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名城吹新风

贵州高原黔北古城——遵义，北通重庆，南接贵阳。因为拥有特殊的战略地位和区位优势，抗战时期，这里成了很多高校内迁的目的地。

西迁文化 为抗战遵义吹入新风

西迁院校对遵义教育、科技事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院校西迁遵义，改变了遵义没有大学的近现代历史。当时迁到遵义的大学有私立大夏大学、浙江大学、陆军大学。这些院校集中了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既有享誉国际和国内学术界的一些名流，也有许多有进取精神的中青年教师。许多顶级的专家学者如竺可桢、苏步青、王淦昌、陈建功、贝时璋等名家教授云集遵义，把先进的教学理念，较高的学术水平和丰富的教学经验带到了遵义。他们中不少人或在遵义各地兼课，或创办学校，让遵义学子有机会接受优质的教育，对于提高遵义的办学水平无疑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除了进行正常的教学工作外，内迁遵义的院校还广泛开展各种科研。如浙大张其昀主编的《遵义新志》，谭其骧的《播州杨保考》有很大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

浙江大学还在遵义老城建立一个测候站，提供给史地系学生学习科研之用，该所实际成为遵义的气象站，还自设了若干研究系所。这些研究所在极其艰苦的战争年代坚持科学研究，获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促进了遵义科学技术在这一时期的空前发达，为遵义的科技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迁驻遵义的中等职业学校除陆军步兵学校、军政部兵工署第十技工学校、海军学校和军官外语补习班外，还另外创办了几所学校。1942年，贵州省教育厅与浙江大学农学院合办了贵州省湄潭实用职业学校，设农艺、园艺、蚕科及高级农科，并与中央茶业实验场合办了制茶科1班。这些职业学校还为遵义较为边远的地区中小学教育发展、民众素质提高做了大量工作。师生们在完成教学工作之余，把先进文化送到地方，帮助当地民众扫盲、兴办小学、宣传疾病防治的方法。

西迁遵义的院校不仅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知识，促进了遵义教育文化的发展，而且为遵义今后的教育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西迁文化促进遵义文艺的发展

抗战期间遵义的文化机构有民众教育馆、社会服务处文化服务组。娱乐场所有西南大舞台、播声电影院、庆华大戏院。文化组织有歌咏队、剧团、文艺社，其中较具影响力的歌咏队有遵义青年抗日救国会歌咏队、民众话剧社歌咏队、遵义音乐教育促进会歌咏队、浙江大学大家歌咏队。著名的剧团有浙江大学的铁犁剧团、陆军步兵学校的血痕剧团、遵义青年剧社。较具规模的文艺社有萍舸书画社、黑白文艺社、塔外画社。同时，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影响较大的音乐作品，如陈福桐和潘名挥创作的《遵义青年抗日救国会会歌》《保卫大武汉》，中共仁怀地下党支部集体创作的《打樵歌》，傅邦荣执笔、遵义音乐教育促进会编演的《壮丁》等，这些音乐作品的创作顺应了时代的脉搏，为大众所接受。

（注： 1945年7月，陆军步兵学校毕业照）

（注： 步兵学校校徽）

（注： 1944年陆军步兵学校公函）

遵义的话剧演出在抗战时期异常活跃，1944年，著名戏剧家田汉、熊佛西等进步文化界人士，先在贵阳成立了“西南文化垦殖团”，后来到遵义，与遵义的文化名人和内迁院校师生以多种形式宣传抗日救国，把话剧演出、文艺研讨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遵义青年剧社与步兵学校血痕剧团联合公演了《升官图》《原野》等多幕剧。遵义省立高中曾演出独幕剧《在旅馆中》、多幕剧《心雾》《寄生草》，师范学校演出《鸡鸣早看天》，还有卫生学校公演了《野玫瑰》和《雷雨》。1949年11月21日，遵义的话剧爱好者演出《曙前魔影》，庆祝遵义解放。西迁院校在遵义传播先进的文化，推动了遵义文艺活动的发展。

陆军大学在遵义办学近3年 影响中国近代军事史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日军对南京狂轰滥炸，当时中国的最高综合性军事学府，主要培养师以上指挥官和幕僚长的中央陆军大学受到极大的威胁。1938年7月，学校奉令搬迁到贵州遵义，校址就选定在狮子山脚下的操场坝（今红花岗区梅岭化工厂），陆大利用这座旧营房，稍加修缮，作为学员教室和校本部办公之用。陆大在遵义办学期间实施全封闭式教学。

1940年春，陆大迁重庆。原在遵义的正期班第十五期和特别班四期、参谋班第三期、将官班一期先后毕业。

1941年陆大全部迁走，校址移交步兵学校，遵义陆大即告结束。

1949年12月重庆解放前夕，时任陆大兵学研究院院长杭鸿志带领陆大特八期学员和全校员工毅然起义，将留在重庆的学校一切设备及人员完整地交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在西南军事大学高研班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改造，绝大部分教职学员均调至南京军事学院工作。

陆大毕业学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中得到党和政府重视。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创立之初，刘伯承院长兼政委重视起义、投诚、被俘的国民党军官中的陆大毕业生，挑选了一批人才来院担任教员，其中有杭鸿志、朱大纯、沈澄年等，有的还成了骨干，如白天（即魏巍）任合同战术教授会主任，王晏清任情报教授会副主任，赵秀昆任合同战术教授教学组长。

为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刘伯承提出尊师重教的口号，教育学员虚心学习。他指出：“旧军官是他们的过去，现在他们改变了立场，为我军服务就是我们的老师。他们教授的是军事科学，尊重知识分子，不要骄傲，要团结合作，协助他们搞好教学工作……”在刘帅的领导下，陆大出身的教员都大胆地工作，编写教材，参加各种实兵演习等。

20世纪70年代后期，原陆大毕业生郭汝瑰、韦镇福、陶文焕等编写了多卷本的《中国军事史》，为记录中华民族的军事史做出了贡献。

雪泥鸿爪 遵义留痕

李连昌，这位贵州省文史研究会会员、遵义著名文化学者、曾主编过多本遵义地方志的文史专家与我们同行，一道寻访了陆军大学和陆军步兵学校等办学旧址，拜访了遵义的专家学者以及老遵义人，并聆听发生于此的文化西迁历史故事。

从遵义市政府出发，途经厦门路至南京路、香港路时，李连昌指着车窗外说：“这一片是罗庄招待所，原来曾是陆大和步校教职工宿舍。”进入北京路100米处，他又说：“这是步兵学校遗址，现在航天管理局大门就是原步校大门旧址。”

（注： 原步兵学校旧址）

曾经的步校如今已褪去当年的朝气，近0.5平方公里的场地上，是陈旧的办公大楼、食堂、仓库、球场。

距步兵学校仅500米左右的陆军大学旧址，现在是红花岗区梅岭化工厂所在地。此处从明、清两代开始就是驻军之地，曾是二十五军第三师蒋在珍部的驻地，从1938年秋至1940年春，陆军大学在这里度过了不到两年的时间。

遵义抗战文化记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陆军大学曾在遵义出版了《歼灭战》，我8年前在成都会仙桥古玩城购得此书，老板也比较懂行，他知道这是抗战时期陆军大学出版的初版书，但他不知道该大学曾经迁至遵义，也不知道我是遵义历史文献的收藏者，所以他的要价还没有高得离谱。”李连昌说。

（注： 陆军大学曾经在遵义出版《歼灭战》）

《歼灭战》的原著作者是德国人佛兰慈，中文版由当时的陆军大学少将教官魏国珽翻译并作序。该书是陆军大学出版的丛书之一，版权页上注明为“民国三十年（1941年）初版”，32开本。书的珍贵之处在于它是陆军大学在遵义期间的出版物，扉页上有陆军大学时任教育长万耀煌的题识和钤印，题识为“兹选是书，供我国将校研究兵术之参考”。

（注： 陆大佩章）

李连昌对抗战期间步兵学校在遵义留下的文物也尤为关注，他现在已收藏了包括当时步兵学校的文件、公函、校徽等多件实物。抗战时期的步兵学校在相对安静的黔北山区赢得了7年的宝贵学习时间，学生毕业后均成为连排级基层指挥员，搏杀在抗日的最前线。

神秘的封闭式教学和实弹战斗演习

1939年继陆大迁遵义之后，步兵学校也由广西接踵而来。步兵学校全称为军事委员会军训部陆军步兵学校（简称步校）。

步校学制两年，射击班、近战班、重兵器班等学制半年或一年，主要开设军事课、政治课、教练演习。1946年步校迁返南京。

（注： 原陆大校址（今梅岭化工厂））

对于遵义的老百姓来说，西迁来的两所封闭式教学的军事院校充满了神秘感，经常有年轻人趴在校园的围墙上踮起脚尖，看里面的学生打篮球。只有在星期天，军校学生才走出校园，三五成群的到丁字口寄信，买文具和日用品。

一段关于步校的故事，让李连昌至今记忆深刻。1941年10月9日，步校校庆，“加强营实弹战斗演习”是庆祝节目之一，由遵义城北松子坎、岳家庙一线，经甘溪河、茅草铺、九节滩等地带至九节山为演习地区。从发射3颗红色信号弹开始，各轻重武器，充分发挥其“长枪相辅，曲直互补”之优势。

此真枪实弹战斗射击演习，使观者兴趣盎然、全神贯注，历4时毕。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说：“今天演习，是科学技术和艺术的高度结晶，既生动，又安全，实在是难能可贵，很好。”之后，竺可桢把自己的儿子竺津送入步校学员队第四期学习，毕业后，在步校练习团历任排、连长和助教。

竺可桢趣评：“浙大的坦克部队”战胜了“步兵部队”

93岁的老遵义人幸必达，身板硬朗、精神矍铄，回忆起往事，他话语中带着激动：“我毕业于浙江大学农学院。当年西迁到遵义的浙大，与陆军大学、步兵学校举行的足球赛、篮球赛，在遵义都是轰动一时的。”

1940年初夏，在遵义举办的青年篮球赛决赛浙江大学对步兵学校那天，球场边上早已是里三层、外三层地挤满了观众。许多同学站在长凳上奋力助威，浙大校长竺可桢也亲临观战压阵。步兵学校的学员吹奏着军乐，雄赳赳气昂昂而来。不料比赛开始后，浙大篮球队越打越勇，步兵学校队员很快就招架不住了。最终，浙大获胜，球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步校官兵一个个像吃了枪药样围着裁判评理，却丝毫不能改变比赛结果。此事后被竺可桢称之为“浙大的坦克部队”战胜了“步兵部队”。

邱玺：对遵义剧运有贡献的人

1937年筹建的播声电影院（现遵义电影院）位于遵义丁字口东百米处的桃源山下，是当时遵义唯一的影院，可容千人，是遵义进行抗日宣传的主要场地。

“我是文艺活跃分子，凡是与抗日有关的话剧、歌剧、京剧、音乐会等演出我都参加。”幸必达说。步兵学校有个血痕剧团，经常与浙大的铁犁剧团、遵义县中的青年剧社联合演出。血痕剧团的邱玺是步兵学校文艺处长，曾在杭州参与多年的话剧活动，演出过不少世界名剧和现代戏，浙大剧团还特聘他担任导演。血痕剧团演出的大型话剧，多由邱玺担任执导、舞台设计以及剧中主角，他连节假日也不休息，还常常贴钱招待穷学生，是对遵义剧运有贡献的人。

邱玺参与演出的剧目有《雷雨》《日出》《原野》《自由兄弟》《草木皆兵》《重庆二十四小时》等话剧及《兄妹开荒》《朱大嫂送鸡蛋》等小歌剧，短剧有《千方百计》《可怜的裴迦》，街头剧有《放下你的鞭子》，他还直接用英语演出契诃夫的独幕剧《蠢货》。

1943年3月，为赈灾募捐，邱玺执导的话剧《蜕变》在遵义播声电影院义演了3天，舞台有模有样，演出效果更佳，场场获得成功，给遵义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还有一次义演，为前线战士募集慰劳款，遵义老百姓纷纷拿出5块钱买1张票。那时当地1个月的生活费只有3块钱，但为了抗日，他们并不在乎，踊跃买票的场面将会记载于抗日胜利的伟大史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