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伟生——“我们这行路很窄，但是很长”

一、从军人到修书匠

杜伟生

1952年3月，杜伟生出生在北京市东城区东顺城街一个回族家庭。

自明初以来，北京就是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文人士子云集。尤其是清中叶以来，书业的发达可谓居全国之冠，厂甸一带书铺林立，文人学子多所流连。

与书业发达相关的，自然是书籍的刻印、售卖、收藏等，而古籍修复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而且技术要求不低。那时，北京的字画装裱、古籍修复业很是兴盛，并且形成了行业性街区——东单裱褙胡同。

杜伟生打小就是一个喜欢书的孩子。还在上小学时候，杜伟生就对古旧书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家里没钱买书，一到星期天，杜伟生就会早早赶到王府井大街的东安市场，在旧书摊看书。那时，王府井大街还有全国知名的新华书店。选择旧书摊而非新华书店，杜伟生的解释是：“新华书店里摆的都是新书，要是在那里老看一本书，只看不买，店员就会时不时冲我嚷：‘哎，注意点，可别把书窝捼了。’而在旧书摊看书就没有这个问题，想看多长时间就看多长时间。”

工作中的杜伟生

每次在旧书摊上找到一本喜欢的旧书，杜伟生便找个僻静的角落，蹲在地上一看就是小半天。尽管每次来回要走近两个小时的路，他还是乐此不疲。看旧书不仅充实了知识，也激发了对书籍从里到外的热爱。这或许就注定了杜伟生与古籍为伴的机缘。

真正开始接触古籍修复，还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1974年3月，杜伟生结束了5年的军旅生涯，分配到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的修整组（后来划归善本特藏部，改称“善本特藏修复组”）。

当时，杜伟生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图书修复的基础知识，因此，最初的3年，可以说是他的“修书匠”学徒生涯，其中大部分时间是传统的师徒传授，也包括一段时间的科班进修。

开始的时候，没什么事能做，杜伟生就站在老师傅后面看，琢磨每道工序的技巧和原理。渐渐地，他开始给师傅打下手，做些清理残页、拌纸浆、调糨糊、打补丁等简单的辅助工作。当时的老师傅文化水平都不高，但古籍版本知识非常丰富，各个朝代的古籍版本看得很准，手下技艺也不遑多让。师傅们不善言传，但他们身教的形象生动，徒弟心受的会心领悟，使这种传统的师徒授受方式具有不可比拟的效果。

1974年10月，杜伟生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系古籍整理进修班学习。一年时间的进修，杜伟生系统学习了古籍分类和编目等方面的知识，在理论上对古籍包藏着的“大学问”有了科学认识。这次进修，给杜伟生增添了理论的一翼，在此后30多年的工作中，他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互相促进，取得了双方面的成就。

二、从普通古籍到“敦煌遗书”

由于缺乏经验，杜伟生最初只是修复价值较低的民国时期甚至新中国成立初的旧书。随着经验的积累，他修复的东西也慢慢地珍贵起来。

1976年春天，新疆出土了一具唐朝的纸制棺材，急需修复。入行不过一年多的杜伟生被选进了纸棺修复组。这具纸棺实际上是一个纸制的罩子，没有底部，数层纸粘在一起糊在木制的框架上，外层通体涂着朱红色的颜料。由于尸体的长期浸淫，纸棺下部结满了污垢，要把纸从木框架上完整取下，只能先用水浸湿纸，然后一点点地揭开。纸棺沾水之后，整个工作间都充满了呛鼻的腥臭，而烂纸浸泡在水池里时，气味就更加强烈，让人头昏欲呕。

接下来的工作，是把揭下来的上千块碎纸片归类，将属于同一张纸的碎片集中在一起，再按照原来的位置复原，最后托裱成棺。这一过程需要辨别纸张的颜色、质地、薄厚，还要仔细辨识纸上的文字以及边缘的接缝，将碎纸准确地拼合在一起。如果出现遗漏的碎片，已经裱好的还要揭开重新来过。

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工作，整个纸棺全部揭裱完毕。看着当初破破烂烂的纸，通过自己和同事的双手变成了珍贵文物，杜伟生觉得自己“像一个医生看着一个原来生命垂危的病人经过治疗康复出院一样，心里的那种感觉就甭提有多美了”。

这样的工作，30多年间，杜伟生不知重复了多少次。而在杜伟生的个人履历上，最重要的莫过于修复“敦煌遗书”和《永乐大典》。

修复“敦煌遗书”

1987年，杜伟生和同事一起接受了修复“敦煌遗书”的任务。“敦煌遗书”都是公元5～11世纪的古抄本和印本，大多残缺支离，或黏结而不能展开，或老化而一触即碎，有的卷子曾被泥土、油、水浸泡，变得脆硬、糟朽。当时的修复还沿用老的手卷装裱方法，不适合珍贵的“敦煌遗书”的修复，修复工作一度不得不停顿下来。

1990年，杜伟生被派到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学习半年，观摩了英国人修复“敦煌遗书”的情况。回国后，他对照国外经验，开始研究“敦煌遗书”的修复问题。国家图书馆藏有10000多个“敦煌遗书”卷子，如果按传统手卷装裱形式装裱，以当时工作人员的数量，需要50年。而完全按国外的方式，时间上来不及，也没有足够的经费。因此，必须找出一套既源于我国传统修复技术，又要与传统手卷装裱手法有明显区别，简单易行、既省工又省料的修复办法来。

经过反复研究探讨，确定了新的修复方案。新方案要求，只能用薄皮纸一点点地补。由于“敦煌遗书”用纸一般较厚，一个裂口往往要补两三层纸。新补的纸不能盖住字迹，因此补一个裂口时，为了不把字压住，要先在正面补一半，再在背面补一半。就这样，杜伟生和同事们创造性地开始了“敦煌遗书”的修复工作，并且一干就是18年。如今，国图已修复“敦煌遗书”约8000余件，修复工作仍在进行。

三、从经验教训到国家标准

杜伟生在专心工作

《永乐大典》的修复工作是2002年10月正式启动的，当时杜伟生已经50出头。国图仅存161册书，工作量不算大，但十来个月的工作，却给我国古籍修复留下了一笔既有经验又有教训的财富。

古书修复的根本原则，是“整旧如旧，保持原貌”。所谓“整旧如旧”，即在古籍修复以后，还保持古籍原来的特点，外观上尽可能保持原貌，保证图书的资料价值、文物价值不因修复而受损。而早期的书铺修书是为了出售，所以追求美观，换装潢、裁天地是常有的事。20世纪60年代修复《赵城金藏》，就有过这方面的教训。杜伟生说，《赵城金藏》在修复时“有的就没有严格按照‘整旧如旧’的原则将褙纸照原样复位，而是被揭掉，换用了新纸”，“很多经卷全卷托裱，纸张加厚一倍以上”，“经过托裱的经卷上下两边全被裁切整齐，经卷原来的纸张宽度受到损失”。

因此，修复《永乐大典》，杜伟生和同事们仔细研究前辈的得失，坚持“整旧如旧”。《永乐大典》原来的装帧形式属于典型的包背装，书皮用纸板制成，外面包裹丝织品。一般的古书，修复时先要把订书的纸捻拆掉，把书拆散成单页，然后在书页背面补纸修复。修复《永乐大典》时，为了保留明代的装帧特征，要求不能拆散书页。这样，修补时就只能把对折的书页从中间分开，伸手进去修补，还要保证书页的平整。尽管这增加了不少难度，但《永乐大典》的修复正是按照这种标准严格进行的。

文物界有句口号，叫得很响，普通公众也大多耳熟能详，就是“修旧如旧”。其核心，就是文物古迹的修复，要和原来“一模一样”。但这种做法不仅过时，更不科学。“可逆性”已经是文物古迹修复界多年提倡和坚守的原则。“可逆”，就是修得不好或者有了好的方法，能够重来。这就要求新修补的，要与原有的区别开来，而不是一模一样。杜伟生说，古籍修复也是如此，要求材料和方式都必须是可逆的，一旦出现问题，可以马上重新返工。

这个原则，在修复《永乐大典》时派上了用场。北京11月中旬开始供暖后，用好不容易找到的绢裱好的书皮，第二天一看都皱皱巴巴了。原来，大家忽视了温度的因素，材料缩水了。好就好在修复坚守“可逆性”原则，用的是可逆的技术和材料，可以重新返工。后来回忆起那个早晨时，杜伟生仍旧不无懊恼：“想千想万，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暖气问题。”随后，修复组10名成员自动加了两个月的班。“我们这帮人平时话就不多，那段时间就更沉默寡言了，只是闷头干，我知道大伙儿心里多少有点自责，《永乐大典》的修复对国图来说是个大事。”

杜伟生古籍修复著作书影

通过不断摸索，不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我国古籍修复技术不断提升。2001年初，杜伟生主笔制定了《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标准》。2008年4月，它被批准为国家标准，同年7月1日起实施。

2003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杜伟生的古籍修复专著《中国古籍修复与装裱技术图解》。这部专著以图解方式（1600余幅图片），直观易懂地介绍了不同装帧形式古籍的修复，以及怎样装裱和修复字画、拓片，如何制作书套、盒、囊匣，是杜伟生近40年古籍修复实践经验的总结。出版以来，这部书很快成为古籍修复领域的必备书，2013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修订版。

四、传统技艺与现代科学的交响

古籍修复是一项极为细致的工作，需要耐心；它也是一项技术要求很高的工作，讲究科学。由于对象的不可再生特性，工作起来必须慎之又慎，诚如杜伟生所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修坏了，那就是千古罪人！”

中国历史文献修复是一项古老的传统技艺，可上溯至公元5世纪的魏晋时期，完善于隋唐，昌盛于两宋并绵延至今。造纸术的出现让2世纪的东汉人告别了简牍时代，公元4世纪时，纸已经取代帛、简而成为通行的书写材料。

按照目前通行的看法，一件古籍的修复周期大约是二三百年。也就是说，修复材料同古籍原纸将共同度过二三百年的漫长岁月，其间，原纸与修复用纸在理化性质方面的差异，可能对古籍的命运产生不可预知的影响。

我国最初的书籍修复中，人们只是将破损的书册用新的纸张进行粘补或用麻绳缝合，技法粗陋而质朴。唐代以后，古籍修复受到书画装裱的影响，开始运用新的手段，那就是：为了防腐、防虫和保持纸面平整，常常在糨糊和纸张里加入矾。而这会加剧纸张酸化，对纸张的植物纤维造成破坏，大大缩短其寿命。杜伟生说：“为什么中国的古画能留存下来的那么少？除了战乱、水火的破坏之外，矾也是个很重要的原因。每次修补的时候，都用带矾的糨糊刷一遍，刷一次就破坏了一次，刷了十次，那些纸就全坏掉了。”杜伟生认为，如果一张纸大部分都刷过这种加入矾的糨糊，寿命不会超过100年。

20世纪30年代，塑料成为风行一时的新材料。当时，大英博物馆的专家曾尝试给收藏的“敦煌遗书”加上塑封。可几十年以后，这些塑料薄膜开始老化，变成了模糊不平的“毛玻璃”，不得不花大力气小心拆除。60年代，英国人又尝试用蚕丝网来加固古书，为此还特别投入了大笔资金。但没过多久，蚕丝就老化变质了。杜伟生说：“蚕丝是动物蛋白，‘敦煌遗书’的纸张来自植物纤维，植物纤维的保存期限远远超过了动物纤维，用中国人的话来说是‘蚕丝如烂草’哪！”

古籍修复场景

古籍破损有不同原因，诸如霉变、虫蛀、缺损、酸化、老化等，修复则要在“体检”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病症”制订“医治”方案。古籍用纸又有麻纸、皮纸、竹纸之分，修复则要严格“配型”，否则就会留下后遗症。

如今，古籍保护和修复已经成为一门极其综合的科学，涉及化学、物理、文献学、艺术等多个学科，最新的科学进展也都能派上用场——甚至生物学都已经“出场献艺”，杜伟生在修复一副对联时就曾用过。那是一副1910年前后的对联，使用了当时时髦的新纸，又薄又白。当时它和一幅画粘在了一起，用镊子怎么揭都揭不下来。这时，杜伟生想到了生物酶。他利用这种天然新成分来分解粘住纸张的糨糊，最终成功地揭下了对联。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古籍修复主要靠手工，自然费时费力。1998年，杜伟生和同事一起改进了原始的“纸浆补书机”，第一次将这种机器运用到古籍修复中，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一张千疮百孔的书页，浸入“纸浆补书机”的浆液里，通过设备自动运行，破损的虫眼几分钟便能填补完好。修补后的书籍再通过低温冷冻杀死虫卵，寿命即可延长。当年，这项科研成果通过文化部科技司组织的专家鉴定，获得了部级科学进步奖。

五、“良心活”需要“良工”

杜伟生嘴上常挂着一句话：“古籍修复是个良心活。”因为除了技术还要有心劲儿，“你只有从心底里珍爱它，你才能不厌倦一干就是几个月的绣花活儿”。他说：“很多细节如果你没有责任心，完全可能就毛毛糙糙地损伤了原件，所以虽然说知识、技术很重要，但最主要的还是责任心。”

这种技术与责任心兼具的工匠，就是古来所谓的“良工”，也正是我们国家现在大力提倡的“工匠精神”。

在历史上，“修书匠”曾是一个高度繁荣的行当。宋代以后，修书就成了一门手艺。明清时期北京的古籍修复业最为繁荣，裱褙胡同、琉璃厂聚集了大量从业者。清末民初，琉璃厂等处的古籍修复业一如往昔的繁华，只是后来由于战乱才一度消沉。新中国成立后，出身琉璃厂等处的“修书匠”，成了各图书馆、博物馆、古籍书店的主力军，他们也正是杜伟生师傅一辈的人物。

由于古时图书制作难度较大，所以修书人的地位也相当高。每一本书，在抄写和修复完工之后，甚至会署上相关人员的名字。杜伟生也认为，古籍修复人员除了过硬的手工技艺，还要掌握一些古汉语、版本、美学方面的知识，古代造纸和印刷技术也要有所了解，生物、化学方面的基础知识也要懂一点。综合看来，要求蛮高的。

我国古籍浩如烟海，其中需要修复的也不少。比如，国家图书馆的善本古籍和普通古籍共有200余万册（件），有1/3存在各种类型的破损，其中近1/10处于濒危状态，亟须修复。而每年古籍修复人员平均修复几百册，最多1000册，修补的速度远不能满足需要。

古籍修复需要心细如发

据杜伟生介绍，2005年之前，我国全国古籍修复人员大概不到100人。究其原因，杜伟生认为“可能因为这个行业对国计民生及大众生活没有什么影响吧，所以没有获得足够重视，加之古籍修复被称作‘坐冷板凳’，得埋头苦干，经过长期积累才能出成果，修书又可能会过敏、得颈椎病等，所以从业人员越来越少”。

杜伟生现场演示古籍修复

2007年，国家成立古籍保护中心，承担全国古籍保护的工作。随后举办了古籍保护、修复的培训班，每期30～40人次，杜伟生担任了十几期培训班的老师，培训学员近千人。此外，全国还有50多家大专学校开设了涉及古籍修复的专业。但杜伟生认为这还不够，经过培训的学员只能处理简单的工作，还不能胜任复杂尖端的工作，而且可能会影响后劲。因此，杜伟生认为应该提高学历，建议古籍修复以研究生教育为主，因为“文化水平高，学起来才快”。

2008年6月，装裱修复技艺（古籍修复技艺）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统技艺类）。

2012年12月，杜伟生和中国书店的王学军，成为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像许多其他传统技艺的传承一样，对于古籍修复技艺的传承，杜伟生也特别强调学员的热爱与执着。否则，不可能忍受长时间的枯燥寂寞。同时，古籍修复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手工活儿，技艺的传承还要在操作实践中进行。尽管已经出版了图解型的专著，杜伟生认为那也只能传达自己毕生所能的十之六七，更多细节“只能意会而不可言传”，“看”老师傅实际操作才是最有效的学习途径。

杜伟生坦言，“‘好人’不愿意干，‘赖人’干不了”，是古籍修复行业的现状。进入了这个行当，仅仅是个开始，关键是要坚持。“只要有纸质书籍存在，我们这行就有存在的必要，哪怕最后就剩一个人。我们这行路很窄，但是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