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博物馆”概念第一次走进贵州-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自20世纪70年代生态博物馆在法国问世之后，欧洲和南、北美洲迅速兴起了“生态博物馆热”，生态博物馆的现存数量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西欧有70座，集中于法国和西班牙；北欧有50座，集中于挪威、瑞典和丹麦；南美洲约90座，集中于墨西哥；北美洲约20座，集中于美国、加拿大和巴西；此外，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也建立了不少生态博物馆。

可是，在梭戛生态博物馆建成之前，整个亚洲还没有出现一座生态博物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生态博物馆对于中国人而言，仍然是个完全陌生的概念！

1995年，中国、挪威的文化博物馆（以下简称“文博”）专家以“生态博物馆课题组”的形式，对梭戛社区的中心寨陇戛寨进行调查，认为“陇戛寨的自然环境、社会结构、经济状况和精神生活仍然保存在一种比较完整的文化生态中，这是一个难得的、活生生的文化整体，尤其可贵的是，这支长角苗在全世界只有4000多人。因此，这个文化体已经成为全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具有很高的保存价值”。

这是“生态博物馆”这个概念和贵州第一次的碰撞，也是国内的博物馆专家们第一次以一种全新的眼光审视梭戛这个拥有独特魅力的文化社区。

到底什么是生态博物馆？这个首次进入中国的新兴博物馆理念究竟有着什么独特之处？

首先，生态博物馆不是自然保护区，生态博物馆是和人的生活发生直接联系的“社区博物馆”，又叫“社会博物馆”。生态博物馆最早起源于法国，是法国博物馆学家对传统博物馆反思的结果。生态博物馆是人的生存环境和活态文化结合的产物，强调文化遗产不能从所在社区的使用者手中分离出去，而应原地保护。

其次，在生态博物馆社区内，社区居民是文化的主人，文化由居民自己保护，而不是由外来者保护。生态博物馆是联系历史、现在和未来的一条纽带，因此，生态博物馆是用发展的观点来保护和延续社区文化，是在历史的动态中保护文化。

第三，生态博物馆的一个重要理念是注重人和环境的关系，是环境学和生态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工业社会使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了极大提高和改善，但同时也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直接威胁着人们的生存空间。因此，生态博物馆对环境的保护，即是对文化的最好保护，什么样的环境产生什么样的文化。例如：梭戛社区的“箐苗文化”是在该社区的生态环境中长期形成的，如果用传统博物馆的理念来保护梭戛社区文化，那么，环境保护不在其中，所谓“保护”，将沦为脱离环境的单纯的文化遗产保护观念。

所以，生态博物馆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它的文化社区涵盖着社区的山川地貌，文化则是置身于固有的自然环境之中。这里有大山和森林，有与人类同在一片蓝天下生活的飞禽走兽、花鸟鱼虫。这些都是生态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

跳花坡

最后，生态博物馆除文化社区外，还必须拥有一个资料信息中心。资料信息中心是生态博物馆的一个重要象征和标志，没有资料信息中心的文化社区，就不能称为生态博物馆；反之，没有文化社区的资料中心，也不能称为生态博物馆，两者缺一不可。资料信息中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博物馆，它既是一个信息库、一个参观中心、一个研究中心，又是一个生态博物馆的办公场所和社会服务场所。它和传统博物馆的最大区别是不以实物收藏为目的，而是活态文化记录的信息库与社区居民的精神家园。

综上，生态博物馆和传统博物馆的区别在于：传统博物馆是一组公共建筑，建筑者为了博物馆的安全起见修筑了一道有形的围墙，所以它不是一个族群生活的社区。传统博物馆将文化遗产搬移到一个特定的博物馆建筑中，博物馆工作者再将这些历史的碎片按照严密的逻辑关系组织成“教科书”式的展览。这些展览是静态的，是物与人之间的对话，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与之相反，生态博物馆正是对传统博物馆反思的结果，它是一种理念，是自然和文化空间的结合体，而不是一栋将人类活动隔绝在外的有形的建筑体。它并不深奥难懂，即便不识字的人也能看懂它，所以，一旦走进特定文化群体生活的社区，就等于走进了一座生态博物馆。

在这样的理念之下，1998年10月梭戛生态博物馆建成开馆，成为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为中国博物馆领域增添了一个新型的博物馆门类。用生态博物馆的理念来保护梭戛社区的“箐苗文化”，这就是梭戛生态博物馆存在的特殊意义。

新兴的博物馆拉开了中国博物馆建设的新篇章，但新鲜事物的传播总没有那么容易，生态博物馆概念进入中国的过程，也是同样的漫长并曲折。

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对生态博物馆的关注是从环境科学开始的。那时，中央电视台举办了“人与自然”的专题节目，大众开始关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问题。同时，由苏东海先生主编的《中国博物馆》杂志也刊登了有关国际生态博物馆运动的论文和资料，其中就包含两位法国生态博物馆创始人乔治·亨利·里维埃和雨果·戴瓦兰的主要论文，文内详细记载了1972年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国际博物馆学会“圆桌会议”，1984年加拿大的魁北克会议及其宣言，1987年在西班牙举行的新博物馆学会议，等等。从这些渠道可以了解国际生态博物馆发展的动态，但传播有限，并没有引起博物馆领域太多的关注，人们和社会所关注的仍然是以传统博物馆为主流的博物馆的发展新动向，中国也出现了建造大型博物馆的新趋势。在北京，扩建以后的国家博物馆成为国际上面积最大的博物馆。

同样的，20世纪80年代的贵州博物馆领域仍注重对传统博物馆的建设和发展。在这种背景下，贵州的生态博物馆建设只是一张白纸，1986年前的贵州甚至连“生态博物馆”这个名词也不为人所知。

然而，就在这一年的10月，中国博物馆学会常务理事、国家博物馆资深研究员苏东海先生应邀前来贵州进行文物考察，考察结束时做了一篇题为《国际博物馆发展新趋势以及我对贵州“七五”期间文化博物馆事业发展规划的论证》的发言。

他说：“在法国，现在新兴一种生态博物馆，这与印第安人博物馆有所不同。它是对整体村落的自然景观和社会结构、社会生活进行的综合表现，它不仅表现过去，而且表现现在，是一个活生生的生态博物馆……建立生态博物馆也好，建立民族村寨博物馆也好，这是目前博物馆界中的一种尖端，如果贵州办这样一个博物馆，那就是全国第一。因此，我提个建议，贵州赶快派出考察组到法国、加拿大、日本、巴西等地实地考察，看看他们的博物馆是怎么搞的。”

这是“生态博物馆”这个概念第一次走进贵州。

大山中的箐苗寨：梭戛

目录

1 生态博物馆结缘贵州 [收起]

2 走进梭戛社区的中心寨——陇戛寨 [收起]

3 课题组的考察成果 [收起]

4 建馆前的准备 [收起]

11 约翰·杰斯特龙先生在梭戛的活动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