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训村民-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约翰·杰斯特龙先生这次到梭戛生态博物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对村民进行培训，他强调村民是文化的主人，所以要让村民自己来记录本民族的文化。为了担当好记录员的工作，村民们首先要学习的是对照相机和摄像机的使用，这是培训的第一阶段。梭戛的8月是一个农闲季节，男人们大多外出打短工，妇女和小女孩们则留在家里三三两两地画着蜡画。召集村民的任务就落实给了村长杨洪祥，他晚上串了十多家的门，将在资料信息中心办培训班的事和妇女们都说了，她们都表示愿意参加。杨村长认为来十多个人是没有问题，只是担心办公室能不能坐得下这么多人。其实，徐美陵馆长早已将上课需要的黑板和十张条凳全准备好了，杨村长担心的问题想来不会发生。上课之前，为了确保一切都已准备妥当，约翰·杰斯特龙先生又来办公室检查了一遍。

8月7日上午10点钟，从苗寨走来了几个妇女，她们头上左右两边缠着木角，身着右衽蜡染衣，胸前戴有铜做的项圈，下穿百褶黑色横条蜡染长裙，脚穿白网鞋，像是走客似的，年纪有二十多岁，有一个妇女还背着一个一岁多的小孩。她们羞羞答答，不好意思地慢步走来，徐美陵馆长见她们来到资料中心的大门，便大声喊道：“走快一点嘛，我把椅子都给你们安好了。”远处，约翰·杰斯特龙先生等人正站在办公室前的“吞口”处朝她们看，不看则已，一看她们愈是显得羞怯，有一个妇女还想回头跑。这时杨洪祥正从她们背后走来，想跑的那个妇女也被叫了回来。她们来到办公室大门，一看都是熟悉的人，便一下轻松起来，进办公室也像进自己的家一样，有的坐沙发，有的坐椅子，随便极了。约翰·杰斯特龙先生看着她们点头笑了笑，然后向安来顺先生耳语几句，安来顺先生立即转告了约翰·杰斯特龙先生的话，说来参加培训的人少了一点，是否能再来几个。杨洪祥村长和徐美陵馆长马上进寨，不到半小时又来了几个妇女，小小的办公室一下子坐得满满的。徐美陵馆长拿出一个学员登记本给她们登记，这是开馆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第一次对村民进行培训。约翰·杰斯特龙先生开始上课了。这节课没有班长喊起立，也没有讲义，他发给学员的照相机、摄像机和录音机都是他私人掏腰包从挪威买来的。只见他手里拿着一个照相机，开始给学员们讲照相机的使用方法。因为他买的全是最简单的“傻瓜”数码相机，所以没有诸如光圈、速度、焦距等技术问题，讲课也完全不需要任何专业术语，只是简简单单的几个步骤，方便极了，不一会儿工夫学员们全学会了。约翰·杰斯特龙先生讲课的重点是用照相机拍什么，他要学员们去拍自己的生活，把自己最感兴趣、最熟悉的东西拍下来。摄像和录音也是如此，特别是录音，寨子里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故事和传说，最好让讲故事的人用苗语讲，不要用汉语讲。学员们绝大多数仅小学毕业，唯有一位读过初中，在她们读过的课程中，今天这堂课是她们最有兴趣又最好懂的一课，不像读小学时那样费力。而且这位“洋老师”和颜悦色，没有用教鞭，而是用照相机和英语讲课，实在太新奇了，安来顺先生的普通话翻译也清晰易懂，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课讲完了。

可爱的箐苗少女们

课后，学员们两人一组，一共分了四组，她们拿着照相机、摄像机和录音机各自行动了，因为下午5点钟要“交作业”。一般这个时候，她们都在家里煮饭、喂猪、带小孩，现在突然要交作业，每个人都既兴奋又好奇。

下午还不到5点钟，她们眉开眼笑地来到资料信息中心，把照相机、摄像机、录音机都如数交给了早已在影像室等候她们的约翰·杰斯特龙先生。图像出来了，不是中央电视台的节目，而是由她们自己用摄像机记录的陇戛苗寨的画面，里面有营盘山、神树山、水井、寨老杨朝中的老屋……村民的活动就更多了，几个小姑娘在屋檐下画蜡画；再往下看，有的在舂碓，有的在推磨……这一幅幅生活场景如此的清晰，又如此的真实和亲切。影像室挤满了人，门槛上、窗子边都站着人，屋里的光都挡没了。

三米长的毛线挂在墙上

一个站在窗户边的妇女指着荧屏上的图像大声喊：“是我，就是我——是她，杨老三，还有熊老二！”她们感到不可思议，居然能在电视上看到自己的家，看到自己的形象。正如法国生态博物馆之父乔治·亨利·里维埃在他那篇散文式的定义中所说的，生态博物馆是一面“镜子”，今天的录像终于起到了“镜子”的作用，村民从电视荧屏上看到了自己的形象。约翰·杰斯特龙先生看见如此多的村民在看他们自己的录像，立刻变成了一位“老顽童”，一会儿拿照相机“咔咔咔”地照村民们看录像的高兴样子，一会儿又换成摄像机摄像。看见村民们如痴如醉地沉浸在录像之中，享受着她们自己的生活，他兴奋不已。

由于村民们长期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社区，很少对外交流，贫穷给他们带来了自卑心理，而且由于没有参照物，感觉不出自己创造的文化是好还是不好。今天能从电视中看见自己的头饰和服饰，是对他们文化认同感的一种提升。

此时荧屏上出现了十来个妇女在一家堂屋的大门口梳头，画面刚放出来的时候晃动得厉害，后面慢慢稳定下来，她们坐在电视机旁迫不及待地想看到自己的形象。这盘带子是熊华艳拍摄的，她从另外的一个苗寨嫁到陇戛寨来，今年才19岁，是村长杨洪祥的儿媳妇，丈夫叫杨兴。熊华艳初中毕业，是陇戛苗寨妇女中学历最高的一个。她个子虽然比较瘦小，但长相端庄，瓜子脸，眼神也机灵，笑时露出一口白牙。此时她虽已是一个孩子的妈，看上去还是很稚嫩，更像一个中学生。这次来参加培训学习她非常认真，有时在课堂上村民们用苗语提问，她会主动将苗语翻译成普通话。这次要算她的成绩最好，照片、录像、录音资料都比别人多，特别是梳头，她是全程拍摄的。

梳头过程的录像放了半个多小时。在画面上，只见一个妇女将一大卷黑毛线挂在一人多高的柱子上，用梳子慢慢地梳理着这一卷又长又黑的“长发”。她从容不迫地先将约两尺长的木角给苗女缠于脑后，轻轻地摇了摇，感觉捆扎得很稳当之后，再将挂在柱头上的黑毛线一圈又一圈地缠绕于木角上，最后才将高约十多厘米的、两头几乎垂于耳下的体积庞大的头饰梳扎完毕。

约翰·杰斯特龙先生问拍摄者熊华艳，为什么喜欢拍自己梳的头饰？熊华艳答说这是他们自己的头饰，是祖辈们传下来的，不是从外面学来的，一辈子也要保持这种头饰，不然外面的人就不认他们是长角苗了。

约翰·杰斯特龙先生对熊华艳的回答十分满意，因为在他的思想里，任何外来者和专家学者的文化记录都无法反映生态博物馆的真正含意，有时他们的记录甚至会有文化的偏见，存在很大的主观性，也不是村民所认同的东西。只有村民自己记录的文化，才能体现出他们对文化的认同。至于掌握照相机、摄像机、录音机等的技术使用问题，和村民对自己文化的认同，没有逻辑上的关系。事实证明，仅有初中甚至小学文化程度的村民，只要稍加培训，就能掌握基本的摄影技术。摄影技术的高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村民来记录自己的文化，作为一个博物馆工作者来说，这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

约翰·杰斯特龙先生离开梭戛的时候，将他带来的两个数码照相机都赠送给了参加培训的妇女，并告诉她们：“记住，随时把你们的生活点滴记录下来。”

大山中的箐苗寨：梭戛

目录

1 生态博物馆结缘贵州 [收起]

2 走进梭戛社区的中心寨——陇戛寨 [收起]

3 课题组的考察成果 [收起]

4 建馆前的准备 [收起]

11 约翰·杰斯特龙先生在梭戛的活动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