《抗战硝烟与边陲贵州——贵州抗战文化研究》，了却了我的心愿。

“北起卢沟桥，南止深河桥”，抗战后期的独山深河桥有在卢沟桥打响第一枪的29军的拼死抵抗，斩断了日寇进犯重庆的铁蹄。在独山的多次考察中，从盟军炸断的深河桥旧址到深河桥抗日文化园，从黑石关战役旧址到独山前进飞机场旧址，抗战的硝烟仿佛穿越了时空隧道，就在我面前燃烧。那一瞬间，蒋介石在1945年元旦告全国军民书中的声音：“回溯这八年来，经以去年这一年为危险最大而受患最深的一年，敌人侵豫犯滇、窜扰桂柳、猖狂盲进，在最深入的时候，侵犯到了贵州的独山”就响在耳边。把贵州抗战展示于世人的愿望也变得非常强烈。

晴隆有“二十四道拐”，它是滇黔公路的一个路段，抗战爆发后与滇缅公路和“史迪威公路”连接起来，成为国际援华物资运输的大动脉。美国的援华物资经过滇缅公路到达昆明以后，必须要经“二十四道拐”的滇黔线才能送到前线和重庆。“二十四道拐”还是中缅印战区交通大动脉。我带着我的研究生曾经两次探访“二十四道拐”，“二十四道拐”位于贵州兴义晴隆县城西南1公里，古称“鸦关”。这里“雄、奇、险、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曾经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二十四道拐”最早由贵州省路政局修建，并于1936年9月通车。1943年，援华美军司令部1880工兵营对该路进行改造。此后成为名震世界的抗战“史迪威公路”标志性路段。当我们贴近它的身边，它在我的眼中不再是一张珍贵的图片，穿过历史的烟尘，感受着它为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作出的不可磨灭贡献。

黄平旧州机场作为西南重要的空军基地，“飞虎队”（中国空军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驻扎在这里，从1942年秋冬起直接投入到对日空军作战中；1943年10月，中、美、英在缅甸联合反击日军的秋季反攻战役中，从旧州机场起飞参加作战的各类战斗机达70余架次，给日本侵略者以致命的打击。2009年当我们再次亲临黄平县旧州机场时，著名造型艺术家袁熙坤创作的陈纳德将军铜像在此揭幕。陈纳德将军是当年驻扎在旧州机场的“飞虎队”飞行教官，后来晋升为美国空军中将。1941年，“飞虎队”来华支援中国抗战。陈纳德将军是“飞虎队”的创始人。为了缅怀这位为中国的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的美国空军中将，贵州人民将他的铜像雕塑立在当年“飞虎队”主要空军基地的旧州机场边，使我们记住了这段历史和中美人民在反抗法西斯斗争中所结成的深厚友谊。

镇远有“和平村”，“和平村”是目前我国唯一保存完整的关押日本战俘的场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历史见证。

这些战争和反战的遗址已经展示了抗战与贵州的关系。但是，抗战与贵州最深刻的关系是抗战时的文化西迁、高校西迁给贵州带来的文化和教育的巨变，催生文化和教育的繁荣。

高校西迁为贵州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契机，给贵州带来了大量的专家学者和发达地区先进的办学经验和优良的治学传统，促进了贵州教育的发展。在西迁高校的帮助支持下，贵州诞生了现代意义的高等教育，国立贵阳医学院、国立贵阳师范学院和国立贵州大学三所高等院校应运而生。加之14所西迁高校，使得贵州一时间高校云集，人才荟萃，教育事业空前繁荣。

文化西迁使得贵州的文学艺术空前繁荣，报刊、杂志众多，新闻出版盛极一时。全国各地许多名人学者相继来到贵州，一批社会团体、文化机构、新闻出版机构迁到贵阳及其附近城市，使得贵阳与重庆、昆明、桂林一起，成为战时全国四大文化中心。贵州聚集了众多全国一流的文化名人，他们或教书，或讲学，或参加文化活动，组织文学社团，积极开展抗战宣传，把北京、上海等文化中心的新文化气息迅速传播到贵州。

对一个偏远而落后的地区来说，由于战争的原因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教育和文化繁荣，开启民智，发扬民主，宣传抗日，团结抗战，这是难以估价的文化资本。我一头扎进这样的文化研究，对自己的家乡有了更多的了解。因了解而更加热爱贵州，因热爱而不断深化自己的研究。把高校西迁、文化西迁给贵州带来的深刻变化研究透彻，并对抗战遗址的保护和开发提出思路，就是研究的拓展，是文化研究为贵州经济发展服务的一种努力。

贵州青山绿水，气候宜人，有原生态的民族风情、民族文化，有历史悠久的夜郎文化、阳明文化、屯堡文化，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长征文化，也有凝聚海内外人心的抗战文化，是真正的文化多彩贵州。充分地挖掘多彩贵州文化，认真地研究多彩贵州文化，大力保护和开发多彩贵州文化，把贵州的文化资源变成丰富的旅游资源，是我作为贵州学者要勇于担当的己任。因为这种担当，2011年我申报的贵州省优秀科技文化教育人才省长基金项目《贵州抗战文化研究》获批，由于前期积累丰厚，2012年课题顺利结题。同年8月，我的《抗战硝烟与边陲贵州——贵州抗战文化研究》一书由红旗出版社出版发行。在此基础上，我由贵州拓展到西南，2013年我以《抗战高校西迁对西南地区文学发展的影响研究》为题，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获得批准。正是由于20年来对贵州抗战文化不断地深入研究，使得“我与贵州的故事”是如此的生动和具体，收获颇丰。

考察镇远和平村

我与贵州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