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贵州省梭戛乡建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在贵州梭戛建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不是下一道行政命令就可以解决的事,在考察的基础上,还必须有一个可行性研究报告,通过充分的论证,确定可行后才能正式实施。苏东海先生作为生态博物馆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尽管年事已高,在贵州一路考察也十分疲惫,但回到贵阳之后,他还是立即着手组织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撰写工作,以高度负责的精神、精益求精的态度认真完成了一篇8000多字的《在贵州省梭戛乡建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1995年5月1日上午,在贵州省文化厅二楼会议室召开了在梭戛建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学术论证会。会议室除课题组的成员外,还有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的曹新忠主任和省博物馆、省考古研究所的同行。
《报告》共分为建馆背景、建馆的理论依据、建馆的特殊意义和可行性、设施建设和陇戛村寨的加固和维修、组织结构与财政安排、贵州省建立生态博物馆的展望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交代了在贵州建立生态博物馆的主要背景,讲述了从萌发建立生态博物馆的念头,到与各方专家约谈商讨,再到最后课题组考察梭戛的整个过程。
第二部分着重介绍建立梭戛生态博物馆的理论依据。首先要明确生态博物馆和传统博物馆是不可混淆的两个概念:传统博物馆是将文化遗产搬到一个特定的博物馆建筑中,封闭的空间使这些文化遗产远离了它们的所有者,远离了它们所处的环境。而生态博物馆则是建立在“文化遗产应原状地保护和保存在其所属社区及环境之中”这个基本观点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态博物馆中的展品是有生命且仍在不断发展着的。
赶场路上
所以,传统博物馆被清晰地界定为拥有一定藏品的特定的博物馆建筑,而生态博物馆则应被看做为保存和理解某一特定群体的全部文化内涵(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非物质的文化因素)的长效工作方法。
在生态博物馆中,文化遗产、自然景观、建筑、可移动实物、传统风俗等一系列文化因素均具有特定的价值和意义。它是为了文化的延续性,为了给将来的社会提供鲜活的文化传承,而对某个文化整体进行保护的特殊博物馆。它是以本社区内群体的亲自参与、亲自管理为基础,是在博物馆学家或科学家的指导下,在当地政府的财政支持下得以实现的。所以,生态博物馆的概念中包括下列关键词:社区区域、遗产、社区人民、参与、生态学和文化特性。
生态博物馆作为一种工作模式,在保护社区文化遗产方面强调增强人们的文化特性意识,希望通过人们自身的努力,使某些具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得以抢救。所以,生态博物馆是联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条纽带。
从理论上讲,在某一特定区域中的一切自然和文化遗产都是生态博物馆的一部分,任何实物都可能是本社区人民过去历史和当今文化的记录。在实践中,生态博物馆具有相当的可操作性,操作包括两个要素:
第一要素具体讲述了资料信息中心的功能及其作用。资料信息中心是生态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资料信息中心就没有生态博物馆。但资料信息中心并不是和传统博物馆一样的封闭性建筑,它在功能上有明确的界定:
——,记录和储存着本社区特定的文化信息。如口述历史、文字资料、具有特殊意义的实物、文化普查的清单和其他属于本社区的文化遗产。这个信息库不仅为本地居民保护和学习自己的文化提供了广博的知识资源,而且为外来的参观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有关本文化的必要信息。
——,利用一个小型的展览向观众介绍即将参观的特定文化的基本情况,并告诉人们作为一名观众(或客人)的行为要求,以及他们将要看到和经历什么。这些工作可以通过视听媒介来完成。
——,为专职工作人员或自愿工作者提供必要的工作设施。
——,提供餐饮、会议室等社会服务。
从《报告》第二部分的最后可以看出生态博物馆与其他类型博物馆的差异,但是,生态博物馆决不排斥其他类型博物馆的存在,反之,它甚至可使其他类型的博物馆更好地实现它们的任务。大型的、国家级的与省级的博物馆会发现,它们与处于基层的、小型的生态博物馆之间的合作是非常有益的。
《报告》的第三部分论述了在梭戛社区建立生态博物馆的特殊意义和可行性,具体是从梭戛社区的自然环境、历史、经济、文化、宗教、管理等几个方面进行的全面论述,其结论是:梭戛社区居住着一个稀有的、具有独特文化的苗族分支,这一分支有4000多人,分布在附近12个村寨之中。他们居住在高山之上,与外界很少联系,在他们之中存在和延续着一种古老的、以长角头饰为象征的独特苗族文化。目前,这种非常古朴又十分平等的原始民族,有非常丰富的婚嫁、丧葬和祭祀的礼仪,有别具风格的音乐舞蹈和十分精美的刺绣艺术,他们仍然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陇戛寨的自然环境、社会结构、经济状况和精神生活仍然保存在一种比较完整的文化生态中,这是一个难得的、活生生的文化整体。尤为可贵的是,这支长角苗在全世界只存在于这个社区,只有这4000多人。因此,这个文化体已经成为全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具有很高的保存价值。建立一个生态博物馆对这个宝贵的民族文化加以保护并使其延续下去,必定受到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文化学家、民俗学家等科学工作者的普遍欢迎,同时,也必将推动梭戛社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为苗族、贵州、中国乃至全人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做出贡献。
《报告》的第四、五部分对梭戛生态博物馆的设施建设、陇戛村寨的加固和维修做出了详细科学的规划,并针对这些规划妥善地安排了人员分工和相应的财政支助,力求从各方面妥善解决梭戛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和发展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报告》的最后一部分特别指出,课题组除对梭戛社区建立生态博物馆的可行性进行了科学考察与论证外,还考察了其他几个各具民族特色的民族村寨,并发现,贵阳花溪镇山村、黎平肇兴堂安村、锦屏隆里古城,均具有开发生态博物馆的巨大潜能,因为这些地方的人民亦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自豪感,希望外界了解他们独特的文化,各级政府亦有开发这些民族文化资源的强烈愿望。同时,上述三处村寨(古城)的民族文化资源与陇戛苗族相比,都已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开发,因此,在这些地方建立生态博物馆均不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鉴于此,课题组认为,在贵州开发一个包含着苗族、侗族、布依族和汉族四个民族的生态博物馆群有着乐观的前景,应在梭戛社区生态博物馆的建设经验上,对其他三处村寨(古城)建立生态博物馆的可行性做出规划和研究。
《报告》不但明确了在梭戛建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决定,而且为建立贵州生态博物馆群奠定了基础,这也是这次课题组考察梭戛的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