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则文化 去留精神

“浙大之使命，抗战中在贵州更有特殊之使命。昔阳明先生贬窜龙场，遂成‘知难行易’之学说，在黔不达两年，而闻风兴起，贵州文化为之振兴。阳明先生一人之力尚能如此，吾辈虽不及阳明，但以1000师生竭尽知能，当可裨于黔省。”这是1940年8月1日，竺可桢校长在浙大建校纪念会上的讲话。

无论是浙江大学西迁历史文化研究会顾问洪星，还是浙江大学校史研究会的杨达寿，他们都认为：竺可桢就像龙场悟道之后的王阳明，为贵州文化尽了“一校之力”。

“西迁历史已经远去，而浙大留下的求是精神、人文和科学技术的文化遗产，至今还在湄潭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贵州文化增添了光辉灿烂的一页。”他们如是解读这段西迁文化。

作为“贵州茶业第一县”的湄潭，目前茶园面积已达40.63万亩，茶业综合收入达41.2亿元。“湄潭翠芽”“遵义红”“兰馨雀舌”等品牌茶叶享誉全国。“这里茶产业的发展，和浙大西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贵州茶文化博物馆馆长康厚达说。

借浙大科研成果 湄潭推开茶产业发展大门

开馆才两年的贵州茶文化博物馆，位于湄潭的“中国茶城”内，茶叶商铺、露天交易市场内，集中售卖着当地的各种茶叶，生意一片红火。

茶文化博物馆内不仅展示着贵州悠久茶文化的历史资料，还展示各种茶机具、茶及茶叶昆虫标本，更有一代茶学泰斗张天福、刘淦芝、李联标等人在湄潭工作、生活时留下的图片、手稿、书籍及科研成果资料。

1939年，国民政府40余位国内知名的茶叶、昆虫、农业、森林、特作专家来到湄潭，筹建第一个国家级的茶叶科研、生产机构——中央实验茶场。这儿生产的大量茶叶，将通过史迪威公路出口，换回更多的枪支弹药用于抗战。

“贵州茶，可看作中华民族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功臣之一。”博物馆解说员如是说。

就在中央实验茶场筹建的当年，浙江大学迁至湄潭，竺可桢、苏步青、王淦昌、贝时璋、谈家祯等一大批学界精英到来，与中央实验茶场共同组建贵州省立实用职业学校，为我省培养了上百名茶叶和蚕桑实用技术人才，之后从湄潭发端的“茶叶密植免耕技术”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新发明奖。目前，“茶叶密植免耕技术”仍在世界普遍运用。

贵州第一款红茶“湄红”、第一款炒青绿茶“湄绿”和第一款名优绿茶“湄潭龙井”等8种名茶，就是在这一时期诞生的。

浙大农学院师生在湄潭期间，通过广泛调研，先后发表了关于湄潭茶树、土壤、茶树病害、采摘期研讨等多篇调查报告，由竺可桢任主编出版的茶叶种植《病虫知识》一书，也在这一时期出版。

1940年，浙大聘请实验茶场场长刘淦芝为农学院客座教授。刘淦芝与时任浙大农化系主任杨守珍教授首次开展了贵州茶叶生化分析，并分析出“湄红”中全溶物含量为34%，“湄绿”则高达43.62%。两种茶叶中如此高含量的内含物，甚至超过了当今国际和欧盟制定的相关标准。

“20世纪40年代，湄潭成为中国现代茶叶科研和种植推广的中心，奠定了贵州在中国现代茶业的历史性、基础性地位。”洪星认为，由于浙大的参与和帮助，加快了湄潭乃至贵州茶叶的发展和技术进步，即使在最艰难的抗战时期，湄潭的著名茶叶品种已达8个，推开了中国现当代茶业发展的第一扇大门。

新中国成立后，秉承其传统的贵州省湄潭茶场、茶叶研究所，在茶树资源与育种、栽培、推广、病虫害防治、加工工艺、机械、产品和茶叶人文历史等研究课题中，取得了众多科学研究成果，领先于全国同类机构。

浙大教授留墨宝 湄潭茶叶传芳名

往日的中央实验茶场，已是现在湄潭永兴镇的“万亩茶海”。当我们驱车从镇中心出发，约3公里的路程后，便来到“万亩茶海”。

“茶海”中的“观海楼”，是“观茶”的绝好点。在这里我们仿佛置身于浩渺的绿海中，绿浪翻滚，满眼都是重重叠叠的绿。

（注： 贵州茶文化博物馆展览的这幅国画，展示了“湄江吟社”的教授们吟诗作对的场景）

“这里被称为‘中国茶海’，是目前国内最大的连片茶园，总面积达6万亩。作为贵州十大魅力旅游景区，这里成为当地老百姓重要的经济收入来源地。”永兴镇党委副书记李建波介绍。

“门外沧浪水，清流仍濯足，可怜冷翠微，又隔寒潭曲。”这是苏步青教授描写湄潭茶场“小八景”的诗作。除了在研发种植茶技术上做出贡献，浙大的才子还在湄潭留下了不少诗作和画作。这些作品目前被展示在茶文化博物馆一隅。

康厚达馆长介绍，1943年春，在苏步青和钱宝琮的倡导下，“湄江吟社”成立了。之后，诗社倡导者与加入其中的祝谦先、张鸿漠、王季梁、胡哲敷、江问渔、郑晓沧、刘淦芝共9人，被称为“九君子”。他们利用闲暇时间赏茶、品茶、谈茶并吟诗作赋，留下了不少关于茶文化的佳作。

刘淦芝在新茶实验成功之时，总会以茶会友，邀请诗友们品茶赋诗。1943年6月的一次“试新茶”茶会上，苏步青如此赋诗赞叹湄潭茶叶：“翠色清香味可亲，谁家栽傍碧江滨。摘来和露芽方嫩，焙后因风室尽春。当酒一瓯家万里，偷闲半日麈无尘。荷亭逭署堪留客，何必寻僧学雅人。”

浙大著名教授留下的墨宝，留存至今，成为对湄潭茶叶最好的品鉴之辞。

正如著名茶文化学者王旭烽所说：“浙大在湄江之滨留下一壶‘求是’佳茗，为当今贵州茶文化再次腾飞创造了独一无二的跳板。”

播下科学种子 永留文化果实

浙大在黔办学期间，湄潭和永兴同为其院校所驻重要之地，在抗战时期远离兵燹、犹如世外桃源般的永兴古镇至今保留着张氏阁楼（浙大教授楼）、欧阳曙公寓（浙大文娱活动场所）和李氏古宅（浙大学生住处）等多处遗迹。

我们在雨中探访了这个已有400多年历史的黔北商业重镇。

（注： 永兴镇张氏阁楼，被当地民众称为浙大教授楼）

（注： 永兴镇李氏古宅，曾是浙大学生的宿舍）

（注： 永兴镇欧阳曙公寓曾是浙大师生的文娱活动场所，修缮工作接近尾声）

（注： 现在的永兴古镇，一片繁荣）

张家巷的张氏阁楼，仍显古朴、厚重之色彩，这处原为富商张春浦的住宅，在抗战期间，浙大教授们在这里上演锅碗瓢勺交响曲。

李氏古宅小巧精致，天井不大，各个房间挨得近，当年倒是方便了新生相互串门，聊聊哪个老师课上得好，哪个老师最是严格。

欧阳曙公寓正在修缮当中，这个大宅子，进门处就是戏台，又有近百平方米的天井，那时学生们或坐或站，饶有兴致地欣赏台上的演出。

永兴古镇至今流传着竺可桢校长的故事——他曾是湄潭百姓的“天气预报”。每天早上，大家都会观察他有没有带雨具出门，如果他携带雨具，那么当天必下雨无疑。

一天早上，晴空万里，竺可桢却随身带着一把伞。当地一个大户人家的主人不相信当天有雨，便与竺可桢打赌：如果下雨，这家人杀猪请浙大师生吃饭，反之，则竺可桢做东。当天下午4点钟左右，一场大雨突如其来。大户人家的主人心服口服，便兑现了自己的诺言。

“小时候总听父亲讲起这个故事，他说这户人家其实是故意输给竺可桢校长，想以此机会改善师生们的伙食。可见当地人对浙大教授们的能力和水平是深信不疑的。”浙大西迁文化历史陈列馆馆长罗睿说。

在竺可桢的倡导下，1942年6月6日浙大“工程节”这天，浙大实验工场对外开放。发电机组的师生利用土法发电：用两只装满水的大木桶放在高处作为水源，用水冲击一台小型水力发电机，许多灯泡发出耀眼的光亮，让当地民众大开眼界。之后，竺可桢决定每年的6月6日，浙大所有的实验室和工场向当地人免费开放。他告诉各个系，不要吝啬，要让更多的百姓了解科学，这样百姓才能更好地支持浙大办学。

浙大化工系也利用当地的柏子油为原料办起了肥皂厂，生产的白色肥皂，去污力强、物美价廉，很受百姓欢迎。

浙大地质系刘之远老师在湄潭期间发现了遵义团溪乡的“锰矿”，并在所发表的论文中记述了4个矿区和蕴藏量。以刘之远的研究成果为据，1985年，遵义铁合金厂投产，成为我国首家专业生产铁合金的企业，结束了我国过去铁合金长期依赖进口的历史。

浙大在桐梓负责设计建造的贵州省第一座水电站，新中国成立后，成了贵州省电力工业发展的排头兵。“浙大播下的科技种子，在贵州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洪星评价。

研发推广农业技术 “登义果”“茅贡米”享盛誉

湄潭的农技人员一直都有这样的共识——湄潭的农业发展之所以领先全省，得益于浙大在湄潭办学期间对农业技术的研发和推广。

“曾被英国李约瑟博士称为‘登义果’的刺梨，正是浙大农化系主任罗登义对野生刺梨的研究成果。”洪星介绍。抗战期间，在浙大任教的罗登义多次在田间采样、实验后，最终确认刺梨中的维生素C、维生素P的含量十分丰富，极易被人体吸收，所以每人每天只要吃半个刺梨就可满足人体的需求。而如今，贵州已开发了刺梨干、刺梨酒、刺梨饮品等系列食品，这些食品成为极具贵州特色的畅销土特产。

“浙大在黔办学期间，也是贵州青年进入浙大学习的高峰期，浙大迁走以后，该校也有不少外地学生留在贵州，之后为贵州培养了一大批农业专门人才。”杨达寿说

罗登义的学生秦京教授，至今不忘恩师的治学风范。他说，罗登义教授从浙大农学院调至贵州大学农学系，此后一生都耕耘在贵州农业教育战线上。在他的带领下，贵州农学研究秉持严谨治学、理论联系实际的浙大精神，完成了省内外农副产品、生物资源等15万余个项目的分析、测试，建立和改进分析测试方法100余种，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农业人才。

驰名的贵州“茅贡米”，其原产地就在永兴镇，曾被浙大校长竺可桢誉为“黔中之宝”，现种植面积已达3万亩，在收获的季节里，空气中弥漫着稻香。

翻阅历史记载，当时浙大农业推广部先后进行了马铃薯、西红柿的种植推广，开展黔北病虫害的防治，培育蔬菜种子、西瓜试种、胡桃育种等。师生们在过去很少种植小麦的黔北地区进行小麦良种的选育和推广、扩大种植面积，并建立许多面粉加工厂。同时，水稻、桑蚕、茶叶、油桐、白木耳、食用菇人工栽培等种植技术，都在当地得到长足的发展。

浙大附中始自湄潭 “求是”精神影响至今

“1940年秋，浙江大学在湄潭办起了附属中学，竺可桢亲自担任中学校长。1943年，高中第一期33个毕业生，除一位生病的学生外，全部考入国内一流的大学，轰动一时。”在浙江大学西迁历史陈列馆，解说员罗娅指着浙大附中成立之初的老照片说。

据当年在该校读书的胡秀清和李成杰回忆，浙大附中当时在湄潭的校舍简陋，设备不齐全，物资奇缺，以油代电。没有教室就改破庙利用，没有寝室则在旧仓库上加层充当。

竺校长拨专款购买40亩土地，建成贵州省第一条400米跑道的标准体育场，并举行了第一次全校运动会，在湄潭乃至贵州都引起了轰动。在浙大师生的影响下，当地出现了家长鼓励子女求学上进、青年学生以浙大学生为榜样、女孩子积极求学的好学之风。

据杨达寿介绍，浙大到了湄潭后，把贵州和广西两省的中等教育作为隶属的“辅导区”，主办“教师进修班”“暑期讲习所”；开办函授学校，辅导贵州的工业、农业职业教育和英语教学；学生们还利用课余时间，走入一些家庭做家教，大大提高了民众的文化素质。更重要的是，浙大传递给湄潭乃至贵州民众的“求是”精神，一直影响至今。

湄江水波清几许 小城开启文明风

“想当年浙大千人入湄，湄潭城镇人口也才1万多。那时的县城里，3步1个学生，5步1个教授，从大街到田间，从庙宇到茶馆，处处都能看到教授和学生们的身影，对当地民众影响至深。”浙江大学西迁历史陈列馆罗睿馆长说。

湄江边上，微风习习，像大多数湄潭人一样，罗睿喜欢沿着湄江河散步。“浙大开了一门游泳课，当时可是震动很大。”她说，竺可桢请来国际篮球裁判、从美国归来的舒鸿担任体育系主任。舒鸿住在清澈见底的湄江河边上，便产生了开游泳课的想法。

“学生一开始谁也不愿意下水，毕竟那个年代男女有别。舒鸿把签到本放到一张桌子上，再将桌子搬到河中央，要想拿到这门课的学分，就必须游到河中央去签到。就这样，学生们个个学会了游泳。”罗睿说。

年逾八旬的贵州“茶叶泰斗”牟应书，浙大迁来湄潭时只有15岁，至今仍记得当时民众看到学生们下河游泳时万分惊讶的神情，当地甚至有人向县政府告状“此举有伤风化”。但随着舒鸿教授带着男女学生在河中畅游，时日一长，许多湄潭人也都爱上了游泳。

浙大附属中学当年是一个鲜花盛开的校园，胡秀清回忆，当时条件艰苦，师生们在废墟、瓦砾上掀地培土，栽花、植树，种海棠、月季、夜来香、仙人掌、含羞草、菊花、桂花。每逢春夏季节，奇花异草，芳香扑鼻，伴随着书声琅琅，响彻于古老的湄城。