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岁月中拥抱“东方康奈尔”

1939年初，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简称唐山交大，系今西南交通大学的前身）、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因战事被迫西迁至贵州平越，即今贵州省黔南州福泉市。

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担任了交大在平越时期的校长。

在福泉办学的6年，唐山交大得到迅速恢复和扩大，新招生1018人，就读的学生有4000余人；在校人数保持在600人以上，是此前在校人数的两倍多。与此同时，该校培养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院士、知名专家达28位之多。西南交通大学办学百余年期间所培养的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就有两位是在福泉毕业的。

抗战时期，还有10多位平越人考上了唐山交大，其中一位就是后来为贵州工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中国冶金物理化学家、有色冶金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徐采栋。

这一时期，平越文庙、县立小学，福泉山上的张仙祠、高真观以及城内乡贤、官员百余户人家的房屋成为唐山交大的教室、宿舍和办公室。其中，清代武状元曹维城故居（抗战时期为刘氏祠堂）当时就是交大铁道管理学院的教室。如今，当我们步入这所古意深重的四合院，透过木窗青瓦，仿佛依稀看见穿长衫的教授正夹着教材走进教室……

“交大到了福泉，不仅将办学如火如荼地继续着，也携手当地发展地方教育，开设了平越中山中学高中班，还创办上海东亚体专平越分校、平越简易师范班。福泉俨然成了一座文化之城。”70多年后的今天，福泉市文明办主任、贵州文史研究会理事易盛刚如是回忆。

“东方康奈尔”——中国第一所铁路学堂

1877年，洋务派李鸿章在河北省创办开平矿务局，并在1881年修建了唐胥铁路。随着铁路事业的发展，国家迫切需要铁路建设人才，到了1896年，北洋铁路总局创办了中国第一所铁路学堂——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

动荡的时代，学校几经更名移址。1906年迁址唐山，改名为“唐山路矿学堂”，而在抗战前夕，又更名“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

该校1916届毕业生茅以升，因优异的考试成绩获取了美国康奈尔大学免试入学攻读研究生的资格，从此，唐山交大声名鹊起，被誉为“东方康奈尔”。

（注： 唐山交大土木系的教学楼，在原福泉中学操场中心，为20世纪80年代老照片）

唐山交大是中国土木工程、矿冶工程高等教育的发祥地，长期以来只有土木、矿冶两系，一直奉行严谨的教学风格，每年招生人数不足百人，每年毕业人数平均不足50人，淘汰率极高，因此培养出了一大批中国铁路、采矿、冶金方面的专家、学者，为中国的现代化、工业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该校有1200余人成为教育、科技、“两弹一星”、铁道交通工程、冶金等行业的精英和专家，多人成为两院院士、部级领导。他们实现了读书时候的誓言——学有所成，报效国家。

（注： 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院长茅以升）

平越人民热情迎接“交大”师生

1937年卢沟桥事件发生后不久，北平、天津、唐山等地相继沦陷，唐山交大被迫南迁，先到南昌后至湖南湖乡杨家滩，接着北平铁道管理学院也迁至杨家滩，合并复课。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情势紧张，该校准备继续南行。

刘儆予，唐山交大在平越期间曾任交大附中总务主任。他在回忆文章中称，当时学校派出两路人洽谈迁校事宜，一路前往云南，一路到了贵阳。贵阳组联系人石莘农联系上了他的校友——贵州省公路局局长宋麟生，而在此工作的平越人谭叔谦同为校友，得知这一情况后，和另一位平越人——教育厅主任秘书黄俊昌积极建议，希望交大迁往平越。

年近九旬的贵州师范大学中文系退休教授谭绍凯是谭叔谦的侄子，如今仍记得这段往事。他的父亲谭克敏，原在南京做官，为躲避战乱，举家迁回到贵州平越老家。“父亲和当地士绅一起热情接待了交大来平越考察的老师，很快落实了校舍和生活起居舍。父亲还说服本地商家，合力创办百货商店，保障即将到来的师生日常所需品的供应。”谭绍凯回忆。

交大师生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团结互助，经桂林、柳州，徒步两千余里，终于在1939年2月中旬到达平越，春天正式复课。0.8平方公里的古城，住户不到两千人，一下子涌入六七百学生，加上教师和其家属有近千人。山城与大学，一时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在《西南交通大学》一书的“科技大师与平越时光”一章中，老校友们回忆道：平越山好、水好、人更好。热情好客的平越人民，腾出初中所在的孔庙，给学校作教室、办公室，让出小学所在的考棚作宿舍，老百姓挤出住房供教授、职工住宿。当地人积极协助学校修建图书馆、开辟大小两个操场。那时候，绝大多数学生来自沦陷区，背井离乡，全靠学校微薄贷金维持生活，乡亲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只要同学提出搭伙，都十分热情地接待，嘘寒问暖，亲如一家。此情此景，几十年过去，校友们每一聚首，仍然备感亲切，念念不忘。

“交大人依然把福泉作为自己的故乡，列为自主招生的生源地，还为福泉培训人才、制订城市产业规划等。”易盛刚说。

（注： 刘氏祠堂曾是唐山交大的教室）

严谨校风影响一代代“交大人”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古城内的福泉山，因传说武当派创始人张三丰在此地得道成仙而扬名。

如今的福泉山前，原来的文庙已被夷为平地，正在施工重建。步入福泉山的大门，红色的城墙将机械的轰鸣声挡在了门外，红墙黄瓦的古体建筑，若隐若现地藏在树林丛中，愈发静了。难怪交大人选择福泉山上的高真观作为图书馆，即便是在这园子里捧书而读，也别有一番趣味。

交大学子在回忆平越旧事的文章中，一边称赞着山城的景色，一边不忘“吐槽”教授严厉、学风紧张，英文听不懂、考试不及格。1996年，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校园轶事》，载有《唐院入学考试》一文，回忆学校的试卷多是硬性题，答不上就是零分，相比之下，清华的软性题能吸引一些功课不佳的学生大胆投考。“所以招来的学生大多是扎扎实实用死功的，毕业出来的校友也多是不求名利、埋头苦干的，因此才树立了严谨的‘交大风’”。

唐山交大最出名的严师当属罗忠枕教授，茅以升的力学就是他教的。

（注： 福泉山的阁楼，曾是唐山交大的图书馆）

在该校矿冶系1943级毕业生肖纪美的回忆文章中，提到了罗忠枕教授讲授应用力学时，条理清晰、推导严谨，对学生的要求十分严格。“考试时，若方法正确，计算结果要准确到计算尺允许的范围内，否则是零分！考试成绩公布时，为了引起重视，低于60分及格线，则为‘红分’。我们班上30余人，应用力学的考试成绩仅7人及格，几乎是‘满堂红’。罗教授对学生的这种严格要求，使我终身受益。”

另一位学生仍然记得，罗忠枕教授改卷子时，总是先看答案，答案错了，即使演算方法一点没错，也是零分。“一个工程师在设计的过程中，若是不能将数字弄清楚，势必会影响构造物的安全。将来你设计桥梁，假如坍塌掉了，多少人的性命！你要负责任的”。这位“生活严肃、不苟言笑”的罗教授，为交大树立起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精神，影响了一届又一届的交大学子。

“奇才”教授降服众学子

来交大授课的教授，真才实学是少不了的。他们在授业解惑、教书育人之外，很有自己的个性。有一位叫王钧豪的教授批作业非常独特，他要求学生在精确演算习题后，工工整整地誊抄才能交卷。据说，整齐的作业才能触动王教授的灵感，于是他也提起毛笔在每份冶金计算作业后，留下一段骈四俪六的评语。在那些“炉渣成分”“热量”“烟道气体积”等专业术语和一大串数字算式中间，可以生出“之乎者也”的灵感，可谓“奇才”。

（注： 交大在福泉办学时期院士，后排右起分别为邹世昌、庄育智、徐采栋、余国琼、林秉南、肖纪美、陈能宽等）

校友陈兰荪在《平越风物几梦频》一文中，忆起教微积分的黄寿恒教授，也称其算得上是个“奇人”。“我们第一年第一学期第一堂课是微积分。满以为老师给新生上第一堂课一定有开场白，不料黄先生踏上讲台的第一句话是‘turn to page eight（翻到第八页）’，便开始讲课，一直讲到下课铃响，再一只脚踩台上、一只脚站台下，讲到下一堂的教授已等在门外。不习惯英语的同学听得目瞪口呆，我只觉得透不过气来”。

交大教授的风采大抵如此。

感恩桐油灯下画图的日子

校友郭日修回忆，桐油是贵州山区特产，价格便宜，但燃烧时油烟大、气味重。在桐油灯下画图，也很费劲。“桐油灯光照很弱，只能照到很小的范围。若不小心，桐油洒在图纸上，便出现一大片油渍。或者不小心，灯芯草上结的‘灯花’掉在图纸上，便烧出一个窟窿。唐山交大的教授们对学生画图的要求从来很严格，有油渍或烧出窟窿的图是不能交给教授的。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只能叹口气，重新再画”。

环境虽苦，学生们却丝毫不放松，反而更加珍惜每一次点灯，生怕油枯灯尽，学业难成。“当年在黯淡的桐油灯下画图，比起今天照耀如同白昼的日光灯下画图，确有天壤之别。今天的大学生怎么也想象不到在桐油灯下画图的艰辛。但我们这些在桐油灯下学会画图的人的画图技能，与今天的大学毕业生相比，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应当感谢母校的老教授们当年对学生的严格要求，但愿母校对学生绘图的严格要求能够继续保持下去。”郭日修回忆。

念念不忘的共同记忆

当我们登上福泉旧城西门的城楼，左手是石头堆砌的城墙，右手边是一片菜地。适逢对面的学校放了学，成群结队的学生也走上了这古老的城楼，说说笑笑，让人联想到当年平越中学的学生也是沿着这条路到城里去，看大学生哥哥姐姐们唱歌跳舞、演话剧唱京剧、踢足球打篮球……

平越山城有些偏远，日子很清苦，铁道管理学院的学生“抱怨”见不到铁路，学土木工程的学生点着桐油灯画图看坏了眼睛，但青葱岁月里的学子们，总能积极去发现生活中美好的一面。如校友陈兰荪所写：“平越同学念念不忘的共同记忆，其实就是在山间随便走走，也各有各的发现。”

（注： 1987年在福泉师范修建重教亭，由曾担任贵州省副省长的徐采栋题写“重教亭”）

校友刘熙平提到，当时大多数同学都是靠校方的贷金维持学业，生活相当清贫、艰苦，好在思想上没什么负担，精神还是愉快的。“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当时学校里的伙食，总是先上菜、后来饭，伙食标准低、质量差。同学们上完课，早已饥肠辘辘，所以菜一来就不免如秋风扫落叶一般被一扫光，等饭上桌时，菜已经所剩无几了。记得当时有几句顺口溜：“菜来饭未到，饭来菜已空。可怜饭与菜，何时得相逢。”

平越的交通工具是滑竿，没有铁路。某班一位四川的学生修铁路这门课程，在校读了3年从未见过铁路是什么样子。所以他在三年级修满的一个暑假里，自己花钱出去看黔桂铁路。

“交大”学生自演剧目受欢迎

交大在平越时期没有训导主任，也没有舍监，教授们只管上课、监考，其他的事全靠学生们自己做。宿舍的分配管理、伙食团的组织以及校内各种团体活动，如合唱团、口琴队、国剧社、话剧社、美术学会、犀源社等，每年校庆的节目安排，都遵循着传统的自治精神。

校友张修平所在的话剧团，正是其中力量最强、最受群众欢迎的一个组织。话剧团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从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等小型剧目开始，发展到能上演《日出》《雷雨》等大型话剧。话剧团还利用节日时间，组织各种形式的义演。

“抗日战争生死存亡关头，大学生爱国是本分。我们学生会还在春节期间到山上苗族地区进行抗日宣传。”张修平回忆。1942年2月，话剧团和歌咏队、宣传队一起，步行到70里外偏僻的苗族村寨野鸡坡进行抗日宣传演出。苗族人民杀猪宰牛，热情款待交大学子。抗日进步歌曲与苗族悠扬悦耳的笙管声融在一起，交大学子在宣传抗日的同时，也和当地苗族同胞增进了友谊和感情。

平越春天的美景让他们留恋

“平越城里人烟稀疏，城圈里旷地很多。城里及近廊，遍植桃李之属。别的季候还不觉得如何，一到春天，万花怒放。举目望出去，红的、白的、粉红的，一簇簇，一丛丛，无边无际，成了一个大规模的花园”。校友陈兰荪所描述的这番情景，便是课堂之外最令交大学生们感到赏心悦目的风景了。

《乱世桃源——平越》一文的作者，也不吝辞藻称赞平越的春天：“春天花多是最美的季节，无论是山边水涯或红楼蓬户，均植有桃李杏花，加上三月里遍野的红杜鹃，春意更浓。贵州的春天和江南相似，夜雨缠绵，翌晨却朝阳迎人，上学时踏着雨后絮泥，料峭晨风如剪，触目可见的均是这些报春消息的使者。考罢月考，适逢春假，葛镜桥、三江口、东山寺这些名胜，都使学生们畅游终日，野火自炊，然后新月升天、归鸦噪树时，高歌返来。”

念及此景，陈兰荪心存一丝遗憾：“可惜那时摄影不普及，无法让未去过的人享受卧游。就是我辈‘老平越’，记忆中的形象，也随时日而磨减了。”

“如今福泉的山色，要是能不负了这些文字，也算是对平越交大时期的一种追思了。”易盛刚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