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里 人口零增长的奇迹

我从魁胆村返回锦屏县城后，没有片刻的停留，直接驱车赶往黎平，又由黎平上高速赶到从江。当天晚上入住从江大酒店。

没有人接待。我自己随便上街吃了点东西，就回房间休息了。由于长时间的驾驶——超过12小时，感觉太疲乏了，刚一躺下就睡了过去。

然后在凌晨3点钟又醒来，再也睡不着。于是起来上网，看地图，找占里村。

从地图上看，占里村周围几乎全是崇山峻岭，没什么大的村寨。小寨倒是有几个，离得最近的是付中，其次是托里，再次是五一。岜扒和小黄在20公里开外，高增和银潭，那就相距更远了。

这是一个典型的山地村落，也是一个典型的侗寨。

曾有人问我说，在你见识过的侗寨中，你认为最原生态、同时最富有侗族文化特点的是哪个？我毫不迟疑地答复：占里。

20多年前，曾有一位名叫罗西的澳大利亚女人类学家，在侗族地区进行多次田野考察之后，回国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隐藏在山地里的文明》，介绍侗族的文化与文明。侗族自称为“Gaeml”，本义就是覆盖、遮蔽的意思。仔细观察，我们不难发现，事实上也正是这样，我们很多的侗族村寨，恰恰正是“躲藏”在大山深处的。

高山，密林，盆地，坝子，梯田，小溪，鼓楼，花桥，禾晾，水井，青石板小巷，吊脚木楼，还有完全没有变味的侗语以及土布服饰……这种种极具侗族特征的文化符号，在占里都还完整地保存着，实在是别处侗寨不可企及的。

关键是，占里还有着一种最具有侗族文明本质特点的文化，即“社会无诉讼，人口零增长”。这才是占里人最引以为傲的东西。

要怎么去占里呢？

我去过占里无数次了，路很熟。但就是难走。从前倒很简单，不通路的时候，步行进去就是了，没二话可说。现在通了公路，倒还麻烦了。因为路不好，是那种特别稀烂的泥巴路，小车肯定进不去，但要跟当地的朋友借越野车，又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关于占里，我曾写过不少文章，其中写于2004年1月24日除夕夜的短文《占里来去》，则比较清楚地交代了我几次走进占里的经过。

借助于网络，我把占里周围的村寨迅速“游览”了一遍。折腾了大半夜，凌晨5点钟我又睡去，到7点钟再醒来。我重新打开电脑，一边整理照片，一边等待从江县计生协会的电话。昨晚我与他们联系过了，他们说在乡下，回不来，但答应今晨找车送我去占里。但我等到9点钟仍没接到计生协会的电话，我只好主动打过去。吴会长接的电话，说他们人已经回来了，在从江，但太累了，还在休息。又说，车已经安排好了，马上就来接我。

我赶紧收拾东西下楼，先到宾馆前台结账，然后把行李拿到我自己的车里放着。刚到车边，计生协会的车就来了，司机小杨一边自我介绍，一边帮我把行李拿到他的车上。然后我们一同前往占里。

路太滑了，全是黄泥。每天晚上都下雨。坑也很大。幸亏我没自驾上来，否则进退两难。小杨的车是四驱，尚且走得十分艰难，几次打滑，险些撞人。

我们于中午11点半抵达占里。小杨直接把我带到村头路边一户叫“顺心农家乐”的人家，把我交给一位姓吴的老板，仔细交代了几句，就打转回去了。

吴老板原在从江县卫生局工作，前年才退休，退休后回老家占里一面继续行医，一面就经营着这小小旅社。吴医生为人谦卑和气，很有医生气质。关键是，他的汉语说得很好。这一点对我来说尤其重要。对外来的游客也很重要。因为占里人90%不会说汉语，交流起来十分困难。吴医生无疑可以给外来游客带来很多帮助。

占里平时有没有游客呢？

有。吴医生说，有时候来客还不少，但客源并不稳定。

在我之前，已经有一位来自重庆的游客先期抵达了，也同样入住“顺心农家乐”。吴医生说，有时候客人一下子来得很多，家里接待不了。我问，寨子里其他人为什么不开设农家乐呢？吴医生说，搞这个，也要一定的本钱。又说，搞起来也很麻烦的，你得有人专门给客人搞饭菜。

吴医生开设的“顺心农家乐”条件还不错，虽是木楼人家，但有公共卫生间，还可以洗热水澡，住宿的房间不大，只有五六个平方米，但每间都是隔绝的，相对独立，虽然不隔音，却绝对私密，床是席梦思的床，被子也是现代的棉被，而不是家织土布，这条件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我想起1995年夏天我第一次来到占里的时候，我们既找不到住的，也找不到吃的，更找不到厕所。占里，这个封闭的侗族村寨，到底还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步了。

本来，占里人一直生活在古老的农耕文明之中，由于较早地觉悟到了人口必须与土地平衡的关系，所以自觉采取了人口控制措施，数百年来人口不增不减，恒定发展，居民生活自给自足，丰衣足食，无忧无虑，悠闲自在。但自从被外人发现他们人口控制的秘密之后，其所有的自足和平静生活都被打破了，占里人也由此开始踏上了追赶现代化的历程，全球化和普世价值也随之被带进了这个古老的侗寨。

吴医生得益于自己的从业资本和生活经验，率先在占里办起了“农家乐”。其实，他的房子本来不在河边路头，而是在鼓楼旁的村寨中间，很显然，他在河边路头修建新房，目的是为了将来的发展，从外人的角度看，他是很有头脑和眼光的。

这天，我刚在吴医生家新屋放下行李，就听说这天村里恰好有一户人家在给孩子办满月酒。而且，那户人家就住在吴医生家老屋的隔壁。我赶紧跟随吴医生过去拍摄了一些画面。那位重庆的游客也在那里拍摄。他对我说，有一些仪式，人家不让拍。我说不让拍就不要拍，要尊重当地人的风俗。他说那当然。又说，其实主要是语言不通，语言通的话，应该是可以拍摄的。我说，现在占里已经很开放了，在原来，人家生孩子的时候，是完全不欢迎外人进家的。他说，是吗？我说，当然，以前侗族地方生孩子，你要是不小心闯入的话，是要被惩罚的！“怎么惩罚？”那年轻人很紧张。我说，就是拿钱出来赔礼道歉啊！“这样啊。”他说，“为什么？”我说，“侗族人认为你一个外人到来，可能会惊吓孩子，或者给孩子带来疾病或灾祸，是很危险的，所以，你不受欢迎。”

我后来才了解到，那重庆游客其实不是什么游客，而是西南政法大学的一名硕士研究生，他受导师委托，来占里做人类学的田野考察。我问他考察什么内容？他说是考察侗族鼓楼的社会功能和作用。我一听就知道他没说实话，所以后来跟他的交流也就不多了。道理很简单，要考察侗族鼓楼的功能和作用，人们一般是不会到占里来的，占里的鼓楼既不古老，也不典型……恕我直言，外来客人走进占里，多半都是冲着占里的计生奇迹来的。事实上，重庆小伙冒着不被主人欢迎的尴尬去拍摄人家办满月酒的画面，就已经说明了他的意图。

那家办酒的主人一直在忙于招呼客人喝酒吃饭，我观察了一下，前来祝贺的，主要是占里本村的人，也有少数外村的亲友。客人们被分成若干桌，分散在几处地方吃饭。每桌的人数并不固定，上的酒菜也不固定，桌子不撤，人自由流动，吃饱了就走，后来的上桌，再加菜。菜其实也很简单，就一碗水煮猪肉，一碗红肉，一碗蔬菜。酒有米酒和啤酒，随便喝，不限量，喝到自己高兴为止。菜主要是主人家在做，没有请专门的厨师。

主人家的堂屋被临时改造成了收礼处和厨房，同时兼做女宾席。一大群带着小孩的妇女聚集在这里吃饭。孩子们在妈妈的呵护下，都很乖巧听话，没有听到哭闹声。我问主人，谁是做满月酒的那个孩子？他们指着其中一个躺在母亲怀抱中的小孩说，这个就是。我走过去要求给孩子拍照，孩子的母亲不置可否，既没有表示同意，也没有表示不同意。出于尊重，我没有继续拍摄。

但我却于无意中在那群妇女里发现了一个非常熟悉的面孔。她是谁呢？我想了半天，终于想起来了，这个女孩就是18年前我第一次来占里时拍摄到的那张在蓝靛桶边玩耍的那群小女孩合影照中的一个，她的名字我忘记了，但她的形象我却记得。

我走近她，努力用我的半生不熟的南部方言侗语跟她交流，但是，这该死的语言，到底还是成为我们交流的障碍，她完全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我只好暂时放弃了继续跟她交流的想法，然后回到了吴医生的旧房子里等候吃午饭。吴医生一家人一直在旧房子里开伙，河边路头的新屋是不做饭吃的。吴医生的儿媳负责为客人做饭。她同时在老屋经营着一家小百货店。

农闲时，占里人只吃两餐，即中餐和晚餐。早餐是没有的。中餐的时间一般是在中午12点左右。晚餐则要到晚上八九点钟的样子。

这天中午我和重庆小伙在吴医生家吃中餐，吃的是一个鸭子煮白菜的小火锅，味道还不错，但因我在从江县城吃过了早餐，所以中饭吃得很少，三下五除二就把中饭打发了。

饭后我回吴医生的新屋稍微休息了一下。顺便给相机充电，拷照片，同时我打开电脑，努力找出当年我给那几个在蓝靛桶旁边玩耍的女孩拍摄的照片。还好，我电脑里还真的保留有这张照片。虽然不是原片，而只是一张从原片上扫描过来的数码照片，但依然十分清晰，照片上的人物笑容灿烂，天真可爱。而且，我还找到了当时记录那次旅程的那篇题为《占里》的文章。那文章是收录在我的一本叫《黔东南山寨的原始图像》的图文书里的。找到了这篇文章，我就记起了照片上那几个孩子的名字。

“培略！”

我终于想起来了，中午我在办满月酒那户人家见到的那个怀抱婴儿的女孩，名字叫培略。我决心下午再去找她，并希望能通过她，再找到照片里的所有女孩。

倒腾照片的过程中，我大约迷迷糊糊休息了十来分钟吧，清醒后，立即出去拍摄寨子。那时间差不多是下午2点钟光景，太阳还比较大，我爬到占里对面的山坡上去拍摄寨子全景，一拍就是两个多小时，到下午4点钟左右，太阳就没了。

当我迈着疲惫的步伐回到村子里时，突然觉得肚子好饿。也许是中午饭吃得不多的缘故吧，到下午5点钟我就感觉支撑不住了。而占里的晚饭通常都吃得很晚，这天更是要晚到8点钟以后，我估计自己支持不住，就去鼓楼附近的小卖部买了几个饼子充饥，还喝了一瓶啤酒，结果到吃饭的时候我反而吃不下东西了。

晚饭后，我回到吴医生新屋的客房里，先洗澡，然后倒腾照片。之后我在电脑里重新温习了十年前我写过的那篇关于占里的文章，竟然有恍若隔世之感。

占里的夜晚很安静。我睡得很踏实。也许是白天的走访和拍摄太辛苦了吧，也许是这地方的空气之清新和环境之安静很适合睡觉，总之，我一觉睡到天亮。第二天一早起来，我就爬到占里寨子对面的山上去拍照。有大雾在山中缭绕，有炊烟从木楼人家里飘散出来，最后又有阳光破雾而出，那光芒四射的画面，真是美得出奇！遗憾我找不到一个拍摄寨子全景的角度，在山上盘桓了半天，所选择的位置都只能拍摄到寨子的一角。但也令我相当满意了。我想我需要的正是这样的画面，很朴实，很自然。

在寨子游荡了一圈之后，我回到吴医生的“顺心农家乐”休整了一下。接着打电话跟高增乡的陈水桃乡长联系，我告诉她，在占里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语言不通，采访十分困难，希望她能派一个驻村干部来给我当翻译。陈乡长是我同乡，天柱人，当她还是一个乡里的普通干事的时候，就曾多次带我到高增乡各个村寨四处走访，听说我到来，她自然十分的高兴，当即表示马上派人进村来给我当翻译，做向导。她说她派来的人叫翠兰，她的电话是多少多少。我问是不是小黄村的翠兰啊？她说，正是。我说，那太好了，翠兰跟我很熟悉，她读书的时候，我还资助过她。她父母都是我的好朋友。陈乡长说，那我就更放心了。

这天上午，给孩子办满月酒的人家还在继续办酒。一些人在河边杀猪宰鸭，还有一些亲戚陆续到来，鞭炮声始终不绝于耳。

我问吴医生，这样的酒要吃几天？

“三天。”他说。

“那不是要花蛮多钱啊？”

“那要一些钱噢！”吴医生说，“昨天杀一头猪了，已经吃光，今天又杀了一头。”

“他家比较有钱吗？”

“没有。在外面打工的，没什么钱。不过我们地方是这礼节，再穷也要热闹三天。”

“这说明你们对小孩很重视，是吧？”

“嗯，那是很重视噢。反正一家只准养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不重视是不可能的。”

趁有人来找吴医生打吊针，有短暂空隙时间，我顺便问他一些问题，比如怎么知道占里在500年前的人口数量是多少？又比如占里近50年来刑事案件发生率为零，是不是真的？还有那个草药，到底有没有作用？等等。

吴医生说，没有治安案件这个绝对是真的，你自己也应该看得出来，我们占里人很温和的，从来不吵嘴打架。至于500年前的人口数据，这只是一个传说，没有文献记录，但应该是可信的，因为老人都是这么传的，占里人没有必要为这个事情说假话。又说，如果远的说不清楚，但近的事情是明摆着的。在从江县档案局所藏的关于占里户口的资料中，可以看到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有确切记载的人口档案是从1952年开始的，资料显示，1952年，占里有168户人家，人口总数为729人。到2000年，有154户人家，而人口总数则有739人。在48年间只增加了10人，实际的年增长率几乎为零。

吴医生说，有趣的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到1965年，占里人口是负增长，而从1965～1980年的15年间里，由于政府鼓励少数民族多生多育，占里的人口才开始呈现出较大幅度的增长。这是占里祖传的节育思想和人口控制制度遭到外来力量强制干预的结果。但1980年以后，占里又响应国家号召，开始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古老的人口观念和节育思想又得以恢复。

“家家都是一男一女吗？”我问。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在占里问过很多次了。我现在只不过想再次寻求确证而已。

“差不多吧，98%的家庭所生的孩子均为一男一女。”

“那就是说，也有生双男或双女的家庭？”

“有，但极少极少，个别而已。”

“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是那个草药吗？”

“那个药是有的，但那个药到底有多少科学依据，这就很难说了。”

“作为医生，你怎么看那个药？”

“那其实就是普通的草药，没那么神秘。”

“但确实有效果？”

“效果应该是有，否则也传不下来，但应该不是百分之百的有效。”

“有例外？”

“嗯，有例外。”

“你怎样解释这种例外？是药物本身有局限，还是因人而异，即效果根据个人身体状况发生变异？”

“这个不好说。”

“据说过去村里有溺婴现象？”

“过去有。”

“现在还有吗？”

“现在没听说。”

“……”

翠兰在中午时分赶到——我觉得她变漂亮了。至少，比原来白了。她告诉我说，自己已经结婚，并生养了一个孩子，现在在高增乡当干部，虽然还没转正，但总比银花和艳姣好，她们不仅没有工作，而且婚姻也一塌糊涂。十多年前，当她们还是一群小孩子的时候，我和家人来到小黄村采风，在一个黄昏的时刻，我们在小黄鼓楼边拍摄到了她们几个小女孩在一起玩耍的情景，后来我们再次走进小黄的时候，就按图索骥找到了她们。之后，银花做了我的干女儿。那时，银花、艳姣和翠兰都在念初中，我每次去小黄看望银花，都会塞给她一些零花钱，有时候翠兰在场，我就不能不给她也塞一点……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后来艳姣读完了旅游学校，没能找到合适的工作，现在回家办起了农家乐。银花初中毕业后去广东打工，认识了一位重庆小伙，就跟人家结婚了，还生下了两个男孩，但后来，又分开了。我问她为什么？她说那男的老爱打她，她重新回到小黄……只有翠兰，一直在读书，后来读了什么学校我不是很清楚，但结果是，她报考公务员，进了高增乡政府……上帝真的很公平啊，当初她们三个女孩中，她长得最黑，最矮，最不好看，但结果却是，她的归宿最好。

我问她是怎么上来的？她说是乡人大主席拿车送她上来的。我问主席呢？她说他有事先走了。

翠兰的到来，给我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她本来是驻占里村的乡干部，对占里十分熟悉。她本身又是占里村隔壁的小黄村的人，跟占里人的语言交流没有任何障碍。这对我来说，真是巨大的福音。她听说我是来采访占里侗族的生育文明的，就首先带我去找村支书。村支书叫吴永福，一个很有头脑的年轻人，在村里带头搞种养殖业，人很勤劳、质朴。汉语说得很流利。我们似乎一见如故，很快就无话不谈了。我问他占里现在的确切人口数是多少？他说占里村现有182户，822人，其中男413人，女409人，性别比为100∶99.03。独生子女户为1户；无孩5户；一孩妇女29人，其中男孩14人，女孩15人；二孩135人。已婚育龄妇女169人。我问他总人口是不是有所上升？他说，有些年份上升，有些年份下降，总体来讲，没有上升，也没有下降，还是维持在800人左右。

这天，村里人继续到那户给孩子办满月酒的人家吃酒。村支书吴永福也要去。我问满月酒要吃几天？三天。他说。我又问你们去吃酒要送礼吗？送点。他说。我问送多少？没有定数，看你愿意。我问一般送多少？一般就送几斤糯米，一只鸡。既而我从他那里得知，办满月酒的男人叫吴老呆，今年26岁。妻子叫吴培帕，这是他们生的第一胎，男孩，是腊月二十九生的。吴老呆的父亲叫吴德厚，60多岁，母亲吴乃应，50多岁。

中午我跟着吴支书到吴老呆家吃饭。有吴支书的引荐，主人家客气了很多。陌生感消失了，距离迅速拉近。吴老呆给我拿来一提易拉罐啤酒。我喝了一罐。因为早上没吃早餐，一直空着肚子，整个上午又都在爬坡走路，到此时已经是下午1点钟了，我才吃到东西，顿时有一种起死回生的感觉。但菜太原生态了，味道很不习惯，有5个菜，一个素煮青菜，一个白水煮鸡，一个红肉，一个煮骨头，还有一个豆芽炒肉。我只吃豆芽炒肉和素白菜，同时吃了很多糯米饭。糯米是侗族传统主食，柔软，清香，可口，几坨下肚，整个下午再无食欲了。

饭后我拍摄了一组客人醉酒的镜头。人混熟之后，他们其实很愿意被拍摄。我的镜头对准谁，谁就会主动摆好姿势让我拍摄。

我又在那群带小孩的妇女中看见了培略。我终于叫出了她的名字。“培略！你不记得我啦？”她很吃惊，但很友善，问我是谁？我告诉她，很多年前，我在水井边的蓝靛桶旁，给你们几个小女孩拍摄了一张照片，后来，我把照片放大到20寸，拿给你们，你们还请我吃饭，给我唱歌，不记得了？有吴永福支书和翠兰在，语言已经没有障碍。她很快回忆起来了，说，哦，是有这么回事。我问那些姑娘呢？培便，培仙，培薏，培看和培应呢？她说，她们应该都在家的吧。我问你能不能帮我找到她们啊？我想重新给你们拍摄一张合影？她说好。

培略的家就在鼓楼旁边，她也带着一个刚满月的小孩，我问她这孩子是第二胎吗？她说是的。我问第一胎是男孩还是女孩？男孩。她说。我又问第二胎呢？是女孩吧？她说是的。我问，你是吃了药的吗？她笑而不答。

我带她到我的房间里看当年给她拍摄的照片。电脑打开后，我问照片上的人是不是她？她说是她。那一刻，我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但我内心柔软至极，同时遗憾这次来得匆忙，没能把照片冲印出来给她。她倒很大方，说照片上次你来的时候已经给了，在她母亲家里挂着，不用再冲印了。

我最后还是拷贝了一份存放在村委会的电脑里。村委会不仅有电脑，而且还能上网，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我还把以前拍摄的关于占里的照片都存放一份在村委会的电脑里了，顺便把他们的电脑桌面也改换成我拍摄的一张占里村全景照。吴支书很高兴，说专业摄影就是不一样。我说不是专业不专业的问题，而是占里本身太美了，任何人拍摄，都会很漂亮的。

然后整个下午，翠兰都陪着我去采访药师吴仙娥。这是我此行的主要目的之一。我要趁着翠兰还在占里的时候，尽量把我要采访的人物都采访完毕。

吴仙娥，亦名吴乃银姣，女，生于1966年，属马，今年48岁，丈夫吴明辉，生于1964年，属龙，今年50岁，夫妻二人生育子女二人，女儿28岁，已经结婚，生育一女；儿子22岁，也已经于今年结婚，尚未生育。

她的家就住在吴医生家后面，当年我给培略她们几个小女孩照相的水井边。

她打着赤脚，在她家的二楼堂屋里接待了我们。

一阵寒暄过后，我架好机子给她录像，同时开始进行采访。

采访结束后，刚好有中共从江县委组织部的领导来村里检查工作，翠兰作为驻村干部，就跟着吴支书去陪领导去了。

我就独自去拍摄村子外面的那片森林里的“灵应庙”。因为按照占里人的风俗，孩子满月后，都要在庙里举行一个仪式，即在庙旁插上一根木桩子——我给它命名为“生命柱”——以此寄托着对孩子的美好祝福，同时求神灵保佑孩子一生健康成长，无病无灾。

这天恰是吴老呆去给儿子做这仪式的日子。遗憾的是，我去的时候，那些去做仪式的人已经走远了，我没赶上。不过，我在“灵应庙”旁边，还是拍摄到了那些以往树立起来的生命柱。

回到村子时已经是下午5点过了。翠兰也走了。她在电话里告诉我说，她妈妈最近身体欠安，她得回小黄去看看。我问她是坐什么车走的？她说是坐摩托车走的，占里小学有几个老师，都是小黄人。

回到“顺心农家乐”住处，我倒腾照片直到晚上8点过，才被吴医生通知去吃晚饭。饭后我又去找支书到村委会上了一会儿网。进村两天了，没有电视，没有网络，没有收音机，感觉跟世界彻底隔绝了。结果上网一看，世界还是那个世界，熙熙攘攘，吵吵闹闹，并无新鲜花样。

到9点半回住处洗澡，休息。又是一夜无话。

在城市里呆的时间久了，会觉得占里的夜晚真是安静得出奇。其实，还是有不少声音，比如窗外的那条小溪沟，日夜不停地流淌，流水潺潺，水声哗哗，还是有不小动静。

同时还有狗叫，有蛙噪，以及种种虫鸣。

所以在凌晨4点钟就醒来了。感觉天气有些闷热，再睡不着。就干脆起来写日记，整理日前拍摄的图片之类。

折腾到凌晨5点半，突然听到外面下雨了。原来是变天了，难怪夜晚那么燥热。

再睡之后，8点起来，洗脸，吃早餐——我自己在杂货店买的糕点，5毛钱一个，像蛋糕，但比蛋糕松软，不好吃，但这里没别的东西可吃，连饼干也没有，只好将就。

8点半，我独自去村外的树林里拍摄停棺。

说实话，我还是有些害怕。毕竟是死人地盘啊！而且，只我一个人去，又是莽莽森林，又是阴沉沉的雨天，真的有些恐怖。

但我别无选择，不能不去。

我找过吴支书，想叫他带我去。但他忙，走不开。我估计就算走得开，他可能也不会带我去。因为谈到这个地方时，我感觉他比我还害怕。

我硬着头皮慢慢走向村外。

我发现，其实在占里，除了本村之外，村外还有一个世界——那里有牛圈，有成群的鸡鸭，还有早起的农人——那个世界似乎远比村寨本身更喧嚣，更热闹。

我由此发现，传统农业社区中，寨子的构成是很复杂的。除了村寨本身而外，寨子周围还有一个很宽阔的生活延展区。包括村寨周围的农田和森林。

这片森林，在以往，我们一般只把它看成是一片风水林，是为着美化村寨环境而存在的，但其实，它的实际内涵，远比我们想象的丰富得多。

我走进了那片森林。

先是看到一些乱坟。大多数没有墓碑，只有一个简单的土丘。也有部分坟包是有墓碑的。但碑上所刻文字都很简单，远没有其他地方的丰富翔实。由此可以看到这里接受的外界文化影响的程度还很低。

接着就看到了森林里停放着的多具棺材了。

我知道，那不是简单的棺材。棺材里是有死人的尸体的。因为按照占里侗族的风俗，人死了，并不一定能马上埋葬。能否下葬？什么时候下葬？要由鬼师根据死者的生辰八字计算而定。大多数人都得停上一两年才能另择吉日下葬。

有些人的尸体要在森林里停上很多年才能下葬。

吴支书说，他的爷爷就死了好几年了，到今年秋天才合适下葬。

“到秋天你来嘛，你来拍我公下葬的镜头。”他对我说。

秋天，那是一个既遥远又未知的日子。我不知道我那时候在哪里？能不能来？但我对他说，希望他到时候能通知我，我争取来看看。

在森林里，我只拍了几张照片就返回了。心里害怕是一个原因，还有，森林里的蚊子也一直对我狂轰滥炸，让我很难安静拍摄照片。

在路上我倒是拍摄到了几幅不错的村民出行图。桐油花盛开的背景下，占里村民赶着牛群从树荫下缓缓走过的画面十分温馨迷人。

回到村里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村子里很寂静，到处都是空荡荡的，除了孩子，很难见到成年人。原来是该上山的上山去了，在家的，都集中到吴老呆家继续吃酒。本来，这天我是想差培略去叫上培便、培仙、培薏、培看和培应来照相的，但培略说，她们都不在家，都上山去了。

我背着相机到村子里走了一圈，这个时候，我发现已经没什么可照的了，于是决定下山回城。

主意已定，我立即打电话给县计生协会的司机小杨，叫他开车来接我。

“现在吗？”小杨问。

“对，就是现在。”我说。

小杨答应马上上山来。但他说自己还要到单位拿车子，同时还要去加油，可能还有一两个小时才能到达占里。

一切安排妥当之后，我再次独自去串寨子，这回真的感觉寨子彻底空了，到处都没看见人。只有靠河边的房子里有几个老年妇女在纺纱织布，我过去给她们拍照，她们用侗语告诉我说，你请我们吃东西，我们就让你拍个够。这话我是听懂了。我说，好吧，你们想吃什么？“吃糖。”其中的一个说。旁边就有一家小卖部，其实就是她们当中的一个人开的，她们哈哈笑着从小卖部里拿出了很多糖果，甚至还有方便面，我问一共多少钱？她们说，20元。我给了他们20元。然后，我就走掉了。

我回住处收拾行李，然后辞别吴医生，独自步行去付中苗寨。我慢慢走，边走边拍照，结果我走到付中寨子后面的那片森林时，就遇到了小杨。

我们一同下山。

在半山腰间我们看到有人在砍伐路边的桉树，据说打算改种其他树种。小杨说，这种桉树太消耗地肥了，种了桉树，再不能再种别的树。我说，几年前，我就对他们说，不能种这种树，这种树非常地耗费地力，而且还有污染，但当时他们说，这是州领导安排下来的活。我当时就断言，这里面一定有猫腻，否则领导们不会那么愚蠢，因为，谁都知道，我们黔东南地方的传统，一直都是种植杉木和松木的，这个传统其实包含着很多的本土经验和智慧。不尊重这种经验和智慧，是会付出代价的。果不其然！时间应验了我的话。

车子从付中苗寨坡头一直下坡，下到都柳江河边，泥土路就结束了，前往县城的路变成了比较宽阔的柏油路，我和小杨都松了口气。小杨加大油门往前跑，我却情不自禁地回头望了一眼占里大坡。我想我这次在占里的三天时间是很有收获的，虽然我每次来占里都有很多的收获，但这次收获最大。第一，我见识到了占里人对待初生婴儿的种种礼仪；第二，我确证了占里的那个神秘的草药是真实存在的，我不仅拍摄到了真实的药物，而且采访到了药师；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真实体验并理解了占里人“适度人口”理论出台的生活依据和背景，这也使我从另外一个意义上理解了他们对于自然的那种格外敬重的态度，以及他们对于物质的低度的欲望和种种相应的价值观念，的确跟其他民族有很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