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聚各地英才 迎来发展巅峰

抗战时期，华夏大地文化中心西移。一时间，山城贵阳名家荟萃、蓬荜生辉。

由贵州实业家华之鸿创办于1909年，集编辑出版、印刷于一体的贵州首家民营出版机构——贵阳文通书局，为顺势应时、与时俱进，投入雄厚资本，购入世界先进印刷设备，召集田庆霖、谢六逸、臧克家等国内一流人才及名家，以先进的经营管理，一跃成为与“商务、中华、世界、开明、大东、正中”齐名的全国七大书局之一，成就了贵州近代文化史上光辉的一页。

“文通书局在保存贵州历史文化遗产，培养贵州近现代人才，创办贵州民族资本企业，发展本土文化出版业务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已故贵州著名文化学者、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何长凤，在他2002年出版的《贵阳文通书局》一书的前言中如是评价。

据《贵阳文通书局》主编、省文史馆馆员梁茂林介绍：在1952年贵阳文通书局合并为国营单位后，这段出版界的辉煌历史几乎无人再提起。他说，直到改革开放后，何长凤教授潜心研究贵阳文通书局10载，再现不平凡的历程，这才填补了中国近代出版史研究的一个空白。

文化传家：“华家的银子”创办贵阳文通书局

位于电台街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华家阁楼，曾是华之鸿藏经念佛之所。这座五层重檐八角攒尖顶，高25米的木结构阁楼，用曲栏回廊上下连通，设计精巧，设有藏经楼和禅房，至今保存完好。

（注： 位于电台街的华家阁楼）

“华家的银子、高家的谷子、唐家的顶子。”这句俗语，老贵阳再熟悉不过。“华家”，指的正是文通书局创办者。

“祖籍江西的华氏家族，清朝入黔后定居于遵义，祖上靠行医为生。到了华联辉一代，在赤水河码头开始涉足盐业。”梁茂林说。史料记载：“华联辉务实能干，精细多谋，有儒商诚信风范，十余年家资累计数万金。”

据《贵阳文通书局》记载，华联辉对儒家学说推崇备至，不仅认真学习，还广为传播。华家曾出资刊印《六事箴言》《菜根谈》以及贵州乡贤遗著等多部图书，印上“播州华氏课本”字样，赠送亲友乡邻。

崇文的华家，思维也比一般人要超前。梁茂林讲述，华联辉曾听说上海出现铅字印刷新技术，便派遣一名同乡前往学习，以备办印刷厂。不曾想前去之人半路改学钟表修理，滞留上海不归，辜负了华家的培养。

到华之鸿一辈，父辈庞大的家产和兴办教育的心愿都被继承下来了。“华之鸿不仅让家族实业更上一层楼，也完成了父亲的遗愿，用教育改变贵州文化落后的面貌，造福后世。”梁茂林说。华之鸿兴办教育，创办了贵阳一中、师范学校，修复文昌阁，并立志以出版来普及知识，推动贵州文化的发展，将此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

“钱财乃天地公物，用之当，则为福；用之不当，则为祸，祸福当善自选择。”华之鸿这样表达自己对金钱的认识。1908年，他在贵阳开始筹建贵阳文通书局，“文通”二字意在“文以载道，通达心灵”。他聘请了遵义的田庆霖担任总经理。

据何长凤考证，曾任遵义官书局职员的田庆霖乃贵州近代科技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实干家，曾被派往日本购买印刷机，学成印刷、照相、制版等技术，开办官办印刷工厂，印制“西南巨儒”郑珍著作《樗茧谱》，因价廉物美名噪一时，后成为华之鸿的主要帮手和经办人。

“文通书局在王家巷附近。”梁茂林说。门市部、办公楼、排字房、印刷房……书局还设有职工宿舍、食堂等建筑，《黔游纪略》记载，这些建筑多为西式洋房。

耗巨资建印刷厂造纸厂 首开聘用女营业员之风

接受华之鸿重托的田庆霖，携巨资远渡日本，学习拣字、排版、印刷、装订等，购回对开、四开、六开铅印机16部，8部手摇铸字炉，还有洋装订书机、德国造的大切纸刀机、英国的煤油引擎机……从日本船运至上海，再装船沿长江而上至重庆，再换人力、马驮运至贵阳。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拆民房，铲庄稼，还要看风雨阴晴，季节冷暖，搬运历经艰辛，费用开支之大，都超过了买价，花时1年余，才运至贵阳。”《贵阳文通书局》记载了当时运输印刷设备的艰巨。

“一次，一座乡村房屋挡住了去路，运输大机器被阻碍，与屋主协商拆房，将机器搬运后，再恢复重建房屋。”梁茂林说。印刷厂开工不久，田庆霖再赴日本，学习照相、洗片、制版等技术，购买相应的设备，还聘请了3名日本技师来筑安装机器、指导生产。

1911年，近代贵州最先进的首家民营企业——贵阳文通书局正式开张投产，总计花费银子20万两。正如留英的张晓梅博士在1939年编写的《贵州经济》一书中描述：“该局资力之雄伟，设备之新颖，于当时一切落后之贵阳，自不得不视为惊人之壮举。”

文通书局成立后，用纸数量一天天增加，纸张供应逐日紧张，几乎出现纸荒。华之鸿决定建一个先进的机器制造纸厂，选址在南明河团坡桥附近，取名为“永丰机器抄纸厂”，也是后来贵阳造纸厂的前身。田庆霖又一次前往日本，购得造纸机、打浆机、漂浆机、锅炉等设备，同样历经搬运的艰辛，于1918年4月运抵贵阳南门外虹桥。

1919年，耗巨资60万银圆的纸厂正式投产。“工人军乐队演奏，进口的煤气灯明亮，盛况空前，为当时贵阳前所未闻未见之事”。生产的超贡纸、超光纸、庆霖纸等各种不同厚薄型纸张，质地优良，光泽亮白，在全国造纸业中，别具一格，还远销四川、湖南、广西、云南等城镇，获得好评。

随着20世纪20年代贵州教育的发展，教科书、图书、文化用品等需求量大增，华之鸿决定成立“图书部”，扩大发行、销售。

“位于中华北路，西式砖木结构、洋灰抹面，圆柱支撑的三层楼房。店门左右嵌以大玻璃砖，围以铜柱栏杆，是当时贵阳繁华中心少有的漂亮建筑，很是吸引人。”《贵阳文通书局》描述，“数名年轻漂亮的女营业员，都熟练掌握会计珠算，开创了贵阳聘用女营业员之新风气。”

图书部除承担了供应全省各县中小学教科书的任务，销售自己出版的图书、杂志、报纸外，还经销中华、大东等大书局出版的图书。茅盾、巴金、鲁迅等名人著作，如《子夜》《虹》《彷徨》等，很受贵阳读者的欢迎，畅销一时，成为新文化、新知识、新思想的传播中心。

汇聚全国百余名英才 迎来发展巅峰

“教育丛书、地方志、贵州文人学者著作、医学书等，是文通书局出版的主要内容，书局还印制报纸、杂志、贵州纸币等。”梁茂林说。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贵阳文通书局也迎来事业发展的最高峰，以普及近代文化思想为目标，以抗战爱国为主旋律，以大众和学生为教育对象、以贵州本土文化为特色，其间出版的图书达200多种，成为走向全国的出版机构。

（注： 华之鸿照）

（注： 华问渠照）

华之鸿去世后，儿子华问渠于1934年全面接手书局事务。他抓住抗战时人才汇聚贵州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通过各种渠道、关系，求索、网罗人才。大夏大学教育家马宗荣、文学院院长谢六逸，这两位贵阳籍的外来教授，接受聘请出任贵阳文通书局编辑所正、副所长，负责图书、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

编辑所还聘请了哲学家冯友兰、天文学家竺可桢、数学家苏步青、画家陈倚石、作家臧克家以及贵州本土的蹇先艾、罗登义、乐森璕、王伯群等著名专家、学者、文学家，共112名编审委员。“他们是书局的主编、主审、撰稿人、定稿人，既保证书稿来源不断，又保证了稿件的权威性。”梁茂林认为，这是文通书局赖以发展成功、取得巨大成绩的关键所在。

《莎士比亚全集》《经验与教育》《中国新文学教程》《鸦片战争史实考》《民众营养》《贵州苗夷研究》等一大批影响较大的书籍相继出版。1943年，由顾树森校对的小学语文和算术教科书、教学法参考书，获准加入当时教育部成立的“国定本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简称“七联处”，华问渠任监事之一，全面发行教科书。得到教育部认可、同行书局认同，标志着贵阳文通书局已从贵州走向全国，成为七大书局之一。

1941年，编辑所出版方针转变为“增加民众之民族意识、国家信仰，提高民族文化，促进民众之现代常识。”编审委员和广大作者热情高涨，各种书稿源源不断，平均每月出版8种书籍，编辑、印刷、营业部门通力合作，民众读物、中小学学习辅导、大学用书、字典辞书工具书、地方文献等成为其主要出版物，书局迎来发展最兴旺的时期。至此，文通书局历经近半个世纪发展，共出版图书近500种，数十万册。

经营维艰 被地方政府接管

在《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二辑中，华问渠撰写的《贵阳文通书局的创办和经营》一文，详尽描写了新中国成立前夕文通书局经营维艰。

（注： 文通书局的排字车间）

1949年冬天，贵阳解放，文通印刷厂及各地分局虽然照常营业，但“入不敷出，深感维持不易”。1950年，由于经营资金枯竭，债务无法偿还，呈请贵州省人民政府处理，后经省人民政府批复，贵阳文通书局于1952年4月并入贵州人民印刷公司。

“文通自人民政府接管后，走向新天地，工人得到彻底解放，就个人而言，释去千斤重担，欣快莫名。”华问渠，这位民族企业家、出版界的精英，如此感叹。

新时期贵阳文通书局：收藏华家出版物 重树贵州文化自信

“2009年，五之堂书店与新成立的贵州大学出版社合作，注册成立了贵阳文通书局，负责策划出版发行社会学、人类学图书。这一名称，一是为了致敬华家创办的，在抗战时期达到鼎盛期的文通书局；二是沿袭了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何长凤所撰的《贵阳文通书局》一书，是省内最早、最全面的系统性介绍文通书局的图书。”

（注： 文通书局出版的图书）

在位于延安东路的五之堂书店内，我们见到了新时期贵阳文通书局的发起人之一——舒奇峰。

1993年，贵州人民出版社修《贵州通志·出版志》。这是舒奇峰所见到的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关于文通书局的完整史料汇编。“20世纪50年代初，文通书局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此后直到2002年《贵阳文通书局》一书出版，关于这一出版社的传奇，所知者仍甚少。”

舒奇峰因工作之便，在翻阅《出版志》时，对文通书局一章产生了莫大的兴趣。抗战时期的文通编辑所，大家、名家112个，精英荟萃，足令贵阳蓬荜生辉。华家经营文通的远见卓识，也令人拍案叫绝。他感觉，应当挖掘文通书局在抗战时期成为全国七大出版社之一的深层次原因。

华家三代，在文化传承中都颇有远见。舒奇峰所见到的最早的由华家出版的书，约在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前后，文通书局成立之前。

（注： 文通书局出版的图书）

“那是《宋臣名言录》刻本，版权页上，落款为遵义华氏。共8册，从版本学的角度看，算是精刻精印，字大如钱。所用纸张也非常好，是白棉纸。”在舒奇峰看来，地方文献或第一手的文献资料（如日记、手稿、契约文书等），最能真实地反映历史，并有助于史学家们觅出历史的源流。

舒奇峰收藏了半数以上文通书局自1909年至1949年所出版的书目。从他收藏的书目以及何长凤的《贵阳文通书局》一书中所提供的书目来看，从1909年到1930年，文通书局出版物以贵州文献为主；1930年到1937年，以国学图书为主。抗战全面爆发后，文通书局出版的方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献不再占主流，编辑们的视野打开了，西方出版物、社会学出版物渐多。

“同时，装帧形式也有了变化，清末以前线装为主，而从收藏的实物来看，1940年后，更多的是‘洋装’，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胶装。”舒奇峰认为，从收藏书目的纵向特点来看，更多的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反馈。

说起收藏的第一批文通书局出版的图书，还得说回到1998年。贵阳的杨文山老先生，1929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成为近代著名戏曲理论家、教育家吴梅先生的学生。抗战爆发，吴梅举家内迁，到达云南后不幸因病过世，而他的研究成果，正是由文通书局出版，并由杨文山所收藏。

“我从杨家后人处所收的旧书当中，就有大师吴梅的书。”这正是舒奇峰与文通书局缘分的开始。

10余年来，舒奇峰的收藏工作一直持续着。在五之堂书店，整整一面墙的透明可视书柜里，摆放着舒奇峰所收藏的贵州各地地方志等文献书籍。其中，2009年贵阳文通书局与贵州大学出版社合作后出版的第一套书《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也赫然在列。

“这套书关注贵州少数民族的研究成果，已经出版了《苗夷社会研究丛书》10本、《彝族社会研究丛书》10本。这些书，将是了解或研究贵州少数民族绕不开的读物。”舒奇峰介绍。

由他主导的新时期贵阳文通书局，还与上海锦绣出版社合作，推出“锦绣文通”系列图书，引进国外教育理念，专注培养孩子的个性和能力。下一步，正在开展与台湾出版社的合作，做“文通国学”丛书，呼应文通书局的传统。

舒奇峰正着手建一座兼有图书馆、博物馆和学术研究功能的“贵州文献博物馆”。他说，贵州文化传播的力度还远远不够。华家的文通书局，在历史上曾辉煌地存在过，应该有更多的人，尤其是贵州人知道这段历史，并为之感到骄傲。建文献博物馆并将自己收藏的2000多册文献公之于众，其目的在于通过学术研究，找出贵州文化更多的闪光点，重树贵州人的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